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 對“胡適思想批判”否定論者的回應
——《傳神文筆足千秋——〈紅樓夢〉人物論》后記                                     

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年第4期

“紅學”誕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也有了很多規范性的提法，紅學史也有了好多部。說起歷史形成的所謂各種學派來，更是眾說紛紜，但未必都是真正科學的概括，何況歷來“紅學”出現的種種怪現象，還時有重復和“崛起”。譬如2005年所謂“紅樓夢年”掀起的“秦學”及其“揭秘”的喧鬧，本是沉渣泛起，卻在一些媒體，特別是電視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引起了那么狂熱的追捧，豈不是當代紅學研究的一大悲哀!

我寫的《紅樓夢》研究著作不多，雖然早在1957年就出版過一本《紅樓夢評論集》，那也是和藍翎合作的，所謂“四十年間半部書”。80年代雖有個“研究計劃”的奢想，也只有起步，未得善終，寫了十幾年，不得已而倉促結集時，只不過完成了構想中的三分之一，就是那本《紅樓夢藝術世界》。這點成果本不該在權威紅學家的“規范”之內。只因為1954年對“新紅學”的那場批判，有過“首發”的“魯莽”，也被列為一派。有的紅學史家名之為“社會評論派”，卻又認為，我們并非代表人物，代表人物是毛澤東同志，即所謂“毛派紅學”。如果確有此殊榮，我則幸甚至哉，甘當此任，無怨無悔。說句老實話，迄今為止，我仍沒有看到，給《紅樓夢》以崇高、正確而深刻的評價，有誰超過魯迅和毛澤東。盡管那場“批判運動”現在經常是某些學者的批評對象，但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第312—313頁)，即共產黨對這場運動的全面評價卻是“這次批判提出的問題，不僅是如何評價和研究《紅樓夢》這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而且是要從文學、史學、社會政治思想各個方面，對五四運動以后最有影響的一派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一番清理和批判”，“提出的問題是重大的，進行這樣的工作是必要的”。我也很贊成該書對這場批判運動的“消極面”的總結，即學術問題不應搞成運動，而且對俞平伯先生的批評也有簡單、粗暴（包括我們后來的文章）的傾向，對馮雪峰同志的批評、處理都并不公正。不過，從“紅學”研究來說，即使1954年對胡適考證發現曹雪芹家世之功的批判，也無人抹殺。至于說到這位“大學者”的文學見解和藝術修養以及對《紅樓夢》的理解和評價，則實是不敢恭維，不只表現出他的無知與淺薄，還多多少少帶有洋場紳士輕視優秀民族文化遺產的異味，甚至在他晚年的《與高陽書》(1960年)里，對《紅樓夢》還是在堅持他20年代那些淺薄的看法：

……我寫了幾萬字的考證，差不多沒說一句稱頌《紅樓夢》的話；“我只說了一句‘《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地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杰作’。此外，我沒說一句從文學觀點贊美《紅樓夢》的話……我平心靜氣的看法是：雪芹是個有天才而沒有機會得著修養訓練的文人——他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往來朋友、中國文學的背景等等，都沒有能夠給他一個可以得著文學的修養訓練的機會，更沒有給他一點思考或發展思想的機會(前函譏評的“破落戶的舊王孫”的詩，正是曹雪芹的社會背景與文學背景)。在那個貧乏的思想背景里，《紅樓夢》的見解當然不會高明到哪兒去，《紅樓夢》的文學的造詣當然也不會高明到哪兒去。”(《胡適〈紅樓夢〉論述全編》第289頁)

實際上這只能說明胡適自己的思想沒根底、見解不高明、文學造詣太差勁，就看看他自己的作品吧，我雖讀得不多，總還看過白話詩《嘗試集》和游戲的喜劇《終身大事》，光從他所謂的“修養和訓練”看來，那可真是除去“白話”，就剩白水了。像胡適這樣大言不慚、根本缺乏讀懂《紅樓夢》的文學素養的所謂“大學者”，竟還能成為某些人今天高舉的“學術”旗幟，令人匪夷所思。

說到“紅學”研究的現狀，本來顧名思義，既稱“紅學”，它的主體仍然是關于文學作品《紅樓夢》的學問。因而，不管是作家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曹雪芹生平與《紅樓夢》創作的關系的研究，也包括《紅樓夢》版本、《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的研究，以及各方面的科學考證，都是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這位偉大作家和這部偉大作品。但是，有的紅學家卻總是強調《紅樓夢》的特殊性(實際上還是變相地鼓吹“自傳說”)，在他們的視野里，凡是與曹雪芹家世有關的事物，都納入“紅學”的范疇之內，卻獨獨把對小說這個“主體”的研究，排斥在“紅學”之外，歸之于小說學；有人甚至把這樣一部反映封建末世的社會生活與上層建筑如此真實、深刻的偉大杰作，非“空靈”到抽象的“生命”與人性的虛無縹緲中，才算是對《紅樓夢》的正確理解；要不，就把舊紅學的索隱抉微，更引伸開去，于是，秦可卿的身世，竟演繹成與《紅樓夢》毫不相干的曹家藏匿了康熙廢太子胤礽的公主。作家劉心武的所謂“揭秘”現象，并不偶然，實際上還是“老索隱”的新猜謎，“自傳說”的陰魂不散，只不過這次是由一位作家把他的毫無根據的怪想法“藝術”創作化了、趣味化了而已。而這種現象的出現，并能獲得如此廣大的讀者和聽眾，豈不也值得我們“紅學”研究者深長思之!

至于“文學典型論”，作為現實主義創作藝術的科學概括，本不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導師們有精辟而深刻的論述，就是西方古典哲學家和美學家，也包括俄國著名文藝理論家所謂“三個斯基”——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也都有系統的闡釋，這是盡人皆知，不必引述的了。現在反對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毛澤東文藝思想，已經是有些掛名的共產黨員都參加“合唱”的現代化的“時尚”。50多年前，我們確曾運用文學典型論批評過胡適的“自然主義”說。無需推卸責任，在《評〈紅樓夢研究〉》一文中，這段“節外生枝”的文字是我寫的，可能有粗淺或生硬之處，但有人把我們的觀點說成是受“拉普”的“典型論”的影響，那卻是他自己的知識錯位。因為誰也沒有看到拉普有過什么“典型論”，而恰恰是嚴厲批評拉普的列寧，是文學典型論的積極倡導者。

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用脫離社會、脫離時代的人性善惡、生命意志，是不能對《紅樓夢》如此復雜而眾多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個性形象進行準確而透徹的分析的。因為《紅樓夢》寫的是封建末世復雜的社會生活，寫的是特定歷史環境里的貴族宗法之家鮮活的“人”和“事”，而偉大的曹雪芹，以其深邃的生活洞察力和驚人的藝術天才，概括和創造了如此眾多的、被譽為“如過江之鯽”的個性鮮明、內蘊豐富的藝術典型，正如愛新覺羅·永忠所贊美的那樣“傳神文筆足千秋”(《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哪怕是偶一出現的小人物，也都有著不可重復的個性化的精彩，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告訴我，一位紅學權威正在反對人們寫《紅樓夢》人物分析的文章，我想，這種限制，像在“紅學”研究中排斥小說研究一樣荒唐和可笑。因為《紅樓夢》寫的是人，即使寫神、寫情、寫景，也依然是寫人；文學是人學。我還認為，從《紅樓夢》作品實際出發，分析、研究曹雪芹筆下的人的藝術形象的創造，總比打著《紅樓夢》的幌子海闊天空地胡謅八扯，更能面對“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的曹雪芹；也更能面對熱愛《紅樓夢》的廣大讀者吧!

我曾是1954年向“新紅學”發難者之一。對于紅學史的那一段，現在自然有各種各樣的評價，持全盤否定者居多，特別是由于毛澤東同志因此而發動的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實是觸動了知識界某些人的神經，有的紅學史家認為，即使沒有李希凡、藍翎的兩篇文章，毛澤東也會從別的方面發動這場批判。這話雖然是從反面說的，卻也還說到了點子上。人所共知，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最后幾篇論述歷史重大轉折的文章，都批判的是“唯心歷史觀”，“忠告”的是“自由主義者”、“民主個人主義者”。所以，進而在學術思想上尋找代表人物，恐怕沒有比胡適更恰當的人選了。這不是什么陰謀，而是歷史的必然。當時雖然由于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領導全國人民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威信空前高漲，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都熱情地投入到了新理論、新思想的學習，但大學的課程卻很難得及時的改變。

我們是新中國第一屆大學生又是來自解放區、曾受過初步革命教育的干部學員，對古典文學教學中普遍存在的充滿索隱抉微、繁瑣考證，文學史教學中只有形式的嬗變，涉及歷史背景、時代思潮、作品內容、作家思想甚少的現象，有過切身的經歷和感受；而胡適“作為五四運動以后思想文化戰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影響最大的一位”，其“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又是“最有影響的一派”，仍活躍在新中國的大學教學和學術研究中，更加不以為然。我是喜愛中國四部古典小說的，但我對當時有關古典小說和“新紅學”的研究專著，也多有不同的意見，這就是我在學生時代寫了那幾篇批評文章的背景。

馬克思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現在的“意識形態”的反對論者，其實也是代表著一種“意識形態”。1954年批判了胡適的唯心主義，有人替他抱屈，可他們忘記了歷史，胡適卻是早在“五四”后期，就在那里用他的“意識形態”挑戰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了。可惜的是，他雖然“千言萬語”勸阻“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不要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97頁)，可其后的幾十年間，他那時代的“少年朋友”們，卻很少受他的“教”“惑”，反而多數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引導下獻身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了!我之所以并不尊重這位“大學者”，還因為從喪權辱國的21條到“九·一八”日寇侵占東北，在這民族危亡的時刻，胡適一方面大肆宣揚什么老子所謂的“不爭”學說，和他的“不抵抗主義”的和平主義；一方面又向日本侵略者獻言獻策，說什么“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徹底停止侵略，征服中國民族的心”(1933年3月22日《申報·北京通訊》)，并成為汪精衛“低調俱樂部”的成員。甚至直到抗日戰爭激發起中華民族的大覺醒和大反抗，并終于取得偉大勝利以后，他還以中日兩敗俱傷而哀嘆他的“不抵抗主義”的不得實現(請參看《胡適口述自傳》第四章)。何況他這個大學者，既當過國民黨反動派行政院的“最高政治顧問”，又在蔣介石發動內戰的1946年任所謂“國民大會主席”期間，還領銜提出《戡亂條例》，在中國恐怕只有這樣一位“特種學者”和蔣介石同調，并有“資格”和蔣介石搭檔演出那場競選“總統”的鬧劇。所以，當中國人民解放大軍兵臨北京城下時，他只能狼狽離去……但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新中國學術界，能容忍這樣一位掛著學者招牌的政客的學術思想繼續在文教戰線上傳播么?我們雖鄙薄他的“特種學者”的為人，但批評的仍是他的學術觀點。何況毛澤東同志當時一再嚴厲批評的也是：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共產黨員不宣傳馬克思主義。

對這段歷史，多種紅學史都有史家們自己的總結，不過，作為所謂“當事人”之一，直到今天，還不斷地收到讀者來信詢問我的看法。實際上我在20世紀80年代寫的《我和〈紅樓夢〉》、《毛澤東與〈紅樓夢〉》中都說明過我的看法。1999年，在《答〈文藝理論與批評〉記者問》（題名為《關于建國初期兩場文化問題大討論的是與非》）中，更為詳盡地闡明過自己的觀點和評價。此文后來又曾收輯在《藝文絮語》文集里，可能由于該書是地方出版社出版的，讀者不易看到，現在把它附輯在本書末篇，算是再一次作出交代，也是對全盤否定五四年胡適思想批判論者們的一個實事求是的回應。

我們寫了對《紅樓夢》中六十幾個人物形象性格的分析，仍然是源自典型論的闡釋，且僅限于曹雪芹原作的前八十回，并未過多地涉及后四十回續書。我寫這本人物論，既是想寫出我對曹雪芹創作藝術的一點理解與評價，和“同好”者切磋交流；又是想為《紅樓夢》的普及盡一份努力，既結“紅學緣”，又結“青年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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