編者按：本文將路遙與柳青的師承關系放置于現代中國的歷史語境之中進行討論，而在這個時間節點上對柳青與路遙展開討論，一個更為內在而迫切的原因是，當代中國的文學伴隨著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走到了一個特別重要的關節點上，在城鎮化將以更迅猛的力度和速度推廣的過程中，當代中國的農村將向什么方向走，農民又將如何面對新一輪的城鎮化所帶來的無法預知的未來，以及中國的農業將如何發展的問題，就直接關系到中國的經濟結構、人口結構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大問題，面對這樣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當下，我們確乎有必要追問文學將向何處去，文學將如何書寫中國的農村、農民和農業？

郭春林

一

　　路遙(1949.12.2-1992.11.17)在很多文字中，也在不少場合都特別強調，柳青(1916.7.2-1978.6.13)是他的導師。既然如此，就應有衣缽承襲的關系。據已有的資料，導師云云，基本上是路遙自許。這倒不是說路遙對柳青心存崇敬，主動站到柳青的門墻之下，需要經過考試，并且得到柳青自己的認可。文藝領域自有其師承方式，它可以手把手地教，學習者能夠親炙教誨，耳提面命;但也可以是學習者確定一位認識或不認識、活著的，甚至是已逝的人，通過自己對其作品深入細致地品讀、賞鑒，把握其方法和方向，并有意識地將心得貫穿到自己的寫作或其他藝術實踐中去。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后者特別需要一種高度的認同，而且，這一認同并不僅僅局限于技術層面，還應該涵蓋精神層面。當然，也不排除兩者的結合。至于考試，更是可有可無。只是對那些自許的弟子來說，在說著導師的時候，難免要反躬自問，自己是不是夠格，能不能當得起傳人的身份。但即使如此，是不是繼承人的問題最終卻不是由他自己說了算，而只能由歷史裁定;不像財產的繼承，由遺囑人指定或法律認可繼承人的身份。那么，在柳青辭世三十九年，路遙也已經離開我們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們是不是到了該給他們的師承關系做一個結論的時候了呢?換言之，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說路遙是柳青的傳人呢?

　　為什么現在應該討論路遙和柳青的師承關系呢?一方面是兩人辭世多年，卻始終未見深入的討論，雖然近年來也有一些兼及兩人關系的論文，但基本上仍在特定的論題和論域中，而鮮有專門的研究;另一方面，則是自2014年底以來，因《平凡的世界》電視劇改編版第二版的播出以及近年來幾本路遙研究專著的出版等引發了新一輪的路遙熱。[1]但這也只是一般意義上的理由，一個更為內在而迫切的原因是，當代中國的文學伴隨著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走到了一個特別重要的關節點上，在城鎮化將以更迅猛的力度和速度推廣的過程中，當代中國的農村將向什么方向走，農民又將如何面對新一輪的城鎮化所帶來的無法預知的未來，以及中國的農業將如何發展的問題，就直接關系到中國的經濟結構、人口結構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大問題，面對這樣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當下，我們確乎有必要追問文學將向何處去，文學將如何書寫中國的農村、農民和農業?在我看來，在思考這個大問題的時候，路遙和柳青之間的關系，或許就是一個頗為有效而理想的切入口。

農村發展的方向在哪里?

　　認真地想一想，我們會發現，一方面，路遙與柳青身上存在著太多相同或相似的東西，可另一方面，你會驚訝于他們身上竟然也有那么多不同甚至相悖的地方，而且，特別值得深入剖析的是，那些看似相似的東西卻包含了內在的緊張，甚至沖突。我們需要追問，那些相同或相似的東西在兩代人之間是如何形成的，那些不同甚至相悖的地方又是從哪里并且怎么生長出來的?柳青已逝，在路遙完成了他奉獻給導師的習作《平凡的世界》的時候[2]，或在他將柳青尊奉為自己導師的時候，他是否意識到了那些不同的東西?如果他意識到了，他如何化解?如果并沒有意識，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那些相同/相似的與不同的之間又存在怎樣的關聯?在我看來，這些相同/相似的東西再現的正是歷史的賡續，而那些不同的地方恰恰就是歷史的斷裂處。更重要的是，當我們將柳青和路遙的寫作史置于各自所生活的時代中的時候，我們發現，《創業史》的寫作及其內容均與新中國的發端對應，而《平凡的世界》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1980年代的開始。如果依次向兩端延展，那么《創業史》的開始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階段，也是從更早的辛亥革命以來的整個中國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開始，而《平凡的世界》則是告別70年代，乃至一定意義上的60年代和50年代，進入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一定程度上說也就蘊含了90年代以來“告別革命”后的當代中國的走向。也就是說，對路遙與柳青師承關系的考察必須放在現代中國的歷史語境中展開。

　　讓我們從路遙與柳青的相識開始。1973年2月20-28日，陜西省新聞出版局在西安召開“陜西省小說、‘三史’(家史、村史、廠史)和連環畫業余作者創作座談會”，路遙作為作者參加。柳青受邀講話，這是“柳青‘文革’以來第一次公開場合發表講話”，也是路遙第一次見到柳青。[3]不知道路遙第一次見到柳青的時候是否已經讀過《創業史》。1973年9月初，路遙被推薦并參加考試，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學習，這是路遙正式由王衛國更名為王路遙的開始。據說，路遙在大學里讀了四遍《創業史》。[4]1977年8月，大學畢業的路遙因其出色的文學創作才能被分配到陜西省文藝創作室主辦的《延河》(1977年7月由《陜西文藝》恢復為原名)任文學編輯。病中的柳青在醫院中堅持修改、撰寫《創業史》第二部，上卷于1977年10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下卷自1978年2月在《延河》連載刊出。[5]路遙作為剛剛進雜志社的年輕編輯，一定不會放過與其導師的見面機會，我們也有理由推斷，路遙應該讀過《創業史》第二部。1977年(具體時間暫時無法考訂)，路遙曾經帶著朋友去醫院看望柳青，柳青還在路遙帶去的《創業史》上為之簽名“好好學習”。[6]

柳青

路遙

　　我們無法確切地統計路遙與柳青一共見了多少次面，包括見面的時候“師生”之間的談話內容也不甚清楚。但是從路遙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在柳青全部的寫作成就中，未完成的《創業史》是路遙最為欽佩的作品。在路遙看來，《創業史》就是中國當代文學到那時為止的最高成就：“真的，在我國當代文學中，還沒有一部書能像《創業史》那樣提供了十幾個乃至幾十個真實的、不和歷史上和現實中已有的藝術典型相雷同的典型。可以指責這部書中的這一點不足和那一點錯誤，但從總體上看，它是能夠傳世的。……周揚同志……公正地把《創業史》列到了首席地位。是的，在沒有更輝煌的巨著出現之前，眼下這部作品是應該占有那個位置的。”[7]就小說藝術而言，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與否是衡量其藝術成就非常重要的標準。但是，我們同樣清楚，人物從來不能處在真空狀態，他必然是歷史的人、社會的人，是一定現實環境中的人，更重要的是，作為形象的人物，其內涵、精神、情感、思想觀念乃至其行動等等，都與其所處的社會關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否則，那個形象就只是一個純粹的形式，一個失去了內容的抽象存在。對于這一點，路遙無疑非常清楚。否則，他完全沒有必要為了《平凡的世界》的寫作而翻閱大量的報紙，竟至于翻報紙的手指頭被磨破的地步。[8]這么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保證他的敘述時間與歷史吻合，另一方面，也是讓他筆下的人物、事件與歷史建立真實的關系。

　　但是，我們知道，對柳青而言，《創業史》的寫作被賦予了特殊意義：“根據我對生活的分析，全書要表現的主題只有一個，就是農民接受社會主義公有制，放棄個體私有制。”“農村的私有制發生了根本變化，必然引起人們精神面貌的巨大變化。革命改變了私有制，也在所有制改造的同時，改造人們的精神世界。我的小說描寫的重點在于人們的精神世界。”“根據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我深感到中國農村發生的革命，是歷史的必然。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共產黨強加給人民的，農業合作化也不是共產黨強加給農民的，黨領導教育農民，使農民認清了社會發展方向，廣大農民自愿放棄了私有制，接受了社會主義公有制。”[9]也就是說，小說中那些成功的藝術形象與1953年開始的農村合作化運動是分不開的，甚至可以說是母體與胎兒的關系，沒有合作化運動就沒有梁生寶一家，也不可能有改霞，同樣也不會有郭世富、姚士杰。路遙對此不會不知道，因為即使不從一般歷史知識的意義上說，1949年出生在陜北農村的路遙雖然經歷卻因年幼而對最初的階段缺少準確的記憶，但此后的人民公社時期正是路遙人生成長的階段。而當路遙開始寫作《平凡的世界》的時候，始于80年代初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已經基本完成，在小說中，這也是路遙用了很多篇幅，從各種不同角度細致描寫的重大事件，甚至可以說，從小說的情節設計來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三部曲敘述的轉折點，是敘事推進的根本動力。那么，在路遙設計這一敘事動力的時候，他想到了《創業史》的敘事動力了嗎?他意識到了這兩者之間恰好構成了一對反方向的兩極了嗎?換言之，《創業史》和《平凡的世界》的敘事動力是對立的。問題是這一對立對將柳青認作導師的路遙，意味著什么?

農業合作化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小崗風云》)

二

　　然而，我們并不能因此就輕松地給路遙貼上“去政治化”的標簽。實際上，他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他就試著以柳青的方式來思考過，他說：“柳青如果活著，他要表現八十年代初這個農村開始的‘生產責任制’，他完全蹲在皇甫村一個地方就遠遠不夠了，因為其他地方的生產責任制就可能和皇甫村所進行的不盡相同，甚至差異很大。”[10]一方面，生產責任制本身就是政治，路遙清楚地知道這一點，但路遙是否深刻地理解了這一政治的內涵，更進一步，路遙對其未來的可能性是否有預判?或者像同時代的作家，比如王潤滋已經敏銳地看到了剝削和貧富差距?另一方面，路遙堅持了來自其導師的文學觀，文學必須面對生活和歷史。對路遙而言，這個生活和歷史既是在中國大地上展開的畫卷，同時也是他自己的經驗，包括來自主流媒體的間接經驗，這也是他翻閱那么多報紙，希望將作品所講述的故事和作品中的人物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再現的根本原因。我們當然不能要求那時候的路遙對媒體有自覺的批判意識，更重要的是他曾經的饑餓、貧窮乃至各種苦難的經驗，以及生產責任制落實之初農村所呈現出來的繁榮景象在兩個不同的方向同時作用于他，即使路遙已經在繁榮中看到了那些不良傾向，甚至很壞的東西，但他更愿意將其歸結為歷史的代價，并且根據他自己的理解提出解決的方法(不是方案，在我看來，這也是路遙及其《平凡的世界》與柳青《創業史》非常大的差別)，更具體地說，路遙依據自身的經驗和教訓，幾乎沒有深入地思考他與柳青在更深層的政治意義上所存在的差異，幾乎無保留地接受了80年代初的主流意識形態。[11]

　　這樣說，并不是要苛責路遙，路遙的不深刻既有個人的原因，也是時代的作用;但這同樣也不是為路遙辯護，而是要借助于分析，去辨析、厘清80年代以及80年代敘事的來龍去脈。

《創業史》與《平凡的世界》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遙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處理成了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實的過程，但在這其中卻又隱含了來自底層的一定的自發性。第一卷結尾的時候，也就是孫少安有了兒子后，他“更加痛切地感到，這光景日月過得太恓惶了”，“農民的日子，難道就要永遠這樣窮下去?”“孫少安知道，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個鍋里攪稠稀造成的。說句反動話，如果讓他單干種莊稼，他孫少安就不相信一家人連飯也吃飽!”于是，孫少安想起了趕集的時候聽到的一位安徽來的鐵匠說的事。安徽小崗村在農村改革的敘述中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一個神話，自然，在路遙看來，這個消息由安徽人提供最合適。于是，孫少安籌劃“和隊里的社員們商量一下”[12]。其結果無需贅述，自然是社員們都舉雙手贊成，除了被路遙塑造成“職業革命家”的孫玉亭和因自身利益考慮而仍然固守集體化道路的田福堂外。路遙還為此杜撰了一個“合同”。值得分析的是小說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的錯位。從情節看，第一卷結束標志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同時也蘊含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而表征新時代到來的消息則由生產責任制顯露，而且，這是一個半自發的過程，是自我覺醒的結果，因為小說直到第二部開頭才開始寫高層對生產責任制的爭論，以及政府推動下的實施過程。這樣的敘述順序如果是有意為之，我想，路遙有兩個方面的考慮，其一是顧及到敘事脈絡上的連貫性和局部的整體效果;其二則是對農民的自發性的表達，當然，它也是小崗村神話的敘述邏輯。在這一邏輯中，政策的制定者被視為被動者，而貧困、饑餓的農民則是行動者，但方向卻是從集體中退出。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平凡的世界》顛覆了《創業史》的順序和邏輯。但有意味的是，《創業史》顛覆的是1949年以前對中國農民形象書寫的模式，突出的是梁生寶這一政治上覺醒了農民如何帶領大家，克服了小生產者的狹隘性、自私性，走上集體化的道路;而《平凡的世界》則讓孫少安頂著壓力，回歸了小生產者以家庭為單位的、擺脫貧困、發家致富的道路。我們理應清楚地記得，這是柳青在《創業史》的開端就以梁三老漢的形象著力表現的內容，也是整個《創業史》通過梁三老漢如何被改造而加以批判的對象。如此鮮明的對立，路遙如何應對?在路遙的文字中，我們沒有看到他的思考。難道在路遙這里，這個問題是一個偽問題?也許，當我們換一個角度/立場來看的時候，這個問題可能真的不那么重要。雖然是兩個道路，可是，當我們回到道路的起點，我們發現，它們卻有著共同的目標，起碼是現實中最切實的目標，就是不再忍饑挨餓，不再缺衣少食。雖然說條條大路通羅馬，可是南轅北轍也能到達同一個目的地嗎?上述問題真的是一個偽命題嗎?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且讓我們還是回到文本中來。也正是在第二部開始的部分，路遙將柳青轉化成了小說中的作家黑白。不能說黑白就是柳青，但無疑黑白與柳青有很多重疊的地方，甚至連年齡都一樣。[13]路遙沒有將《平凡的世界》寫成與《創業史》的對話。然而，也正是在這些沒有構成對話性關系的地方，既形成了與柳青之間觸目驚心的對立關系，也顯豁地體現了兩者在對待農民自發性等方面的態度、方式乃至立場的不同，更直接地說，在事關主體性的地方，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兩種不同的方向，但這兩個方向之間又始終存在著一定的關聯。

　　孫少安們之所以選擇包產到戶，是因為貧窮;梁生寶們堅持走集體化的道路，也是因為貧窮。包產到戶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富起來的人卻并不是靠農業，不是仰仗土地，也與農業技術無甚關系，孫少安就是依靠磚瓦窯生產磚瓦，聯系80年代中期開始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及90年代后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房地產業的狀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而“既自私，又缺乏同情心”的田海民也是靠發展養魚這一家庭副業富裕起來;同時，最初的制度設計是先富帶動貧窮，最后共同富裕。但田海民夫婦竟然拒絕自己的親生父母和四爸入伙。有意思的是，路遙對這一舉動的解釋。他將其完全歸結為田海民妻子的天性：“生性就是如此。在她看來，誰有本事，吃香的喝辣的和外人屁不相干!誰沒本事，誰受窮受恓惶，也和他們屁不相干!連她的公公也不例外!”;路遙稱這一觀念是“農村新萌發的‘現代意識’”，并聲稱“這思想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甚至可以說，80年代以來農村富裕的基本路徑是通過鄉鎮企業及個體企業和農副業的發達實現的，是以一定程度上放棄農業實現的;而農村工業化的基礎其實來自于80年代之前的城市工業化和人民公社的工業化。但孫少安們認為造成貧困的根本原因是大鍋飯，也就是集體化，就是干多干少一個樣，所以，要擺脫貧困，必須單干。很明顯，這與他自己的致富方式根本就是矛盾的。而梁生寶們則認為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地主富農的剝削，父輩們靠勤勞營務莊稼既不可能根本改變貧窮的面貌，更不可能讓所有貧窮的人都過上好日子，所以，在革命成功以后，還必須徹底消滅剝削，必須走集體化的道路，必須發動群眾，發動貧下中農，克服小生產者的狹隘性，將集體利益作為最高追求。

人民公社與工業化

　　正是這樣一些觀念上的差異形成了《平凡的世界》和《創業史》之間更內在的不同。在柳青的構思中，《創業史》原本打算寫成四部。但不幸的是柳青過早地被病魔奪去了生命?！秳摌I史》四部的大致安排是，第一部寫互助組和農業合作化的開始;“第二部里寫農業合作化的鞏固和發展，第三部寫合作化運動高潮，第四部寫全民整風和大躍進，以至農村人民公社建立。”[14]就完成的第一、二部來看，時間跨度大約是從1951至1955年左右。柳青用60萬字的篇幅講述蛤蟆灘的歷史上，也是整個中國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就作品的體量而言，顯然，《創業史》要大于《平凡的世界》。柳青對作品規模的考慮與路遙有根本的不同。當路遙決定一定要在40歲前完成一部大規模的作品的時候，他想到了柳青，但他想到的是柳青的遺憾，壯志未酬，赍志以歿，他自己可千萬不能重蹈覆轍。但他恐怕并不理解柳青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筆墨，四易其稿，在十數年的時間里，不斷地修改，追求著一種被閻綱稱為“準確性”[15]的品質，而他的修改既是基于對他筆下那些“熟人”的尊重，更是建立在他熱情而深入地投身合作化運動的實踐基礎之上。作品的規模取決于合作化運動展開的方式和進程，即使柳青也有與路遙同樣的文學理想，但柳青考慮得更多的則是如何真實地再現發生在中國農村的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然而，正因為是前所未有，其中的艱難難以想象。就其涉及到的層面就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乃至日常生活的所有領域，但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對人的改造，對農民而言，就是要在消滅人剝削人的基礎上，克服小生產者的自私自利，包括其自發性，而最高目標就是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所渴望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一理想社會。所以，我們在《創業史》中看到的是，覺醒了的梁生寶們如何殫精竭慮地教育著蛤蟆灘的人們，如何以身作則地帶領大家走集體化道路。在這個意義上，集體化道路是克服小生產者的形式，并不是最終目的。因其艱難，更因其前所未有，所以必須細致、深入，必須以教育與斗爭相結合的方式，而主要是教育的方式，所以，當“改造”被很多西方理論的崇拜者當做權力與規訓的體現的時候，我想我們應該回到教育的意義上來重新思考這個偉大的事業，而且，在這個教育過程中，一方面，國家是教育者，社會是教育者，共產黨員干部是教育者，人民是教育者，另一方面，每個人都在進行自我教育，因此，這個教育的過程其實就是自我塑造的過程。借用葛蘭西的說法，“現代的大工廠與其說是異化的地點，不如說是社會主義的學校。”[16]教育的事業從來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我看來，這才是柳青擬想中的《創業史》規模宏大的根本原因。柳青說過，“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17]所以，柳青的寫作過程與他全身心地投入合作化運動的實踐根本就是同步的，就是同一性質的工作，或者也可以說，寫作其實是他參與合作化運動的實踐的一個部分。也正因此，我們才能在《創業史》中看到梁生寶、高增福、梁三老漢、素芳等等這樣一群普通人艱難而曲折的進步和成長。但是，它不是發端于資本主義世界啟蒙運動的資產階級的成長小說，而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教育小說。

三

　　而在《平凡的世界》中，我們看到的是孫少安們的自發性的回歸，因為它并不是歷史上的第一次爆發，在1949年以前，絕大多數農民都是在這一自發性中像梁三老漢那樣懷揣著創業的夢想掙扎在貧困線上。新中國建立以后，從土改完成到互助合作，直至人民公社時期，自發性始終存在著。或許1957年的那一次更嚴重，換言之，在合作化運動的整個過程中，在大躍進即將開始，人民公社即將全面鋪開的1957年，這一自發性的爆發更顯得刺眼。柳青為此特意暫停了《創業史》的寫作，而專門創作了一部中篇小說《狠透鐵(一九五七年紀事)》。[18]小說中有這樣一段敘述：“他(引按：指狠透鐵)的全部活動的精神目標都是提高群眾的覺悟，努力克服群眾落后的因素。但他的敵手王以信卻把群眾落后的因素當做資本，盡量迷惑、利用農民的自私、本位、不顧大局的一面。”[19]在我看來，這是柳青與路遙、梁生寶們與孫少安們的差別，這也是兩個時代的差別，甚至是兩種社會建構的根本的原則性的差別所在，學術化的表達就是在主體性塑造的方向性差別，因而是一個政治性的差別。

柳青中篇小說《狠透鐵(一九五七年紀事)》

　　雖然《平凡的世界》與《創業史》在整體上并不構成對話關系，但路遙在一些地方通過對作家黑白的有關敘述，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他對集體化、合作化運動歷史的理解，以及他對現實中那些問題的態度。黑白向田福軍講起去農村調查的情況，老人非常激動，批評也非常嚴厲而尖銳：“完全是一派舊社會的景象!集體連個影子也不見了。大家各顧各的光景，誰也不管誰的死活。過去一些不務正業的人在發財，而有的困難戶卻沒有集體的關懷，日子很難過下去。農村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田福軍說服老人的辦法仍然是數據，就如他作為改革者的代表在原西縣委會上所列舉的那些數據一樣[20]，他同時還強調“要從最主要的方面來看這種變革是否利大于弊……”，路遙還讓田福軍表達了他對《創業史》的理解：“這本描寫合作化運動和‘大躍進’的書，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他在其間真誠地謳歌的事物，現在看來很多方面已經站不住腳，甚至是幼稚和可笑的。作家當年力圖展現正劇，沒想到他自己卻成了悲劇。”[21]這也呼應了路遙寫于1980年的《病危中的柳青》所說的“這一點不足和那一點錯誤”的“錯誤”，也可以說，到1986年下半年路遙寫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時，他已經基本上只在純粹的文學成就和文學史的意義上肯定柳青的價值了。而這一點實際上在《病危中的柳青》中還是可以捕捉到一些蛛絲馬跡。第二部《創業史》給路遙留下來的最深刻印象在尾聲部分，柳青為梁生寶“怎樣平息這場糾紛”而精心設計的、環環相扣的情節。最有意味的是，路遙將病院中的柳青比做了小說中的一個次要人物高增福：“他現在真像《創業史》里的單身漢高增福一樣：帶著一種悲壯的性格和一身傲骨率領著他的幾個還未成家立業的‘才娃’，在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們的冷眼中，不屈不撓地進行艱苦的創業。”[22]我不知道，柳青面對這樣的比喻會有什么想法。我想，老人大概也只能啞然無語。說得嚴重點，也許對路遙而言，梁生寶就是可笑的吧。然而，多少年前，梁生寶是無數農村青年學習的榜樣，梁生寶的工作方式是無數農村干部學習的模范;而在人民公社解體多少年后，人們竟又要“尋找梁生寶”。[23]這確是一個悲劇。

　　但是，我們沒有理由懷疑路遙對柳青衷心的贊美，他將“敘事詩人”的美譽贈送給柳青，他憤怒于病中的柳青遭遇的不公平，他欽服于柳青在病中堅持創作的頑強精神和毅力，他折服于柳青放棄城市十數年生活在農村的境界，他敬佩柳青對土地、祖國和人民的深沉的愛，他高度認同于柳青把寫作視為普通勞動的態度和做法，但我還是要說，他其實并沒有全面地理解柳青的詩情和詩興來自何處。在寫于皇甫村的一篇紀實文字中，柳青談到了他詩情的由來：“我站在撒著銀灰色的冬霜的枯草地上，望著大隊大隊的已經被社會主義思想動員起來的勞動大軍，在嚴寒中冒熱氣的鎬河上運動，我仿佛覺得自己要變成一個詩人似的，那么想歌頌這個時代。”[24]這段文字幾乎涵蓋了柳青作為詩人的詩情的全部內涵：社會主義、勞動人民、祖國和土地。

柳青與皇甫村群眾交談

　　路遙繼承了柳青對祖國、土地和人民、勞動的熱愛，繼承了柳青對生活和文學的熱情，特別是他對黃土地的深厚之情，和對勞動及勞動人民的真摯情感，是這個時代極其難得的寶貴財富。路遙完成了柳青的文學遺囑，他的以《平凡的世界》為代表的全部關于陜北的寫作填補了文學史對陜北書寫的空白。而且，路遙是以生命為代價來完成這個使命的。所以，與其說是渾身插滿了各種管子的柳青在病榻上堅持寫作的情景讓路遙震撼了，不如說他為未竟的事業而掙扎的意志使路遙終生難忘。于是，在《人生》取得成功以后不久，被鮮花和紅地毯包圍的路遙，很快清醒地選擇了從“這種紅火熱鬧的廣場式生活”[25]中退出。他要為陜北寫一本對得起她的歷史和現實的大書。但是，路遙對歷史的理解顯然是不完整的，路遙的時代對歷史的敘述不僅不完整，甚至有一種強烈的去歷史化的歷史虛無主義和普遍主義隱含其中，路遙深受其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必須再次提醒的是路遙和柳青共同面對的貧困和饑餓，也許正是同樣的貧困和饑餓造成了路遙對柳青政治立場的誤讀或忽視，同時也造成了路遙將完全不同的歷史視為反復的同一性的歷史認識，殊不知貧困和饑餓原是有不同的原因的，就如同繁榮也有不同的方式一樣，但路遙并沒有他的導師柳青那樣的政治經濟學知識和視野。

　　王安憶為悼念路遙而寫的文字取名為“黃土的兒子”，的為確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地之子”。趙園在《地之子》一書中指出，誕生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土地革命的“地之子”是近代以來中國文人對土地、鄉村和農民在精神上、情感上的一種自我指認，其中飽含著一種文化自豪感。但是，隨著現代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這一文化自豪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已經逐漸消失，幾乎沒有作家以“地之子”為驕傲，也看不到多少原本就是從農村出來的作家還以“地之子”自許。然而，路遙是一個例外。如果說柳青是對現代“地之子”家族的延續，那么路遙就是對柳青這一代“地之子”的延伸。實際上，路遙終其一生，都始終保持著他來自陜北農村的很多生活方式。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把《平凡的世界》解讀成一個從農村出逃的故事。即使是孫少平，雖然離開了農村，成了一名煤礦工人，但他對勞動的態度與他父親在土地上的勞動態度是完全一致的。勞動是孫少平獲得尊嚴感的最重要方式，甚至也是他擺脫煩惱的手段。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不能就這么簡單地將孫少平看成一個個人奮斗的典型。在我看來，孫少平身上最閃光的就是他的勞動價值觀，以及由此生發出的理想主義光芒。遺憾的是，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普通讀者那里，孫少平常常被解讀為一個個人主義者，或者一個典型的80年代氣質的理想主義者。但這不是作者、學者和讀者的錯，而是時代的問題。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對路遙而言，他之所以無數次地強調“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既來自柳青這樣一些前輩作家的啟示，也與其“地之子”的身份認同密切相關。所以，他說：“我在稿紙上的勞動和父親在土地上的勞動本質上是一致的。由此，這勞動就是平凡的勞動，而不應該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覺。由此，你寫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員，而不是高人一等。”所以，路遙的世界是平凡的;然而，這平凡的世界里因為有路遙這樣的勞動者而可愛，而路遙也因其普通勞動者的貢獻而崇高。

　　然而，我們仍然會看到路遙的孫少平、孫少安與梁生寶、高增福在境界上的差異。孫少平的理想主義確實是帶有個人性的精神追求，是個人的道德完善，是獨善其身的個人英雄主義，孫少安對村人的接濟同樣是出于傳統的家庭倫理和道德觀念，出于其善良的天性，所謂德性。路遙提供給我們的這個德性的來源顯然并不很合理，需要討論的問題實際上仍然是作為所有人的德性該如何培養的根本問題。而在我看來，這樣的地方正是路遙對其導師的誤解和誤讀所造成的結果。但我仍然要說，個中主要的原因必須歸于時代和社會。80年代初及其后的新啟蒙所宣揚的普遍主義思潮和世俗化乃至庸俗化的日常生活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在這個意義上，路遙抽取《創業史》中的一段話作為《人生》的題記的做法就隱含了兩代作家深刻的繼承關系，以及其中深刻的差異。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業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錯了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解放前，由于社會影響很壞，好些年輕人不自覺這一點，常常造成生命力的浪費，甚至碌碌終身，結果對社會事業毫無貢獻。解放后的青年團員徐改霞，盡管是個鄉村閨女，她早已懂得用怎樣的態度對待人生了。”[26]】

　　上引是《創業史》中的話，路遙截取的是前面一部分，從“解放前”開始的一段被舍棄了，于是，1953年農村女青年團員徐改霞的進城選擇變成了1980年代初高加林的進城奮斗史，熱情歌頌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偉大作家柳青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偉大的文學家，甚至還只是相當少的一部分人這么認為，直至今天，仍然有專業的學者說，“在21世紀初，《創業史》已經是一步不適合閱讀的作品——這里所說的閱讀，是指專業閱讀，即以闡釋為目的的閱讀”[27]，于是，被抽空了社會主義革命意涵的“人生”開始成為那個時代普遍關注的問題。但對路遙與柳青而言，并不是徹底的斷裂，毋寧說是延續中的斷裂、繼承中的舍棄。

　　注釋：

　　[1]  新版《平凡的世界》電視劇于2015年2月26日同時在上海的東方衛視和北京衛視開播，共56集。導演毛衛寧，華視影視投資有限公司出品。第一版播出于1989年，共14集，導演潘欣欣，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出品。厚夫著《路遙傳》2015年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王剛著《路遙紀事》2014年3月由北京時代華文書局有限公司出版;海波著《我所認識的路遙》2014年2月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2013年5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五卷本《路遙全集》第二版。

　　[2]  參看厚夫著《路遙傳》，第253頁。據說這是路遙向他弟弟王天樂透露的消息。

　　[3]  參看《路遙紀事》，王剛編著，第62頁。

　　[4]  參看《路遙傳》，厚夫著，第95、99頁。很顯然，路遙這個階段讀到的只是《創業史》第一部。

　　[5]  參看蒙萬夫等著《柳青傳略》，第165~170頁，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6]  宋建和《清明時節拜柳青》，《價格與市場》2014年第6期。

　　[7]  《病危中的柳青》，路遙全集之《早晨從中午開始》，第379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二版。以下凡引自該版全集，只注全集書目及篇名。

　　[8]  《早晨從中午開始》，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第21頁。報紙包括小說的故事時間所覆蓋的1975~1985這十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一種省報、一種地區報和《參考消息》的全部合訂本”。

　　[9]  轉引自蒙萬夫等著《柳青傳略》，第163~164頁。

　　[10] 《早晨從中午開始》，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第22頁。

　　[11] 實際上這些年對70年代末80年代初農村經濟繁榮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根本原因的研究很多，歸納起來有：(1)糧食和農產品價格的提高;(2)農貿市場的開放和經濟作物日益增加增多;(3)蘇南、浙南、嶺南等一些地區鄉鎮企業的繁榮;(4)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落實，“鼓勵”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蓞⒖礈罔F軍著《八次危機》、高默波著《高家村：共和國農村生活素描》等著作。

　　[12] 《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第398~399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13] 參看《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21頁有關內容。1958年，黑白43歲，正是1916年出生。諸如掛職副縣長、寫過反映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等等都可以算是向柳青致敬式的挪用。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308~309頁。

　　[14] 參看閻綱《<創業史>是怎樣寫成的》，第104頁。

　　[15] 閻綱在《四訪柳青》中就講到，“據我所知，不少有文化的農村干部，把《創業史》當成了他們的工作手冊，尤其是在陜西。”而他自己在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時候，“也學著按照《創業史》的方式去作農村工作。在實際工作中，我深感到這部作品授人以理，施人以教的準確性。”(《當代》1979年第2期，第165~166頁)

　　[16] 轉引自《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傳奇》，[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呂增奎譯，第302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

　　[17] 《生活是創作的基礎——在<延河>編輯部召開的多屏顯示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錄音)》，《柳青文集》第四卷第330頁。

　　[18] 參看閻綱《<創業史>是怎樣寫成的》，《晉陽學刊》1980年第2期。

　　[19] 《狠透鐵》，《柳青文集》第四卷，第19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20] 參看《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第404頁。田福軍的數據，也是路遙的數據應該是從報紙上得來。但路遙顯然并未對這些報紙上的數據保持應有的警惕。

　　[21] 《平凡的世界》第二卷第193~194頁。

　　[22] 《病危中的柳青》，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第380~384頁。

　　[23] 《讀書》雜志于2004年第6期刊發武春生《尋找梁生寶》。

　　[24] 《王家父子》，《柳青文集》第四卷，第161頁。

　　[25] 《早晨從中午開始》，全集《早晨從中午開始》，第6頁。

　　[26] 柳青《創業史》，第182~183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27] 劉納《寫得怎樣：關于作品的文學評價——重讀<創業史>并以其為例》，《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第20頁。

　　 （注：原文發表于《長安學術》第九輯，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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