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城市空間為切入點，西方馬克思主義城市空間批評從經濟、政治和文化出發，揭示了空間背后資本、權利和文化的角力。在對資本的批判中，重新定義了進入城市的權利，呼吁空間正義。同時，揭示了空間背后的現代與后現代文化癥候，關注到了城市化進程中人們的文化精神問題，對人類生存方式做了新思考。對其研究，不僅能助力中國馬克思主義城市空間批評話語的建構，還能為解決中國城市化建設中的空間難題提供可借鑒的方法路徑。

　　作為一種新興的批評形態，與以文學與藝術作品為對象的傳統批評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城市空間批評直面社會現實，將批評對象從文學與藝術擴展到日常生活中具體的城市空間。它直接介入現實生活，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堅守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從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三方面出發，挖掘空間背后資本積累方式的轉變、不平衡地理發展中對正義與權利的訴求以及對現代和后現代文化的表征，展開了對資本的批判，對空間正義的追求，對城市文化的建構，為改善人們的生存空間，創造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一、空間的生產：從商品到資本的轉換

　　“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而單是這一歷史條件就包含著一部世界史。因此，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資本的出現及其野蠻生長，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揭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帷幕。馬克思的《資本論》也奠定了對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的資本維度，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城市空間批評提供了批判空間資本化的理論武器。

　　在資本主義現代社會，商品折射出了資本的地位從交換領域到生產領域的遷移過程，社會由商品拜物教到資本拜物教的發展。馬克思對資本的批判由對交換領域內商品的祛魅開始。他指出，“商品的神秘性不是來源于商品的使用價值”,“也不是來源于價值規定的內容”而是“從這種形式本身來的”。然而，在資本驅動的生產關系中，商品不只是貿易交換中簡單的對象物，比如一件衣服，它不僅僅是貨幣的等價物，用于償付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一般勞動時間，更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默認的資本主義社會恒定性的表征。商品這種特殊的物表面上展現的是物與物的關系，背后隱匿的卻是人與人(資本家與資本家、資本家與工人、生產者與消費者等)之間盤根錯節的社會關系。商品交換的歷史長河凝結著的是豐富的社會生產關系的變化歷程。其間，商品的資本化悄然發生。空間作為現代社會炙手可熱的商品，同樣經歷了由商品到資本的轉變。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資本主義批判的空間轉向不僅是對資本批判話語的豐富,也是意識到了空間作為當代社會新生商品的資本屬性。由此，西方馬克思主義城市空間批評家列斐伏爾提出了“空間的生產”這一觀點。他認為，空間在當代社會生活中早已由空洞的物理存在變成了社會生產活動的積極參與者，實現了由在空間中生產到空間自身的生產的轉變。空間自身的生產的本質上便是空間的資本化轉向，即空間獲取了如資本一般的自我繁殖、自我生產的能力，不僅可以活躍在流通領域，在生產領域也能暢行無阻，房地產業便是生產領域的空間資本化。

　　的確，在城市化高速發展的當代，空間早已不是古典主義時期抽象的精神存在或空洞的物理存在，而是參與社會生產活動的有機實體。從不動產到動產，在房地產業，空間就是流動的資本。針對空間的資本化，列斐伏爾點明，在資本主義社會，抽象空間逐漸轉化為了動產化、重交換價值輕使用價值的均質化空間。他指出，空間的動產化從鏟除傳統對土地所有制的影響開始。在資本主義社會，土地曾長期處在不重要的位置，是地主階級的不動產。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市的擴張讓土地由不動產變為動產，化為流動的資本，應用在建筑和金融投機領域，占據了資本主義生產活動的中心。建筑業依靠著空間，帶來了金錢，空間成了流動的資本。在這一過程中，空間的交換價值遠超其價值。交換價值要求空間最大的可交換性，更進一步地推動空間的動產化，空間的均質化由此發生：“首先是土地、空間的流通，盡管過去它們被稱為‘不動產’。住宅的市場已經普遍化了。人們處理空間，也就是住宅單元的方式，是讓它們恢復均質性，可以和其他部分比較，因而也可以交易。”空間被片段化、碎片化，以便整體或部分地出售，被動產化、均質化、可量化以達到無限的可交換性，使得空間的交換價值淹沒其本身的實際價值，以獲取空間在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最大剩余價值。總之，一切都服務于資本對空間剩余價值的最大剝奪。“空間作為一個整體，進入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它被利用來生產剩余價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線，都納入生產力與產物之中。都市結構挾其溝通與交換的多重網絡，成為生產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種設施(港口、火車站等)乃是資本的一部分。”

　　空間資本化下的均質空間，否定了差異。這些化為了資本主義空間的內在矛盾之源，激發著普遍性空間的爆炸，造成空間的混亂與矛盾，最終導致全球化背景下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翻譯了列斐伏爾的《空間的生產》后，大衛·哈維接受了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的觀念，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當代批判，指出導致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罪魁禍首是全球化背景下資本分布的不均衡與空間的資本化。

　　不平衡的地理發展源于資本主義積累方式的轉變，即以空間帶來的靈活積累取代了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社會大生產中的地位，實現了資本的地理發展。馬克思在分析商品流通的過程時指出，流通在空間和時間中進行。他說：“資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借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流通空間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簡言之，即資本發展的早期邏輯是力求用時間征服空間。然而，20世紀中后期的資本積累模式開始反轉，為獲取更多利潤，開始用空間消滅時間。這是資本在空間上靈活積累的模式。空間的靈活積累取代了資本早期凝結在時間上的原始積累，成了馬克思主義進入新時代后發生轉向的重要原因。

　　不平衡的地理發展是資本在空間上的不平衡發展。靈活積累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新特征，主要表現為全新的生產部門、金融服務的各種新方式、新的市場，商業、技術和組織創新的極大提升，導致了不平衡發展模式的迅速變化，包括各個部門之間與各個地理區域之間的迅速變化。各個地理區域之間的迅速變化指的便是新技術以及新商業組織模式形成的靈活積累在空間上的自由性，其本質便是以更具空間流動性的商業、技術和組織創新取代了原先在空間上凝滯的福特式工業生產模式。這種空間的靈活積累在當下表征為經濟全球化。然而表面上，人人得利，都能分得發展的一杯羹，但這種不均衡發展帶來的是新一輪的不平等。哈維指出，如果沒有內在于地理擴張、空間重組和不平衡地理發展的多種可能性，資本主義很早以前就不能發揮其政治經濟系統的功能了。在當代，資本主義正在通過新的空間重組不斷生產著資本積累的全球歷史地理學，不平衡的地理發展是資本積累在空間布局的必然體現，傳遞著資本主義永恒的擴張與不平等，引發了人們對空間正義的追求。空間的資本面向由此導向空間的權利面向。

　　二、進入城市的權利：尋求空間正義

　　空間資本化對內加劇了城鄉二元格局下不均衡發展，導致了新一輪的不平等。能否平等享有進入城市的權利，獲得空間上的正義，成了現代人共同追逐的基本生活目標。

　　(一)進入城市的權利

　　“進入城市的權利”由列斐伏爾提出，即“進入都市生活、人文環境與新型民主環境的權利”。列斐伏爾以《進入都市的權利》為開端，開始了城市空間研究，力圖設計一套服務于城市社會日常生活的規劃。

　　列斐伏爾將進入城市的權利作為主要研究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資本主義現代化對城市破壞的觸動。在《進入都市的權利》的第二卷，他點明，進入都市的權利面臨著環境污染、生態系統發展及其后果等問題，這些問題掩蓋和粉碎了關于空間的問題，都市中人身保護方面的那些必要權利不再能滿足需要；都市空間因資本地位而被分割、隔離，損害了城市空間對集體居民普惠的總體性；都市設計上貧乏的可讀性陷阱使人類學意義上的“居住”變成了資本意味濃重的“住宅”。列斐伏爾站在人的立場上提出平等享有進入都市的權利，呼吁重建統一的總體性空間，抵制資本等因素帶來區隔的、等級森嚴的破碎空間。所以進入城市的權利“用最‘現實’的術語來說，它指的是城市居民的權利，還有那些在交通、信息和交易的網絡與流通中出現而結成(在社會關系的基礎上)的團體的權利”。

　　更深層次上，進入城市的權利意指進入城市空間的最核心——構成性中心——以享受城市集中資源的權利。構成性中心是列斐伏爾為解釋進入都市的權利提出的概念，是一種聚集、集中和共時化的形式，由不同生產方式構成，集中了財富、權力、信息、文化等。其次，進入城市的權利是為了獲得統一的總體性空間。列斐伏爾認為，健康的城市是總體性空間，而非現實中分散的、碎片化、處處存在隔離的等級空間。最后，“進入都市的權利，意味著建立或者重建一種時間和空間的統一性、一種取代了分割的聯合體”。這是列斐伏爾基于日常生活的具體分析，對空間的政治經濟學判斷。他指出，隨著城市的擴張，城市中心的空間價值會越來越高，原住居民會被迫遷走。借此，他們會獲得偏離中心的居住空間或一定金錢的補償。這種解決方式貌似會使原居民獲利，但忽視了空間與時間的統一。距離中心更遠的空間，離城市構成性中心也遠，意味著時間上的犧牲。在對空間的消費中，時間會重回舞臺。因為借由空間被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是社會時間。人們購買空間，其實是購買對時間的支配權。列斐伏爾呼喚重建一種時間和空間的統一性，取代分割的聯合體，正是為了讓所有人享受到空間與時間的平等。

　　(二)從城市權利到城市革命

　　對城市權利的訴求是對不公正資本再生產空間的批判。然而，權利無法保障時，需要的是城市革命。在吸收列斐伏爾空間理論的基礎上，哈維以城市革命來完成對列斐伏爾的超越。

　　談及城市權利，哈維指出，雖然“‘城市權利’的觀點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復蘇，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必須轉向列斐伏爾的思想遺產(盡管列斐伏爾的思想遺產也很重要)。在城市社會運動中，街頭巷尾發生的事情比思想遺產更為重要”。可見，哈維并未簡單因襲列斐伏爾的觀念，而是結合所處時代，重新審視城市權利和城市革命，尋求新發展。

　　哈維對“城市權利”與“城市革命”概念的發展首先體現在他對日常生活的關注。他筆下的“城市權利這個觀念基本上源于城市生活的街頭巷尾、城市的街區，城市權利是受壓迫人民在絕望時刻尋求幫助和寄托的一種哭泣”。平民的視角讓城市權利具體化、生活化，可觸摸。其次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哈維強調，城市權利是一種集體權利，非資本主義倡導的個人或群體權利。他點明，“城市權利遠遠超出我們所說的獲得城市資源的個人或群體的權利，城市權利是一種按照我們的期望改變和改造城市的權利。另外，改變城市不可避免地依賴于城市化過程中集體力量的運用，所以，城市權利是一種集體的權利，而非個人的權利”15。否認城市權利的私人屬性，本質上是對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個人權利和私人物權為基礎的城市權利無法從根本上挑戰霸權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更無法挑戰新自由主義的合法性和國家行動的模式。只有呼喚集體化的城市權利，才能避免城市權利最終落到私人或準私人手中，避免城市空間的階級化和特權化。

　　最后，在資本主義社會，城市權利必然導向到城市革命。哈維指出，城市權利對集體權利的訴求，把人帶回到一個古老的問題——由誰控制城市化和剩余生產之間的內在聯系和使用，引出了“城市革命”這一概念。他肯定列斐伏爾從城市意義上討論巴黎公社這場社會革命，說明了城市革命發生的可能性。他認為眾多的地方空間，特別是城市空間，可以結合成廣泛的運動。因為資本家壟斷地租時面對諸種矛盾呈現出結構性意義，通過尋求真實性、地方性、歷史、文化、集體記憶和傳統的價值可以打開政治思想和行動的空間，在其中發現和追尋社會主義方案，削弱資本的力量。

　　(三)尋求空間正義

　　空間正義的概念并非一人之力的一蹴而就。“當正義問題從空間視角探討的時候，其他替代術語早已開始使用，例如地域正義、環境正義、正義的城市化或者社會正義的地理學等。”其中地域正義和哈維有關。

　　在《社會正義與城市》中，哈維提出了地域再分配正義，并談到了城市正義。他點明：“城市正義的實質是要面對非家長化統治模式的邊緣化現象，在邊緣化政治中尋求組織，采用調和的方法，解放那些受這種特定形式壓抑的人群，要將權力賦予那些受壓抑的群體，而不是剝奪他們進入政治權力和表達自己意見的能力……努力通過各種方式消除文化霸權。”

　　2010年，“空間正義”由愛德華·索亞2000年《后大都市》中的篇目標題變成了他《尋求空間正義》這本書的核心概念。在列斐伏爾和哈維的理論滋養下，空間正義這一概念在理論研究和社會運動中的意義越發明顯。空間正義意指正義的空間性，要求從地理學、空間的角度重建正義。它是對空間支配、空間剝奪與壓迫的批判，力圖通過培育空間化意識鼓勵人們加入社會運動以抵制根植于空間生產實踐中的非正義現象，是對空間霸權的反抗，這實際上正是對城市權利的爭取。所以索亞點明，空間正義的尋求總是與城市權的斗爭聯系在一起。在索亞看來，城市權可以將那些被剝奪和邊緣化的群體動員起來為空間正義而斗爭。

　　索亞“空間正義”的概念存在一定爭論。空間正義是指空間的正義性，還是指正義的空間性?有學者以此來區分索亞和哈維的城市正義觀——“如果說在哈維的理論脈絡中，空間正義更多地指涉社會正義，強調以社會關系為基礎理解空間中的社會正義問題，索亞則更多地從地理學與空間維度來辨識與建構正義，即討論正義問題時在方法論上堅定的空間視角。”索亞對此也曾回應。他點明，二者是有不同，但基本上一致。區別可能在于空間的正義性是說，地理可能是不正義、不公正的。因而尋求空間正義是對城市權利的追求，是獲取城市權利的解決途徑之一。正義的空間性則是為了建構更正義的空間。二者并無本質區別。論證了空間與正義的內在關聯后，索亞討論的重心便轉到不公正地理的生產和再生產上，探索地域歧視、不同層級空間政治組織對空間正義的影響，呼喚一種行動聯盟，即勞工—社群組合，以實現城市空間的秩序重建。

　　三、作為文化癥候的空間：從現代到后現代

　　從現代到后現代，城市空間的文化解讀不斷增加，甚至超越了早期的政治經濟解讀，空間作為一種文化癥候越發被凸顯出來。在城市空間背后烙有社會現代化發展在人類文化與精神上的印記，以及資本主義劇變下后現代主義文化下城市人群生活方式與社會關系的轉變。

　　對空間背后蘊含的審美現代性及其文化解讀，不得不談本雅明。然而，“本雅明對現代生活各種特定形式和能量的敏銳把握，似乎大多得自齊美爾”。所以在談論本雅明前，齊美爾是不能回避的對象。二人是最早一批從現代性出發分析城市空間文化的學者。雖然年齡相差近半個世紀，但他們對城市空間的分析角度呈現出驚人的一致性，即對城市現代性情感體驗的把握。二者對城市的記憶共同指向了世紀轉換期的大都市柏林，齊美爾1903年的《大都市與精神生活》談論的是柏林，本雅明的《柏林紀事》在講述1900年前后的柏林。

　　齊美爾更多是從人們對城市空間的心理體驗，來闡發現代性。他認為現代性的本質是心理主義。這種心理主義依照人們內在生活的反應和事實，即通過主體內在的心理世界來體驗和解釋世界。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中，現代性集中表現為人在貨幣經濟主宰的大都會下的心理體驗。齊美爾將之概括為四點：一是偏理性，用理智而非感情來處理日常與工作；二是精于計算，對自己的行動權衡利弊得失；三是厭倦享樂；四是人情淡漠，人與人淡漠疏遠。本雅明則將目光集中在城市空間內游蕩的現代主體。他的著作不僅論述了資本主義現代性與城市的關系，更懷著人道主義去解讀現代都市典型人群閑逛者、撿垃圾者、妓女。在他看來，他們是城市現代性的典型主體。此外，本雅明特別關注城市內的新式商業建筑空間類型拱廊街。在他看來，建筑是隱而不見的“神話學”的重要痕跡，他對拱廊街的分析引人注意。他指出：“這些拱廊街是豪華工業的新發明，它們用玻璃做頂，地面鋪的是大理石，這些大理石過道通向整個一大批建筑群，那些建筑的主人們就以這種方式協同經營。通道兩側盡是些最高雅豪華的商店，燈光從上面照射下來，因此可以說，這樣的拱廊街是一座小型城市，甚至是一個小型世界。”直接點明了拱廊街的性質——資本主義商業化高度發展的小型城市。

　　伴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現代化以摧枯拉朽之勢破除了氤氳在古典時期的自然靜謐，人類對空間的改造和征服能力已今非昔比，也開啟了對自身生產實踐出來的空間的分析、體驗、反思。“空間的構造以及體驗空間、形成空間概念的方式，極大地塑造了個人生活和社會關系。”齊美爾、本雅明正是以這相似又不同的方式，關注著城市空間中人類主體感受和體驗資本主義劇變所產生的社會和歷史存在的新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齊美爾將城市空間的現代性理解為心理主義，忽視了大機器生產的現實工業社會對人空間體驗感的形塑，畢竟“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

　　除了探索城市空間與現代性、現代文化的關聯外，城市空間批評發展到當代，越來越開始關注起后現代文化在空間上的表征。從現代主義、現代性到后現代主義文化的轉變，美國洛杉磯學派的邁克·迪爾發掘了列斐伏爾和杰姆遜身上潛藏著的關于空間一脈相承的后現代血統。對比列斐伏爾與杰姆遜的研究，迪爾指出，列斐伏爾的《空間的生產》是現代主義傳統對空間加以分析的典范，杰姆遜的《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則提供了對空間分析的后現代視野。通過空間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空間的生產、空間的社會理論等話題，他點明后現代思想在現代性思想中有跡可循，列斐伏爾和杰姆遜對空間的分析有區別，也有聯系。其實，單從對空間的文化研究視角來講，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雖或有涉及對“現代”的討論，但并沒有對空間展開細致的文化研究，在其《日常生活批判》中也沒做過多闡釋。然而，杰姆遜則不同，正如迪爾點明的，“不過顯而易見，他強調文化的意義，與以往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強調經濟相比，這(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反撥”。

　　作為后現代主義文化的研究者，杰姆遜對空間的分析具有很強的文化意識。這點在他對全球性空間的解讀上可見一斑。面對全球性空間，他認為，全球性空間意義和根源都是文化，一切都成了文化。他把空間視為后現代主義文化的最大癥候，將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集中在對資本主義后現代文化的空間批判。他指出，時間體驗(存在論的時間，以及深度記憶)是高級現代性的主導因素，而“空間范疇和空間化邏輯主導著后現代社會，就如同時間主導著現代主義世界一樣”,主張以特定的空間轉換來區分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點明了后現代文化的空間屬性。

　　隨著后現代空間一起凸顯的還有主體的身體感知。從主體的身體感知與后現代空間的關系出發，城市空間批評在后現代文化上生長出了新概念。反思后現代主義文化，分析后現代空間直接帶給人的感官沖擊——“這種新潮的建筑藝術當下就仿佛刺激著我們去發展新的感官機能，擴充我們的感覺中樞，驅使我們的身體邁向一個全新的(至今仍然是既難以言喻又難以想象的，甚至最終難以實現的)感官層次”,杰姆遜將空間與人類主體的身體感知聯系起來，創造性地提出了“認知繪圖”和“超空間”這兩個概念。“認知繪圖”是他在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討大會上宣讀論文的題目。在這篇論文中，他同時提到了“超空間”的概念。他指出，身處后現代主義建筑，人們喪失了方向感，迷失、困惑于主體性感官體驗的沖撞中。“從而得出這樣的結論：后現代主義消除了內部與外部的區分，并且消除了傳統建筑風格和樣式的諸多因素。在他看來，波拿文徹酒店是一種‘總體的空間’,一個‘充分自足的世界’,它不愿成為自己所在城市的組成部分。”他對后現代建筑波拿文都拉酒店的描述集中體現了“超空間”的概念。他點明，波拿文都拉酒店與周圍城市環境的刻意分離、封閉，顯示了酒店本身作為城市的對等物——微型城市的自治。酒店內部空間的安排缺乏人們熟悉的明確標識，人們失去了憑借身體和經驗辨識空間的能力，無力把握空間，就如進了迷宮。這種無法被身體和經驗辨識的空間便是杰姆遜稱為“超空間”的后現代空間。

　　結語

　　作為一種新興的批評形態，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城市空間批評從現代人生存生活的空間場域——城市出發，揭示了空間資本化下不平衡地理發展所引發的平等問題以及現代性文化和后現代精神挾持下人類在主體的窘迫與迷茫，展現了空間的三個面向——資本、權利與文化。三個面向分別表征了西方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城市社會的經濟、政治與文化這三個維度。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城市空間批評的視域下，這三個面向中，資本面向與權利面向關系密切，一定程度上是空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資本面向引發了權利面向，二者存在一定的因果聯系。然而，在分析空間的文化面向時，西方馬克思主義城市空間批評并沒有過多關涉其資本面向與權利面向，資本面向與權利面向處在一種隱匿的狀態，一定意義上遮蔽了空間文化面向的物質基礎。這也導致了城市空間批評在文化面向缺乏穩固的根基，容易滑向主觀心理主義，暴露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因逐漸遠離政治經濟而缺乏徹底與牢固斗爭性的局限性。

　　作者：史曉林

　　文章來源：《華中學術》2023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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