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視臺《見證》欄目曾經播出6集電視系列紀錄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國》，第一次使國人有機會看到“WG”時期伊文思在中國拍攝的《愚公移山》以及他在中國拍攝的所有影片的一些片段。
中央新影保存的伊文思的影像資料較全，他在中國拍攝的多數影片都有完整拷貝，惟有《愚公移山》不全。影片素材達120個小時，我們現在都知道它有十二集，其實在12小時版本外，最初還有一個27小時的版本，就更沒有能夠看到了。為了拍攝《伊文思眼中的中國》我找到一部分片子，比如《球的風波》、《上海第三制藥廠》、《大慶油田》、《上海印象》等，但是大多數是“雙片”，就是聲、畫分離，未合成的拷貝，做膠片轉磁帶的工作時，發現聲音找不到，只能猜測片子里的人在說什么。這部片子奇特的一點就是因為它拍攝時間很長、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多、歷經磨難，但最后卻沒有人完整看全過。
當年攝制組的足跡遍及大慶、上海、南京、青島、新疆等地，廣泛接觸了我國的工人、農民、漁民、教授、學生、解放軍戰士、售貨員、演員、手工藝藝人。
《愚公移山》由12部各自獨立的影片組成：
《大慶油田》（84分鐘），《上海第三醫藥商店》（75分鐘），《上海電機廠》（131分鐘），《一位婦女，一個家庭》（110分鐘），《漁村》（104分鐘），《一座軍營》（56分鐘），《球的故事》（19分鐘），《秦教授》（12分鐘），《京劇排練》（30分鐘），《北京雜技團練功》（18分鐘），《手工藝藝人》（15分鐘），《對上海的印象》（60分鐘）。
在世界電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這個名字意味著什么呢？可以用這樣幾句話進行簡單概括。首先，他是一位紀錄電影先驅，與美國的羅伯特·弗拉哈迪、英國的約翰·格里爾遜和蘇聯的吉加·維爾托夫被并稱為四大紀錄電影之父，與其他三位先驅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創作生涯最長，在長達60余年的創作生涯中拍攝了60余部影片。
其次，他是一位國際主義戰士和詩人，這位“飛翔的荷蘭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其他國家度過的，而且主要是在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以攝影機為武器聲援它們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在這些國家獲得獨立之后，又熱情謳歌它們的建設成就。
第三，他是一位電影教育家，為五大洲的數十個國家培養了大批電影工作者，而且他與弟子的關系超越師生之誼而升華到朋友之情。最后，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從1938年拍攝《四萬萬人民》到1988年完成《風的故事》，他與中國的交往長達半世紀之久，親切地把中國稱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伊文思196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都是與瑪斯琳·羅麗丹合作完成的，此后他的每一次中國之行都與羅麗丹形影相隨。羅麗丹曾經在開創現代紀錄電影先河的法國導演讓·魯什拍攝《夏日紀事》（1960）時擔當過重要角色，親自拍攝過反映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斗爭的紀錄片《阿爾及利亞零年》（1962），正是在制作此片的過程中她與伊文思相遇，并且從此成為伊文思的合作伙伴和生活伴侶，她與伊文思的結合也為傳統紀錄電影融入了現代風格。
1971年6月，伊文思和羅麗丹應中國政府之邀來到北京，帶著幾部關于法國68年5月事件的影片。周恩來一見到伊文思就問：“你怎么沒帶攝影機來啊？應該在這兒拍幾部影片。”伊文思頓時感到不知所措，雖然他與周恩來已有幾十年的交情，但沒想到周恩來會向他提出一個如此直截了當的提議。周恩來補充說：“反正你還要回來的，你和瑪斯琳利用這段時間參觀參觀中國，把你們帶的片子留下，我們來看看。”
1976年《愚公移山》在巴黎的放映十分困難，沒有宣傳經費，完全靠伊文思自己籌備。影片放映了6個月，得到觀眾和評論家的好評。但是很快，當年10月中國政局巨變，使得很多人懷疑伊文思拍攝影片的真實性，甚至有人罵他為“騙子”，使得伊文思從峰頂跌落深谷。
伊文思從小就渴望自由飛翔，影片的開始就是他坐在自己制作的木頭飛機里，他說“媽媽，我要去中國”。而他的祖國，人們依舊稱伊文思為“飛翔的荷蘭人”。在《風的故事》里，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圓滿的結局，伊文思從一位藝人手里接過一個燒紙的面具，作為回謝，他送給藝人一盒膠片———他的第一部電影。面具與片盒，風與電影……1989年，伊文思在巴黎去世，但是時間輸了，對永生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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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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