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小品一定要求是喜劇小品。既然是喜劇，就一定要有諷刺的對象：可以是某一類人，可以是某一種社會現象，也可以是人的某一種行為——只要這個對象是大家普遍認為值得諷刺的，那么就一定會獲得人們的認同，就是所謂的“共鳴”。
總之，只有這個諷刺的對象找對了，喜劇小品也就成功了一半。
《捐助》中雖有五人出場，但記者二人可忽略不計，其余三人，趙本山是一個年收入只有一萬五千元的普通農民，卻能夠在面對別人困難時捐出三千（占其全年總收入的20%）；在得知自己多捐的時候，沒有討回，而是千方百計的掩飾。他是一個精神高尚的農民。他的親家王小利因為趙本山的失誤搭上自己的全年種地收入，是一個意外遭受損失的普通農民。而孫麗榮是一個家庭貧困，又面臨孩子上學難題的不幸的婦女。在我看來，這三個人在我們的社會上大量存在，無論哪一個，都不具有什么諷刺意義，和值得諷刺的地方。相反，都是或值得尊敬、或值得同情的人物。
從情節上看，小品的矛盾從趙本山刷錯卡引起，不但搭上自己全年收入，而把親家的也搭上了，即使他出去借錢給了親家，自己來年的生計怎么解決呢？這種捐助豈不相當于不會游泳的人下河救人嗎？趙本山和劇本的創作者看來并不關心劇中的趙本山，有人關心，瞧，我就關心了。
所以我認為，小品中無論是人物，還是人物的行為，都不應該作為喜劇人物出現——也就是不該作為諷刺的對象。
讀到這里，大家可能認為我下的結論是：《捐助》是失敗的，搞錯了諷刺對象。其實卻不然。
我不認為趙本山“搞錯了”諷刺對象，就是說，我認為這三個人不該被諷刺，而趙本山卻認為應該諷刺，而且應該大諷特諷。原因也很簡單，大家都熟悉一個叫“仇富”的詞，但對“歧貧”這一詞可能比較陌生。然而在事實上，在當今這樣一個無處不充滿著存在歧視的時代里，“歧貧”才是真正的“主流”需要。
一個戴著三十年前的破帽子，連個銀行卡都不會刷的傻瓜；一個穿著邋遢的破帽襖，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倒霉蛋；一個目光呆滯，話都說不利索的背運“寡婦”；一根肉串喝八瓶啤酒，都窮成那個德行了，還捐錢呢，而且笨得刷個卡刷得“里面就剩點利息了”……當這些元素組合在一起時，在某些“精英”的眼里，一定是：太好玩了，太逗了，太可笑了，太搞了！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提出過一個問題，就是文藝應該為什么人服務？趙本山通過小品《捐助》很好的回答了這一問題：為精英服務，為有錢人服務，為特權階層服務。這不但是趙本山本人作為“精英”群體中的一員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也完美的適應了“春晚”的要求。所以對于小品《捐助》來說，趙本山及其創作群體找準了諷刺的對象，迎合了“精英”群體歧視弱勢群體的心理，他的創作是成功的。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