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從日本輿論界對魯迅最初的文學活動的注意算起，迄今，魯迅在日本已被言說了整整一百年。這百年間，中國的魯迅研究走過了艱難曲折的道路，其間雖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輝煌，但也遭遇了90年代以來的冷落，現在則出現了后繼乏人的局面。相對而言，日本魯迅研究雖然時有起伏，而且到20世紀末熱情也有所減弱，但是總體上看，基本上處于平穩發展的態勢，即使是當魯迅被政治圖解和被某些中國人百般詆毀的時候，日本一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仍然嚴守堅定的學術立場和嚴謹的科學態度介紹和研究魯迅。為什么同一個魯迅在不同的國度中，卻有著如此相異的歷史命運？在當下魯迅研究處于困境的時期，日本魯迅研究有哪些啟示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這是回顧百年日本魯迅研究需要我們認真總結的地方。

　　日本的魯迅研究從來都是作為一項獨立的學術活動，　因此，科學、嚴謹成為他們共同的信念與追求。像竹內好，即便是在抗日戰爭情勢下，依然是從個人的生命體驗出發，獨立和超越于戰時政治需要之上，用生命和心靈感悟和解讀魯迅。《魯迅》是竹內好在即將被派往中國戰場之前寫下的，深層的寫作動機包含著對日本戰時下文學為戰爭服務的文學現狀的殊死抵抗。在生與死的臨界點上，他沉潛入魯迅的精神內面，以對魯迅思想中的悖論的發現和解明，寫下了被稱之為“近似遺書”的《魯迅》，創造性地提出了諸如“文學與政治”，魯迅的“回心之軸”、“掙扎”、“抵抗”、“拒絕政治的政治性”等眾多命題，至今深遠地影響著日本的魯迅研究。

　　當然，日本歷史上也有過因政治原因而導致對魯迅的誤解。在中國，曾經很長時期里出于一種純粹的政治需要，魯迅常常被絕對政治化、工具化和簡單化，而魯迅作為文化巨匠的文化內涵與品格和作為文學家的文學色彩與內蘊卻往往被淡化和忽略了，使魯迅研究陷入于單純政治化的范疇之中。但是，在日本，不論是來自中國的還是日本自身的政治運動與思潮，都為日本魯迅研究提供了促其成熟和獲得獨立自覺的外部刺激和反面借鑒，使真正有良知的學者、文人始終堅守研究的獨立性、純潔性和學術性。像丸山昇從不盲從于任何權威、教條和政治形勢，惟一認定的只是事實本身，　主張以魯迅史實為基礎，堅持科學、求實的態度，從魯迅思想的發展中研究魯迅，開辟了實證研究的先河，對魯迅思想的轉變特別是后期思想發展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突破。顯然，堅持和捍衛魯迅研究的獨立性，既是日本魯迅研究不受外界干擾，保持長期穩定發展的秘訣之一，也是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

　　學術的獨立并不等于與政治絕緣，更不意味著逃避現實，日本魯迅研究的另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一方面與社會現實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并不完全受制于既定的政治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支配，具有相對獨立的自主性和超越性；但另一方面又與社會現實和政治緊密相連，表現出了強烈的批判性與現實性。戰后日本魯迅研究的動機之一，就是站在對日本“疑似近代”的反省的立場上，通過魯迅看待“真正的近代”。竹內好寫于1948年的《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就是借助魯迅和中國作為反省和批判日本近代的內在力量。他將日本與中國加以對比，把中國和日本在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方式區分為“回心型文化”與“轉向型文化”， 批判了近代日本的優等生文化，把它視為一種失去主體性的“奴隸”文化。他肯定了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的“抵抗”，也就是“抗拒為奴”的精神，而最能代表這一精神的，在他看來，就是魯迅。正是從魯迅那里，竹內好找到了對日本的主體性進行審視和反思的一面鏡子，主張通過現代中國這個媒介實現自我否定，并由此展開對亞洲的近代化問題的思考，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生成。丸山昇和伊藤虎丸等人繼承了竹內好的強烈的現實感和反省意識為核心的主體精神的自覺，他們從魯迅身上，也從中國近代史的進程當中意識到只有通過“回心”式抵抗才有自我變革和發展，才能實現主體性真正的確立。魯迅構成了借以反省和批判日本的近代和“戰后民主主義”的重要媒介和重建亞洲主體性的思想資源。

　　在當下魯迅研究日益趨于“古典化”和邊緣化，不再與當代生活構成對話關系時，竹內好等人的方法卻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進入歷史并將文學與現實連通的路徑，它所啟示的就是在對當代思想與文化的觀照和批判中，將魯迅研究介入到社會變革和文化建設里面去，重返當代思想與文化的前沿，構建一種與時代充滿彈性與張力的魯迅研究的生存機制與功能體系。

　　學術的生命力在于不斷地創新，日本魯迅研究的百年歷史就是一個不斷挑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歷史。正是在對小田岳夫和增田涉及戰前日本魯迅研究膚淺理解的批判與挑戰的基礎上，竹內好建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與方法，并作為一種精神資源被有效地注入到戰后日本魯迅研究中。但是，日本學者在繼承的同時，并沒有把竹內好的魯迅研究奉為終極性的完成，而是不斷發起新的挑戰與批判。比如丸山昇就是試圖以歷史主義的方法糾正“竹內魯迅”強烈的“玄學”品格，還原了魯迅“革命人”的一面，用“革命人”把“文學者”與“啟蒙者”統一起來，以克服竹內好的二元論，相對于竹內好直覺式的哲學性研究，采取嚴密的邏輯實證分析，拓展和深化了認識魯迅的思維空間。伊藤虎丸比較注重魯迅思想與文學生成的歷史性與現實性，在吸收竹內好思想成果的同時，以“終末論” 來深化竹內好的“回心”和“文學的自覺”，并用“歐洲近代的‘個’的思想”觀念來統一“文學”和“啟蒙”的矛盾關系，在對魯迅留日時期思想的形成跟當時日本流行的西歐思想和文學之關系的探討中，提出了“原魯迅”命題。

　　近２０年來，日本魯迅研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愈來愈趨于向外轉的傾向，并開始從政治研究向文化研究過渡，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新格局，而這一切，同樣深蘊著竹內好的巨大影響和超越竹內好影響的不懈努力，也是竹內好所主張的“在發展中來把握魯迅”， 通過自我否定魯迅這一象征來從魯迅身上無限地生發新的自我，發現新的來自于魯迅的思想動力和精神能源。這就是時隔一個世紀，日本魯迅研究始終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也是值得中國學者認真思考的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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