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晚，烏有之鄉電影沙龍放映了由柳云龍導演并主演的熱播電影《東風雨》，并邀請到之前對該片發表過相關評論的郭松民、祝東力、黃紀蘇等三位老師進行點評。

郭老師因為之前在博客中極力推崇《東風雨》，所以此次主要站在批評的角度提出了幾點意見：首先是電影的精英主義思想，只是幾個精英諜報員，看不到群眾的力量，看不到組織的力量，這和中國三十年來的電影道路是一樣的。在毛時代的電影中，組織是支持性的力量，保護性的力量，而在這部電影中則是壓迫性的力量，反而軍統形象很高大，容易給人誤導。軍統在抗戰中雖然有貢獻，但也有和日寇勾結的一面，而且從武漢會戰后，其主要精力就用到反共方面去了，像《潛伏》中就提到戴笠為了走私貨物而向日本提供情報。另外戲中也有一些細節模仿了柳云龍之前的作品，比如借助拿衣服逃跑。這是不太符合地下工作情況的，因為押送的人肯定會擔心他耍花樣而替他去拿。而且結局中主要人物把情報送出去后犧牲的思路也和《暗算》是一樣的。

郭老師表示，雖然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仍要說這是一部非常好的電影。近年來電影在市場條件下鼓吹“人性”，將人性庸俗化為貪生怕死、愛錢、追求性愛等，而人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去犧牲就不算是人性。《東風雨》對這種主流思想做了顛覆，顯現出還有比生命更高的意義存在。因為人生是有限的，需要采取某種方式使自己成為無限。個人是有限的，而集體和國家是長遠的。抗日戰爭是挽救中華民族于危亡的戰爭，這種獻身精神很有必要。能夠把自己的生命和國家的利益聯系在一起，就從有限超越到無限，這種犧牲就是值得的。這不但不是一種非人性的東西，反而是更高的境界。反觀《集結號》，里面的人物雖然想茍活，反而窩窩囊囊的死掉了。不僅如此，編劇在這部戲上非常下工夫，隱藏了許多歷史細節，甚至出現用力過猛的情況。比如上海猶太人的情況，在希特勒的反猶浪潮里，歐洲國家基本上不接納猶太人，只有中國對他們敞開了胸懷，這一點之前的影視作品中都沒有表現。除此而外，評論界有人認為這部電影證明了所有戰爭都是沒有意義的，人在戰爭中得到的只有失敗，戰爭當中沒有勝利者。但是，正是因為中國拖住了日本，蘇聯才可能調集遠東的部隊參加莫斯科保衛戰。如果蘇聯投降了，德國就可以把全部的力量用于對英作戰，而在歐亞大陸沒有立足點的美國就無法介入。按照希特勒鼓吹的新秩序和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在亞洲日本人是第一位的，掌握大部分的財富，而其他國家比如朝鮮、中國的人就是奴隸，其文明必須被消滅掉，必須改用日本名字，認日本祖先，使用日語。有人說有美國在就可能打勝，但郭老師認為如果蘇聯和中國垮臺，美國也很難戰勝德國和日本，整個人類都可能陷入漫長的黑夜。就這一點來說，戰爭不是沒有勝利者。影片中的情報雖然過期了，但是從主角投入到抗戰這樣一個事業當中，投入到國家民族的使命這樣一個更崇高的事業中，哪怕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來說，影片歌頌崇高、尋找崇高的精神在當前中國文化市場是有積極意義的。

祝東力老師則認為，影片中有許多細節方面的硬傷。比如戰爭時情況瞬息萬變，情報往往有時效性，為了一份過期情報而付出這么大代價不太現實。而影片對白中過多的小資情調如對舊上海氛圍的刻意營造等，也影響了觀眾對影片的接受和欣賞。祝老師更舉出影片開始不久時中西正弘借河豚比喻間諜職業的例子，指出這實際上過多強調了職業的契約關系，而非當年中共地下黨冒著死亡危險從事情報工作的初衷——這點反倒在軍統情報員歡顏的身世上有所體現——從根本上說是三十年來市場化思想泛濫的結果，即習慣于將高尚的道德情懷以市場通行的邏輯予以闡釋甚至解構。

黃紀蘇老師指出，一個時代的電影往往會有那個時代的烙印，《東風雨》在許多背景和情節上也未能免俗，可是同時也應看到影片共性中的個性。《東風雨》的創作者在內心中是有一個對話的，可能不是特定的一種電影，而是一類電影。而《東風雨》在類型上比較模糊，既有商業片和諜戰片的特點，又有文藝片的因素，使很多人看著比較累，不容易理解。創作者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有話要說又不知道怎么表達一種自己認為正確的價值觀。價值觀有很多種，比如《色戒》，只要我高興怎么都成。好比一個人想吃白薯，把別人家燒了來烤白薯，只要姑奶奶合適，愛誰誰，管不著。針對之前曾有人問過他對《色戒》里極大的解放了人性如何看法，黃老師重申，《色戒》里邊個人崇尚男歡女愛無可厚非，但在民族存亡的關頭將個人利益置于國家大義之前就很有問題了，就好像地震時兩個人可以繼續歡愛，但不能擋在門口不讓別人出去。抗日戰爭是一個十分關鍵的節點，《色戒》所宣揚的價值觀和歷史觀就是為了個人的性愛，可以將關系到四萬萬人命運的抗日戰爭拋棄。這也正好是我們這三十年通行的價值觀，強調個人的自由，個人的意義，而對家國和階級避而不談。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對上一個時代過分壓制個人的反彈。但是這種價值觀走的太過了，打著個人利益的旗號對公共利益實行搶奪，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就像當年毛主席說的“一種傾向掩蓋了另一種傾向”。近些年的文藝作品，都是鼓吹個人利益高于集體利益，集體利益只是空話，從而把集體利益否定和取消了——《色戒》就是用個人的性愛解構了國家的最高律例。有很多掌握資源的人自己不出來說話，而是把農民工、擺小攤兒這樣的弱勢群體當成幌子推到前面。所以我們要建立一種合適的價值觀，既兼顧個人的利益，又能保持集體的利益。黃老師認為，《東風雨》能站在符合多數人利益的價值觀，并將它放到當年的歷史觀中去考察。整部影片很像趙氏孤兒，最后也說到了趙氏孤兒，死了很多人，利是談不上的，但利之上還有一個義字。當然市場經濟年代可能義被理解為契約關系，但影片中還是想表達一種更高的存在形式，選擇了大多數人的價值觀。有人在看到為了一個假情報犧牲很多人后可能得出一個歷史虛無主義的結論，但抗日戰爭的性質不是假的，當時人們的價值選擇也不是假的。黃老師最后指出，當一個時代變革的時侯，思想先變，文藝也會跟著發生變化，然后才是社會政策的變革，《色戒》和《集結號》等宣揚的價值觀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八十年代已經確立了。而現在一種新的健康的思想開始出現，也陸陸續續的進入到藝術家的視線里，《東風雨》雖然不能擺脫當下時代的一些消極影響，但其在價值觀上的選擇仍是值得肯定的。隨后郭老師補充了參與柳云龍討論會時的情況，認為柳云龍是抓住了一些東西卻不知如何表達，因而帶有過渡的性質。

三位老師點評后，觀眾進行了踴躍的提問和熱烈的討論，對于影片的意義和作用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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