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于會泳與里芬斯塔爾的命運”一文有感

該文作者認為“談到中國京劇史，就不能不談樣板戲，也就不能不談于會泳；說到世界電影史，提及紀錄片，更無法回避里芬斯塔爾。”(見《作家文摘》2010年4月2日版)以他們都是文化戰線上的風云人物吧，當然，把后生先死的于會泳(1925---1977)，與長命百歲的里芬斯塔爾(1902---2003)放在一起比較、相提并論的，當然不僅這一點原因。

他“倆人又有巨大差異，”巨大差異在那里，為什么會產生，作者是乎沒有在文中交待清楚。我也在此就文論文一下。

文中指出二人的歷史背景：“文化大革命和希特勒極權統治；他們的作品是極權時代的產物，并且不同程度反映了極權主義的意志，因而具有歷史性；同時，他們本人也都為極權統治效過力”。

“文化大革命和希特勒極權統治”；在權力駕馭上希特勒能相提并論的，當然是指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作者在這里有意模糊了權力是為那個階級服務，權力專制的對象問題，把毛澤東與希特勒列為同類項來丑化。但在廣大勞動人民面前咒罵毛澤東與希特勒為同類，又怯了膽氣，所以只能含沙射影，以文革成員江青或干脆是文革來替代影射了。

于會泳和里芬斯塔爾都遇上了“極權”領袖，我們順便接著就該文來了解一下兩人命運的不同結局。

受希特勒元首委托制作了歌頌“紐倫堡黨代會”的《信仰的勝利》、《意志的凱旋》的紀錄片，“為里芬斯塔爾帶來巨大聲譽，使她躋身世界水平的導演行列”。“最后一部是《奧林匹亞》，1936年8月德國柏林舉辦第11屆奧運會，國際奧委會邀請里芬斯塔爾為運動會拍攝紀錄片”，“既是國際奧委會的意圖，但更是希特勒的意圖。希特勒要通過奧運會向全世界表達他的‘權力與美’，能夠做到的唯有里芬斯塔爾”。里芬斯塔爾經過長達一年半的剪輯完成后提議在希特勒生日的那一天——1938年4月20日上映，希特勒一口答應了她的提議。

當然除電影事業上的成就能為希特勒服務而出人頭地，一來里芬斯塔爾主要還是希特勒的崇拜者：“在柏林體育館聆聽了一次希特勒的演講，她立刻被緊緊攫住”。“給希特勒發出一封信件：尊敬的希特勒先生：前不久聽了您在柏林體育場作的一次演講，我不得不承認，您和場上聽眾們表現的狂熱之情深深打動了我，我很想親自同您認識一下……”“里芬斯塔爾的信被希特勒收到，并且成就了她”。二來兩人會面之后，希特勒迅即“愛上了”她。他甚至想擁抱里芬斯塔爾，在里芬斯塔爾不是很情愿的時候他就又舉手發誓：“在我完成我的事業之前，我是不充許愛上女性的”。此后，希特勒給了她極大信任，簡直以“紅顏知已”視之。

而在文革中“文藝旗手”江青與于會泳是什么關系呢？“1955年肅反，于會泳被打成‘黨內民主派’；1957年反右，被下放勞動，不久成為‘白專道路’典型；1959年廬山會議，倖幸逃過‘脫帽右派’的頭銜；‘革命現代京劇’的改造終于給于會泳帶來了一點好運，甚至得到不需打招呼便可直接面見江青的‘優厚待遇’，可‘文革’甫一開始，他又成為‘牛鬼蛇神’，‘牛棚’、批斗、檢討、交代、抄家紛至沓來，一樣不少”。這里可看到江青沒有因于會泳的歷史檔案受拖累而否定了他的才能，而是“得到江青的器重”，但“也不敢指望江青能夠保護他”。對社會運動、文革一開始他該經歷的都經歷了，沒有給予特權，及到任文化部長。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兩種不同的交往落實到具體工作中時，反差極為強烈”。與江青的交往，唯共同的文化事業：“在于會泳那里，樣板戲的每一次改動，都有來自江青——這個文藝旗手的‘干預’，以致細微到一個身段、一個臺步都能得到江青不厭其煩的指示”。革命樣板戲，作為積極向上的無產階級文藝，其思想內容與藝術水準如何，與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卿卿我我之作去對比，世人有目共睹，誰也無法否定江青有一份心血功勞在內吧。

但他們兩人的人生結局有怎樣的不同？“里芬斯塔爾不僅有著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作為支撐，自由更激發了她的天才想象，創造出充滿極權主義色彩的華美篇章，(她可以說是精通藝術，又深黯政治。)納粹戰敗以后，她依然享受著自由的恩澤，經盟軍四年審查，沒有給她定罪，她繼續保持著自已‘美’的激情，在別處釋放得同樣耀眼”。

至于于會泳，“偏偏要這個精通藝術而不通政治的人來掌管政治家的事業，最終被政治葬送了他的藝術生涯乃至生命——于會泳在惶恐不安中選擇了自殺。”

作者當然清楚，讓里芬斯塔爾激發她的天才想象，繼續創造出充滿極權主義色彩的華美篇章的，是希特勒灰飛煙滅以后，這樣如果要感恩的，應記在盟軍的仁慈上，或者說是因為沒有根本的階級利益沖突；那于會泳在惶恐不安中走向自殺，是毛澤東逝死、“四人幫”被抓以后，他不可能“享受著自由的恩澤”，他更不可能繼續創造革命樣板戲的“華美篇章”了，這賬不會記在逝死的毛澤東、被抓的江青身上吧！于會泳精通藝術而不通政治，最終被政治葬送了他的藝術生涯乃至生命的，是他實在想不到有“打左燈向右轉” 的政治伎倆啊！

法西斯為搶掠土地、資源，殺人民如草芥，雖是殘酷的世界大戰，盟軍如此對待為希特勒歌功頌德的里芬斯塔爾，并不意外，美國的特權上層對日本法西斯的許多戰犯尚且網開一面；而毛澤東生前在黨內經歷了十一次路線斗爭，他堅持黨指揮槍，從沒有發生過以“武裝政變”來決定黨內路線斗爭勝負的。但毛澤東逝死后發生了變化的事，想像的神秘空間再大，也不可能把賬記到逝者身上。于會泳被迫自殺，是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從上面我們也能說明，生產資料公有制與私有制社會制度的斗爭才是最殘酷的你死我活的階級大搏斗。新的社會制度最終確立，它要經過多少反反復復血與火的洗禮！

至于對極權主義的認識，當然見仁見智、因各人立場而異。最早出現于1925年意大利墨索里尼用來描述法西斯主義綱領的詞語“極權主義”，在二戰以后冷戰的意義上被貶義使用，弗里德里希與布熱津斯基們掌握著西方的話語權稱前蘇聯、中國與德國法西斯一樣是“極權主義”國家。

對于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的分析，“極權”也同樣是存在為那一階級掌權，為那一階級專制的。二戰的法西斯邪惡國家集團與前蘇聯、中國是二個對立的陣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前蘇聯與中國浴血苦戰的衛國戰爭與抗日戰爭，德國與日本法西斯的最終滅亡是不能想像的。從二戰后日本這一法西斯國家很快加入美國陣線受美國的利用及后來冷戰的二大陣形更說明階級陣線問題。

當年的德國、日本與美國一樣，都是對外搞擴張侵略的極權國家。但這并不妨礙美國把德國與前蘇聯、中國這二個社會主義國家綑在一起譴責的利益需求。實用主義總能產生、采用適合它利益需求的理論。

而布熱津斯基們認為“極權主義特指傳媒、政黨和現代技術出現后的現代專制政體，其統治有六大特征：(1)、一個官方的意識形態；(2)、一個受寡頭控制的群眾性政黨；(3)、政府壟斷軍隊；(4)、政府壟斷大眾傳播工具；(5)、一個恐怖主義的警察系統；(6)、集中管理的經濟”。

資產階級的政客們不敢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說事；只能用他們的理論讓我們討論一下。

以上六大特征，對一個要求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國家來說，是應該需要具備的。對一個以世界警察自詡的國家來說，就只許他在世界范圍內為實現單極目標侵略這國顛覆那國而立威，這樣世界級的超級極權反而不稱是極權？但為實現多極化而只在自已本國內如此行事的，反而就是極權。

美國把自已的價值觀標榜為“普世價值”，其意識形態在世界范圍灌輸著強奸人意卻不算極權，你國內有一個獨立于他的官方意識形態來凝聚本國人民民族意識就算極權。

寡頭資本在世界范圍操縱著全球的經濟走勢，以美元壟斷為國際貨帀，以它的大量貶值發行讓世界納稅人為它買單卻不算極權,但你國內組成獨立的政黨來自已集中管理經濟就該是極權；

比如讓谷歌之流的互聯網門戶來干預中國的新聞秩序，以美國的輿論來控制世界不算極權，但你占領自已國內的輿論市場就是極權。

美國的航空母艦游弋世界、軍事基地遍布各地、間諜活動從太空到陸地，即使炸你的大使館、撞你領空的飛機都不算極權。但別國有忠于自已政府的軍隊就是極權。這就是為寡頭政治服務的理論。

對人民不是鎮壓而是保護、是毛澤東領導下的公安警察的職責所在，但對第三世界搞顛覆、顏色革命的美國西方勢力，確實對毛時代保護人民利益保衛無產階級政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公安警察系統感到恐怖，那是敵對勢力在無產階級對立面上的階級感受。

當時，即使使盡軍事侵略、資本剝削、思想文化顛覆、經濟制裁、技術壟斷等等手法，只要勞動大眾思想意識中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解除，階級分析的思想方法不放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傳統精神不拋除，對西方來說總有恐怖感，因為只有掃除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服務的極權，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的極權才能維護下去，如此而已！

混淆陣線、混淆是非是一種“高明”手法，比如為秦檜、李鴻章、汪精衛等漢奸賣國賊們翻案；對偉大的歷史人物民族英雄進行丑化。讓人們認為歷史無所謂是非，讓是非黑白混淆；社會不存在階級，對階級分析裝聾作啞。這個世界丑的就是美的，美的就是丑的，于是資本平安世界和諧……

牛仔   完稿于20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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