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在逆全球化的今天討論左翼文論，需要從現實關懷、理論品格和審美理想三個方面入手。左翼文論應該從中國的文藝現實出發，建構一種能夠把宏大敘事和微觀敘事交織在一起的復合敘事，真實表達這一時代的生命體驗，呈現這一時代的內在洪流，進而實現文化的變革和創造。左翼文論需要堅持辯證批評和批判精神，能夠把不同的理論話語辯證的轉化為一種新的理論形態，做到宏觀敘事與微觀敘事、細節性與總體性、歷史性與審美性的雙重融合，同時反對理論研究的經院化傾向，通過對現實的歷史性批判，建立真正的屬于人的現實。左翼文論要對歷史保持一種必要的想象力和開放性，同時充分發揮藝術的潛能。

　　感謝作者李龍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歷史和允諾：當代左翼文論的可能性

　　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批評新自由主義修辭學的時候，認為應該提出另一種歷史性的思考，這種思考超越了歷史的形而上學概念和歷史終結論，指向的是另一種歷史性的開端。“這種歷史性允諾給我們的不是放棄，而是相反，容許我們開辟通往某種關于作為允諾的彌賽亞的與解放的允諾的肯定性思想的道路：作為允諾，而不是作為本體論暨神學的或終極目的論暨末世論的程序或計劃。我們不僅不能放棄解放的希望，而且有必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保持這一希望，而且作為‘有必要’的堅如磐石的保持而堅持到底”[1]。

　　此話言猶在耳，然而新世紀的福音并未到來，21世紀的前20年也快過去了，歷史走到了一個新的節點上，即世界又進入到“逆全球化時代”。這就是今天我們討論當代左翼文論的大的歷史語境。這個新時代為左翼文論和批評提出了更多的新問題，當然也開辟了更多的可能性。誠然,我們想要的不是德里達的所謂的“沒有彌賽亞的彌賽亞”，但是我們依然需要這種歷史性思考。因為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歷史性視野來對文學本身進行思考，并進而思考左翼文論的可能性。

　　對左翼文論的可能性的思考，首先并不是重提左翼文論是否可能的問題，而是左翼文論在今天能夠做什么的問題。只要人的生存、人的生命、人的尊嚴依然還是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左翼文論就依然有其巨大的理論空間和歷史動力。當然，這兩者之間并非直接對應的關系，而是要經由文學這一中介，通過這一中介，尋找問題的答案。所以，應該思考的是這樣幾個問題：左翼文論從何處開始?走向何處?走什么樣的路?或者可以更明確地說，這幾個問題其實涉及到的就是左翼文論的現實關懷、理論品格和審美理想的問題。

　　一、理論起點：歷史與現實

　　左翼文論和批評從何處開始?無論是歷史語境，還是思想資源，今天的左翼文論顯然已經和傳統左翼文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盧卡奇談到審美反映同一般的科學反映的區別時曾指出：“在所描述的環節中若沒有對當時歷史的‘此時此地’的形象的活現，就絕不會產生卓越的藝術作品。……只要其作品在藝術上是真實的，該作品就是由其所產生的時代的深刻探索中成長起來的。真正的藝術創作的內容和形式——即審美的——就不能與其產生的土壤相分離。客觀現實的歷史性正是在藝術作品中獲得了其主觀的和客觀的形態”[2]。眾所周知，美學觀點和史學觀點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所以，歷史性是偉大文學的重要特質，也是左翼文論深刻性之所在。左翼文論和批評不是立場先行，它是建立在對進入文學的歷史和現實的考察基礎上的，也就是盧卡奇所說的“該作品是由其所產生的時代的深刻探索中成長起來的”，離開這一點，左翼文論也就失去了其所以為左翼文論的基本特質了。比如，在今天，我們常常會看到各種理論批評習慣從不同角度對資本進行批判。在資本邏輯處于支配性的時代，一切都被符號化、平面化，被抽空了價值和意義，因而造成人的生存的困境和精神世界的虛無主義，所以，這種批判本身是沒問題的，但如果只是簡單的把資本當作靶子，這看起來雖然符合歷史和現實的邏輯，但在理論上其實又有一種偷懶之嫌。為什么呢?因為將一切直接歸諸于資本就太簡單了，不僅對資本與現實之間的復雜關系缺乏必要的、更為深刻和細致的考察，而且也缺少深入資本邏輯的內在解讀，因而其實沒有對現實做出任何實質性的改變。

　　因之，如何使左翼文論和批評更具有歷史性和生命力，就應該真正從中國現實，尤其是從中國的文藝現實出發，從每一個中國人的具體的生存體驗出發，來建構一種能夠把宏大敘事和微觀敘事交織在一起的復合敘事，真實的表達這一時代的生命體驗，真實的呈現這一時代的內在洪流，進而實現文化的變革和創造。從大的層面來說，既有中國所發生的內在的巨大變革，也有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問題和中國經驗。在這一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考察這種宏大敘事是如何進入文學，以及文學對其的影響是什么，二者如何互相生成、互相影響的問題;從小的層面來說，則是我們每個人的生存體驗和真實的感受是如何被書寫被表述的問題，而這一點涉及到的又是朗西埃的意義上所謂的“感性共同體”的建構問題，也就是說，在身份意識淡漠的今天，文藝可以用什么方式來建構一種共享共同的感性生活和思想的新型主體，并在此基礎之上建構“感性共同體”的問題。在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思考諸多有價值的問題，比如，中國城市和鄉村的關系發生了哪些深刻的變化?社會空間的重組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什么?對每一個中國的人的精神世界又造成了那些影響?用幾十年的發展完成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資本積累和擴張進程，高鐵、網絡的崛起，時間壓縮空間，從虛擬世界向現實世界延伸，這些何嘗不是在重構時間和空間的關系呢?我們在文學創作中是否有托馬斯·曼《魔山》式的對時間問題的思考?中國未來是否能夠為世界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提供一種新的價值觀呢?我們自己的文化理想到底是什么呢?

　　凡此種種，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大有可為，相應地，左翼文論研究也可以提出很多問題。但仍然需要注意的是，畢竟，在人們的生存體驗和進入文學敘事的經驗之間，并不存在著直接的同構關系。所以，文藝批評應該關注的是歷史的文本化還是文本的歷史化，是政治的感性化書寫，還是感性書寫的政治化，是文學的政治還是政治的文學，這些都是值得思索的大問題。

　　二、理論品格：辯證與批判

　　左翼文論和批評，有其自身的理論品格，沒有必要因為不夠“審美”，不夠“人性化”，就改變自己的理論品格，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左翼文論和批評不去研究那些問題，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相反是要在堅持自身理論品格的前提下，系統清理左翼文論的傳統和傳統左翼文論的正面和負面的遺產，對文學在今天需要面對的問題做出研究和思考。因此，我認為至少應該堅持以下幾種理論的品格。

　　首先，堅持辯證批評。何為辯證批評?我在這里借用了詹姆遜的觀點。這是一種總體性批評，“面對著不進行深沉思考的心靈的這些運作程序(無論心靈實在與哲學的或藝術的、政治的或科學的問題和客體進行搏斗)，辯證思維并不是試圖完成和完善這些程序的應用，以便拓展它自己的注意力，將這些程序也包羅于自己的意識之中：換言之，與其說它的目的在于解決所說的這種特殊困境，不如說在于將這些問題在更高層面上轉換成它們自己的解決方法，并使問題自身的事實和存在變成新研究的出發點”[3]。這也就是說，一方面，左翼文論應該科學、辯證的審視不同的理論話語，從而使其能夠在歷史的語境中，通過和其他各種理論話語的對話，將這些理論話語辯證的轉化為一種新的理論形態，同時也能夠對這些鮮活的文學活動和不同的理論話語進行創造性的解釋而不斷地建構更具有生產性的理論話語和方法。另一方面，左翼文論在具體的文學批評和文本闡釋中還應該能做到宏觀敘事與微觀敘事、細節性與總體性、歷史性與審美性的雙重融合，就像詹姆遜說的：“一種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應該在形式本身之中證實它的機制”[4]。既能燭照入微，又能大開大合，既有理論的宏大敘事，又有對細節的微觀闡發，這不僅是理論風格的問題，更是理論境界和理論氣象的問題。

　　第二，堅持批判精神。這種批判精神，既包括理論研究本身的批判性意識，也包括對現實的歷史性批判。理論研究本身的批判性意識是指要反對理論研究的經院化傾向。文論研究，最忌諱脫離文學活動的抽象演繹。理論的概念化、抽象化和體系化是必要的，但如果理論研究僅僅是從概念到概念的游戲，或者迷戀虛幻的空想和大而無當的體系，或者看起來頗有氣勢，實則虛弱乏力，沒有任何問題意識，那么這種理論不僅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而且還是馬克思所批評過的空洞無物的“形而上學式的廢話”，根本沒有任何生命力。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批評過那種“局部的純政治的革命，毫不觸犯大廈支柱的革命”是烏托邦式的夢想，是市民社會的產物，在《神圣家族》中，經典作家更是批判了那種用觀點來批判觀點的所謂“批判的批判”。顯然，這種純粹的理論批判，并沒有改變“其他人的對象性現實的時候這個世界還像往昔一樣繼續存在”[5]，也沒有提出任何有價值的、根本性的批判性思考。譬如，我們在思考文學問題時，就應該拒絕從某種概念或者某種宏大理論框架出發來理解文學，而是要從真實的文學活動出發來理解和闡釋文學，在歷史性的進程中來理解文學的價值和意義。

　　理論的批判性意識，最終指向的其實還是對現實的歷史性批判，以此來建立真正的屬于人的現實。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有一句名言：“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6]。對于今天的左翼文論來說，揭露那些文學創作和文學觀念中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比如所謂的抽象的人性、狹隘的審美、虛假的鄉愁等觀念，比如流行文學作品、影視作品中模式化、庸俗化、平面化的人物設計，情節設計，再比如理論研究中的所謂理論的“中性化”等問題，都是重要的歷史任務。因此，對現實的歷史性批判，一是對進入文學作品中的“現實”要有批判性思考，二是經由批判去建構一種更富有生產性的現實和文化。“一種與創造不存在某種本質性關聯的批評或哲學注定是無意義的空談，正如本身不包含一種批判性的迫切需求的藝術或詩歌注定會被遺忘”[7]。所以，這種批判不僅需要理論勇氣，更需要理論洞察力、理論把握能力和理論想象力，它既是對現實的重構，也是對人的可能性的探索。因此，“唯有革命者能夠踐行一種對世界的批判，因為他們擁有一種同存在的真正關系。因為他們認識到，造就此非人世界的，恰恰是我們。因為世界意義的缺失，也是我們自身意義的缺失，因為世界的空虛也是我們的空虛”[8]。

　　三、審美理想：生產與創造

　　左翼文論和批評的理論追求和審美理想是什么呢?我覺得首先是要對歷史保持一種開放性，保持一種必要的、足夠的想象力，拒絕歷史終結，為歷史開辟新的可能性。今天我們面對的已經不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歷史的開始，問題在于，我們在理論上做好準備了么?我們如何能夠做到把對人的生存的可能性的思考變成一種必然性，變成真正的屬于人的現實?我們是否有能力抵達一種新的復合敘事，這一敘事的歷史關切是什么?意義、價值、主體在這一敘事之中如何被重構或者說被建構?我們敘述的歷史動力和價值取向是什么?個體如何成為真正的豐滿而又活潑的生命，作為國家又如何跳出狹隘的民族主義成為一個真正“沉重艱深”[9]的歷史主體?中國新的歷史敘事經驗的世界史意義又是什么?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建構一個真正的“共同體”，也就是能夠創造歷史的“感性共同體”。

　　所以，今天的左翼文論應該具有新的生產性和創造性。這種生產性和創造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生產新主體，建構新的感性共同體，這是現代審美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其二就是應把創造新文化作為自己的歷史性追求。如果我們可以把文藝創作理解為對于歷史和現實的一種敘事化的組織和把握的話，那么，當著當代中國處在歷史的巨大變動期，文化結構、社會空間、精神世界乃至時間經驗和生命體驗本身都處在重組的歷史進程中的時候，錯綜復雜的歷史和現實對文藝創作和文論研究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這種要求，誠如伊格爾頓說過的：“馬克思認為，重要的不是對理想未來的美好憧憬，而是解決那些會阻礙這種理想實現的現實矛盾。而為人們指引解決問題的合理方向，正是馬克思和所有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使命”[10]。這個解決問題的合理方向，就是嘗試著通過文學或者哲學去思考人的一種新的可能性，而文藝本身應該而且可以做到對這種新的可能性的探索。

　　能夠體現左翼文論和批評理論追求和審美理想的第二點，就是充分發揮藝術的潛能。歷史本身就是人的行動，在人的行動中通過不斷的創造，保持對當下和未來的希望。詹姆遜在《政治無意識》的結尾，說過這樣的話：“只有以此為代價——即同時承認藝術文本內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功能——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研究才有希望在政治實踐中發揮作用，當然，這種實踐依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意義所在”[11]。也就是說，文藝的意識形態性和烏托邦功能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重要特征。而烏托邦又是什么呢?朗西埃說：“烏托邦并不是一個哪兒都不存在的場所，而是在話語空間與地域空間之間進行搭接的能力，是對于一個知覺空間的認同：這是人們帶著共同體的主題行走時所發現的空間”[12]。這也就是說，烏托邦不是虛無縹緲的遙遠的存在，而是就在當下，在每一個行動的時刻。在朗西埃這里，這個空間的建立，依靠的是行動中的想象力，而創造這個烏托邦空間的，就是藝術。

　　藝術也是一種勞動和生產，這是一種特殊的勞動和生產，在生產過程中是主體和對象世界、是主客體相互生成的過程，因而具有雙重意義上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故此，也就是說，只有通過生產，通過人的行動，才具有了解放世界的可能性，才可能實現新的主體的創造和新的空間的創造，這里的主體，不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主體，而是在歷史進程中，真實的、思維著、行動著的主體。同時，生產過程還隱藏著生產技能和意識形態的再生產過程。從這一角度來理解藝術，我們就會發現藝術所具有的巨大潛能，它不僅發明新的形象，還發明一種新的語言表達，創造新的具有文化內涵的新的符號，而這其中蘊涵的恰好是主體應該具有的潛能，藝術“是勞動，是活生生的勞動，因此也是獨一性的發明，獨一形象和對象的發明，語言的表達，符號的創造。在那里，在其首要的運動中，主體的潛能被安置于行動，被安置于主體的深化認知乃至重新發明世界的能力”[13]。所以，奈格里才會說：藝術就是諸眾。藝術本身即是一種新的“感性共同體”可能性的條件，同時也為這個“感性共同體”創造了一種新的語言，一種新的可能性。或者也可以說，藝術不是可能，而是對可能性的探索，藝術也不是黑格爾意義上的人的本質力量的自我觀照，它只是歷史的人在每一個當下，去探索生存的可能性的一種行動。

　　說一千道一萬，左翼文論之所以是左翼文論，保持對歷史的敏感和希望，不斷用文學的方式，或者通過文學，來思考新的歷史條件下人的解放的歷史動力和可能性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也是左翼文論應有的格局和胸懷。而對歷史的關切背后，其實是對千百萬無數的平凡人們最深切的大愛，文藝是中介，文藝的探索也讓人的解放的實現和解決歷史之謎成為一種可能。

　　以上對左翼文論的可能性所作的思考，其實是不全面的。左翼文論可以闡發的理論空間，其實是很大的。這不是因為左翼文論有多么強大的理論力量，而是因為現實為左翼文論提供了無數的問題與可能。

　　就讓我們用馬克思的一段話，來作為本文的結語和對左翼文論的期待吧。“只有當現實的個人把抽象的公民復歸于自身，并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系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因而不在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4]。

　　本文原載于《學習與探索》2017年第9期

　　注釋：

　　[1][法]雅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和新國際》，何一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頁。

　　[2][匈]盧卡奇：《審美特性》(上)，徐恒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頁。

　　[3]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馬克思主義與形式——20世紀文學辯證理論》，李自修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頁。

　　[4]同上書，第7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頁。

　　[7] [意]吉奧喬·阿甘本：《裸體》，黃曉武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頁。

　　[8][意]安東尼奧·奈格里：《藝術與諸眾：論藝術的九封信》，尉光吉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2頁。

　　[9] [德]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熊偉、王慶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3頁。

　　[10][英]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李楊、任文科、鄭義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頁。

　　[11]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陳永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頁。

　　[12] [法]雅克·朗西埃：《詞語的肉身：書寫的政治》，朱康、朱羽、黃銳杰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9頁。

　　[13][意]安東尼奧·奈格里：《藝術與諸眾：論藝術的九封信》“前言”，尉光吉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頁。

　　[14]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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