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是社會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種經濟體制，分別作為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和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具體形式，必然存在“統”與“分”的根本對立。“公”決定“統”，“統”支撐“公”，“私”決定“分”，“分”支撐“私”。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是在這樣的邏輯下產生的。

　　首先，市場本身就是私有制的產物。在私人占有形成的各自為營下，沒有誰可以組織統一的生產和交換，也沒有誰能生產出滿足全社會需求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需要一種經濟運轉方式，既與各自為營相適應，又能通過交換滿足不同的社會需求。這種運轉方式就是市場。雖然市場在這里起到了連接生產和社會需求紐帶的作用，但這種連接是分散的，不具有統一性。“分”而無“統”，是市場的本質特征。只不過，在市場主要交換的只是具有商品性質的產品階段，只存在市場不存在市場經濟。只有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私人占有階段，生產的社會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個社會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都需要通過市場，才產生了市場經濟。很明顯，“分”而無“統”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產物。

　　相反，在公有經濟下，具備了由社會統一協調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前提。原則上是不需要通過自由市場去進行相互交換的。至于在落后國家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受生產力不發達這一歷史條件的限制，還需要一定的自由市場來彌補統一調配交換存在的不足，是另一碼事。就像還需要一定的私有經濟但私有經濟不屬于社會主義范疇一樣。認為“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是不懂社會主義為何物或者故意歪曲社會主義的表現，無異于把私有經濟納入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生產、流通和服務領域都不存在各自為營的私有企業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同樣需要一種運轉方式，既能與公有經濟相適應，又能形成統一調配而非自由市場式的交換。這種運轉方式就是計劃經濟。很明顯，“統”是計劃的前提，“統”而不“分”，是計劃經濟的本質特征。至于這種“統”而不“分”，是否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適當調整或者說改革，以適應生產力水平，又是另外一回事。要在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下按計劃統一配置資源、調節社會生產，必須要讓私有企業不再姓“私”。這顯然不可能也根本辦不到。說資本主義而不是個別企業內部也有計劃，純屬信口開河。

　　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不像望文生義那樣，僅僅是通過計劃或者市場配置資源，調節社會生產。因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搞市場經濟的要害，不在于改變資源配置方法，通過市場調節社會生產，這本身并沒有什么，而在于需要改變公有企業甚至社會主義政府的屬性，方能適應“分”而無“統”的市場經濟規則。

　　改變公有企業的屬性，就是要讓公有企業像私有企業那樣，具有不屬于社會共同利益的特殊利益，成為各自為營的獨立的經濟主體，以適應通過市場各自配置資源，自主經營。采取的辦法，就是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收益權分離和政企分開。在所有權與經營收益權分離下，公有企業獨自的經營收益雖不像私有企業的“私”那樣徹底，但已經不屬于社會共同利益的組成部分，而是屬于小團體或叫市場主體的特殊利益。諸如通過虛增氣表、電表用量，甚至像私有企業一樣，采取假冒偽劣去搞“創收”等等，皆緣于公有企業有了自己的小團體利益。就連某黨媒集團的下屬單位干出向宣傳英雄烈士的紅色公益網站索賠這種荒唐事，也是市場化下有了自身特殊利益使然。在政企分開下，政府按市場經濟規則不干涉過問企業的生產經營，公有企業便像私有企業那樣，有了自主經營的權利。

　　改變社會主義政府的屬性，一是對公有企業怎么生產、為誰生產不再具有相應責任；二是市場問題只能交給市場處理，對私有企業的問題不再進行監督管理。甚至，按照市場經濟規則，地方政府都成了獨立的經濟主體，也具有不屬于社會共同利益的特殊利益。

　　公有企業和社會主義政府屬性的改變，必然導致公有經濟“公而不公”，使公有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變味甚至變質。一是屬于公有企業小團體的經營收益，都是通過本屬于大家共同擁有的資源獲得的。二是“土地財政”的大部分收入可能用于地方建設，但當地方政府按照市場經濟規則也成了獨立經濟主體，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后，屬于大家共同擁有的土地收益的一部分，就必然用來提高地方公務員福利待遇。特別是屬于大家共同擁有的土地資源，在“土地財政”下反過來成了推高房價，“割大家韭菜”的工具，還像公有經濟嗎？

　　馬克思根據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關系說：“如果形式不是內容的形式，那它就沒有什么價值了。”在這里我們進一步看到，由于市場經濟這種具體運行方式無法支撐公有經濟，導致公有經濟開始變味甚至變質了。一個國家不要說公有制不占有主體地位，就是還占有主體地位，但在不是自己的運行方式的沖擊下，已經變味甚至變質后，還帶有多少社會主義性質？

　　當然，骨子里反對社會主義或者趨炎附勢的專家學者早就想好了對策。全民所有制企業現在成了國有企業，全民所有的資產現在成了國有資產。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地方政府，他們使用的，都是國有資源。這一名稱的改變，足以模糊“公而不公”，淡化問題的性質。

　　回顧歷史，“分”而不“統”的運行方式對公有經濟的嚴重沖擊，在農村改革時就已經存在了。盡管沒有宣布農村土地集體所有需要改變，但有目共睹，除以南街村為代表的少數仍堅持“統”的地方，其它采取“分”的地區，還存在集體經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所不同的，分田單干是在人民公社屬于“左”的產物，不適應生產力水平這種理由下進行的。“專家”們為了掩蓋“分”的實質，就給分田單干取了一個動聽的名字“聯產承包”。但凡經歷過單干的農村人恐怕都知道，從來就沒有“聯產承包”這種形式存在過。即使有，恐怕也是極少數地方。

　　然而，公有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變味甚至變質，還不是市場經濟帶來的最嚴重后果。更為嚴峻的事實是，在政府不能干涉國有企業生產經營的情況下，通過所有權與經營收益權分離在國有企業形成的屬于小團體的特殊利益，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會成為改變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目的及其交換關系的決定性因素，從而使整個社會的商品生產性質出現根本性的改變。

　　由于馬克思的本本里沒有也不可能有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論斷，為了讓大家看清楚問題，只有盡量展開討論。

　　經典作家們曾設想，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后，生產資料將被全社會共同擁有，即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大家都在“一個鍋里吃飯”，互相交換商品失去存在意義，商品生產將被消除。然而實踐證明，至少是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還無法很快就統一實現全民所有制，因而無法逾越商品生產的發展階段。

　　針對原蘇聯30年代和新中國50年代的經濟學界，把經典作家們根據不同歷史條件做出的設想當教條，認為社會主義不能搞商品生產的觀點，斯大林和毛主席以實事求是的巨大勇氣，糾正了這些錯誤認識，解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時還沒有也無法涉及的這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關于斯大林和毛主席在這方面的一些具體論述，我們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要害》中已專門討論。這里重點討論一下毛主席為什么說“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就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同資本主義制度結合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特別是這兩種商品生產的本質區別在哪里？

　　當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結合后，商品生產是在社會沒有共同利益，各自具有特殊利益并相互競爭下進行的。在各自特殊利益的推動下，商品生產的主要目的，必然自發地表現為怎樣獲取利潤，實現資本增值。盡管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也要講究使用價值，還會進行技術質量創新，推動產品升級換代。但歸根到底，這些都不過是為了更多獲取利潤實現資本增值最大化的平臺手段。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下，只有首先滿足了有錢賺這個前提，才能保證使用價值的充分供應，否則，牛奶寧愿倒掉減少供給以恢復價格也不會低價出售。日本福島核電站為了節約生產成本向大海排放核污水，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下使用價值只是手段，更多撈取利潤實現資本增值才是目的的典型案例。

　　而在商品生產企業具有共同利益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下，資本不存在了，自然不存在進行商品生產、流通和服務主要是為了想方設法去賺別人的錢，以更多獲取利潤的動機和理由。整個社會的商品生產自發表現為為了滿足人們生活與社會發展需要。因此，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正好反過來，利潤和效益只是平臺和手段，滿足人們生活與社會發展需要才是目的。

　　不同的商品生產目的，必然導致不同的交換關系，反映了社會主義商品交換的公平公正與資本主義“以交換為中介”掩蓋著的剝削。

　　在以滿足人們生活與社會發展需要為主要目的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下，其交換關系必然最大限度遵循價值規律，嚴格實行等價交換；而在以獲取利潤實現資本增值為主要目的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下，其交換關系必然最大限度地離開價值規律，搞非等價交換。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剝削，主要歸結為無償占有剩余價值。于是，有學者提出，馬克思所說的“以交換為中介”，不是泛指一般的商品交換，而僅僅是指“以作為資本的貨幣為一方同以作為勞動力的商品的一方之間的交換。”這種觀點值得商榷。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的序言中就強調，學習《資本論》要有抽象力，并認為：“缺乏這種抽象力的人，雖然下點苦功可以看懂資本論，但無法再前進一步。從而這種人要么是一個教條主義者，要么是一個歪曲主義者。”馬克思之所以這么說，在于讓人們重原理輕條條款款。不能經典作家們本本上沒有具體闡述的，就不是事實。比如，在商品與商品的交換，本質上是勞動與勞動交換的基礎上，如果一種商品虛高的價格，超出了它的實際價值N倍，那么，超出這種商品實際價值N倍的勞動，難道不是被售賣方通過“以交換為中介”無償占有了嗎？就“無償占有他人勞動”而言，這與無償占有剩余價值，只是外延不一致，其內涵是相同的。如果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石，我們應該看到，資本主義的剝削，其實都是通過非等價交換實現的。

　　首先，在大家都比較熟悉的延長必要勞動時間或增強必要勞動強度的背后，是非等價交換。因為在延長了必要勞動時間或增強必要勞動強度后，資本家并沒有付給勞動力商品“獨特的使用價值”——勞動所創造的大于勞動力商品價值的那一部分價值。

　　其次，在剛需或者通過炒作大幅虛高商品價格的背后，是非等價交換。在剛需商品比如房子、藥品等等上，本來它們的實際價值沒有那么高，但因為這是人們的剛需商品，定價就背離價值規律高出實際價值N倍。人們需要付出比等價交換下更多的勞動才能獲得這種使用價值。所謂炒作，就是利用人們趕時髦的心理，通過明星代言烘托甚至虛假宣傳，以獲取商品實際價值以外的所謂“附加值”。

　　三是在“以次充好”的背后，還是屬于非等價交換。“以次充好”并非都是明顯的典型的，很多屬于隱蔽的技術性的。比如，根據勞動價值論，波音公司推出的737MXA，本應在耗費必要的腦體勞動以及相應的固定資本，解決新發動機與老機身不適配可能引起飛機失速問題以后，其實際價值才能相當于它的品牌價格。然而這樣做成本巨大影響利潤，波音公司只是簡單地加裝了一款并不成熟的防失速軟件后就開始以大大高于實際價值的品牌價格出售。這就是隱蔽的技術性的“以次充好”。通過這種“以次充好”的交換，波音公司不但無償占有了購買方的勞動，還給購買方帶來機毀人亡的慘劇。最近波音公司更是頻繁暴露飛機甚至星際客機的質量問題。

　　在以賺錢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下，類似的非等價交換太多，無法去一一列舉。而在以滿足人們生活與社會發展需要為目的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下，不可能也不允許出現這種事情。在勞動過程中，除了必要的社會扣除外，一分勞動就有一分收獲；在商品交換中，一分錢就是一分貨。同樣的勞動可以獲得更多報酬，同樣的工資可以買到更多的使用價值，必然能更好地滿足勞動者的生活需求，養活更多的人。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存在著明顯的本質區別。這種本質區別具體體現在同不同的所有制結合后，必然形成不同的商品生產目的及其交換關系上。而什么樣的商品生產目的，由商品生產企業自身有沒有不屬于社會共同利益的特殊利益決定；什么樣的交換關系，又由商品生產目的決定。這就是毛主席說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就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同資本主義制度結合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道理所在。

　　當按照市場經濟規則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收益權分離，從而讓國有和集體企業成為獨立的經濟主體，各自具有不屬于社會共同利益的小團體利益后，這種屬于擴大了的“私”的小團體利益，在政府按照市場經濟規則不干涉其具體經營的情況下，必然成為改變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目的及其交換關系的推動力。我國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商品生產目的及其交換關系離開社會主義，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同時，在整個社會的商品生產目的及其交換關系都改變了的情況下，國有和集體企業也不敢不以賺錢為主。比如，公立醫院如果不以賺錢為主，造成所謂的效益低下，就可能由于待遇低連醫生都留不住。虛高藥品和檢查治療費用，小病大治，亂開藥、多開藥等等，蓋源于此。以前有“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那種感人的故事，而今的公立醫院，只要你沒錢，都會見死不救。醫院存在不屬于社會共同利益的小團體利益，改變了白衣天使救死扶傷的初衷。

　　除此之外，政府按照市場經濟規則，與微觀經濟完全脫鉤即市場問題只能交給市場處理后，必然喪失對私有企業應該進行監督管理的社會主義職能，從而使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更加肆無忌憚，甚至在假冒偽劣上，比起資本主義國家來都過之而無不及。

　　大家心里都清楚，為了最大最快獲取利潤，私有企業必然不管自然生長才能形成的肉蛋菜質量，豬怎么催肥快雞怎么產蛋早產蛋多就怎么養，大量使用催肥劑甚至生長激素。做烤餅的不吃用來賣的烤餅，養豬的不吃用飼料和催肥劑催肥的豬，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大奇葩。舌尖上的安全得不到保證，加上環境污染，已經嚴重影響了人們的身心健康與生活生存質量。當今社會那么多的怪病大病，恐怕與此不無關系。

　　對于這些，如果政府不按照市場經濟規則，與微觀經濟完全脫鉤，對其負有進行監督管理的社會主義職能，是有一萬種辦法進行整治的，就像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私營工商業中開展的“五反”那樣。然而，實行市場問題只能交給市場處理后，國家只能出臺一些所謂的“國標”，私有企業甚至國有集體企業執不執行就只能憑“良心”了。在商品生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賺錢的情況下，除少數企業外，大多數企業的“良心”可能都會被丟到太平洋里面去。

　　特別是伴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目的改變，必然是最大限度遵循價值規律的商品等價交換關系的改變，從而使通過商品非等價交換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或者說剝削的現象在整個社會全面泛濫起來。

　　由于中國沒有經歷過完整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大家眼里只有“黃世仁”和“南霸天”這種“超經濟強制”剝奪，對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下，自己的勞動是怎么通過商品的非等價交換被無償占有的，還缺乏理解，所以須不厭其煩多舉證。

　　在整個計劃經濟時期，除了為盡快實現工業化而實行低消費高積累時有過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那時相對高檔的商品如手表等價格略偏高外，從來就沒有非等價交換問題。所有商品都是價廉物美，用現在的話說叫性價比很高。根本不可能出現幾千元養個小孩還很困難的情況。現在的90后和00后，根本就不知道那時擁有100元是什么概念。

　　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盡管在宏觀上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情況要好得多，但通過非等價交換產生的剝削，仍然是大量的，有些地方甚至用觸目驚心來形容也不為過。

　　一是凡存在剛需的地方，市場主體們都會大幅度虛高商品價格如房價、藥價等等在無形中無償占有消費者的勞動。比如，一套商品房只相當于一個人十五年勞動的價值，當消費者在剛需下被迫用三十年勞動的價值來買下這套商品房時，這個人就有十五年的勞動被無償占有了（這其中自然還有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和銀行為了利息所做的貢獻）。這就意味著這個勞動者有十五年的打工屬于白忙活。為啥以前一個人勞動養全家都不成問題，現在兩口子拼死拼活養個小孩還需要啃老，就是因為你的勞動被這種交換方式無償占有了。假若你十五年的勞動沒被無償占有，就有一筆可觀積蓄，不可能兩口子養個小孩還需要啃老。

　　二是為了節約成本更多獲利，市場主體們必然會在降低商品質量甚至“以次充好”上打主意。產品質量降低，意味著商品的價值大打折扣，但市場主體們不但不可能降價，甚至會通過包裝等等來提升價格。當消費者用沒有打折扣的價格購買下這種價值大打折扣的商品后，按照等量交換原則，意味著他的一部分勞動價值同樣被無償占有了。一個家庭，在這種不對等的交換關系下，總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勞動來換取使用價值，必然拼命勞動還入不敷出。“以次充好”前面已有討論，這里不贅。

　　三是市場主體們經常采取假冒偽劣來獲取暴利。盡管這一點主要發生在私有企業，但在利潤欲望的刺激下，國有和集體企業也很難獨善其身。這方面網上時有曝光。當消費者用一定的價格買下這種很少價值甚至沒有價值的假冒偽劣商品后，他購買這種商品的勞動基本上被無償占有了，需要重新花錢購買這種使用價值，必然加重生活負擔。

　　四是勞動群體的勞動價值，總是在溫和通脹中被不斷稀釋。溫和通脹，是以利潤為導向的市場經濟的本色。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常常用這樣那樣的客觀因素來解釋溫和通脹，但就是不講追逐利潤這個市場主體們的動機。比如，在不存在供需變化的情況下，只要頭天上調工資，第二天物價肯定跟著上漲。于是人們感嘆，過去3000元可以買1000個包子，工資漲到3600元后，反而只能買900個包子了。勞動者千辛萬苦積蓄的勞動價值在溫和通脹過程中被稀釋后，就相當于原來的一部分勞動價值無償給了可以轉嫁通脹成本的市場主體們。假若你的勞動價值沒有在被溫和通脹稀釋掉，貨幣的實際購買力沒有變，一樣的貨幣量可以買到更多商品，怎么可能幾千元養一個小孩還困難。

　　五是市場主體們往往會通過巧立名目變相重復收費來無償占有他人勞動。盡管國家已經立法明令禁止重復收費，但市場主體為了追逐自己的特殊利益，這種現象在一些行業仍舊比較普遍，而且突出表現在“巧”和“變相”上面。比如，家長們支付的學費，已經包含了老師們腦力勞動的價值，不同水平老師的薪酬，也已經得到體現。但在市場經濟銅臭的影響下，一些老師的授課水平，卻重點放在需要額外收費的課外輔導班和補習班上，以吸引望子成龍的家長們為自己的孩子投資。本來，按照等價交換原則，家長們交了學費，自己的孩子就可以在正課課堂上得到不斷提升，但在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教育市場化下，意恐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家長們卻不得不再交一筆課外輔導費或者補習費。人們為什么不愿意生二胎三胎，因為在這種不對等的交換關系下，供一個孩子上學都很困難，供兩個或三個孩子，可能會累得腰都直不起來。

　　六是低工資。人們在書本上看到的，都是資本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稱為民營企業家）采取這種辦法榨取剩余價值。然而，隨著商品生產目的改變，國有企業普遍開始到私有企業“取經”，招聘了大量干活多反而拿錢少的短期工。這些短期工付出的勞動，如果按其勞動價值計算，假定應該拿到5000元，卻普遍以2000到3000元打發了。唯一不同的是，私有企業的剩余價值歸老板個人所有，國有企業的剩余價值在所有權與經營收益權分離下歸小團體所有。

　　還有很多類似的問題，不一一舉證。在這里我們清楚看到，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性質一旦改變，勞動者不但在做了必要的社會扣除之后，一分勞動無法得到一分收獲，而且還會通過“以交換為中介”被剝削。這就是現在的人們拼命工作，生活卻“亞歷山大”的根本原因。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在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無法逾越商品生產階段，毛主席劃分了社會主義商品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以后，無疑增加了經典作家們在當時還無法涉及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原則問題。有了這一原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必然很大程度體現在商品生產上。以賺錢為主的商品生產目的及其非等價交換關系，體現的是資本主義，以滿足人民生活與社會發展需要為主的商品生產目的及其等價交換關系，體現的是社會主義。

　　當在市場經濟體制這種私有經濟的具有運作模式的影響下，改變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目的及其交換關系后，意味著丟掉了科學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產生出來的這一根本原則。整個社會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這一經濟基礎的推動下，必然會發生深刻改變。比如，金錢關系已經深入社會的每個角落，不但取代了社會主義價值觀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導致社會道德全面滑坡甚至墮落，而且取代了黨內的同志關系，改變了不少共產黨員的理想信念，導致了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村官的大面積腐敗。人們往往將毛澤東時代干部兩袖清風簡單歸結為從嚴治黨，對劉青山、張子善殺一儆百。忽略了毛澤東時代的干部兩袖清風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毛澤東時代根本沒有而今這樣的社會環境。我們對十八大以來的從嚴反腐雙手點贊，但“常在河邊走，那有不濕鞋”。共產黨是由一個個的黨員組成的，濕鞋的人越來越多，意味著共產黨在朝著量變質變發展。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情況有了微妙變化。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強調了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保持的商品生產目的，盡管在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下“房住不炒”的定位無法貫徹下去；

　　通過國家談判大幅降低虛高的藥品價格，察覺到了市場經濟下離開價值規律的非等價交換關系，切實為勞動群體帶來了福音；

　　提出要發揮市場和政府兩個作用，成立了專門的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否定了市場問題只能交給市場處理。盡管在整個社會具有近兩億市場主體的情況下，要想“管住得”恐怕很難；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感覺到了以賺錢為主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下的生態危機。

　　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能解決本質問題。盡管這點微妙變化離認識問題的本質還很遠，但總歸沒有像十八大以前那樣，不但回避問題，而且到處都充滿對市場經濟的贊美。像“蘭州拉面事件”那樣，政府從群眾的生活出發，僅僅對拉面的不合理漲價略微干涉一下，就遭到大量公開指責的現象，更是令人唏噓。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清楚看到，無論是說資本主義可以采取計劃經濟的形式還是說社會主義可以采取市場經濟的形式都不成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采取“統”而不“分”的計劃經濟形式不可能也辦不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采用“分”而無“統”市場經濟形式，必然嚴重沖擊公有經濟，特別是會改變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目的及其交換關系，使勞動群眾遭受不應該具有的盤剝。可惜上層不知底層苦。

　　如果非要采取市場經濟這種運行形式，只有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在明確市場經濟屬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的前提下，在一定時期內采取市場經濟這種形式去刺激一下以生活資料為主的社會經濟的發展，以豐富人民群眾的生活，才勉強說得通。就像列寧實行“新經濟政策”那樣。

　　盡管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照搬照抄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同樣存在很大問題。因為列寧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因為俄國的無產階級比英國和德國還要先進，但俄國的社會生產卻比西歐最落后的國家還要落后。那時離“十月革命勝利也才三年多。而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就基本實現了工業化，成為世界第六工業大國，根本就不存在俄國當時那種社會生產比西歐最落后的國家還要落后的歷史條件。而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離新中國成立已經四十多年了。在這種情況下照搬照抄“新經濟政策”顯然很不合時宜，更不要說是對社會主義的重新理解了。

　　但盡管如此，在明確市場經濟屬于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具體形式的前提下搞一段市場經濟，情況要好得多，產生的大政方針也會根本不同，至少不會讓國有和集體企業成為具有自身小團體利益的獨立的經濟主體（調動國有和集體企業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大量辦法，我們將另文討論），政府也不會完全按市場經濟規則與微觀經濟徹底脫鉤，對私有企業不進行任何監督管理。要知道當年列寧在俄國的社會生產比西歐最落后的國家還要落后的歷史條件下實行“新經濟政策”，對私有企業的雇工，都必須要在蘇維埃政權的監督下進行。而認不清市場經濟屬于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具體運行形式，性質就變了。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按照問題的實質來看就是，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運行模式，是“分”而無“統”的市場經濟體制。這既在理論邏輯上說不通，在實踐中對公有經濟也有害，改變的，是社會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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