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是人類社會斗爭史中不可缺失的結果，女權的誕生是人類社會不斷提高不斷進步的表現，在哈曼口中有兩條路線，其中一條便是女權主義[1]，但女權與女權主義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處于兩個對立的意識形態，前者是勞動階級女性在同資產階級男性女性與流氓無產階級男性的斗爭中不斷錘煉并迸發的進步社會思想，后者則完全是資產階級為維護自己統治地位以及繼續奴役勞動階級女性的政治武器。
資產階級女權之所以能在當下后資本主義時代繁榮昌盛，本質上是因為經濟問題所導致的，這里的經濟問題也絕不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市場調節問題，而是剝削與被剝削的問題，是人類社會經濟體制的本質問題。
而資產階級女權就是順從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來的，在公民普選權的斗爭歷史中，女性因被資產階級政府的剝削失去了普選權，這意味著每一個女性從屬于的國家并不屬于她們，正如封建時期的國家不屬于被奴役的佃戶與農奴，奴隸社會的國家并不屬于奴隸，這種歷史所證明的就是國家不屬于被剝削者的，資產階級的國家雖然本著“自由民權”等口號，給予了一丁點本就是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力，但就在這一點點微不足道的施舍里，資產階級也要盡其所用的利用這些政治權力來挑撥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政治學里人被平等的分為三六九等，哪一些人對資產階級的統治有利，哪一些不利。就會運用科學的方式將其分別，并予以不同的政治態度。故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若有一種聲音極大但在周圍又鮮于見著，那就必然證明這樣的聲音是被資產階級所利用起來的。
對于真正的反對資本主義的觀念與聲音，資產階級是抗拒的，甚至刻意打壓。正如許多在血汗工廠里死去的女性勞工，她們的權利并沒有被資產階級所保護，對于女性，資產階級表現出來的“雙標”是絕對的，資產階級只重視對維護他們賴以生存的生產關系有著決定性作用的女性，對于只能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體系提供利潤的勞動機器絲毫不予理會，當一些本國公民的生命消逝在外國時[2]，本國的資產階級只會怨恨她們為什么不在本國的血汗工廠中提供利潤價值，當一個國家出臺一部幾乎只有公務員才能享用的法律權利[3]時，無產階級只會放聲嘲笑著那些擁護這樣法律的人。
所以在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里，只有真正的勞動階級會清楚地意識到“工人階級沒有祖國”。而資產階級所培養出的走狗，資產階級女權主義，則肆意妄為的將矛盾從社會本質的階級矛盾轉移到虛無的性別矛盾，當兩個不同性別的個體沒有矛盾時，資產階級女權便會創造矛盾以用來維系她們在人世間的存在，這樣的想法十分簡單，資本主義需要矛盾來賺取利潤，而資產階級的走狗就更需要矛盾來證明自己對于維護整套剝削系統的存在意義與作用價值。
作為資產階級女權的主人，整個資產階級都將聯合起來不停的擴大所創造的矛盾，好坐收漁翁之利，通過售賣不同的商品，并為所售賣商品賦予不同的政治含義的同時挑動無產階級直接的矛盾，更好的將資本主義系統運作。
以此，每個勞動階級都應該要清楚地認識，在社會本質矛盾被解決前的任何矛盾都不是真實的。俄烏戰爭是帝國主義相互入侵的結果、以色列哈馬斯之間的戰爭是反動的錫安主義與巴勒斯坦民粹主義的結果，但這些矛盾無一例外皆是資本主義為賺取利潤與全球化背景下的產物，在和平的國家，資本主義利用各國社會生產部門之間的矛盾來攝取利潤，在動亂的國家，資本主義扶持各自的政治代理人達到利益最大化。
“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4]
對于整個無產階級而言，明面上的敵人是資本家、戰爭販子、獨裁者，本質的敵人是喂養著這些吸血鬼存在的本質，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私有制。當無產階級每每起身反抗時，那些叫囂著階級矛盾不是本質矛盾的反動派就啞了火，當資產階級女權真正遇見革命的婦女同志時，那些一套一套的資產階級女權論就會徹底的被時代所拋棄，徹底的被勞動的婦女同志所消滅。
[1] 克里斯·哈曼《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何在？》第十二章 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
[2] 韓國電池廠失火事件
[3] 雖然公務員并不適用于勞動法，但依靠勞動階級所提供的稅收度日的公務員在幾乎所有國家都享受著更為精致穩定的生活。
[4]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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