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這些問題是怎么造成的呢？一言以蔽之，“五位一體”——后冷戰時代國際政治格局的宏觀變化、市民社會在世界范圍內和世界各國的形成及其右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競爭的績效主義話語、特定國家獨有的政治輿論場，以及特定國家的政策和制度轉向，這種“五位一體”的共同作用導向了列寧主義及其延伸在后冷戰時代的系統性失語。

　　首先是后冷戰時代的政治格局變化。在這個“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時代，不管是蘇聯還是中國，作為馬列主義為主導政治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都主動退出了意識形態層面的“冷戰”。也正因此，盡管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冷戰的幸存者，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具體而言，當代的新自由主義以及歐洲—大西洋中心主義意識形態）也僅僅是在歷史的制度競爭的長跑當中暫時地領先幾步，他們卻自詡成為了歷史終結論式的勝利者，自詡成為了“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的霸主。

　　正是由于社會主義力量的繳械投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全世界范圍內橫行無忌，使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力量在后冷戰時代紛紛凋零，不是被剿滅就是不得不向右轉型。曾經顯赫一時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現在也不再具有任何的聯盟了，紛紛轉型成了各國的社會黨，而前南斯拉夫各國的社會黨也不再試圖去維護前南地區的和平與各國的友誼，而是紛紛地轉向了北約和歐盟，紛紛的轉向了一種實質上具有沙文主義色彩的親歐洲意識形態。后冷戰時代這種“西風壓倒東風”的根本性變化，是列寧主義系統性失語的宏觀政治原因。

　　1952年，南斯拉夫共產黨召開六大，將黨的名稱改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

　　其次，市民社會在世界范圍內和世界各國的形成及其右轉是這一失語的階級基礎。在后冷戰時代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下，全球貿易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在世界各國的飛速擴張使世界各國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個依附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市民社會。

　　這個市民社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在各國國內依附于“本國”在后冷戰時代涌現出來的一批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它在國際范圍內依附于統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樣的市民社會，在意識形態上必然高度親資本主義、親資產階級。從這個市民社會走出來的孩子們，或多或少地必然對與資本主義及其意識形態對立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至少是不抱有好感，甚至可能十分敵視。也正因此，這種市民社會的擴大會使得更多的小市民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幻想“公平”與“進步”的人，他們當然十分樂于投入右翼社會民主黨的懷抱。

　　而問題在于，為什么成長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馬克思主義者”居然也成為了實質上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實質上具有右翼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傾向？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市民社會作為一種階級和社會結構的體現。這種市民社會，它在本質上是一種階級和意識形態上的結構。在階級上它是依附于資本主義的，其成員耳濡目染的從來都是一套資本主義的政治倫理、政治規則和意識形態。在這種耳濡目染之下，市民社會的成員們都或多或少地、直接地喪失了超越資本主義的政治想象力。他們想象不出超越資本主義及其市民社會的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要如何從無到有、自我維系、發展繁榮，他們所能想象的極限也只是資本主義內部的有限改良。哪怕這些人號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最多能夠做到的也只是打著馬克思主義者的旗號去幻想一些社會改良。

　　制度競爭的績效主義話語，通俗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在制度競爭中的暫時落敗使資產階級就能夠毫無顧忌地、肆無忌憚地去詆毀、攻擊、抹殺任何一支社會主義的政治力量和任何他們稱之為“共產主義”的事物。在這個時代，由于在制度競爭當中暫時落入下風，在這種績效主義話語之下，“共產黨人”這個對我們而言光榮的名稱，我們所堅持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霸權下的市民社會中成為了一頂詆毀別人的大帽子。在這種制度競爭的績效主義話語之下，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敢表述，甚至是不敢想象自己如何去形成超越資本主義的，或者哪怕僅僅是與資本主義分庭抗禮的政治觀點和話語體系。在恐懼之下，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不敢堅決地邁出政治上的一步，使他們自己成為政治上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政治上停留在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范疇之內。

　　特定國家獨有的政治輿論場同樣是一大因素，“特定國家”的范疇主要包括兩種國家，第一種以美國、韓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專政高度發達、高度猖獗、意識形態上高度反共的國家，第二種則是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一類特定國家的政治輿論場對馬克思主義者堪稱趕盡殺絕，使這些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至少在公開的宣傳中停留在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范疇。以美國為例，美國政府長期對一切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共產主義者的、列寧主義者的政治力量去重拳出擊，因而美國建制內部最左傾的力量是民主黨進步派、伯爾尼·桑德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等一干人馬，他們頻繁地去引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號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卻不承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而是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現任佛蒙特州聯邦參議員。桑德斯是不屬任何政黨的獨立人士，但由于加入民主黨黨團運作，故在委員會編排方面被算作民主黨一員。他代表民主黨參加過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和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均未能贏得黨內提名。

　　這種同時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在現有的美國現有的政治輿論場內部能夠推出的，最激進的主張，也只是進行和平的改良，僅僅是在國會和地方通過一系列環保的、“進步主義”的、“社會公平正義”的法案。根本上來說，他們不敢去提出“革新朝政”之類的政治口號。哪怕就是堪稱“老左”的美國共產黨和托洛茨基組織，又真地能夠在當下或者短期內提出系統性觸動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綱領嗎？很遺憾，沒有，他們現在所做的仍然僅僅是去在一定程度上去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哪怕是像理查德·沃爾夫這樣的，敢講真話的人，也受到了十分嚴苛的打壓。

　　在這些國家極端反共的政治輿論場當中，馬列主義者幾無立錐之地，因而很多可能是馬列主義者的個人和群體至少在公開活動時處在介于左翼社民主義和右翼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立場上。當然，這可能是一種現實壓力下的策略，但無論如何如何，現狀就擺在這里，身處這些“冷戰遺老魔怔國度”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現實中的確成為了“縮頭烏龜”，無論這種縮頭出于主動還是被動。

　　那么第二類就是具有相當濃厚的后社會主義色彩的，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政治輿論場同樣非常獨特。但這一獨特同美國等建立了完全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方向上迥然相異。為什么呢？在這里以我國為例，在我國的公共政治輿論場上，由于我國在政治框架上仍是一個gcd執政的國家，仍是一個gcd的黨章里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neko思想，寫著共產主義、國際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一個政黨，由于掌握權力的是這樣一個在政治上并不被資產階級信任的政黨，在公共輿論場上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并不存在受到迫害的風險。

　　共產主義者由于一系列因素，在輿論場上的這種合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一定的優越地位的現狀，它使得很多形形色色的人都打著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的旗號來宣傳自己的主張。這些人很多時候都并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宣傳自己的主張僅僅是因為自稱馬克思主義者最方便、最有利。因而，以我國為例，現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是一個大帳篷。對馬恩列斯毛五個人在馬列主義體系當中的這個定位譜系傳承、彼此之間的關系都非常了解的，這種有很高造詣的馬列主義者可以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怎么懂得這些問題，在思想和意識形態上存在各種偏差的人也可以自稱馬克思主義者。這種情況下，我國存在著一個很難去理清的大帳篷。而我們面對這個大帳篷能做的也很有限。

　　以及第五點，特定國家的政策與制度轉向。這里更多的是指有后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屬于我們在第五點提到的這個特定國家的范疇。還是以我國為例，近幾十年里，我國從非常強硬的一套制度轉向了向世界敞開懷抱、看起來更加柔和的制度，并且在我國甚至是或多或少地出現了經濟、社會、文化，乃至一定程度上公共政治和權力政治上的資本主義因素。這些領域的轉向也使得傳統的馬列主義話語裂開了縫。

　　一方面，在這一進程當中，得利的人想要去修正傳統的馬列主義話語；再一方面，傳統的馬列主義話語也由于政策與制度的變化以及政策制度轉向所導致的現實的階級力量對比、社會結構、政治體制的變化，而在我國也開始出現了失語和敗落。馬列主義沒有那么多人信了，而“新事物”的勢力又不夠強，因而很多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開始用自己的見解重新解釋問題，這樣的解釋，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對舊有的馬列主義話語的拒斥，落入了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話語體系。在這樣的一種不同因素的多重微妙作用下，列寧主義以及經過各種各樣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在目前的公共政治和意識形態角斗場里陷入了下風。

　　在梳理完這些問題的政治成因之后，我們就可以回答接下來的，十分緊要的問題了——為什么我們仍然要回到列寧主義？為什么列寧主義仍然有鮮活的生命力？為什么說，要真正的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仍然應當成為列寧主義者？這幾個問題是一以貫之的，為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僅僅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或者脫離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有沒有馬克思主義者？有，但這些馬克思主義者仍然在和他們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同事共事。盡管他們希望把他們的黨向左拉一步，向左拉兩步，但這并未起到作用，他們也沒有去另立新黨或者采取其它更為強硬的措施，仍在部分地容忍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北歐很多的社會民主黨在抄錄馬克思主義詞語、改寫愛爾福特綱領這一方面做得很“好”，抄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但為何我們說這些社會民主黨仍是或多或少的右翼社會民主黨呢？我們說為什么這些政黨他們的實踐不能被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拿來指導我們現在和未來的實踐，為什么我們仍然要復歸到列寧主義呢？在這里我們就列寧主義和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在這幾個問題上的立場來進行一個比較，來回答“為什么仍是列寧主義”的這個基本問題。

　　愛爾福特綱領，又稱《社會民主黨一八九一年綱領》。在1891年10月14—21日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上通過的黨綱，在19世紀末的歐洲工人運動中具有很大的威信和影響。

　　首先，列寧主義和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對于資本主義內在危機和現有的危機是否做出了政治性的回應，以及做出了什么樣的政治性的回應？如果大家現在就讀一讀社會黨國際或者我們的“老朋友”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性文件，那么我們會輕松地發現，這些社會黨已經不再談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在危機的問題和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構想了，他們已經滿足于在資本主義內部、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獲得相對優越的地位、相對較好的福利和一定程度上的“社會公正”。總而言之，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對于資本主義的現有問題不僅是沒有政治性回應，甚至可以說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已經不再認為當代資本主義處于系統性、結構性危機之中。

　　但事實上，從任何一個角度出發，哪怕拋卻一切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我們也能看到現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動搖和崩潰與日俱增。右翼社會民主黨普遍忽視了這一現實，即使他們看到這一現實，他們也僅僅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待。所以，也正因此，右翼社會民主黨在第一個問題——對資本主義現有危機的認識與現實與政治性回應這一點上是不及格的。而列寧主義，盡管列寧主義以及列寧主義者在上世紀遭受重創，但列寧主義和列寧主義者在這一問題上的研判始終是一致的。那就是現有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存在著深重的危機，已經難以為繼，我們要利用這個危機建立社會主義、超越資本主義。現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列寧主義力量面臨的主要困境在于探索“如何做出回應”這一問題的解。盡管列寧主義者們在如何應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具體行動上沒有達成一致，沒有重塑團結，但是列寧主義者正在做出回應。

　　需要說明的是，這不是一種“至少主義”，因為列寧主義者正在進行的不是安于現狀的至少主義的辯護，而是對于未來道路的探索。所以在第一點上，當然了，平心而論，我是從馬列主義者的視角出發的，所以我的回答當然有一個基本的立場，那就是在對資本主義的現有危機進行認識、界定與政治性回應的這個問題上，和右翼社會民主主義相比起來，列寧主義者對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未來、對全人類的幸福更加負責。

　　第二點，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科學性批判，這一點我想如果各位聽完了我說的第一點。也無須我過多贅言。只要翻一翻社會黨國際、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其它國家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性文件，我們就會發現社會民主黨大多認為，現有的各種公共治理危機并非資本主義的危機，而是我們人類無法審慎地利用自己的力量，世界各國、各大強權無法有效地去重建信任團結。

　　另一方面，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黨強調本國的危機與困境源自世界體系中的依附性地位，因而要發展民族經濟、維護國家主權。但是歸根結底，不管是各發達國家的右翼社會民主黨，還是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有一定民族解放運動色彩的社會民主黨，現在也都普遍地拋棄了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科學性批判，放棄了從科學性批判的立場上出發去面對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

　　我們當中有很多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北歐模式抱有幻想，但是北歐模式本質上是什么？北歐模式本質上是幾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當中體量不大但地位相對優越的小國利用體量較小而產業鏈地位較高的優勢，建立的一套在國內進行經濟社會化和福利主義再分配的制度。這一制度不可能推廣到全世界范圍，更沒有辦法推廣到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也正因此可以說北歐模式它僅僅是資本主義邊緣的，一個小小的烏托邦，它無法張開大門容納整個世界。

　　所以，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普遍地放棄了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科學性批判。在這里我推薦大家讀一讀德國社會民主黨從1959年哥德斯堡綱領到現在的幾份政治綱領，以資充實論據。

　　1959年巴德·哥德斯堡非常代表大會

　　《哥德斯堡綱領》徹底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政黨等概念，而是在“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一節如此闡述：民主社會主義植根于西歐的基督教倫理、人道主義和古典哲學。

　　第三點超越資本主義的政治想象力，其實這一點也已經無需贅言，在前面我就已經談到過了這個問題——列寧主義者始終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探索如何超越資本主義、過渡到全新的制度和體系、奔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右翼社會民主黨，不管是法國社會黨、德國社會民主黨還是英國工黨的領導人，不管是舒爾茨，斯塔默還是梅朗雄，都放棄或者回避了這一問題。哪怕是法國“新人民陣線”的生態社會主義也并未真正觸動資本主義。

　　第四點，現實政治問題上的有效立場和內在自洽。有效立場就是說，我們的立場不光要說得好看，還要具有付諸實踐的可行性和不被資產階級反攻倒算的穩定性。基于這一點，列寧主義強調的，對資產階級進行專政、對無產階級實施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就是一種有效的立場，因為它能夠捍衛其自身。而像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所主張的，社會民主黨要通過選舉和平奪取政權，此后再鎮壓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叛亂，依靠“容納所有人”的民主共和國通過民主來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不是一種有效的立場。

　　為什么？因為它無法實現，是完全做不到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間戰期大大地降低了在政治問題上作判斷的標準，認為既然已經建立起了民主的魏瑪共和國，并且社會民主黨參與了魏瑪共和國的建立和憲法的起草，并且首任總統也由社會民主黨人擔任，社會民主黨就取得了政治上的勝利、實現了長期以來的政治目標。即使是通過玩弄標準和定義來自吹自擂，德國社會民主黨也沒有穩定地贏下去，也沒有穩定地把自己的綱領推行下去，反而遭到了最嚴酷的法西斯專政的鎮壓。

　　戰后的形勢同樣如此，20世紀90年代起，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共同鼓吹“第三條道路”，宣傳要既超越蘇式社會主義也超越自由資本主義地實現一套人道、民主的社會制度。但問題在于，第三條道路它的內核在本質上就是利用財政手段和社會政策在資本主義的大環境下去培養起一批小生產者和小市民，讓小市民的錢兜里多幾個錢。這也就決定了，“第三條道路”的破產甚至不需要資產階級刻意搞什么政治陰謀，一旦政府財政陷入危機，這一路線就會立刻土崩瓦解。工黨下臺、社會民主黨也下臺后，保守黨一重新掌權，就能輕而易舉地取消他們的改良政策，重新搞一套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政策。就說明，哪怕是到了當代，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右翼社會民主黨在現實政治問題上的立場也是無效的。

　　頗為應景的是，由于預算和經濟政策爭端，德國總理朔爾茨星期三宣布，由于缺乏“合作的信任基礎”，已解除財政部長林德納的職務，執政聯盟也破產了。

　　內在自洽指的是，基于一套一以貫之的、沒有根本性內在矛盾的政治話語和政治邏輯，推導出立場、路線和政策。在這一點上，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和右翼社會民主黨毫無疑問也是錯亂的，不管是100多年前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還是如今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其立場、路線和政策都存在著明顯的內在矛盾。以最近被選上去的這個斯塔默為例，這個所謂的工黨領袖自己是工人階級嗎，在當上工黨黨魁后也不為工人階級服務，他選上去就是為了以工黨領袖的身份當首相。那工黨又要怎么去彌合英國的傷痕、消除資本主義這一結構性危機的病灶，或者至少治愈資本主義的弊病呢？這一使命和斯塔默與工黨的現狀之間怎能不存在根本的撕裂和分歧呢？

　　在這四者的比較中，我們可以意識到，如果說你要是想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發展自己的理論和政治實踐，那么你到最后一定會由于你要對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有科學性的認識和批判、對資本主義現有的結構性危機有明晰的認知和有效的政治性回應、有超越資本主義的政治想象力，以及有在現實政治問題上的有效立場和內在自洽而選擇旗幟鮮明的列寧主義。

　　說到這里，可能會有聽眾會感到遺憾——難道我不能選擇成為盧森堡主義者等非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成為左翼社民主義者嗎？很遺憾，盧森堡主義者等非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社民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中間地帶，是一個列寧主義和右翼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中間地帶，而并不是穩定有力的政治話語體系。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左翼社民主義的政治力量普遍地消融在了共產黨和右翼力量的對立之中。從政治的邏輯上來講，左翼社民主義本身是馬克思主義在革命方向上的不完全、不徹底的發展和延伸。左翼社民主義它仍然存在著無產階級專政和武裝革命等諸多問題上的保留，而這一保留在現實政治當中是致命的。這也就決定了左翼社民主義它無法穩定地成為一種真正能夠與列寧主義和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分庭抗禮的，自成一家的意識形態。

　　所謂盧森堡主義者等其他的非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支脈則普遍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譜系內的各種流派當中，在政治績效、現實問題上成就最耀眼的也就是列寧主義。而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由于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整體地轉到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對立面。不管是盧森堡主義也好，還是所謂的委員會共產主義、左翼共產主義也罷，最大的問題之一就在于無法取得足以支撐起話語的政治績效作為自己政治話語的支撐和佐證，從而使得他們的政治話語流于批判，而建設性不足，無法真正有效地勾勒出重塑未來的方案。在此我的看法始終是一致的——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要在政治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到最后就必然會成為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并且如果他成為了各種程度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么他也會在最終不可避免的接觸、理解并認同后世對列寧主義的發展與革新。

　　我們要談一談使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系統、宏觀的層面革除社民主義的傾向并復歸馬克思列寧主義道路的因素。當然這種復歸不是簡單地走回頭路，而是走一條新路。首先，這樣的一種復歸，它是有階級基礎也有必要性的，它的階級基礎就是在后冷戰時代曾經煊赫一時、如日中天的全球化貿易體系以及依附于它存在的市民社會的破產。盡管這可能只是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中的一輪長波，但具體到現實的問題上，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現有的這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在瓦解、搖搖欲墜，其主導者無力維護，而潛在挑戰者又沒有完全接手并維護它的能力。依附于這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后冷戰時代的市民社會也正在破產。

　　這種市民社會的破產，就意味著相當多的小市民會成為他們曾經不愿意成為的“不那么體面的人”，說地空泛一點叫做社會的底層，而說地具體一點，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飽受壓迫的勞動者。這也就會使得許多小市民不是向左轉就是向右轉。毫無疑問，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要做的是促成更多的人向左轉，促成向左轉的力量日益發展，更加壯大。

　　復歸的政治基礎是什么？毫無疑問就是當代右翼社民分子的首鼠兩端以及失敗。就此而言，還是請各位參考“我們的老朋友”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這個非常丟人現眼的政治表現，從2021年上臺到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政府在處理德國國內外的一系列危機當中是相當無能。歸根結底，他們放棄了對資本主義的系統性的超越，也就只能利用資本主義內部各項日益失調、日益失效的調節工具無用地試圖緩解資本主義的弊病。資本主義的病越來越重、越來越新、越來越病入膏肓，但是右翼社會民主黨還是在給資本主義國家吃老藥、吃舊藥，舊藥顯然是治不了新病的。

　　另外一方面，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現實的政治問題上同樣首鼠兩端。他們在政治問題上都是去滿口仁義道德，滿口輝格史觀的詞語，卻回避了工人階級現實的，尤其是在政治上的需要。這種首鼠兩端也會把工人階級趕離他們那里，使得工人階級要么擁抱能夠重整旗鼓的左翼力量，或者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力量，要么使得工人階級對右翼社會民主黨壟斷當代左翼陣營話語權感到失望而向右轉。

　　具體而言，許多歐洲工人開始為AfD、法國國民陣線、改革黨等歐洲語境下的所謂極右翼政黨投票。在這兩個基礎之上，對于市民社會破產基礎上重新成為無產者的市民們而言，向馬列主義復歸又是有政治必要性的。這種政治必要性的來源正是資本主義的不可持續性和全面右轉的歷史教訓。也正因此，我們要尋求突破資本主義的可能性，也就需要去正視馬列主義。

　　我們可以從之前歐洲議會的選舉結果看到：右翼的“歐洲保守與改革主義者”黨團（ECR）從69席增加到73席，極右翼的“身份與民主”黨團（ID）從49席增加到58席，躋身歐洲議會第四、第五大黨團。

　　既然要正視馬列主義，它也就向我們——不管是現在的聽眾，還是自認為馬列主義者和自認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提出一項重要的政治要求——擺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資產階級政治話語的奴役，在思想上解放自己。為什么呢？不管怎么說，我們都生活在資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占據上風的這個年代。也正因此，這或多或少地會讓我們的觀念受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資產階級政治話語、資產階級道德倫理的影響，我們也就有必要在探索如何超越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如何在斗爭當中斗敗資本主義、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這個過程當中思考，有哪些觀念是資產階級強加給我們的、有害的精神毒品。例如，資產階級滿口“反對政治暴力”的口號，卻對一切反對剝削的力量重拳出擊。資產階級自己就在無時無刻不破壞著他們自己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道德，卻又要求受到他們統治的每一個無產者去遵守這套道德倫理。這些道德倫理在本質上就是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權力，而不是真的要所謂提高統治者的道德水準。

　　所以說，向馬列主義復歸，要求我們，不僅僅是在座的各位聽眾，更是每一個想要在政治上確立自己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或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基本立場的人，在思想和行動上都擺脫資產階級政治話語的奴役。這也就意味著，既然這種復歸是要求我們在思想、行動和政治上都解放自己，我們也就絕不能守舊。我們要從譜系學的視角出發，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體系進行一場有效的再厘定，通過這場再厘定來梳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脈絡。并且搞清楚現在我們能夠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體系當中重拾哪些可用于今日之斗爭的思想武器、政治武器。

　　例如，如何界定馬恩列斯毛五大導師的地位，以及在五大導師之后有沒有第六大導師。如果有，誰可以，為什么；如果沒有，為何；要從哪些問題出發去發掘我們的第六大導師；或者，如果不會再有第六大導師了，那么我們現在要共同團結地去解決哪些問題……我們都需要從譜系學的視角出發，基于這些現實的問題和需要，再擬定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話語的體系，從而使得我們對過去的回顧導向對現實的清晰認識，再由對現實清晰有效的正確認識為我們在未來開辟通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光輝之路指明方向，

　　最后，請允許我用列寧《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的一段話來作為今天的結語。關于反對“馬克思主義者”當中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我想列寧在這里說的很明確了。

　　在資產階級制度下，就是說只要土地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繼續存在，在資產階級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種形式。實際上是對工人（他們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實行雇傭奴隸制，使資本具有無限權力，使資本壓迫勞動。這是社會主義的起碼常識，可是有教養的先生們，你們竟把這個起碼常識也忘記了。

　　從這個起碼常識中可以得出結論：在無產階級革命年代，當階級斗爭發展為內戰的時候，只有傻瓜和叛徒才會用空談“自由”“平等”和“勞動民主派的統一”來支吾搪塞。事實上，一切都是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斗爭的結局來決定的，而中間的、中等的階級（包括全體小資產階級，因而也包括全體“農民”），必然動搖于兩個陣營之間。

　　問題在于這些中間階級歸附哪一個主力——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絕不可能有另一種情形，誰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而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的學說，絲毫不懂得社會主義，誰實際上就是盲目地跟著資產階級跑得庸人和市儈。誰懂得這一點，誰就不會讓自己受“自由”和“平等”的空談所欺騙，誰就會想到和談到實際問題，就是說，會想到和談到那些使農民同工人親近，使他們結成反對資本家的聯盟，使他們達成反對剝削者、富人和投機者的協議的具體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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