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十分注重對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研究。在此過程中，他們曾與俄國民粹派分子有過兩次具有重要意義的論戰：一次是1875年恩格斯與俄國革命民粹派代表人物特卡喬夫的論戰，另一次是1877年馬克思與俄國自由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論戰。馬克思、恩格斯在這兩次論戰中闡發的理論觀點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是：其一，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觀察和分析問題的根本立場與方法，我們必須一以貫之地堅持；其二，農村公社與專制制度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共生關系，既維護農村公社又力圖推翻專制制度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其三，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適用”的歷史哲學理論，任何時候都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始終致力于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事業。他們除了具有崇高的人道主義追求之外，還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創立了唯物史觀這一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并始終遵循唯物史觀來觀察分析世界和批判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時期特別關注俄國的革命運動。俄國由于其極端落后性，唯心主義和教條主義觀念有著深厚的土壤，并不時在民粹派運動中表現出來。為了促進俄國革命運動的健康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與俄國民粹派人士展開論戰，對他們的錯誤觀點作出批判。最典型的論戰是這樣兩次：一次是1875年恩格斯與革命民粹派代表人物特卡喬夫的論戰，著重批判其農民空想社會主義觀點；另一次是1877年馬克思與俄國自由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論戰，著重批判其教條主義思想傾向。回顧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民粹派分子的這兩次論戰，既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和把握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學說的精神要義，也有助于我們運用這一理論分析和解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的問題。

　　一、恩格斯與特卡喬夫的論戰

　　自19世紀中期起，作為對西方迅速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潮流的反應，俄國思想界逐漸興起了一種宣揚本土文化優越性的思潮，將俄國廣泛存在的農村公社看作是優越于其他國家現行制度的標志，鼓吹俄國可以在農村公社的基礎上先于西方過渡到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思潮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

　　赫爾岑最早創立了俄國農民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即通常所稱的村社社會主義理論。他的主要觀點是：保存農民公社和保障農民的自由，在整個國家實行類似村社那樣的自治體制，在此基礎上保持民族的統一，這樣就能解決俄國未來的問題。車爾尼雪夫斯基進一步發展了赫爾岑的這一思想，他指出：西方正在竭力追求的那種制度，在俄國卻是日常存在的現實；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仍然是俄國人民保留下來的強大風尚，而西方人卻沒有這種風尚。這就是說，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都把俄國古老的農村公社看作是避免西歐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弊端的濟世良方。

　　在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村社社會主義理論的激勵下，從19世紀60年代起，在俄國逐漸興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民粹派革命運動。該運動在19世紀70年代上半期達到高潮。當時，成百上千的民粹派分子深入農村的田間地頭，向俄國農民宣傳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學說，試圖發動他們起來通過暴力革命推翻專制制度，在俄國建立起一種更加美好的社會。但是，俄國農民不僅沒有認同他們的理論，而且還把他們當作叛亂分子扭送到政府，于是看起來聲勢浩大的民粹派運動很快就以失敗告終。

　　馬克思、恩格斯時刻關注著俄國國內局勢的發展：一方面對俄國民粹派反抗專制政府的革命活動給予熱情的鼓勵，另一方面也不時對他們在理論與實踐上的錯誤作出批評。關于后者，主要體現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恩格斯與俄國民粹派分子特卡喬夫的論戰中。1874年，恩格斯撰寫了一組文章，批判流亡西歐的各國革命者中間存在的革命激進主義傾向，其中也批評了他的友人、俄國民粹派重要代表人物拉甫羅夫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表現出的折中主義立場，同時還提及了俄國革命者特卡喬夫表現出的激進革命傾向。恩格斯的這一善意批評招致了特卡喬夫的不滿，他很快寫了一封致恩格斯的公開信，不僅拒絕接受恩格斯的批評，而且還系統地宣揚了民粹派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向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發起挑戰。為了捍衛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給俄國革命運動指明正確的方向，恩格斯在1875年上半年又撰寫了《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一文，對特卡喬夫宣揚的、幾乎所有民粹派分子都信奉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理論作了尖銳的批判。

　　特卡喬夫在致恩格斯的公開信中主要表達了這樣幾個理論觀點：其一，在俄國，雖然不具備像西歐各國那樣進行革命斗爭的條件與手段，例如不存在城市無產者、沒有出版自由和代表會議等，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革命在俄國比在西歐更沒有希望。因為在俄國，有著進行革命的更加有利的條件：俄國雖然沒有城市無產者，但也沒有資產階級，資本的權力還處于萌芽狀態，只須同政治權力作斗爭就行了，而俄國的政治權力又是懸在空中的，沒有穩固的社會根基。其二，俄國廣大人民群眾盡管沒有文化、愚昧無知，但由于長期受到農村公社生活的熏陶，他們成為了本能的和傳統的共產主義者，具有根深蒂固的集體主義的世界觀，政府只有動用刺刀和皮鞭才能將個人所有制的思想灌輸到他們的意識和生活中去。俄國人民也因此比西歐各國的人民更加接近于社會主義。其三，雖然受到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的長期奴役，俄國人民習慣于逆來順受，但改革后處境的惡化已激起了他們強烈的不滿與憤怒，他們不時發起抗議，利用每一個機會發泄藏在心底里的仇恨。他們雖然看起來愚昧和笨拙，連自己基本的權利都缺乏明確的認識，然而卻具有革命的本能。其四，俄國知識分子雖然人數很少，卻具有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相反，他們的敵人則是軟弱無力的。如果俄國在戰爭中失敗，如果幾個省的農民同時發動起義，或者僅僅是首都發生公開的起義，專制政府就會垮臺，因而可以確信，在俄國實現社會革命非常容易，隨便什么時候都可以喚起人民的革命反抗。

　　對于特卡喬夫宣揚的上述農民空想社會主義觀點，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一文中依據唯物史觀對其作了嚴厲的批駁，同時闡明了自己在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第一，針對特卡喬夫宣揚的俄國由于不存在無產階級但也不存在資產階級，因而在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方面遇到的阻力小和比西方更容易進到社會主義的觀點，恩格斯指出，盡快過渡到消滅了階級差別的社會主義社會，一直是全人類追求的美好理想。但要做到這一點，不僅需要有足夠數量的大工業無產階級，而且也需要有一定數量的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創造者，生產力只有在它手里才能達到實現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資產階級的存在也是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必要前提，誰否認這一點，就說明他缺少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常識。

　　第二，針對特卡喬夫宣揚的由于存在著勞動組合和土地公有制度，俄國人民因而是集體主義者和共產主義天然選民的觀點，恩格斯反駁說，自19世紀中葉起，主要受到赫爾岑理論學說的影響，在許多俄國人那里產生了對勞動組合的某種程度的信仰，然而，從根本上說，俄國的勞動組合在發展水平上極其低下，是一種非常不發達的合作社形式。至于俄國依然存在的土地公共占有和使用的制度，人們也沒有理由拔高它，因為它在世界上的許多地區和民族的低級發展階段上都曾存在過。尤其是在東方，它構成了“東方專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礎”。

　　第三，針對特卡喬夫宣揚的沙皇專制制度不存在任何社會階級基礎的說法，恩格斯用大量事實論證說，俄國的沙皇制度不僅不是懸在空中的，相反，它還有著非常堅固、深厚的社會基礎。首先，它代表了貴族地主階級的利益。在俄國，少數貴族幾乎與千萬農民擁有數量相等的土地。其次，它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俄國那樣，當資產階級還處在低級發展階段的時候，其寄生性已達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以致全體勞動人民都受到它的殘酷壓榨和剝削。最后，它還代表了官僚群體的利益。沙皇俄國有著龐大的官僚機構，像密網一樣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嚴密的控制與統治。

　　第四，針對特卡喬夫宣揚的在農民為主的俄國更容易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恩格斯評論道，特卡喬夫處理政治革命問題如同處理經濟革命問題一樣輕率，他設想只要發生零星的農民起義，問題就會輕輕松松地解決。恩格斯反問特卡喬夫說，俄國農民既然這么容易起來革命，那么為什么至今還沒有看到他們進行這種革命，俄國也沒有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呢?恩格斯指出，俄國農民雖然深受壓迫，在歷史上進行過無數次的暴動和起義，但他們一直是只反對地方貴族和官吏，而從來沒有反對過沙皇。他們始終認為沙皇是他們的保護者和拯救者。自農奴制改革后，俄國農民開始反對政府和沙皇，那只是因為他們快生活不下去了，而絕非革命的本能使然。

　　第五，恩格斯最后對俄國農村公社的前景問題作了這樣的展望：俄國農村公社雖然已經度過了自己的鼎盛時期，在農奴制改革后不斷走向解體，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獲得新生，進而向更高級經濟社會組織轉變的可能性，不過，這種情況只有在西歐在這種公社所有制徹底解體之前就取得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并能為其新生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的時候才能發生。換言之，“如果有什么東西還能挽救俄國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變成確實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這正是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

　　恩格斯對特卡喬夫的上述批判雖然具有很強的科學性，也幫助一些民粹派人士轉變了立場，但是，就大多數民粹派分子而言，直到19世紀90年代，仍然固守民粹主義信條，繼續鼓吹在農村公社問題上的空想社會主義觀點。俄國自由民粹派人士丹尼爾遜就是其典型代表。恩格斯于是又在1894年寫了《〈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在回顧先前對特卡喬夫所作批判的同時，進一步批判了丹尼爾遜等人的觀點。

　　關于民粹派鐘愛的農村公社，恩格斯在該跋中這樣論述道：俄國農村公社已經存在了數百年，但在其內部從來沒有萌生出使其獲得新生的因素；俄國雖然有不少人了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克服這一矛盾的辦法，但他們并不生活在農村公社中，與數量眾多、愚昧無知的廣大村社農民相比，他們是微不足道的。恩格斯再次強調指出，處于低級發展階段的社會要解決只有高級發展階段才可能產生的問題，這在歷史上是不可能的。恩格斯還重申了他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中闡發的這樣一種觀點：如果說俄國農村公社還有可能有一種更好的前途的話，那么對它進行改造的首創因素只能來自西方的工業無產階級。

　　二、馬克思與米海洛夫斯基的論戰

　　1872年，《資本論》第1卷俄文版在圣彼得堡出版，引起了俄國思想界的極大關注，印刷的3000冊很快銷售一空。與此同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的某些理論觀點也在俄國思想家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論。1877年9月，俄國庸俗經濟學家茹柯夫斯基發表了名為《卡爾·馬克思及其〈資本論〉一書》的評論文章，對馬克思的《資本論》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之后不久，俄國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則撰寫了《卡爾·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的一系列理論觀點進行了辯護。

　　在為馬克思辯護的過程中，米海洛夫斯基也對《資本論》中的某些論述產生了疑問。首先是關于資本主義起源有關論述的適用性問題。他認為馬克思在其中試圖給出的是一種普遍適用的歷史哲學理論，根據這一理論，任何國家都要經歷像英國那樣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這也就意味著，在馬克思的視域中，像俄國這樣仍然存在著農村公社的國家也要重復西方國家走過的、野蠻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的有關論述，更加深了米海洛夫斯基的這一印象。例如，馬克思在其中寫道，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這些自然的發展階段。

　　其次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一個注釋增補中關于赫爾岑的一段插語。馬克思在這段插語里這樣寫道：俄國文學家赫爾岑曾經非常認真地預言，歐洲也許最終不得不依靠輸入俄國人的傳統和制度來獲得新生。本來就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的那段論述產生疑問的米海洛夫斯基據此強調說，在馬克思對赫爾岑的不友善的譏諷中反映出的是他對俄國人為自己國家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歐發展道路的嘗試的反對態度。

　　馬克思看到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后非常氣憤，認為他故意歪曲了自己的觀點，致使人們有可能認為他如同俄國自由派分子一樣，主張俄國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反對俄國人探索自己國家走不同于西方國家已經走過和正在走著的發展道路的努力。馬克思于是寫了一封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答辯信，以糾正米海洛夫斯基對自己理論觀點的錯誤理解。

　　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在信的第一部分里，馬克思澄清了米海洛夫斯基對自己關于赫爾岑那段插語的誤解。馬克思寫道，米海洛夫斯基在《資本論》正文中找不到支持自己觀點的足夠依據，就試圖去引用注釋中的那段批評性插語。那么，那段插語責難赫爾岑的是什么呢?只是赫爾岑的這樣一種觀點：腐朽的西方要靠泛斯拉夫主義的勝利才能獲得新生。不管插語中的這個評價恰當與否，都不能從這里得出其對“俄國人為他們的祖國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歐已經走過而且正在走著的發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接著，馬克思還以他對俄國偉大的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評價為例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2版的跋里曾尊敬地談到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方面做出的貢獻，但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是民粹派觀點的堅持者，由此能因為對其經濟學方面貢獻的肯定就得出贊成他的民粹派觀點的結論嗎?

　　在信的第二部分里，馬克思又從方法論的高度對米海洛夫斯基的教條主義觀點作了深刻的揭示與剖析。馬克思指出，在《資本論》中關于“原始積累”的那一章里，自己只是要描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初是如何產生的，即如何形成了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占有了全部生產資料的少數資本家階級；在這一過程中，最基礎性的問題是對農民的剝奪，而這種剝奪只有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也就是說，馬克思在這里強調的是，自己在《資本論》中所做的僅僅是描述英國和西歐其他國家業已發生的事情，是對客觀史實的一種概述，而沒有講更多的東西。如果人們非要將這一歷史概述運用到俄國的話，那么結論也只能是這樣：它會迅速地將大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俄國一旦走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就必然會受到資本主義所具有的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馬克思還進一步指出，如果人們一定要把他僅僅是對西歐資本主義起源過程的概述徹底變成普遍適用的歷史哲學理論，認為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那既是對他的贊譽，更是對他的侮辱。

　　為了強化上述觀點，馬克思還特別列舉了古代羅馬平民的例子。他寫道，《資本論》中的好幾個地方提到了古羅馬平民所遭遇的命運。這些人本來是自由民，各自耕種著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但在隨后的歷史發展中，他們的土地被剝奪了，與此相伴隨的是大地產和大貨幣資本的形成。但是，這些被剝奪了土地的小農雖然自由了，卻沒有成為雇傭勞動者，而是變成了無所事事的游民，不比奴隸們的處境好多少。同時，業已形成的大地產和貨幣資本占主導的生產方式，也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制的。這一事例說明，“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只有對構成這個歷史環境的每一個要素分別加以研究，進行仔細的比較，才能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而用所謂普遍的歷史哲學理論分析問題，是永遠達不到這一目的的。

　　由于某種原因，馬克思最終并未將這封寫好的信寄出去發表。所以，俄國民粹派人士并不知道馬克思在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上的根本立場，因而繼續進行著爭論。四年之后的1881年初，俄國革命黨人查蘇利奇又向馬克思提出了這一問題，請求他作出解答。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復信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觀點。因此，這封信可視作馬克思與米海洛夫斯基論戰的繼續。

　　查蘇利奇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說，一段時期以來，在俄國存在一種非常流行的說法，即認為古老的農村公社已經過時，根據歷史發展規律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種經濟社會組織形式必然走向滅亡，而大肆宣傳這一觀點的人，“都自稱是您的真正的門徒……要是您肯對我國農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種命運發表自己的觀點……會給我們多大的幫助啊”。

　　查蘇利奇轉述的觀點將一個尖銳的問題擺在了馬克思的面前，即是否可以根據《資本論》中闡述的理論，認定俄國必然走上西歐式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事關重大，馬克思決定盡快回信闡明自己的立場。為此，他寫了四份草稿，從中足以看出其思考和回答問題的慎重。

　　馬克思在前三份草稿中首先解除了《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生產起源的論述與俄國社會發展道路之間的關系，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的最重要前提是對農民土地所有權的剝奪，這種剝奪迄今只是在英國徹底完成了，而西歐其他國家正在重復著這一過程。這句話與給《祖國紀事》編輯部信中的論述是一樣的，但馬克思后面的論述則比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進了一步，即強調說：“我明確地把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歐各國的范圍內”。

　　在草稿中，馬克思還提到了俄國農村公社的二重性特征以及它兩種可能的發展前景的問題。馬克思指出，俄國農村公社內含著公有制和私有制兩種因素，這決定了它兩種可能的發展前景：要么是其中的私有制因素戰勝公有制因素，要么是相反，后者戰勝前者，“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由于各種原因，馬克思在最終復信中沒有保留這段話，而只是保留了關于資本主義起源歷史概述適用范圍的那段論述。

　　綜合該信各草稿，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對歷史環境的重要性非常強調，堅決反對普遍適用的歷史哲學理論的存在。這和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三、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民粹派兩次論戰給予我們的啟示

　　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民粹派的兩次論戰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中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通過對它們的研究，我們可以至少得到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啟示。

　　其一，馬克思、恩格斯為我們樹立了嚴格依據唯物史觀考察人類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榜樣。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學說的基礎與精髓。恩格斯在與特卡喬夫的論戰中，著重用唯物史觀闡明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唯物史觀一以貫之的堅守和捍衛。

　　馬克思、恩格斯早年曾一度側重于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來評判資本主義制度和勾畫未來美好社會的圖景。但是，自19世紀40年代中期初步創立了唯物史觀之后，他們就竭力謀求用唯物史觀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特別強調經濟因素、生產力因素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基礎性作用。例如，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布資本主義就要滅亡、社會主義就要勝利，就是因為他們認為“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

　　1848—1849年歐洲發生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期間，馬克思、恩格斯曾受到革命形勢的鼓舞，一度認為當時西歐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有可能獲得勝利。然而，革命很快失敗了。他們立即用唯物史觀對這次革命失敗的原因進行了總結，得出了一系列新觀點和新結論。馬克思在其重要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總結道，在經濟出現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社會化生產力和資本主義所有制這兩個主要因素之間發生劇烈沖突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到來。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一書中也指出，激進革命派如果過早地掌握政權，就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因為他們所能做的事情是不以他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而是取決于物質生產關系和由此決定的階級對立關系的發展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馬克思、恩格斯在這方面的認識更加深刻。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了“兩個決不會”的著名論斷，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唯物史觀。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他又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的命題。當恩格斯寫作《論俄國的社會問題》的時候，馬克思也在《巴枯寧〈國家制度與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中強調指出，“徹底的社會革命是同經濟發展的一定歷史條件聯系著的”,沒有這樣的歷史條件作前提，社會革命是難以想象的。

　　19世紀七八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與許多俄國民粹派人士保持著非常友好的關系，他們非常希望俄國民粹派能發動革命推翻沙皇專制制度，進而推動西方革命。但當俄國民粹派人士希望馬克思、恩格斯支持自己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理論時，還是受到了堅定的拒絕。

　　其二，馬克思、恩格斯對農村公社與專制制度共生關系的揭示，有助于我們認識俄國民粹派運動的悖論性和落后國家政治發展道路的特殊性。

　　恩格斯在批判特卡喬夫錯誤觀點的時候，特別指出農村公社是東方專制制度的自然基礎，從而深刻揭示了農村公社與專制制度之間存在的共生與依存關系。

　　馬克思其實在很早的時期就對此作過論述。例如，在1850年代初總結法國革命經驗教訓的過程中，馬克思就闡明了小農與專制制度之間的關系。他指出，個體農民盡管數量眾多，但他們均固守自己的一小塊土地，彼此之間不能發生多種多樣的聯系，由此也決定了他們不能形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階級，自己捍衛自己的利益。他們所寄予希望代表自己利益的“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因此，小農占優勢的社會必然也是行政權占支配地位的社會。

　　之后，馬克思又將目光轉向了仍然廣泛存在著村社制度的東方國家印度，對村社制度和專制制度之間的關系作了精辟的闡釋。他闡述道，在印度，自古就形成了一種所謂村社制度。這些農村公社如同一個個小農，彼此孤立，不能進行自愿的聯合，需要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的干預，因而這些看起來和諧無害的農村公社，“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范圍內，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歷史首創精神。

　　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思想對于我們深刻地理解俄國民粹派運動的局限性、悖論性都有很大的啟示。

　　民粹派是19世紀中后期在俄國形成和發展壯大的思想與政治派別，它有兩個大的特點：一是堅決反對沙皇專制制度。他們普遍認為沙皇專制制度是俄國社會一切災難的根源，只有用革命手段推翻它，讓全體人民實行自治，才能使俄國擺脫落后狀態。二是竭力維護農村公社。他們極盡贊美農村公社之能事，認為農村公社是俄國農民的安身立命之所，能保護弱者不受地主和強者的欺凌，其集體主義、抑強扶弱的特質有效抑制了西方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貧富分化的痼疾。

　　由此，俄國民粹派運動就出現了嚴重的悖論性。因為農村公社是絕對君主專制制度的基礎，只要存在著農村公社，就必然產生相應的絕對君主專制制度。因此，合乎邏輯的結論是：要消滅絕對君主專制制度，就必須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但是，俄國民粹派分子所做的是力圖摧毀專制制度這一上層建筑，卻保留和鞏固其賴以產生和存在的社會基礎。于是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他們越是維護農村公社，客觀上就越是維護了專制制度；專制制度越鞏固，他們對它的反抗就越強烈。隨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村公社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民粹派分子不得不訴諸國家和專制政府來保護村社，從而也最終成為了專制制度的擁護者。恩格斯晚年非常明確地談到了這一問題，他分析到，“曾經是恐怖主義者的民粹派，最后完全可能成為沙皇制度的擁護者”。

　　19世紀80年代中后期，從俄國民粹派中分化出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既反對專制制度，也反對農村公社，由此才使得俄國社會主義運動走上了協調發展的道路。

　　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思想也有助于我們理解落后國家、小農國家政治發展道路的特殊性。

　　落后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它們進入現代國際體系較晚，社會發展的起點低，個體農民甚至農村公社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優勢，這樣就容易出現這樣兩種情況：一是它們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起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小農社會固有的特點卻容易滋生空想社會主義，追求一下子就建立起完全民主的政治制度，從而對集權或威權制度產生抗拒心理，這就造成了落后國家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困難。20世紀建立起的社會主義國家，大都出現過這種情形，它們力求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完全民主的政治制度，從而超越了社會發展階段，影響了政治生活的穩定。二是掌權者為了維護集權專制制度，有意識地延長小農或農村公社的存在，蘇聯就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例子。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一方面追求工業化，另一方面又將農村完全集體農莊化。所謂集體農莊，實際上就是俄國歷史上農村公社的翻版，甚至比農村公社更極端。它靠行政手段將各個集體農莊隔離起來，造成了它們的分散性和孤立性，使蘇聯農民無法真正參與到實際的政治生活中來。這也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最終崩潰的重要原因。

　　其三，對待任何理論學說都要力戒教條主義，而堅持從客觀實際出發分析問題。

　　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提出的絕不能用普遍適用的歷史哲學理論分析問題的觀點啟示我們，任何理論學說，自然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都有其生成的特定歷史背景，不能將其看成是抽象的和一成不變的真理而到處套用。就一國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而言，一切取決于其所處的具體歷史環境。

　　馬克思、恩格斯自始就是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的。他們剛剛登上西歐社會政治舞臺的時候，大量接觸的是德國古典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學說，一度非常崇拜這些人類思想創造的巨大成就。但馬克思、恩格斯很快就成了唯物主義者，沒有因為這些理論學說包含著部分真理就迷信和盲從它們，而是對它們展開了質疑和批判，從而很快超越了它們。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如果教條主義地對待它們，就不會有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恩格斯在1847年批判卡爾·海因岑時所作的論述，特別體現了他們這種與時俱進的精神品格。恩格斯指出，共產主義不是某種一成不變的教義，而是現實中正在發生的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的；共產主義者不是把某種哲學作為前提，而是以歷史迄今在各文明國家造成的現實狀況為前提。

　　馬克思、恩格斯不僅不教條主義地對待他人的理論學說，而且也不允許他人教條主義地對待自己的理論觀點。

　　19世紀后半葉，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許多新成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大都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旗幟。但隨之也出現了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的情況，對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健康發展造成了損害。馬克思在生前就發現了這一問題，曾氣憤地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遇到的這種情況就更多，其晚年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與這一思想傾向作斗爭。1890年6月，恩格斯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人們如果試圖將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現成的公式去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么它就必然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在逝世前的幾個月，恩格斯仍然強調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

　　如何在實際活動中克服教條主義弊端呢?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重要的是從客觀實際出發、尤其是從“歷史環境”出發分析問題。就一國走何種社會發展道路而言，完全要看它所處的具體歷史環境。歷史環境就是制約一國某一時期社會發展道路選擇的各種因素的總和，它們既有內部的，也包括外部的。內部環境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及發展狀況等；外部環境則包括其他國家的生產力與社會發展水平，政治發展狀況，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當然也包括地緣政治環境和國際體系的發育程度等。

　　馬克思、恩格斯早年就在有關著述中談到內部環境的重要性。例如馬克思在1850年初寫的總結法國革命經驗教訓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就闡述道：“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法國許多革命者、社會主義者曾一度認為1848年二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但他們很快就發現，一些舊事物死灰復燃了，法國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發點。事實證明，一國達到的發展水平受制于自己的歷史與傳統，是不以少數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晚年恩格斯在指導西歐社會主義運動的過程中，對影響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各種因素又作了非常多的分析與強調，提出了著名的“歷史合力論”。他雖然主要是在批判西歐社會民主黨人所持的經濟唯物主義觀念的過程中提出這一理論的，但還是指出了經濟因素的最終決定性作用，并對其他影響歷史發展的因素給予了高度的重視。

　　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環境理論”啟示我們，在進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還是要特別重視內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既不能屈從于現實，也不能急躁冒進，必須制定均衡的發展戰略，走穩健的發展道路，從而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中，使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艘巨輪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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