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HISTOR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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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歷史辯證法的重要性　　

　　人類歷史是一個川流不息、萬古常新的辯證運動過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尊重歷史發展的辯證法，科學地揭示了歷史發展的最一般的規律。

　　對于馬克思主義來說，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不可截然分開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恩格斯曾經明確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向研究者提供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并非是具體問題的具體結論，而是研究問題的指導方法。唯物辯證法就是這種帶普遍意義的指導方法。所以，恩格斯又指出：“辯證法的規律無論對自然界和人類歷史的運動，或者對思維的運動，都一定是同樣適用的。”唯物辯證法作為歷史研究方法論來說，它不是用來證明現成真理的簡單工具，而是研究歷史現象和過程的指導線索，是認識客觀真理的方法。

　　唯物辯證法運用于認識和研究人類社會的歷史，形成歷史發展的辯證法。歷史發展的辯證法深刻反映了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發展的特點。認識并掌握歷史辯證法，就能幫助我們認識和研究人類社會歷史。

　　歷史辯證法承認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以及唯物辯證法的諸范疇，在人類社會歷史中普遍地存在。同時，還要求運用這些規律和范疇去辯證地考察人類社會歷史的運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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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形成歷史運動

　　人類社會是在充滿著矛盾中前進的，矛盾形成歷史運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貫穿于人類社會歷史的始終。自階級社會出現以后，奴隸和奴隸主、農民和地主、無產者和資產者，一句話，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之間的斗爭，貫穿在階級社會的全部歷史發展之中。這就是說，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一樣是在不斷運動著的，是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而存在的。在人類社會歷史中，沒有一成不變的、絕對的、神圣的東西，除了不斷地發生、發展直至最后消滅的過程，除了無窮的由低級逐步進到高級的運動過程，我們看不到任何東西是靜止的、永存的。

　　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主要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與舊的矛盾及其發展，使新的社會制度代替舊的社會制度，推動著人類社會歷史不斷前進。

　　矛盾的存在是普遍的、絕對的，然而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個性之中，一般寓于個別之中。就人類社會歷史而言，統一性（共同規律性）寓于多樣性（特殊性）之中。用形而上學的觀點看問題，往往把一般和個別割裂開來，只承認歷史發展的個性、特殊性，不承認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性。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學者梁啟超，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就否認社會歷史發展有客觀的共同規律可尋。他認為，社會歷史同自然界中的現象不同，社會上只存在一個個、一件件的特殊事物，不會有反復出現的共相，因而不存在共同的規律性。他說：“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普遍的；歷史事項反是，常為個性的”。“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反復的、完成的，歷史事項反是，常為一度的，不完成的。……天下從無同鑄一型的史跡。”這樣，“自然科學可以有萬人公認之純客觀的因果律，而歷史蓋難言矣。”何炳松在其《歷史研究法》一書中也說：“夫人類之特異生活，日新月異，變化無窮。故凡屬前言往行，莫不此往彼來，新陳代謝。此歷史上所以不能有所謂定律也。蓋定律以通概為本，通概以重復為基。已往人事，既無復現之情，古今狀況，又無一轍之理。通概難施，何來定律乎！”梁啟超、何炳松等人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的道理，他們把自然現象和歷史現象絕對對立起來，否認不同國家和地區歷史的發展在本質上存在著共同規律性。固然，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比較起自然現象來表現了更多、更復雜的特殊性，但是這只是普遍性展開的形式不同，不等于不存在普遍性。

　　地球上生活著的人類，在其歷史發展中存在著共同的矛盾，因而也就具有歷史發展的統一性，即共同的規律性。共同的規律性是由共同的矛盾性所決定的。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迄今為止，大體上可以分為五種生產方式，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各個國家、民族和地區，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盡管千差萬別，然而它們之間總是存在著某種聯系，存在著某種重復性和常規性，即某些共同的特征和規律。所以列寧指出：“一分析物質的社會關系，立刻有可能看出重復性和常規性，就有可能把各國制度概括為一個基本概念，即社會形態。”例如，不管是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或西德，雖然在歷史傳統、政治體制、風俗習慣等方面各有特色，然而它們都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資本家榨取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由自由競爭到壟斷的發展；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治制度等。這些基本的共同特征，決定了它們都屬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

　　當然，“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世界歷史發展的共同規律只能大體上反映各個國家和民族歷史發展中最本質的東西，各個國家和民族歷史的發展還各有自己的特殊性，這就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多樣性。例如，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幾個共同階段中，有的國家和地區沒有經過奴隸制或封建制。即使在同一個社會形態中，各個國家和地區也有著巨大的差異。希臘奴隸制不同于羅馬奴隸制；歐洲封建制與東方封建制有著明顯的不同；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不同于歐洲莊園統治；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不同于歐洲中世紀的農民戰爭；中世紀的歐洲皇權在教權之下，而中國封建社會里的教權則在皇權之下；中國的文學藝術在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已相當繁榮，而歐洲藝術的巨大發展則在封建社會末期的文藝復興時代，等等。離開了各個國家、民族和地區的歷史特點，世界歷史發展的統一性就無從談起。然而，只有把握了世界歷史發展的統一性，才能更好地說明各個國家、民族和地區歷史的特殊性。

　　矛盾的普遍性反映出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矛盾的特殊性展現出歷史發展的無限豐富的內容。歷史的發展總是以個別的特殊的歷史現象展開的。我們能夠抽象矛盾的普遍性，但它作為規律和本質，并不具體存在，而是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例如，我們經過抽象可以找到奴隸社會的一般概念，然而在歷史實際中則很難找到這種最一般、最純粹的奴隸社會。我們能夠看到的是具體的奴隸社會，如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古代東方的奴隸社會等，它們以自己特殊的矛盾形式表現出奴隸社會最一般的規律。

　　矛盾形成歷史運動。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歷史在其運動過程中，以自己的特殊矛盾形式，反映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的共同規律性。

　　3

　　歷史發展中的漸進與飛躍

　　歷史發展總是由量的積累發展到質的變化，由漸進引起飛躍；而質變又引起新的量變，這種不斷地循環往復的質量互變，構成了歷史無限多樣的發展過程。量變與質變、漸進與飛躍的相互聯系，表現為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與階段性的統一，進化與革命的統一。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緩慢的發展幾乎表現為停滯狀態。但是，無可否認，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仍然處于不斷的（即使是緩慢的）發展變化之中，從領主經濟向地主經濟的演變，從諸侯割據向封建專制集權主義的變化，從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變遷，從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到太平天國的雄踞大江南北，這些都是長期的封建社會各方面逐步變化的表現。然而，量變是質變的準備，質變將使歷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正如列寧指出：“資本主義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沒有“飛躍”，這些單個的因素便絲毫不能改變事物的總的狀況，不能觸動資本的統治。”這就是說，任何一個社會制度，即使它已經到了腐朽、沒落的階段，如果沒有革命斗爭，它也不會自行“飛躍”的。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行跑掉。

　　量變和質變不是簡單地依次順序地以純粹的形式出現，它們常常是相互交錯的。在量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常常存在部分質變，這就使歷史的發展呈現出階段性來。量變與部分質變準備著事物的根本變化。部分質變的事例，在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是隨處可見的。例如，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分析的，經過了資本主義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和大機器工業三個階段，這些階段都有部分質變的性質。從自由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階段，是資本主義自身的一次深刻的部分質變。由領主經濟到地主經濟，由勞役地租到實物地租再到貨幣地租的轉化，也是封建社會內部的部分質變。

　　部分質變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的表現為個別屬性的消失或產生，但事物的根本性質未變；有的表現為局部發生質變，但全局性質未變。部分質變的矛盾形式也是不一樣的，有的是經過緩慢的發展，有的是經過激烈的震蕩，有的是自下而上的動亂，有的則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等。

　　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飛躍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兩類，即爆發式和非爆發式，也就是革命與改良（改革）。敵對階級之間矛盾的解決，在多數情況下采取了爆發式的飛躍（革命），表現為劇烈的外部沖突。而非敵對階級之間矛盾的解決，則常常采取非爆發式的飛躍（改良或改革），即一般不發生劇烈的外部沖突。盡管飛躍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是不管飛躍采取什么形式，都是事物發展過程的轉折點，即漸進過程的中斷，舊東西的死亡和新東西的產生。恩格斯指出：事物“從一種運動形式轉變到另一種運動形式，總是一種飛躍，一種決定性的轉折。”

　　當然，作為歷史研究，我們不能只滿足于爆發式飛躍與非爆發式飛躍的區別，也不能把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飛躍形式當作任何歷史條件下的飛躍形式。例如，為了實現資產階級取代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尼德蘭、英國、法國是通過激烈斗爭的革命形式實現的，在日本、德國、俄國則出現了類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同樣性質的歷史飛躍過程中，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新興階級的自覺程度，綱領、政策、口號的明確程度，人民群眾參加斗爭的程度，階級陣線清晰或復雜的程度，以及是否發生了武裝斗爭或武裝沖突發展的程度等，都會因歷史條件的不同而不同，這就造成了歷史轉變過程中飛躍形式的差別。正視這些差別，分析和研究這些差別，乃是歷史研究的任務。

　　4

　　歷史發展是螺旋式的上升運動

　　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不斷地經歷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總是以一個否定另一個的方式彼此聯系著，推動著社會向前發展。馬克思說：“一切發展，不管其內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們以一個否定另一個的方式彼此聯系著。比方說，人民在自己的發展中從君主專制過渡到君主立憲，就是否定自己從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領域的發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從前的存在形式。”歷史的發展總是不斷否定過時的東西，逐步地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列寧說：“發展似乎是重復以往的階段，但那是另一種重復，是在更高基礎上的重復（‘否定之否定’），發展是按所謂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線式進行的”。這種發展是有客觀的規律可尋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的規律性，決定著歷史發展的總趨勢、總方向。

　　當我們承認歷史向前發展受其自身的客觀規律所支配的同時，我們也承認歷史的發展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線上升的。歷史運動始終是螺旋式的、波浪式的前進上升運動。這種前進上升的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恩格斯說：“歷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列寧也說：“把世界歷史設想成一帆風順的向前發展，不會有時向后作巨大的跳躍，那是不辯證的，不科學的，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歷史在其向前發展的過程中，迂回曲折以至暫時倒退，是可能的，有時是難以避免的。這種歷史的倒退或重演，并不簡單是“歷史的循環”。“歷史循環論”歪曲或否定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而這里所講的歷史的倒退或重演，從屬于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并為客觀規律性所包含的。

　　歷史向前發展過程中的曲折、迂回，表現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發生于新舊社會交替時期，新興社會勢力有一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成長、鍛煉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于新舊勢力的懸殊，新興力量在斗爭中暫時受到挫折是難以避免的。這種挫折所提供的經驗教訓，往往又成為新興力量前進的階梯。在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封建社會的歷史大變動時期，歷史發展的迂回曲折在英國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都有突出的表現。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于1640年，到1688年才穩定下來。在這四十八年中，既出現了克倫威爾的統治，也出現了舊王朝的復辟。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于1789年，到1875年才穩定下來。在這八十六年中，交織著革命與倒退，進步與反動，共和與帝制，內戰與外戰，征服外國與投降外國等一連串的動蕩和曲折。

　　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曲折，還可能發生于一個社會形態內部，這是由于腐朽勢力的垂死掙扎和倒行逆施的結果。例如，東羅馬帝國在查士丁尼統治階段，就企圖以武力在歐洲強行復辟奴隸制。查士丁尼以武力攻占了汪達爾王國、東哥特王國，占領了意大利中南部、西班牙東南部以及地中海的許多島嶼。查士丁尼武力所到之處，便恢復奴隸制，將土地、奴隸和隸農重新還給羅馬貴族和教會。查士丁尼的反動，維持了數十年之久。而在中世紀后期，歐洲出現了農奴制強化的歷史狀況，徭役的莊園發展了，勞役地租加強了，封建主可以不帶土地出賣農民，農民的經濟狀況和法律地位普遍地惡化。恩格斯把中世紀后期農奴制的強化，稱為“第二次”農奴制，“普遍地再施行”的農奴制。

　　造成歷史的曲折，還有許多社會因素。諸如民族之間的互相攻伐，尤其是落后民族對先進民族的攻伐，可能使歷史走一段彎彎曲曲的道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幾遭波折，原因之一就是與處于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較落后的民族入主中原有關。這些落后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程度較低，入主中原后，對中原地區經濟文化發展帶來嚴重破壞。待到消化了消極因素后，歷史才又從原先已經達到的水平上前進。這樣的彎路多了，歷史前進的步伐就被大大地推遲了。當然，從另一方面說，邊疆兄弟民族入主中原，對于這些比較落后的民族自身的進步，以及對于中華民族的同化與融合，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這卻是以整個中國的歷史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為代價的。

　　在歷史發生急劇變化時，還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即運動總是先沿著慣性方向作一段過度的滑行，然后才回到歷史給它安排的位置上來。這種擺動，也體現了歷史前進與曲折的辯證統一。

　　歷史是不斷前進的，但是，這種前進卻又必然伴隨著曲折和迂回。反過來說，盡管歷史有許多倒退和曲折，但是，歷史發展的總方向仍然是向前的。從這種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來說，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戰勝的。

　　5

　　歷史發展的必然與偶然

　　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即必然性，常常需要通過大量的偶然事件表現出來。一般說來，偶然性在歷史發展中不居支配地位，對歷史的發展只起加速或延緩作用；而必然性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則居支配地位，對歷史發展的前途和方向起著決定作用。

　　但是，歷史的必然性卻需要通過歷史的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這就是說，歷史的必然性是通過無數偶然事件來表現自己的。歷史科學的任務就在于，在看來一團混亂的各種偶然事件中，發現歷史的必然性，即規律性。由于必然性是隱藏在無數偶然現象中起支配作用的，因而單憑感官是不可能直接把握的，因為赤裸裸的必然性并不存在。與必然性相比，任何偶然性都是相對的，任何現象都是帶有偶然性。正如恩格斯所說“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于發現這些規律。”

　　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這就使歷史發展的進程不是單調的，而是具有豐富、生動的內容。例如，同樣是資產階級議會制度，英國和美國不一，法國和日本不同；同樣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有的保留了皇帝，有的沒有皇帝；而即使是保留了皇帝的資產階級國家，日本天皇與英國女皇，顯然也不盡相同。大量的偶然事變使歷史的發展顯得豐富多彩。中國歷史上無數次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從陳勝、吳廣起義直到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情形就很不一樣，起義爆發的直接原因不一，起義的規模大小不一，結局也不完全一樣，許多偶然事件使這些農民起義表現的千差萬別、豐富多彩。

　　盡管偶然性一般說來對歷史的發展不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我們仍然不能漠視它的意義。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么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并且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償。但是，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偶然情況”。”

　　歷史事件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差異，有時被解釋為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根本原因）和導因（事件的直接導火線）的不同，或者說是遠因與近因的不同。例如，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其根本原因是英國統治集團的對華侵略，其導火線則是鴉片的輸入與林則徐的禁煙。1937年爆發抗日戰爭，根本原因是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吞并中國，導火線則是蘆溝橋事變。必然性與偶然性不僅是互相聯系的，而且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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