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眾號上交流，戴洪國說：“鐘先生很有才華，理論自信也可以。但所寫的脫離實際，人們的思想認識是達不到你寫的那么單純。當年，生產隊長、會計、保管等多吃多占是常有的。為什么連產承包制實行不久，農民可以吃飽飯？因為積極性調動起來。政策放寬，農村真是五谷豐登，六畜興旺。如今，農民蓋樓房、建別墅，買套房。普通的百姓，安居樂業，都可以吃好穿好住好，旅游普遍性。”

　　在這里我想對戴洪國先生說的是，我本來也是個農民。早在小學高年級讀書時，平時在上學之前的早上或放學之后，參加集體勞動，在星期天及寒署假、忙假，同樣也參加集體勞動。在讀初中和高中的同時，我兼任著隊里的記工員。高中畢業即回隊務農，直到分戶種植的1983年。

　　對于人民公社及生產隊模式的有關問題，我發言較多，是因為我有8年左右的生產隊實際的生活，因為形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因而有長期的觀察、了解和思考，特別是對工分制變化規律和生產隊發展過程的觀察和了解。后來又結合經濟學專業理論知識的學習，因而對人民公社體制和生產隊模式的有關問題，形成了較為系統的認識。

　　一，戴洪國先生說，“人們的思想認識是達不到你寫的那么單純。當年，生產隊長、會計、保管等多吃多占是常有的。”

　　我覺得戴洪國先生這個說法恰恰是脫離實際的。

　　1，在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的革命軍上井岡山時，那時人們的思想純不純？但為什么在共產黨領導下，革命的隊伍會不斷壯大？由少到多，由由弱到強？相比于上井岡山時的社會環境，我國通過互助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又進一步調整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調整，難道人的思想不比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勞動者更容易接受按勞分配的公有制模式？

　　2，在毛澤東時代，類似雷鋒、王進喜、陳永貴等勞動模范和英雄人物，層出不窮、舉不勝舉。在當時環境下，人民公社的生存和發展有著良好的環境和扎實的制度基礎。

　　3，從生產隊發展過程看，社員的行為狀態是與工分制具體形式的變化階段相關聯的：在推行大塞工時，由于采用的是評工制，因此，社員處于十分主動、積極的勞動狀態。有些農活，多用不著隊長布置，社員會主動去做完；在采用定額工時，社員為了多爭工分，在勞動中會你追我趕，爭先恐后，那種集體勞動川流不息、熱火朝天的景象，不是今天環境下的人所能想象的。在生產過程中的社員，其行為狀態主要是由決定分配的工分制的具體形式決定。

　　4，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社員，在土地和生產資料方面，大家是沒有區別的，都是公共的生產資料所有者。正因為不存在資產所有的差別。因此，生產隊的社員并不存在產權方面的利益要求。相反，由于生活消費的家庭個體性，社員在消費需要和勞動投入方面是存在著差別的。因此，能不能反映社員在集體勞動中的差別，并通過分配把這種差別體現出來，決定著社員能不能發揮勞動潛力，決定著社員能不能積極參與集體勞動。而生產隊所采用工分制來計量社員投入的勞動量，并根據社員個人或家庭的工分總量進行集體生產成果的分配。恰當地體現社員對勞動所有權方面的要求。因此，人民公社體制和生產隊的公有制模式，它不是建立在社員一心為公的基礎之上的。相反，它是建立在社員需要體現勞動投入的個體性的基礎之上的，它是建立在社員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這個利益基礎之上的。按資分配體現的生產資料個體所有制的分配方式，同樣，按勞分配是體現勞動投入個體所有制的分配方式。換句話說，人民公社體制和生產隊模式的出發點恰恰是體現個體利益要求的制度模式，它所體現的恰恰是勞動投入的個體所有。因此，說什么社員思想不適應人民公社體制的說法是完全不懂得人民公社體制的性質和特點。

　　5，人民公社的生產隊，是一個真正獨立的經常實體。你這個生產隊搞好了，可以0.80-0.90/工；你搞得不好，可能只有0.30-0.20/工。你搞得好，你這個隊的社員不僅可以吃飽，而且可以有余糧；相反，你這個隊如果搞不好，就要吃返銷糧，甚至要外出討飯。因此，人民公社是有很好的糾錯機制的。生產隊管理人員的管理如果不能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正常情況下，那他們就會被社員大會免去職務，另行選擇合適的管理人員；在非正常情況下，社員不能通過社員大會的途徑來更換隊長或其它管理人員，社員因為個人利益受到損害，他會把你罵到自動離職。

　　6，在人民公社或生產隊也可能會存在貪污行為。但是，由于在采用工分制進行分配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干部或管理者的貪污行為都是直接對社員利益的侵害。因此，一旦發生這種貪污行為，就會被群眾所舉報、被處理；同時，當時也常有工作隊進駐社隊，辦學習班，采用專業人員核查和群眾舉報相結合的多種辦法，揭露問題，解決問題，因此，在人民公社時期絕大部分干部和管理人員都是廉潔狀態的。

　　二，戴洪國先生說：“為什么連產承包制實行不久，農民可以吃飽飯？因為積極性調動起來。政策放寬，農村真是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為什么連產承包制實行不久，農民可以吃飽飯？因為積極性調動起來。”這個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中國的農民個體經營方式在人民公社之前已經存在二千多年。從先秦發展到合作化之前，農民的積極性是不是一直處于調動狀態吧？為什么偏偏到了1980前后后糧食畝產才能達到千斤以上呢？

　　很顯然，這是因為人民公社的二十多年的實踐徹底改變了我國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從不通電到農業生產電力化，從靠天吃飯到農業生產水利化，從原始種植的農業生產狀態到農田種植和管理的科學化；從人力與畜力為主到實行農田機耕；從沒有農村工業到社隊企業的興起等等；從依靠有機肥料到化肥的大量使用，從人工防治病蟲害到農藥的大量使用，從人工除草到除草劑的使用等等，從沒有良種到雜交稻的推廣等等。所有這一切，正是人民公社二十多年積累式的改變，使我國農業生產條件發展了根本性的變化。

　　事實上，在人民公社進行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調整之后，從1964年起我國糧食產量的增長就進入了一個長期的上升通道。我國糧食產量的增長呈現一個前慢后快的加速增長狀態。從人均糧食占有量看，1959年是252公斤，到1979年是340公斤，平均每年增長4.4公斤。而從1970年到1979年從289公斤增長到340公斤，平均每年增長是5.56公斤，比20年平均增長速度快了1.56公斤。如果人民公社保持不變，人均糧食占有量按照每年增長5.56公斤速度計算，從1979到1983年會增加22.24公斤，加上340公斤，1983年的人均糧食占有量會達到262公斤，事實上是要略高于1983年的360公斤的實際人均占有量。所以說吃飽飯是因為推行承包制而調動了農民積極性的說法缺乏事實依據的。

　　三，戴洪國先生說：“我認為，應該看大方向，看主流。全國有幾個農民去關注公有制、私有制。他們關心的是有活干，能過好日子。”

　　對于戴洪國先生的這個說法，本人不敢茍同。

　　農村推行承包制之后已經有四十多年時間。在推行承包制開始時，有些人感到沒有了集體，感到自由了，解放了。但是，分戶單干同時也帶來了難以機械化和規?；N植的問題。而農業實現不了規模化經營，不能實行高度機械化，客觀上使農民的勞動生產力長期得不到提高，從而必然影響了農民收入的不斷提高。過去在人民公社時，僅僅靠種田，一對夫婦可以養活一個七、八口之家，負擔三、五個孩子到成家立業。但現在僅僅靠種田，農民連自己都難以生活。度過溫飽可能沒有問題，但要是生個大病什么的，根本就應付不了，更不要說再負擔孩子的生活了?，F實的生活場景，使農民不得不重視所有制的變化問題。

　　生活所迫，使農村能夠離開的人，都離開家鄉到外地打工去了，形成了龐大的農民工隊伍。農民中的主力軍都離開了農村，形成了農村空心化的現象。“過年回鄉村，歸來淚滿巾；田荒藏野兔，不見種田人。難尋兒時伴，多見老少孫。青壯搓麻將，翁嫗帶幼孫。兒童多留守，未見爹娘親。偶見兩書生，手機玩不停。藍天依舊在，碧水無處尋。鄉音雖未改，面容已陌生。紅磚碧瓦青，豪宅空無人。”這個網上流傳的打油詩，是目前農村的真實寫照吧？

　　從1983年到現在，人民公社已經消失四十多年了，但為什么在媒體上還在討論與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的相關話題呢？這恰恰表明由于所有制的變化導致農民生活變化，從而使他們重視起所有制的重新認識。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的發展確實出現了大的飛躍，但是，對農業、農民和農村的發展而言，這種變化和影響卻是負面的。農民勞動生產力不高、農業收入低，農產品缺乏與國際農產品的競爭力，導致了進口糧食大增，而本地農產品卻難以銷售等等。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現在的農民生活處境艱難，如果只是守著那些責任田，連自身的簡單再生產都已經維持不了。農村和農業，如果連最基本的勞動力都留不住，又如何期望它能進一步發展呢？

　　解決當前農村存在的問題，其努力方向就是要發展集體經濟。在這一點上事實上在理論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識。但是，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在這個問題上許多還是缺乏明確認識的。特別是對過去的人民公社的認識問題上，存在著較大的分歧。這種狀況的存在，直接影響了已有的人民公社實踐經驗教訓的總結，從而也影響了發展集體經濟戰略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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