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保羅·薩特（1905-1980），法國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兼哲學家、小說家、戲劇家、政治活動家于一身，被人們稱為“20世紀人類的良心”。他同時也是現象學運動在法國的主要成員和法國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F象學與存在主義美學，是20世紀思想最深刻、影響巨大的人本主義美學。在文學的本體論認識上，他極其重視文學在現實中的介入功用，認為文學處于境遇之中，其創作的目的在于構筑非現實的理想境界，完成對現實的超越，從而創造出更美好的未來，并以此來要求作家首先要凈化自身的自由，對現實保持一種持續的批判和反思，以一個叛逆者的身份，站在自身階級的外部反觀自身?！　?/p>

一、文學的范疇　　

薩特以介入的觀點來看待文學，認為文學是利用詞語來表達一種具有意義的意義，具有鮮明的社會功能。文學不僅區別音樂、繪畫，而且將詩歌排斥在外。薩特認為繪畫、音樂與文學之間存在著壁壘鮮明的特性，它們雖然同屬于藝術，相互影響并且受到同樣的歷史因素的制約，但是絕不能用其各自的理論相互解釋。繪畫、音樂與散文的區別在于：前者不是符號，而是一種已取得本質的物，其界限明顯，并不能引向自身之外的東西，它的外殼（顏料、音符）已與靈魂（所蘊含的意義）澆鑄、凝固在一起，這些被創造的客體本身已經具有了某種類似意義的東西。在這里，薩特多次用丁列托列所畫的各各地上空那一道黃色的裂痕做例證，這幅畫既是黃色的天空，又是憂慮，它已將憂慮這種虛無的東西物化為天空，并獲得了比憂慮更多的東西，成為了一種取得本質的存在；另外，他亦將詩歌排除在文學之外。詩人使用語言的目的與散文不同，詩人是拒絕利用語言的人，在詩人的眼中，語言是一種先驗的物，而非為達到某種目的被使用的工具。在詩歌中，目的與手段顛倒了過來，行為本身就是目的，以史詩《特洛伊特》為例，特洛亞戰爭之所以會發生，只是為了赫克托耳與阿額琉斯能夠奮勇決戰，借以表現英雄的奮勇或憤怒。而散文在本質上是功利的，詞的作用是能否正確指示世界上某些東西或某一概念，其目的是：決定向別人提供直覺取得的結果。這種結果旨在超越，旨在趨向未來，旨在通過揭露而行動，即變革當前所生存的處境，其方式是作家通過向其他人揭露人，從而使每個人對于顯露在他們眼前的客體產生出一種責任感，覺得有必要保護或者改變?！　?/p>

當然，散文也并非想政論文那樣，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進行簡單、枯燥的說教。它離不開一個附加的、卻非常必要的因素，即散文的風格，這正是散文存在的價值所在。作家之所以為作家，不是因為選擇說出某些事情，而是選擇用哪種方式說出這些事情，以便人們在渾然忘我、不知不覺中被吸引，進而被改變，這正是作家寫作的風格在起作用。在散文中，審美喜悅的獲得并不是作為其直接的和最終的目的，而是作為一種附加成分。美在這里，是一種柔和的魅力，感覺不到，分辨不清，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從而最終在讀者的心中產生出一種積極主動的力量。同時，風格并不是恒定不變的，社會和形而上學的日新月異的變化要求語言和技巧的不斷更新，從而為讀者帶來的不是陳舊乏味的而是具有鮮活生命力的審美喜悅?！　?/p>

二、文學創作的動機　　

薩特認為，作家之所以選擇寫作，首先是因為他需要感到對于所揭示的世界而言是主要的。由于作家的創作即所要揭示的對象是對現實的超越，是一項有待完成的任務，又由于作家永遠不能擺脫自身的主觀性，無法客觀地辨認所要展示的審美對象，他就需要讀者的參與，需要召喚讀者的自由一同完成自己的創作?！拔覀冊蕉嗟匾庾R到自己的生產性活動，我們就越少意識的被生產出來的物體”，作家只能夠在寫作的過程中憑借他的知識、他的經驗及他的意志在為作品做謀劃，他估量自己所使用的詞語、勾勒出的句子在讀者所產生的效果，自己卻不能客觀地感受到這種效果。也就說，作家不能客觀地閱讀自己的作品，只能為讀者的閱讀而創作。寫作與閱讀二者互為辯證：首先，作家憑自己的主觀性在謀劃，寫作中包含著閱讀活動，即一種準閱讀，每個作家在創作時都時刻臆想著讀者將如何讀自己的作品，以至將會收到什么樣的效果；而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地推測、在期待，并逐步證實或者推翻，讀者按照作家事先安排好的順序將將其設下的符號一一喚醒，否則其作品便成為一堆毫無價值的死物。其次，閱讀是知覺與創造相結合的過程，讀者在揭示中進行創造，在創造的過程中進行揭示，他一邊揭示作品這個客體，而在這個揭示過程中所揭示出來的客體就是創造出來的客體，不完全等同于作者心中的那個客體。作品的意義不是字句的總和，而是字句的有機整體，即正是作品的意義規定了字句的含義。作品的意義即由讀者產生的沉默，是這樣一個客體，其中包含著作者沒有名言的東西，這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超越；當然，作家的作用是在引導他，即閱讀是引導下的創作，作品中的世界便是讀者的世界，是作家引導讀者進入這個世界，引導讀者期待、仇恨，激起讀者的感情，同時并知照讀者自身的情感，讓其寄托于一個想象物當中并隨之而起伏漲落?！　?/p>

作家選擇寫作的深層次原因在于：通過作品召喚其他人的自由，以共同完成對自由的超越。既然作品的創造只有在閱讀中得以最終完成，既然作家只有通過讀者的意識才能體會到對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主要的，那么，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一項召喚，一種吁請，呼吁讀者的自由來一同完成這個作品。首先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作家召喚的必要性在哪里？由于自為的存在，只具有表面上的符合目的性。它們之間確立的各種關系都是些假設，極具偶然性，它們之間的秩序關系并非真實存在的。而藝術則把這種秩序關系的遐想固定下來，它作為中介，把出現在自然景色之中的沒有明確目的的符合目的性轉達給其他人。同樣,作為創造者，作家永遠走在讀者前面，他將直覺所取得的自為的存在轉化有秩序的自在的存在,這種存在便是作家以想象方式介紹給讀者的,它作為虛無,向讀者的自由發出召喚,邀請讀者一同實現它。此時，事物存在的符合因果性只是表面現象，而符合目的性成了深刻的現實。    　　

其次,作家之所以發出召喚,是因為作家無法客觀地確認自己直覺獲得的效果,只能用材料來塑造與之相應的審美形象，但無法使審美形象完美的出現，它需要讀者的自由一同完成此任務，“任何藝術品的出現都是一個嶄新的事件，它不能用先前存在的材料來解釋”。然而，作品需要讀者的自由，但并不像工具那樣為讀者的自由服務，比如讀者可以選擇用錘子釘釘子或者殺人。工具停留在假設命令級別，而作品處于絕對命令級別，需要讀者自由地承認他、信任他。再者，作家亦不能用激情，諸如引起恐懼、憤怒等來控制讀者，因為這樣會導致作品成為維持仇恨或欲望的一種手段。作家應該訴諸讀者的主動性，為讀者提供尚未完成的任務，讓讀者用自己的感情重新塑造審美對象。這時需要的是讀者自身的激情，一種基督教意義上的激情，這種激情可稱之為豪情，即一種以自由為根源和目的的豪邁的感情。由于具備著這種豪情，讀者可將其全身心都奉獻出來，自由貫穿他的全身，從而改變其自身最為黑暗的部分。于是，讀者的主動性，隨著為更好地創造形象而變成被動，被動就化成以一種行為，讀者隨之而上升到最高的高度，他們在瞬間被感化，變成了他們本來會成為的那種人?！　?/p>

因此，作家為訴諸讀者的自由而寫作，它以作家訴諸讀者的主動性為前提，他只有得到讀者的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為此，作家在寫作時不該受激情影響，而是與他的感情保持一段距離，將他的情感轉化為一種自由的情感，就如同讀者在閱讀時所具有的情感一樣，作家同樣需要一種豪邁的姿態來寫作。反之，讀者亦須承認作家的創造自由，他需要一種奉獻自身的豪情，同時并從反方向召喚、吁請作家的自由。二者的自由是一種辯證關系。惟其如此，閱讀便成為作者的豪情與讀者的豪情締結的一項協定。雙方互相信任，彼此托付。讀者不斷地向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作家對讀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作家的要求則是將讀者的要求提高到最大限度。作家與讀者正是在這種辯證的自由的要求中不斷進步。對于審美對象而言，其符合因果性只是表面現象而已，而符合目的性——作為客體的深層結構，才是讀者的目光需要到達的。符合目的性與其說存在于審美對象的形狀與顏色之中，不如說存在于人們自身的物質想象之中。另外，人們的想象并不局限于審美對象的身上，他們會走得更遠，以至整個世界。于是，創造活動通過產生或重視的審美對象，實際上卻以重新完整地把握世界作為它努力的目標。作家與讀者豪情的締結伴隨著一種審美喜悅的產生，其實，每個作家都企望給讀者一種審美喜悅，并將其作為作品能否成功的標志。作家創作的喜悅是與讀者的審美意識是融為一體的。首先，審美意識是和對于一項價值、一項召喚的確認融為一體的；其次，審美喜悅伴隨著一種位置意識，即意識到世界是一個價值，是向人的自由提出的一項任務；再次，審美喜悅包含著人們自由之間的一項協定，位置意識是對世界整體的認識，這個世界既是存在又是應當存在，這個和諧的整體成為一種人們普遍信任又普遍要求的對象?！　?/p>

三、境遇中的文學　　

原則上,作家為所有的讀者寫作,作家提出的要求是面向所有人的，位于作品兩端的雙方都會不遺余力地奉獻出自身的自由。然而，自由并非是一種永恒的價值，永恒的價值是抽象的、干癟而脫離人世的，而自由正如同大海一樣有潮漲潮落，是人們借以自我掙脫、自我解放的運動。自由并非現成存在而必須靠不斷地克服情欲、種族、階級的羈絆而獲得，在其后又有可能去征服其他人，給其他人的自由提出問題。其實，正是在每個時期中，有待鏟除的阻礙與有待克服的阻力所構成的特殊面貌賦予了自由各種不同的形象。作家所面對的自由同樣是陷于泥沼的、不純凈的、不能支配自身的，同時作家自身的自由也不是那么純凈，作家的自由也有待被洗凈。因此，自由是具體的，在每個具體的歷史事實中都有著各自的有待超越的自由，作家是在某種境域中為召喚和超越具體的自由而寫作，作品的語言也是在一種語境中生成，即在一種共同的回憶與感知中生成。閱讀亦然，同一時代或同一集體的人經歷了同樣的事件，向自己提出或回避同樣的問題，嘴里有著同樣的回味，因而在他們中間存在著一種先天的同謀關系。作家向讀者揭示世界的某些面貌，他利用讀者知道的某些面貌將其不知道的事情告訴他。讀者位于完全不知和無所不知之間，他有一定的知識，這些知識隨時都在變化，足以向他向他顯示他的歷史性.因此,作家與讀者是同一歷史事實的兩個方面.作家慫恿讀者爭取的那個自由是在一個歷史處境中取得的,這個自由沒有定性,并非是讀者以純粹抽象的方式意識到的,于是每本書都需要求助于習俗和現成的價值,以及作家與讀者共同擁有的這個世界。從一個特殊的異化出發，建議一種具體的解放途徑，在這其中所召喚的自由是一種具體的否定性，而非抽象的表示否決的力量?！　?/p>

同時，作家并非為普遍的人寫作，而是為特定年代的特定的人群寫作，作家本身也是滿足某種要求，被授予某種社會職能的人。人的任何計劃都會超越實際上的界限，由近及遠向無垠擴展，作家向公眾所發出的召喚也一樣，永恒的自由會在作家所追求的具體的歷史解放的地平線上隱約可見，于是，作家的讀者群內部也將會出現明顯的裂痕。如美國黑人作家理查.賴特，他的讀者群分為兩種：一種是代表主體性的黑人讀者，此時作家賴特就是他們的意識，他從眼前的直接事實上升到對自身狀況進行反思的運動，也正是他所屬的整個種族的行動；另外一種則是白人讀者，他將他們牽連進去，讓他們衡量自己的責任，并激起他們的憤慨，以使他們感到羞恥。既然，作家與讀者的自由是在同一個世界中彼此尋找，那么我們既可以說作家對世界的某一面貌的選擇確定了他選中的讀者，也可以說，他在選擇讀者的同時決定了作品題材，因而在所有精神產品本身都包含著作家所選中的讀者的形象。薩特以維爾高爾一九四一創作的《海的沉默》為例，說明精神產品應該就地消費，否則在以后將會變得不知所云。然而，環境并非是構成作品的決定力量，環境產生作家，但并不能決定精神產品，因為環境僅僅作為一種即定的力量，而公眾是站在作家面前的期待，作為一個有待填補的真空，引領著作家的去向。精神產品取決于公眾的召喚，即公眾向作家的自由提出疑問，因而作家的寫作計劃并非由自身決定，而是對某種人類的和整體的處境的自由超越。作家之所以區別于公眾而介入，是因為公眾一直在努力地向別人掩飾自己的介入，他們從死亡的角度看待生命從而使生命失去任何價值，進而以消極的態度承擔后果，而作家則是為自己并且替他人把介入從自發、直接的階段推想反思的階段?！　?/p>

由于在作家的身上存在著一種原始的沖突，所以作家并非一直保持著積極的介入，即對自由的不斷的超越，也就是說，文學并非一直呈現出一種積極向上、充滿生命力的狀態。首先，從文學的功能來看，作家的存在價值在于向社會展示自身的形象，他命令社會承擔這個形象或者改變自身，從而使社會發生變化，令社會失去了業已取得的平衡，在羞愧與厚顏無恥之間搖擺不定。于是，作家使社會產生一種負疚心理，目的是打破現有的平衡，他與維持平衡的保守勢力永遠處于對抗之中。然而，由于作家只從事消費而不事生產，對于社會的既成價值標準來說，作家所從事的一切都是毫無用處的，因此作家又不能獨立生存，需要有人來養活他。統治階級往往出于控制的策略，或者基于一種誤會，以為可以憑借作家展示自身的形象，從而達到反思自身的目的，便提供財力酬勞作家這種既非生產性的又如此危險的活動，作家同時就成了寄生階級的寄生者。但是就作家所從事活動的本質而言，他應該獨立于保守力量而替進步力量說話，打破現有的平衡以達到自由的突破。于是，作家身上的這種無法調解的沖突就原始存在了，作家就成了先天的叛變者。這種沖突有時很明顯，有時較隱蔽。在階級社會中，這種沖突的客觀面貌表現為保守勢力——作家的真正讀者與進步勢力——作家的潛在讀者（也是作家理想的讀者）之間的對抗。而在無階級社會中，作家的這種沖突便弱化，此時作家為社會提出自我批評，以求自我解放。　　

當作家不是處于統治階級外部，而是被吸收進去時，沖突就簡化到了極點，作家的潛在的讀者群根本不存在或者是幾乎不存在，文學與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取得一致，作家就成了統治階級的附庸與工具，僅僅作為統治階級內部的中介人，在其內部對自由發出召喚。如在歐洲十二世紀左右的教士時代，閱讀與寫作僅僅是專業人員才能掌握的技巧，僅僅是保存和傳遞基督教思想的手段，文學成為宣揚宗教的一種工具，此時的文學可以看作是死亡的文學。進入十七世紀之后，作家與讀者的世俗化日趨完成，然而世俗化并非普遍化，作家的讀者群僅僅存在于上層階級，這時的讀者具有堅定的信念，緬懷過去的一切，相信過去才是永恒，惟有過去的一切才值得人稱頌，而現存的一切都不過是過去的模仿與反復，不可能再有美好的新事物、新思想出現，他們因此而厭惡作家向他們揭示一些他們不知道的想法與感情，他們不需要反思，只需要作家進行介紹和雕飾就足夠了。此時的作家作為當時意識形態的附庸，其作品所能起到的作用充其量只是希望在統治階級內部，把人從他自身解放出來，因為他們依然深處于上層階級的閨房，從來沒有懷疑過自身應當扮演的角色，沒有走到統治階級的外部反觀自身并懷著驚訝的心情查看他們，因而也不可能在真正的、現實的讀者群與潛在的、理想的讀者群之間身首異處、思索徘徊，于是，作家便與真正的讀者群——保守力量形成同謀，作品中召喚的不過是具有心理學屬性的、抽象的自由?！　?/p>

    當作家脫離自己的階級，從內部和外部同時審視自身所處的那個階級時，他將會成為一個獨立的人，可以獨立地行使自己批判的權利。文學也就與此同時與自由的精神融為一體，具有了批判思想并創造思想的權力，此時的文學就代表著一種否定、一種懷疑、一種對現實的超越。歐洲十八世紀的作家正遇到了這樣一個良機，在當時，貴族階級作為統治階級，即維持現狀的保守力量，企望借助于作家的宣傳以維護自己的日薄西山的老朽形象；資產階級作為一個上升階級已經取得了經濟優勢，同時又作為一個被壓迫階級渴望日漸擺脫束縛自己的意識形態，并迫切希望一種新的思想出現，以盡快形成屬于自己的階級意識。于是，此時的作家受到兩方面的吁請，他夾在敵對的兩派讀者之間，似乎成了他們的仲裁者。由于敵對雙方都在供養著他，他一方面領取貴族階級發給的年金，一方面又得到資產階級的贊助。他一方面與敵對雙方保持同謀關系；一方面脫離自己所屬的階級，從外部，用資產者的眼光審視貴族，也從外部，用貴族的眼光審視資產者。此時的作家不再與任何一種現有的歷史形態混同，他在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真理。作為普遍的人，作家為普遍的讀者寫作，召喚普遍的自由，也是抽象的自由，他努力成為一種超越一切即定事實的永恒的力量。而當他用抽象的自由來反抗具體的壓迫，用反歷史的理性對抗歷史時，他與歷史發展的方向不謀而合。他對自由的籠統和抽象的追求，將資產階級和其他被壓迫的階級，包括被資產階級剝削的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對抗茍延殘喘的貴族階級。也就是說，當作家在為自己并作為普遍的人要求思想的自由時，他就與資產階級的利益取得一致。作為第三者，作家向資產階級發出的召喚是鼓動他們起來造反，對貴族階級發出的召喚是吁請他們對自己做批判反省，放棄自己的特權。由于作家脫離自身的階級而向普遍的人發出召喚，此時的文學創作體現了無償性、批判性的特性，因此此時的作品是向讀者們的自由發出自由的召喚。　　

    作家身上的原始沖突在階級社會中還會遇到第三種情況：作家為之召喚的自由得以實現，原先分裂的兩種讀者群合而為一，文學自身的要求與被壓迫階級的要求同時得以實現，獲得自由的被壓迫階級因重建了一種新的壓迫形式，而成為束縛另外一群人的壓迫階級，作家應該如何面對這一歷史境遇？例如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制度業已確立和鞏固的歐洲，資產階級從貴族階級的束縛中走了出來，并創建了自己的壓迫方式，出于鞏固階級地位和穩定社會秩序的需要，它要求一種能使自己問心無愧的思想和藝術。他依然出錢閱讀知識分子的思想，買他們的書，但前提是他們要確認現存的社會秩序并為其錦上添花，他要求作家提供人的內心世界的實際經驗而不允許其質疑這個世界。作家所面對的徹底統一的讀者群，作為保守力量要求一種保衛的文學，該類文學實質上是結局已定，不過是在玩弄文字游戲的文學，因此優秀的作家應該拒絕合作，為反對所有的讀者而寫作，同時發覺潛在的讀者群，以重新將自己的作品置于雙重讀者群的目光之下。事實上，一些優秀的作家也確實曾為此做過努力，他們試圖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選擇人民做題材，代替人民訴出不滿，為其伸張正義。不過，他們的努力卻不曾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并沒有為人民有待發動的革命帶來任何實際意義，因為他們一方面想脫離自身的階級，一方面在資產階級的養活之下違心地過著富足的生活，他們并沒有真正地走出本身所屬的階級，并沒有融入人民群眾之中，因而也不能想人民之所想，他們所召喚的只是一些抽象的自由，寄希望于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那時壓迫階級能夠自我反省。然而，寫作藝術是具體的歷史現象，即一個人在同意使自己歷史化時，向他同時代所有的人發出的有關完整的人的個別的、注明時間的呼喚。這時的無產階級用不著虛假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他們迫切希望的是改善目前的物質境遇，同時深切地希望結束人剝削人的現象。文學不可能獨立于具體的歷史境遇，不能全憑自身的發展而規定所要達到的藝術標準，假如作家要尋求為潛在的讀者群寫作，就必須使自身的藝術適應這部分讀者群的需要，符合他們的審美標準和閱讀期待，以完成啟迪思想的任務。對于無產階級的讀者群來說，他們需要看到的作品是通俗易懂的，富有革命挑逗性的，能使他們認為在資產階級世界的盡頭還有另外一個世界等待他們去開拓。因此，十九世紀的許多優秀的作家由于沒能從抽象的否定性過渡到具體的建設性，其充其量只是給我們揭示了世界的一個無所為而為性的面貌，他們在作品中對讀者的自由的召喚是絕望和無奈的?！　?/p>

總之，文學是在一種具體的歷史境遇之下的文學，當一個時代的文學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而屈從于世俗權力或者某一意識形態時，它就是被異化的文學；而當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味將眼光放在自身的自主性，一味地強調形式自主，導致將題材看作無關緊要時，這時的文學是抽象的。人們不可能在沒有讀者和沒有神話的前提下寫作，作家不可能不可能沒有由某一歷史情況造成的讀者群，所以，作家與所有其他人一樣，處于處境之中。然而，與群眾所不同的是，作家需要脫離于任何一個階級，站在階級的外部以一個中介人的身份反思本階級，這樣才能讓作家本身的自由不受束縛，因為任何一個體現著階級要求的意識形態在形成過程中便是自由，當它形成以后就會成為一種壓迫其他自由的方式，作家永遠是自身階級的叛逆者，除非階級消失，作家身上的原始沖突才會消失?！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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