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在1980年代，在一種社會主義理想的注視下，市場經濟被想象為一種解放力量，而階級則被視為陳年故紙，早已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中。然而，在90年代，當“底層”這個詞被發明時，人們才發現階級的幽靈從未散去。與階級一同復活的，還有1960年代的記憶，但這并不意味著要簡單地回到過去或是粗暴地丟掉過去。對此，只有認清社會主義社會不斷產生危機又克服危機的動態過程，認清歷史的辯證復雜性，從現實和整體出發，才能避免一種簡單的因果律和目的論，才能探索出未來路在何方。

　　本文原為2010年北師大出版社《當代文學與文化批評書系·蔡翔卷》的序言。感謝蔡翔老師授權保馬發布。

　　1982年，我寫了我的第一篇文章《高加林和劉巧珍——<人生>人物談》，那時，我還在上海一家工廠的技工學校工作，課余無事，亂翻雜志，恰巧讀到路遙的《人生》，心有所動，便著此文。文章寫好后，投稿給《上海文學》，不久，收到通知，約我去編輯部面談。在上海巨鹿路675號那座老洋房三樓一個朝北的小房間，我見到了周介人老師，后來又見到了李子云老師，他們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也成了我的引路人。文章后來發表在《上海文學》1983年的第一期。再不久，我就調到了《上海文學》雜志社，直到2003年，我才最終離開，到上海大學工作。

　　時間過得很快，現在想想，也真有點“彈指一揮間”的感覺。1980年代已經成為一個遙遠的記憶，即使1990年代，也未免恍如隔世。恍惚間，栩栩如生的，反而是1960和1970年代。

　　也許，對我這一代人來說，本沒有什么“兩個三十年”，有的只是“六十年”，共和國六十年。后來發生的一切，可能都已隱藏在一種共和國的記憶之中。而這一記憶，被反復喚醒，并被形式化。

　　我想，對許多人來說，1980年代都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代，我也一樣。但我以為，1980年代不應該只是1980年代人的紀念館，它還應該成為一座活著的圖書館，以供人們反復閱讀，并不斷地征用。重新討論1980年代，是我目前的一項主要工作，但困難很多。困難之一，恰恰在于自己的新歷性，經驗有時候反而可能是一種羈絆，甚至是視野和想象的局限。因此，個人的記憶也僅僅只是個人的記憶而已。我在1980年代的寫作，基本上以文學評論為主，后來出版過兩本著作，一本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游》，另一本是《躁動與喧嘩》。

　　我不太清楚別人的知識背景，但對我個人而言，我受別林斯基的影響很深，無論是他的文章風格，還是他對俄羅斯的深厚的感情和關懷，直到今天，這種影響還在。后來有些人批評別林斯基，坦率說，我對這種批評不以為然。

　　一方面，1980年代，尤其在文學批評領域，好像是一個沒有規范和家法的年代，每個人都在突出自己的個性，指點江山，揮斥方遒，隱約其中的，或許正是吉登斯所謂的“解放政治”。當然，就我個人而言，也難免逞才使氣，語不驚人死不休，以辭害意也是常有的。

　　但另一方面，每個人也都帶著自己的歷史記憶走進1980年代，并且努力塑造著1980年代。一個人和一個人不一樣，一代人和一代人也不一樣。

　　對我而言，被喚醒的，可能是1960年代的記憶，這一記憶被壓抑在1970年代。那或許是一種有關青春和激情的記憶，一種解放和抗爭的記憶，也可能是一種重新創造世界的記憶——有關這一切的記憶，都隱蔽在共和國的理念之中，或者，我也可以把它解釋為一種“革命”的理念。因此，在某種意義上，1980年代也是對這一理念的遙遠的回應，尤其是有關“異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暗暗接通了1960年代的血脈。因此，1980年代，在它拒絕政治的時候，卻隱伏著另一種重新創造政治的愿望，這可能更重要。但是，1980年代畢竟有著它的規定性，盡管1980年代的許多重要問題，都可在1960或者1970年代找到它的歷史緣起，但仍然不能完全說明1980年代的重要意義。1980年代的重要性仍然在于它處在“兩個三十年”之間，它完成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這一轉折的歷史意義，至今也仍然難以估計。然而，這一轉折的最終完成，卻是因為各種的因素，甚至包括偶然的歷史機遇。而在這一歷史機遇中，當然也包括了文學的介入。一些歷史事件被重新解釋，比如“五·四”，“個人”再次成為一個統治性的概念。所謂“現代化”，也更多地被技術化，或者可以稱之為“技術現代性”。正是“技術”(科學)的介入，這一所謂的歷史轉折才可能完成，顯然，技術崇拜——科學崇拜——制度崇拜——意識形態崇拜，也正是1980年代的邏輯演變，這一邏輯幫助中國重新回到“世界體系”之中。盡管不可能每個人都被這一邏輯吸納，但仍然可以看出一種大致的變化。因此，一方面，1980年代在努力回應“革命”的理念，另一方面，又中斷了這一“革命”的邏輯發展，人們試圖找到另一種邏輯起點，“社會主義”被簡單地解釋為“封建”和“人治”，而“1980年代”則被理解為“現代”和“法治”。　　

　　所謂重新“創造政治”在這一邏輯的裹挾之中，除了繼續的“西方化”，似乎也很難找到自己新的形式化的可能。我想說明的是，盡管如此，1980年代的文學仍然呈現出一種抗爭性的態勢，它似乎并未心甘情愿地被這一“現代性”所“啟蒙”，但是卻逐漸退回到審美的領域，個人始終被強調，并抗拒一切的規范、約束和異化的可能，但并不是在政治領域，而是在美的領域。正是在這一領域中，同時生產出了一種巨大的幻覺，當然，幻覺依然可以生產激情，甚至理想主義的激情。

　　1980年代發生了許多事情，因此，這一時代就不可能被完全地做一種扁平化的處理。對我來說，1984年也許非常重要。“個人”的迷狂并未持續太久，“文化”這個概念開始引起我的興趣。盡管，在當時，這個概念僅僅停留在人類學的層面，但也足以引發我們繼續的思考。一方面，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樣機械的二分法，已經無法繼續吸引我們，“文化”恰在此時打開了另一個廣闊的領域，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這個概念可能悄悄地重新接通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個人不再處于世界的中心，歷史、國家、族群、甚至社會現實，都在這一關系領域中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一種記憶，一種有關1960年代的記憶也再次被悄悄喚醒，只是那時并未自覺地意識。在《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游》中，有一篇文章叫《知識分子和文學》，其中說到：“當知識分子在現實中，已經逐步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次，并且開始分享權力和財富。當知識可以同權力和財富進行等價或半等價的交換時，它還能保持自己‘現狀反對者’或‘社會良心’形象嗎?”二十多年后，不幸而言中。當時有意識的，可能是“文化批評”這個概念，《躁動與喧嘩》一書中，收錄了我和這本書的責任編輯林愛蓮女士的一次對話，在對話中，我強調了“批評如果能夠進入了文化層面，前景肯定是非常廣闊的”，而在方法論層面，則更強調“為什么這樣寫”，當然，總體上仍然局限在一種“個人化”的立場：

　　“

　　它主要立足于人文精神，再具體地說，是它的個人化立場，它從個人主體的角度自覺地反思或展示整個民族文化心理，這也是我們這個是時代的精神反映。

　　”

　　這就是1980年代對我的啟發和制約，它和后來的“文化研究”并不完全一樣。重新翻閱舊著，我曾有一篇文章名為“神圣啟示錄”，里面粗糙地討論了“文革”，也完全受制當時的思想氛圍，但卻強調了“重建信仰”。

　　1980年代終結于1989年，但在1989年之前，卻已經出現了某種疲憊的情緒。創造的激情開始冷卻，懷疑和自我懷疑再次出現。我之所以要提出“之前”，因為我反對把一個時代的終結直接歸之于某一政治事件，那樣只可能束縛我們的思考。但是，1989年卻把這種情緒強化了。但反過來，也促使我們更深刻地思想，包括更廣泛地閱讀。

　　1989年之后，我的寫作范圍開始擴大，但基本上仍然延續著所謂的“文化”。我討論過武俠小說，后來結集為《俠與義——武俠小說與中國文化》。

　　有幾年，沉迷于古代，出版了兩本書，一本是所謂的學術小品《自由注解》，另一本是《此情誰訴——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

　　當然，這些文章擱到今天，我未必敢寫，也正應了俗話，讀書越多，膽子越小。但在那個時候，多少有一種重新反思1980年代的愿望在內。而在1994年，我出版了《日常生活的詩情消解》，那是一本當代文學的研究著作，1980年代的浮華之氣略有減退。相反，可能更多的，是疑慮重重，以及再次奮發的希冀。

　　1990年代，我很少寫作當代文學最新作品的評論，一方面，我覺得不斷地追蹤新的作品越來越困難，而另一方面，我一直隱隱地抗拒文學批評的職業化。實際上，在那個時候，我一直把自己定義為“自由寫作者”，所以在1990年代的后期，我基本上從事兩方面的寫作：散文和隨筆。后來，散文結集為《神圣回憶》，隨筆則命名為《回答今天》。

　　對我個人而言，1990年代的重要性，并不亞于1980年代，盡管至今我仍然難以描述這個年代。但在那個時代，一種批判意識開始重新確立，并強調“批判知識分子”的重要性。我的確不太清楚應該如何描述這個時代，但有一點，在比喻的意義上，我會將這個時代解釋為一個“小時代”，一個不斷向內又不斷縮小的時代，一個模仿和復制的時代。

　　我也許應該提到唐小兵主編的《再解讀》一書，這本書1990年代中期出版于香港，但通過各種管道進入大陸。書中的一些作者都是我在1980年代的朋友，我一方面感嘆于他們在學術上的提升，另一方面，他們對現代性的重新討論，將“社會主義”從一度流行的“封建”的解釋中解放出來，從而打開了一個廣闊的討論空間。當然，我也有不滿足的地方，那就是過于的“現代”，而忽略了“革命”的特殊意義。可能，這就是后來我為什么會寫《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一書的原因之一。但是，《再解讀》仍然對我產生了重要影響，并且使我看到了當代文學研究學術化的重要可能。

　　但是，1990年代對我來說，重要的，并不僅僅是學術上的，更重要的可能是現實的急劇變化，這一變化才真正使我們從1980年代的幻覺中走出，直面現實。隱秘已久的1960年代的記憶，這個時候才可能被真正喚醒。1996年，我寫作了《底層》一文，很多年后，也就是2006年，我在《何謂文學本身》一書的自序中，回顧了這篇文章的寫作前后：

　　“

　　大概在十年前，我寫過一篇名為《底層》的散文，在那篇文章里，我記錄了當時的感想和感受。今天，‘底層’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普泛化的語詞，而且，開始進入學術討論的視域。我無意把我當年的那篇文章納入這一知識譜系，事實上，今天相關的學術討論與我這篇文章也沒有絲毫的關系，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寫作活動。在這里，我重提舊事，只是感慨于現實的殘酷性程度，正是現實的殘酷，才逼使這個詞浮出水面。在學術研究的熱鬧背后，卻是一個階級的日益貧困和更加不堪的生活狀況。每念及此，常常感慨萬千。

　　……可是，我仍然得面對這個語詞，不僅因為這個語詞可以幫助我們進入現實，而且，我們還得面對因為這個詞而導致的各種批評意見。而最令人不解的是，這些批評意見居然主要來自于文學批評屆。或許，因為這個詞的粗暴進入，破壞了文學的所謂的美和詩意，破壞了文學久已習慣的想象方式?是這樣嗎?不是這樣嗎?似乎是，似乎也不完全是。

　　我們真正需要面對的，可能還是這樣一種意見，今天重提‘底層’的目的何在？的確，我們今天為什么要重新敘述底層，是為了喚起道德的同情和憐憫?當然不是。是為了重新接續某種“苦難”敘事?也不完全是。對于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回答，就我個人而言，在非文學的意義上，重新敘述底層，只是為了確立一種公正、平等和正義的社會原則。一個理想的社會形態，是不能也不應該漠視底層以及所有弱勢階層的存在。我們必須確立一種這樣的社會原則，公平、平等和正義的社會原則，應該成為一個共同體的普遍的價值訴求，甚至成為‘政治正確’的核心內涵。

　　”

　　也許，《底層》這篇文章，暗示了我的一個新的寫作時代的開始，只是，當時并沒有意識到。很多年后，也就是2009年的夏天，我應李云雷兄之邀，到北京清華大學參加他主持的一個有關“底層文學”的討論會，在會上我有一個簡短的發言。實際上，我從來沒有正式用過“底層文學”這個概念，而且，坦率說，我對這個概念有點疑慮，也是在那篇自序中，我提到：

　　“

　　然而，在文學的意義上，我的態度卻會更加謹慎。因為‘政治正確’并不可能保證一部優秀作品的誕生，這是一個普通的文學常識。如果把‘底層’僅僅視為一種題材，那么我們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題材決定論’的舊式陷阱。即使把‘底層’當做題材，那么它也永遠無法替代文學的其他敘事元素。‘寫什么’和‘怎么寫’不應該成為一個次序先后排列的問題，它們永遠復雜的糾纏在一起，共同完成文學的敘事過程。在我而言，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具體的敘述底層，更重要的，是讓這個詞成為一個‘在場’的‘他者’，是在這個詞的目光注視中，開始我們的敘事。

　　”

　　可是，我仍然支持這一寫作傾向，我的意思是，這一文學寫作傾向最起碼給我們提供了三個有益的啟示：一，重新引入政治經濟學的敘述視野，并挑戰心理主義的霸權地位;二，重新討論個人和所屬族群的關系，并挑戰個人中心主義;三，重新討論私人情感和公共領域的關系，并挑戰泛濫化的審美主義傾向。

　　當然，更重要的是，并不是就此輕易地否定心理主義等等，而是如何在這數者之間構置一種必要的張力，當然，在我看來，所謂“底層文學”面臨的最大問題，可能是如何創造一種重新解釋世界的思想，否則的話，即使“批判現實主義”，也可能無奈地默認資本邏輯的合法性。如此這樣的話，那么，“底層文學”的意義就值得懷疑。

　　我在《何謂文學本身》的自序中，也曾回顧了近十年來的思想路程：“對我來說，近十年的道路，是一段相當漫長的旅程，不僅僅是一種知識轉型的痛苦，內心更充滿了困惑、焦慮甚至分裂，許多的想法沉入心底，成為隱密，難以言說。正是在內心的隱密深處，一些確立已久的信念開始動搖，而另一些曾被壓抑許久的記憶卻又漸漸復活。在許多的時間里，我默默注視自己，一個曖昧的、分裂的、身份可疑的自我。我曾經一度想放棄寫作，我不知道該怎樣敘述這個曖昧的、分裂的、身份可疑的自我——直到今天，這種想法仍然揮之不去。我不知道我的寫作的意義何在，甚至有無意義，而在二十年前，這卻似乎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寫作前提。”不過，仍然沒有放棄尋找。

　　重要的，可能是“文化研究”這個概念的出現，同20年前的泛化的“文化”概念相比，“文化研究”具有更為強烈的理論性，而且指向明確：

　　“

　　另一些語詞卻在這個時代憤怒地涌現出來：資本、權力、階級、市場……等等我們與這些語詞遭遇，與這些語詞背后的殘酷的現實遭遇，現實逼使我們重新思考。在這個意義上，我接受或部分的接受所謂的‘文化研究’并不僅僅只是一種知識的需要，更多的，仍然是現實使然。是我在一個批判知識分子的確立過程之中，渴望找到的某種理論資源或者寫作范式。因此，在另一種意義上，對我，或者對我的朋友來說，‘文化研究’更多的可能只是一個‘能指’，我們依據這個‘能指’來重新組織我們的敘述，包括對文學的敘述。

　　”

　　就我個人而言，這一所謂的“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在于它的西方理論的背景，而是有可能接通我的歷史記憶，這一記憶包括國家、階級、公平、平等，等等。實際上，有關“純文學”的討論，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當然，我并不排斥理論，尤其是西方理論，相反，我愈加認識到理論的重要性。而在理論轉型的同時也正是知識和學術的轉型。

　　2002年，我調到上海大學工作，學院給我一個新的專業化的工作環境。授課、讀書、討論、寫作……，幾乎構成了我全部的生活內容。在這一環境中，我開始把我的經驗和感覺知識化，也開始從文學批評轉向文學史研究。

　　有幾年時間，我的工作內容完全圍繞重新討論“十七年”的文學和文化想象。方法論上仍然延續了我在二十年前所希望的“為什么會這樣寫”的討論理路，而在具體討論中，則基本上讓文學史和社會史處于一種互文性的敘述之中。就像我過去也曾經說過：“這些討論既在文學之中，又在文學之外，這和作者近年來一直強調的打通文本內部/外部的研究有關，也可以視之為當代文學研究方法論上的新的實踐。顯然，作者努力使文學重回公共領域，因此，文學史始終處在和社會政治史積極對話的過程中間。作者在強調了中國革命的正當性的同時，并沒有刻意回避無理性的一面，而是嚴肅討論這一正當性如何或因何生產出了它的無理性。”我并不認為這是一種最好的研究方法，事實上，我也從不認為只有一種最好的研究方法，但在這本書中，我更愿意采取這種方法。

　　實際上，隨著討論的進一步展開，我愈加意識到政治的重要性。只要我們不滿足于既定的世界秩序的安排，而且愿意繼續討論“世界應該怎樣”，那么，這就是政治的。所以，在文學性的背后，總是政治性，或者說，政治性本身就構成了文學性。

　　當然，對我來說，“文化研究”只是一種理論或者方法論上的過渡——“如果哪一天，‘文化研究’控制或者開始限制我的思考，我想，我也會毫不猶豫地離開它”。今天，我仍然是這一看法。

　　我在最近完成的著作《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的導論中談到：阿蘭·巴丟在《共產主義的設想》中以一種決斷性的修辭方式闡釋了西方左翼在今天的命運和工作：

　　“

　　從許多方面看，我們今天更貼近于19世紀的問題而不是20世紀的革命歷史。眾多而豐富的19世紀現象正在重新搬演：大范圍貧困，不平等加劇，政治蛻變為‘財富儀式’，青年人群眾大部分所秉持的虛無主義，眾多知識分子的奴性屈從，探索表達共產主義設想的眾多小團體的實驗精神，也是受群起之功、被圍追堵截的實驗精神……無疑就是這種情況，和19世紀一樣，今天最關鍵的不是共產主義假設的勝利，而是它的存在條件。處于目前壓倒性的反動間隔期之中，我們的任務如下：將思想進程——就其特質而言總是全球化的，或普遍的——和政治經驗——總是地方性的和獨一無二的，但畢竟是可傳播的——結合起來，從而使共產主義設想得以復生，既在我們的意識之中，也在這片大地之上。

　　”

　　在某種大致的也是粗略的意義上，我可能傾向于巴丟的說法，但問題是，我們怎樣回到19世紀?沒有別的路徑，我們只能帶著20世紀的思想遺產——這一遺產既是正面的，也是負面的，包括20世紀的失敗教訓——回到19世紀，重新的思考、探索和準備另一個世紀的到來——也許，這個世界遙遙無期。但是，也正如鮑曼在《尋找政治》中所言：“知識本身并不能決定我們對它做何種使用。歸根到底，這事關我們自己的選擇。然而，沒有這種知識，任何選擇就無從展開。有這種知識，自由人至少有行使其自由之機會。”

　　在這一意義上，我開始注意并重視學院的知識生產的工作。

　　我現在的主要工作是重新討論1980年代，也許，我對1980年代有一個重新的認識之后，才可能較為完整地描述這一“六十年”的歷史演變的過程。我不會輕易地否定1980年代，實際上這一時代的復雜性并沒有在我們的敘述中被完整的再現出來。我也不會輕易地否定這個時代涌現出來的概念：民主、自由、個人、法治等等。相反，我一直努力把這些概念納入到我的思想譜系之中，并和其他的概念一起構成對世界的設想。

　　我親歷并見證了這一“三十年”的變化，我也一直在尋找通向未來世界的道路，這一尋找隱蔽在1960年代的記憶之中，至今，我也并未放棄這一尋找，盡管尋找在今天變得怎樣的困難重重。我看著自己的生命漸漸老去，但在內心深處，仍然回蕩著少年時代的吶喊——對我這一代人來說，我們始終是共和國的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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