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的辯證法具有通俗易懂、深入淺出和結合實際解決問題的特點。老百姓能夠聽得懂、用得上，哲學家讀來也不會感到淺薄、俗氣。

　　“一沖”與“兩沖”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抗大”講課時與學員有個對話。毛說：“原則性有兩個，對總的敵人我們是輕視的，對具體的敵人不能輕視。我記得我在‘紅大’講過這個道理。當時有個同志說：‘你講了這么多道理，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來，沒有那么多道理，就是一沖。我跟這個同志講，你有你的道理，你的一‘沖’是對的，但是，你只有一‘沖’就不對了，要再加一‘沖’，變成兩‘沖’。勇敢是一‘沖’，智謀又是一‘沖’，有勇無謀只是一‘沖’，智勇雙全才是兩‘沖’。現在再舉例來說，消滅地主階級是一‘沖’，給地主個人分地又是一‘沖’。打倒國民黨是一‘沖’，對國民黨的職員不能打倒又是一‘沖’。戰略上我們必須蔑視敵人，這是一‘沖’，什么帝國主義都不可怕，……美國援助蔣介石我們不怕，胡宗南有二十萬人我們不怕。但是在具體問題上我們不能輕敵，這又是一‘沖’。我們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在戰斗中要一個陣地一個陣地地奪取。總之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頁。）

　　我們平時說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個“二”，就是“另一沖”，往往看不見，但是客觀存在的，也許是更重要的，卻往往被忽視，譬如我們平時想的是“一”，可客觀實際是“二”。毛澤東將他的辯證法概括為“一分為二”。并說：“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

　　他在將通俗辯證法用于指導工作時還有一句口頭禪，叫“兩條腿走路”。毛澤東還多次講：“五個指頭，四個向一邊，大拇指向另一邊，這才捏得攏，才有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86頁。）

　　人們在認識上常犯的毛病：就是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因而容易片面，不辯證。所謂另一面，有時是一個側面，有時是問題的反面，有時是被掩蓋著的一面。總之，主觀是一面，客觀又是一面。毛澤東說過：人長兩個耳朵有好處，“這個耳朵聽這一面，那個耳朵聽那一面。”（見《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的口頭報告》）還說，當我們在反對一種傾向時，要注意到被掩蓋著的另一種傾向。

　　不注意“被掩蓋著的另一種傾向”的事，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包括我們在主流媒體工作的一些人，也明顯缺乏辯證思想。我們經常宣傳美國發生槍擊案，死了幾個或十幾個人，總以為這是美國的陰暗面，社會動蕩不安，說明不如我們國家安定。其實，這是只注意到了一面，沒注意到另一面，即美國敢于將槍支放在市場上，是他們對自己的社會穩定有自信的表現。說明他們相信本國人不會拿起槍來推翻這個政權，這一點是很難得的。盡管世界上沒有如果，但是，我還是說，如果我們國家也把槍支彈藥放在市場上，放任購買，那將會出現什么情況？就很難說了。我們連土槍、鳥槍以及彈簧刀都不允許民間持有，結果兇殺案還是不斷。我們的主流媒體應該學習唯物辯證法，想一想問題的另一面。如果對美國的槍擊案只宣傳一次兩次，人們不走腦子，也就過去了。而多少年來反復宣傳，觀眾、聽眾就會聯想到：為什么他們不擔心美國人造反呢？說明他們社會的基本面還是穩定的，不是靠“維穩”。我們這就為敵人做了義務宣傳。我們看到了美國的一面，就是社會總是發生槍擊事故；我們沒有看到另一面，就是他們對自己的社會穩定的自信。而后一面比較前一面更為重大、更為實質。我這是在講辯證法的另一面，對我們是有好處的，這是應該不會引起誤會的。

　　還有，我們的主流媒體也不斷地宣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罷工、學生游行、群眾公開批評國家領導人。在美國，有人曾在公開場合塑造前任總統特朗普丑陋的塑像，并加以奚落，也多次宣傳拜登跌倒畫面和神經發生錯亂問題。這一方面說明美國總統在美國人眼里不受尊重，但也說明了另一面，看來他們很“民主”，也很“平等”。我們這也是間接地義務宣傳了這一面。

　　我們是否明智？就看我們懂不懂辯證法。沒有辯證思想，往往會做出一些與初衷相反的、實際上愚笨的事情來。

　　“人民敢說話了，這才像個共產黨的樣子”

　　“1961年1月26日，毛澤東到達天津。晚上，在專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劉子厚、閻達開、萬曉塘等談話，了解河北農村整風整社和“一平二調”退賠等問題。當河北談到這次退賠最堅決，全省震動很大，有四百多萬條意見，群眾敢說話了時，毛澤東說：‘這才像個共產黨的樣子，人民敢說話了。’”（《毛澤東年譜》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頁。）

　　毛澤東把人民敢說話視為“才像個共產黨的樣子”，這說明不讓人民群眾講話，就不“像個共產黨的樣子”！毛澤東一貫反對把人民群眾的嘴巴捂起來，讓廣大人民群眾只是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如果百姓關心國家大事，對社會各種矛盾有個說法，就被扣上“妄議”帽子，那就是反對人民群眾“關心國家大事”，也否認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帝國主義一旦發動侵略戰爭，老百姓能不能、會不會上前線？這是個問題。如抗戰時期，會不會出現那么多漢奸、偽軍？也未可知。薄一波有這樣一段話：“‘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邊有人好吹，下邊就有一批人‘吹喇叭’。群眾把他們稱之為‘風馬牛’干部，即善于看風使舵、拍馬屁、吹牛皮，而這些人往往受到賞識、提拔、重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頁。）

　　1957年，毛澤東在貫徹“雙百”方針中講了“放”與“收”的矛盾。放，就是敞開思想、放開手腳讓人民群眾講意見，提建議；收，就是不允許人民群眾講不同的意見，特別是不允許發表錯誤的甚至反對的意見。為此，毛澤東說：“這就有問題了。田里頭長著兩種東西，一種叫糧食，一種叫雜草。農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雜草作斗爭，我們黨的作家、藝術家、評論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領域的雜草作斗爭。”（《毛澤東年譜》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頁。）還說：“農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講，就是每年都要鋤它幾次，那個草根本不聽，還是要長。”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干過農活，懂得農業上的一些道理。可貴的是，他能將這個最普通的從農業生產中得到的知識用來說明唯物辯證法的問題，從大學教授到基層老百姓都能聽明白，十分難得。

　　【1957年，毛澤東在上海同各界知名人士座談。】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區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講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進一步分析說：“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丑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臺戲。在哲學里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對立統一，這兩個東西是相互斗爭的。還有兩個東西，叫做辯證法和形而上學，也是對立統一、相互斗爭的。一講哲學，就少不了這兩個對子。”“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斗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于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么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東西，就駁不倒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不是這樣。他們努力學習和研究當代的和歷史上的各種東西，并且教人們也這么做。”

　　毛澤東在這里講清楚了一個深刻的道理——有對立面是好事，不是壞事。世界本來就是對立統一的。沒有對立物，就沒有自身存在的條件，更談不上發展。1962年8月5日，他在談到《西廂記》的劇情時說到“戲劇沖突”的重要性：“《西廂記》中老夫人代表封建勢力，是對立面，有了老夫人，才有戲，不然，光有鶯鶯、紅娘、張生三個人打成一片，沒有對立面還有什么戲呀！”（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頁。）

　　有對立面，有沖突，才有戲，這是真理。

　　我們一些共產黨人，特別是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不讓群眾講話。他們怕。怕什么？怕講錯誤的話，怕講反面的話，怕說不同意見，總之怕對立面。這是不懂辯證法的表現。其實，放開讓人民群眾講話，人民群眾會有很多好的意見、建議，對于改善黨的領導，只有好處，沒有壞處。1957年5月16日，在貫徹“雙百方針”過程中，毛澤東分析人民群眾提的意見時說：“自開展人民內部矛盾的黨內外公開討論以來，異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這些矛盾的詳細情況，我們過去幾乎完全不知道。現在如實地揭露出來，很好。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系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對于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益處。”（《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頁。）

　　毛澤東還說，貫徹“雙百”方針，有一個出發點，就是讓各級領導干部借機學會辯證地思考和觀察問題，學會做思想政治工作，學會領導藝術和工作方法。毛澤東告訴各級領導干部，“要學會這么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么事情總是捂著。人家一發怪議論，一罷工，一請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不應有之事為什么又有了呢？可見得是應有之事。你不許罷工，不許請愿，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拉克西是匈牙利勞動黨第一書記，在匈牙利政變中被打倒。他的執政特點就是實行高壓政策，不許群眾講話。——作者注）

　　讓人民群眾講話，既有批評的自由，也有批評批評者的自由，人們在互相批評或爭論中，就會弄明白正確與錯誤。同樣，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毛澤東還說：“戰斗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黨解決思想問題的好方法。這使一個社會有生氣、有活力，是具有進步意義的表現。

　　“消滅地主階級”與“地主個人要保護”

　　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中，王明等人有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的說法和做法。對此，毛澤東在講明道理的基礎上予以及時糾正。

　　1948年1月15日，他在《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道：“地主作為一個階級要消滅，作為個人要保護。為什么要消滅地主階級？因為它代表的是反動的生產關系。”為什么作為個人要保護？因為“地主和舊式富農，占農村人口十分之一，全國共有三千六百萬人，這是社會的勞動力，是一種財富。我們分一份土地、財產給他，讓他參加生產勞動，他能抬擔架，能生產糧食，還能繳公糧，對國家有利。”毛澤東還說：你既然消滅不了他的消化器，總是要吃飯的。

　　把消滅階級與保護這個階級中的個人區別開來，很辯證，很有分寸，是哲學，也是智慧；懂哲學，就有智慧。保護他們的生存權，更是有“人權”思想的表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也是毛澤東一貫主張的建立廣泛統一戰線的思想的體現。

　　有區別、講分寸，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一個重要特征。地主階級與地主本人，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地主階級是由千千萬萬個地主個人組成的，他們之間有統一性。但是，地主階級是一種生產關系，而地主本人則是個軀體，這是在認識上的區別，在處理上也要有分寸，這才是辯證唯物主義。在反帝反封為革命主要任務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作為地主階級，是中國革命的對象，必須消滅，消滅的是這種生產關系；作為地主本人，只要不是當地老百姓不能容忍的有血債的惡霸，只要不搞破壞活動，就應該保護。保護他們對革命事業有好處，這也是人權、人道主義的表現。

　　1973年7月4日，王洪文、張春橋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提到：“人們以各種方式關注國計民生，其中關注度最高的是提高工資待遇，改善生活條件，并寄希望于黨的十大和四屆人大。毛澤東轉而談起《紅樓夢》中的一些細節。他說：“各有各的心思。賈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史湘云哭的是自己無依無靠的身世命運，賈寶玉哭的是大觀園眾釵分離的結局。如果一樣就沒有個性了。哭是一個共性，至于個人想的，傷心之處不同，那是個性。我勸人們去看柳嫂子同秦顯家的爭奪廚房那幾回。”（《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下冊，第146頁。）

　　毛澤東在這里沒有直接回答王洪文、張春橋的問題，卻談起了哲學。而談哲學也包括回答了這個問題。就是說，共性與個性，或稱普遍性與特殊性，是一對矛盾，屬于哲學問題。人們認識事物，必須也只能從認識事物的個性開始，繼而認識事物的共性，明白個性與共性的關系。不認識矛盾的個性，“就不能區分這一個與那一個，就不能具體地認識事物”。（見《與毛澤東行讀天下》）

　　地主階級是一般，地主本人是個別。賈母死了都哭，這是一般，而每個人哭的原因，各有不同，這是個別。毛澤東對于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的論述，超過了馬克思、列寧。馬克思、列寧也談到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問題，但是，真正展開論述的只有毛澤東。他的哲學專著《矛盾論》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共占40頁，其中關于“矛盾的特殊性”一題就占了16頁，占全篇文章的40%（其中“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一節，也屬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一種）。我說這些，是說毛澤東對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極為重視，真正展開論述了。事實上，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就是以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為哲學基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般，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個別。毛澤東說過：“世界各國共產黨都有一件共同的東西，這是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方法”。毛澤東一貫反對輸出中國革命的經驗。他認為，各國的實際情況不同，不應照搬中國，應當將馬克思主義與他們本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走自己的路。

　　對于改革開放，這是包括資本主義國家都是積極進行的策略。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沒有沿著列寧所說的的“垂死”的命運走下去，而是“垂而不死”，并不是列寧的判斷錯了，而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也在不斷地改革，譬如注意提高工人及其他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和生活待遇。待遇明顯得到提高，就不想造反。資本主義國家的改革很明智，他們這一改，資本主義的壽命就可以延長了。但是，他們解決不了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性與生產的社會性的矛盾，最終滅亡的命運是自身不可克服的。

　　資本主義國家也實行對外開放。對于不對外開放的國家，他們用飛機、大炮逼著開放，目的是掠奪別國資源，為了本國的利益，他們同樣很明智，吃虧的事是不干的。至于我們國家，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先后將改革開放作為國策，自然是很必要的，也很正確。但是，作為對外開放，應以本國人民的利益為準則，不是別國需要什么我們就開放什么。如食鹽、自來水、央視股權等就不能對外開放，對于金融、資源等的對外開放要有科學地論證。這就是說，開放要有節制，要有度，不是越開放越好，也不是為了開放而開放。對于改革，也要根據本國國情。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后，在這一國情下，怎樣改革？改革什么？堅持什么？必須從理論上，特別是從方針政策上明確起來。不能一“改”了之、一“開”了之。

　　總之，我們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而不是只要“放”就好，只要“改”就好。毛澤東說過，“形而上學最省力，而辯證法法是要費力氣的。”

　　戰略上的“內線”與戰役、戰斗上的“外線”

　　戰爭中的內線與外線，是涉及戰爭主動權的一對矛盾。這對矛盾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由于中國革命初中期，包括抗戰時期，總的力量對比是敵強我弱。因此，從戰略上敵人處于外線作戰，我們不得不處于內線，即被動的位置。但是，毛澤東則運用唯物辯證法把這種態勢轉化過來了。他說：“處于戰略上內線作戰的軍隊，特別是處于被‘圍剿’環境的紅軍，蒙受著許多的不利。但我們可以而且完全應該在戰役或戰斗上，把它改變過來，將敵軍對我軍的一個大‘圍剿’，改為我軍對敵軍的許多各別的小圍剿。將敵軍對我軍戰略上的分進合擊，改為我軍對敵軍的戰役或戰術上的分進合擊。將敵軍對我軍戰略上的優勢，改為我軍對敵軍戰役或戰斗上的優勢。將戰略上處于強者地位的敵軍，使之在戰役或戰斗上處于弱者的地位。同時，將自己戰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為戰役或戰斗上的強者的地位。這即是所謂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圍剿中的圍剿，封鎖中的封鎖，防御中的進攻，劣勢中的優勢，弱者中的強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動中的主動。”（《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頁。）但是，這種轉化是有條件的。沒有一定的條件，就不會改變。這個條件就是毛澤東一直強調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消滅敵人。”他說過：以一當十，是我精神；以十當一，是我實力。還說，“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面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個方面進攻。”（《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697頁。）

　　毛澤東說：由于我軍總是在戰役、戰斗上變成了強勢，這就改變了革命戰爭中“敵強我弱”的整個的戰略態勢，即變為事實上的“我強敵弱”。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節節勝利的條件之一。毛澤東的這一軍事思想，是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典范。

　　自然界、人世間發展的規律就是波浪式地前進的。毛澤東形象地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間要歇一歇。兩山之間有一谷，兩波之間有一伏。”（《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頁。）敵人有一波，我有一伏；我的一伏，也會轉化為一波；敵人的一波，也會變為一伏。波與伏，在風力這個條件下，就會相互轉化。

　　我國現在從總的情況下也是處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首先，美帝國主義自身就強于我們，其次，我國周圍屬于它的盟友、嘍啰們，使我們處于被包圍的戰略態勢。但是，這種被動的局面也完全可以轉化過來。如果我們集中優勢兵力，采取突然襲擊的辦法，選準一個最合適的敵人速殲之，然后調準槍口，集中教訓另一個敵人，打殲滅戰，各個殲滅敵人。像1962年教訓印度那樣，先打垮它，再與它談判。根據美國歷來的做法，它在多種情況下不直接參戰，而是支援武器打代理人戰爭。因為運輸路線很長，在短時間內難以起到應有的作用，這就給我們爭取了時間。這里，有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就是時間。在猝不及防的條件下把事做成，這是取得一個個勝利的關鍵。時間越短越好，完全可以說，時間最短就是勝利，時間一旦拖長，陷入膠著狀態，就是失敗。俄烏沖突開始階段，俄羅斯的一個致命失誤，就在這里。集中兵力、集中時間和瞄準一個敵人把它打垮，是我們取勝的最重要的條件。其中最最重要的是時間。不過，這個重點不是臺灣，而是周邊的某個敵人。更為關鍵的是，我們要敢于斗爭，敢于勝利。

　　這里還有一個有關戰爭的辯證關系，就是革命戰爭的利弊。戰爭總是要死人的，經濟上也會受到損失。但問題還有另一面，一支軍隊，四十年、五十年不打仗，這支軍隊就有可能自發地垮下來，至少失去野性，把自己搞得外強中干。實戰，這是軍事演習、訓練、閱兵代替不了的。金一南曾說：實際打起仗來，我們的辦公室將軍至少會垮掉一半。打仗和不打仗的利和弊，就是辯證的統一。

　　我們不能“置之不理”“我們要管”

　　1950年10月27日，毛澤東知道了美軍要過“三八線”的信息，即“決定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允許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見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十月三日凌晨一時，周恩來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通過他再次對美國當局提出強烈警告：‘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美國軍隊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周恩來同潘尼迦談話，1950年10月3日。）在作為志愿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彭德懷出發前，向毛澤東辭行時，毛澤東堅定地說：“如果只為今天，這一仗可以不打；但為今后幾十年，百余年考慮，這一仗必須打！”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下達了命令：“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借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著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愿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并爭取光榮的勝利。”（《毛澤東年譜》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07頁。）

　　1950年10月27日，即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的19天后，毛澤東“邀在北京的王季范和周世釗到中南海。在談話中，毛澤東說：朝鮮局勢日趨緊張，這段時間我們為了討論這個問題，有很多天是睡不著覺的。但是，今天我們可以高枕而臥了，因為我們的志愿軍已經出國了。他說：我們急切需要和平建設，如果需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不能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帝的侵略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下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們的身上，從朝鮮的一把刀插在我們的頭上，以臺灣的一把刀插在我們腰上，把越南的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他就從三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我是不打無把握之仗的。”（《毛澤東年譜》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頁。）

　　毛澤東在10月5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了自己的心里話：“同志們，我這個決心可是不容易下的，別的不說，此舉關系到三軍數十萬戰士的性命，打得好那沒什么說的，打不好，有可能危及國內政局，甚至斷送國家的前途江山，那我毛澤東對歷史、對人民都沒法子交代。”還說，“會上，大家的擔憂都是有道理的。不過，朝鮮亡國了，我們會怎樣？我們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呢！”毛澤東這個話說明，如果打不好，對國家，包括對毛澤東個人都是極為不利的。他接著講了經過反復斟酌的話，“我們國內當前存在著一些困難，這是事實。現在是美國人逼著我們打這一仗的，猶豫、退縮、擔心、害怕都沒有用，這些心態情緒正是敵人所希望的。現在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在敵人進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風險，有多大困難，必須立即出兵朝鮮。”（張民：《毛澤東是怎樣戰勝對手的》，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467頁。）確實的，在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面前，“猶豫、退縮、擔心、害怕”，不僅無濟于事，而且會進一步助長敵人的囂張氣焰。在老虎面前，“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

　　這場戰爭“打不起”，這是一回事；而必須打，又是一回事。“打不起”，不等于不打，也不等于打不贏。也許在大多數人看來，不僅打不起，更打不贏。然而，毛澤東作了綜合的分析：不僅看到因經濟、軍事實力相差懸殊因而“打不起”的一面，剛剛建立的新中國滿目瘡痍，需要建設，因而“不能打”的一面；更看到高超的決策、靈活的戰術和指揮的力量以及他和他的戰友們教育出來的人民軍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還看到了朝鮮多山，地形狹窄，便于我軍善于打近戰、夜戰的優勢和美帝不得人心、戰線過長，飛機大炮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等因素，因而大有“打得贏”的一面。在毛澤東看來，后者更為重要。

　　事實上，到1953年7月27日，志愿軍打到了“三八線”以南，把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聯合國軍打到了“談判桌上”。

　　毛澤東還有句名言：尊嚴是從戰場上取得的。言外之意，靠抗議，靠說理，靠打嘴仗，一句話：靠空話是無濟于事的。我們許多人總是把自己的發展寄希望于美國，希望與美國搞好關系。且不說搞好搞不好，只要看看毛澤東富有辯證法的那句名言就明白了：“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辯證法的實質就是，越是不怕，越是斗爭，越能達到目的。靠退讓，靠“克制”，靠“高姿態”，敵人是不理會這一套的，這只會得寸進尺，我們也會引狼入室。

　　一個國家，在國際上說話是否算數很重要。1950年，在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進入朝鮮半島后，毛澤東、周恩來告訴它們，不許過“三八線”！結果，他們不相信中國敢于出兵赴朝作戰，真的越過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就真的出兵朝鮮了，而且出兵人數令麥克阿瑟吃驚。結果把它們打回了三八線以南，不得不進行談判。在后來的美國侵越戰爭中，1965年11月，毛澤東警告他們，“不準越過北緯17度線！”毛主席的這11個字的話，宛如懸在侵越美軍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真就成了下給美軍的圣旨，比百萬雄兵還要管用。美軍不僅沒敢越過，據說為了預防萬一，在飛機上還安裝了警報器，一旦接近北緯17度線時就發出警報。

　　唯物辯證法認為，說話算數是個實踐的觀點，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同時，說話算數也是誠信的表現。不說是不說，說了就言出法隨，決不食言。辯證法不是變化法，說變就變，言而無信。辯證法也講變，但這是在對立統一基礎上經過斗爭，具備一定條件下的變，不是變戲法。所以，說了話就隨意變，是違反唯物辯證法的，是失信的。

　　“放棄土地”與“保存軍力”

　　在革命戰爭中，有一些人對于毛澤東在戰爭中“放棄土地、保存軍力”的策略，不甚理解。認為爭取了土地，又放棄土地，是自相矛盾。為此，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有人提出“英勇戰斗于前，又放棄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嗎？這些英勇戰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嗎？”他說：“這是非常不妥當的發問。......某些土地雖仍不免于放棄，時間卻爭取了，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的目的卻達到了，自己的戰斗經驗卻取得了，沒有起來的人民卻起來了，國際地位卻增長了。這種血是白流的嗎？一點也不是白流的。放棄土地是為了保存軍力，也正是為了保存土地；因為如不在不利條件下放棄部分的土地，盲目地舉行絕無把握的決戰，結果喪失軍力之后，必隨之以喪失全部的土地，更說不到什么恢復失地了。資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產之后，就不算什么資本家。賭漢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無從再賭。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戰爭也是一樣，只有形式主義者想不通這個道理。（《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8-509頁。）

　　在革命戰爭中，毛澤東不止一次地做出過放棄的決定。在“四渡赤水”之中和之后，為了擺脫蔣介石軍隊的圍堵，紅軍主動放棄了輜重；在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時，毛澤東主動放棄了延安；在重慶談判中，毛澤東也主動提出放棄南京周圍的幾片解放區；在西安事變后，為了推動國共合作，毛澤東放棄了農村平分土地，改為減租減息等。其實，放棄并不是消極的，也不是蝕本生意。

　　人一來到這個世界上，首先是來取得的。取得是一種本領，放棄是一種清醒，二者都需要智慧。有本領取得則當仁不讓，依法取得是一種光榮。有得，才會有舍的資格；有舍，才能再得，或在精神上獲得。放棄不必吝嗇，懂得放棄是聰明的表現。人在青年時，取多舍少，取知識，取智慧、取本領，也有放棄，放棄不適合自己的東西；中年時，有得有舍，取得財富、取得朋友，放棄不屬于自己的東西；年老時，取少舍多，取得健康和天倫之樂就可以了，應放棄身外之物，多多施舍。但是，事情往往反著來，越到老年，越看重財。所以，一些騙子就利用老年人貪財，先放出誘餌，然后進行詐騙，于是屢屢得手。孔子說：青年戒之在斗。及至中年，戒之在色。及至老年，戒之在得。這是很有道理的。

　　“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這個話本身沒有錯，在富裕起來的過程中，總是有先有后，不可能也不應該喊著“一二一”，齊步走地富起來。憑著誠實勞動富起來，也是光榮的。但是，問題出在“先富帶后富”上。按著資本集聚的規律，富的往往越富，窮的往往越窮，最后，富人的富與窮人的窮成為共生共長互為結果的現象。換言之，富人的富是建立在窮人的窮的基礎上的。這就是存在剝削和階級的依據。單就個人來說，自古以來，不能說所有的富起來的人都是“為富不仁”，但“帶后富”是極其少見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這個“帶”不是唯物辯證法的語言。窮和富這對矛盾的轉化，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窮則思變”，就是有剝削、有壓迫就有反抗。窮人靠自身的拼搏，才能改善自己的命運。靠“帶”，靠不住，也不存在。

　　那些搞企業經營富起來的人們，如果不顧質量、不顧信譽，一心一意只盯住一個錢字，反而賺不到大錢，也會轉化，與初衷適得其反。

　　“吃飯于前”與“拉屎于后”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講到對于事物的發展總是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規律時說：“英勇戰斗于前，又放棄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嗎？......吃飯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嗎？睡覺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嗎？可不可以這樣提出問題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飯就一直吃下去，睡覺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戰斗就一直打到鴨綠江，這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幻想，在實際生活里是不存在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8-509頁。）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也講到：回答這些意見是容易的，我們的歷史已經回答了。關于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于去之必先與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市場交易，買者如果不喪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賣者如果不喪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革命運動所造成的喪失是破壞，而其取得是進步的建設。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卻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我們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的蝕本正因為這一點。不愿意喪失一部分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亞的打硬仗，也得到喪失全國的結果，雖然阿國失敗的原因不僅僅這一點。（《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11-212頁。）

　　聽說有人大代表提案：實行全民免費醫療，需要1800億元。于是就有人說國家這個錢拿不出來。也有人算了幾筆賬，具體是什么賬就不說了。但任何一筆花銷都比這個錢多得多，而且與全民免費醫療比較起來并不重要。我不知道這些，也不說這個，只說辯證法。我們的經濟發展靠什么？說到底，是靠勞動人民的積極性，不是靠幾個公知和精英，他們一塊磚也不會搬，一個瓦也不會添。如果全民實行了免費醫療，全國人民都高興，其積極性就會大大提高。這樣產生的經濟效益會有多大，無法計算。完全可以肯定地說，要比1800億元不知道高出多少倍。毛澤東認為，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也可以變物質。這個辯證法的規律在經濟價值上會明顯地體現出來。可惜，我們許多人，特別是那些經濟學磚家精英們，不懂得這個辯證規律，因而誤了全國人民。其實，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研究經濟的學說。

　　“不去談是對的”與“去談也是對的”

　　這個話咋聽起來自相矛盾，近乎強詞奪理，也不合邏輯。但是，這是毛澤東說的，這就是辯證法。因為他不僅看到了事情本身對不對，該不該去談，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時空條件。時空，這是事物發展變化的重要因素，絕對不可忽視。事物的內容具備了，但時空不具備，同樣不能發生變化。毛澤東深刻指出：我們的馬列主義老爺們，讀了許多馬列的書，就是不注意運用時空條件。“當時不去談”，因為時間、空間不適合去，不去談是對的；現在時間、空間等條件具備了，去談也是對的。

　　【毛澤東對蔣介石第三次邀請赴重慶談判的復電原稿】

　　毛澤東在《關于重慶談判》一文中講到：“針鋒相對，要看形勢。有時候不去談，是針鋒相對；有時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對。從前不去是對的，這次去也是對的，都是針鋒相對。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他們連發三封電報邀請我們，我們去了，可是他們毫無準備，一切提案都要由我們提出。有些同志問，為什么要讓出南京周圍八個解放區？讓出這八塊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讓出為好。為什么可惜？因為這是人民用血汗創造出來的、艱苦地建設起來的解放區。所以在讓出的地方，必須和當地的人民解釋清楚，要作妥善的處置。為什么要讓出呢？因為國民黨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區，在他的床旁邊，或者在他的過道上，我們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覺，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來爭。在這一點上我們采取讓步，就有利于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國內外廣大中間分子的同情。”（《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0頁。）

　　去談和不去談，都是針鋒相對，都是對的。這不是在搞“兩門贏”，究竟去談是對的，還是不去談是對的？去還是不去，“要看條件”，就要要根據當時的情況。在這里，毛澤東實際上是說明了唯物辯證法的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一切以客觀條件為轉移”。不去，是因為過去國民黨的邀請，都是單方面做熟了飯的，我們去就明擺著上當，蔣介石以及他們的同僚們還會認為我們是傻瓜，認為我們氣餒了，害怕了，于是祈求和平談判，所以不能去；現在去，是因為：一方面有談成的可能，一方面要擊破他們宣傳的共產黨不要和平的謠言。蔣介石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是確定了的，但是，他們要真正將革命軍隊打垮，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他們要進行輿論戰。那末，他們就講講現實主義，他們講現實主義，我們也要講，所以要去。特別是，蔣介石連發三次電報，似乎表現出誠意，我們不去，就丟了一招。

　　當年毛澤東上井岡山時談到，“蔣介石禁了許多馬克思主義革命書籍，但他就是沒有禁《水滸傳》”。而當時跟隨上井岡山的，大都“是看了《水滸傳》才上山的”。用毛澤東的話，上山當“山大王”。他說，中國歷史上官方對“山大王”基本上沒有什么辦法。還說，我們是被“逼上梁山”的。

　　毛澤東對《水滸傳》很熟悉，也可以說有些感情。他在其哲學專著《矛盾論》中舉例：“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后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1943年秋，中央黨校楊紹萱、齊燕銘等根據《水滸傳》中有關林沖的故事創作了京劇《逼上梁山》。1944年1月9日晚上，毛澤東觀看了該劇后大加贊賞，連夜給兩位編導寫信：“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并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應該說，后來的八個京劇革命樣板戲的出現，就是在毛澤東“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的這一正確歷史觀的指導下完成的。

　　【1944年1月9日，毛澤東觀看延安平劇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連夜給該劇編導楊紹萱、齊燕銘寫的信。】

　　現在，我們禁《水滸傳》電視連續劇，是不明智的。中國四大名著《西游記》《三國演義》《紅樓夢》以及《水滸傳》都拍攝了電視連續劇，也很成功。其他三部電視劇都反復播了，唯獨《水滸傳》電視劇沒有播。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人為禁止是容易引起非議的，而且禁止的原因國人也會猜到。辯證法告訴我們，越是禁止，人們越是想念，會起反作用。包括八個京劇樣板戲，禁播或不播是下策，引起公眾的反感，效果適得其反。在民間，不說京劇愛好者，就是一般人，都能唱出京劇樣板戲的幾個段子。無論什么，有錯的東西，可以批評、批判，也可以反批評、反批判，社會生活活躍了，生氣勃勃，這沒有什么不好。這里提出的問題是，究竟怎樣才能真正做到“維穩”。

　　還有，所有出版社都禁止出版有關寫作毛主席的書，這也是違反辯證法的做法。一個政權，一個社會，穩定不穩定，不在于禁止、禁播什么，而在于走的方向、路線和實行的政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十幾年來，“以人民為中心”，嘔心瀝血，發展經濟，懲處腐敗，獲得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信任，這是最根本的。那些形而上學的“禁止”，實際上起了反作用。

　　醫生最重要的老師是“病人”

　　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徐濤回憶：

　　“你的醫學知識怎么學來的？”“你最重要的老師是誰？”主席向我發問。

　　“向書本學，向老師學，還從實驗室中學來。”

　　“你忘記了，你最重要的老師是‘病人’，老師或書本上的‘病’，也都是通過得病的人在防治過程中總結積累起來的經驗。病人對醫學作了貢獻。你難道不應該向病人學習嗎？先有病人后有醫生呀。”

　　我理解主席的意思要我重視實踐。”徐濤說。

　　“臨床醫學的‘臨床’，這兩個字用得好，不到病人的床邊親自調查研究就看不好病。”主席補充說。

　　他還向我說明理論和實踐的關系，他說：“真知都是從實踐產生的，是直接經驗，但是不可能每人都經歷直接經驗，比如地球是圓的，地球圍繞太陽而運行等已成定論，不必每人再去重復取得直接經驗。我們從書本上學習間接經驗可以取得知識，因此讀書學習就很必要而且重要了。所以我們是在前人實踐的終點上作為我們學習的起點。”他又說：“只讀游泳書，不下水去游也永遠學不會，所以讀書又不能脫離實踐。”他還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只跟著別人的腦子走，書讀得越多就越蠢”。他是反對死讀書與讀死書的。

　　他說，“不要只看病而忘了看‘病人’，要了解病人的心理，你說的話病人不信，你給的藥他不吃能看好病嗎？他不聽話不吃藥，為什么？你們分析過嗎？不要以為問題都在病人。醫學是一個學科，心理學又是一個學科，我想醫學和心理學將來是要結親的，要發展醫學心理學、病人心理學。中醫看病講究節氣、氣象與疾病的關系，西醫就不重視，我看氣象和醫學也要拉起手來。有政治經濟學、有古生物學，你們醫學里不是也有法醫學、生物化學嗎？這些邊緣科學都是按照需要發展起來的。”他說這話是在50年代初期，而“醫學心理學”、“氣象醫學”等確是近年才逐漸發展起來的。

　　他講了醫學辯證法，他說：“你們診病未確診時在諸多診斷中要排除其他，盡可能肯定一個最大可能的病，一旦肯定后也不能萬事大吉，在診治過程中要隨時再試行否定這個診斷，如果始終不能否定，則診斷是正確的，這樣就可以減少誤診漏診機會。這比單純肯定更全面些。治病時也不要一切依靠藥物，要重視加強與依靠病人自己的抵抗力，在適當時機幫他一把。治病也要注意自力更生為主，必要時再給以外援。每個人生理反應的差異很大，對他診療的方式也要變化，我看醫學里也是沒有‘絕對’的東西。”我一直認為毛主席是我的醫學院校以外的“醫學導師”，對我在以后的醫學實踐中很有啟發與幫助。（據徐新民：《在毛澤東身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219頁。）

　　“你最重要的老師是‘病人’”，“先有病人后有醫生”，“在前人實踐的終點上作為我們學習的起點”，“不要只看病而忘了看‘病人’，”“治病也要注意自力更生為主，必要時再給以外援。”這幾句話說得非常深刻到位！這是辯證唯物主義在醫療工作中的深切體現。我敢說，大哲學家們、大醫學家們、專業醫生們，也都難以講出如此全面而又切合實際的話。難道不是這樣嗎？醫學是在為病人治病中發展起來的；病人和病是一體的，但又不能等同；治病需要用藥，但是，絕對不能忽視病人自身的抵抗力，用藥過多過濫，特別是用抗生素的時候，尤其要見病見人。不僅被毛澤東言中的“醫學心理學”、“氣象醫學”等確是近年才逐漸發展起來的”，而且對于慎用抗生素等藥物，毛澤東早有提醒，也是最近些年才在醫療工作中被重視起來。毛澤東不是學醫的，他能說出切中醫療要害的話，能夠預料到一些醫學邊緣學科的建立，得益于他深厚的哲學功底。

　　【毛澤東和吳旭君】

　　難怪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說，毛澤東曾向她戲說過：“你就在我這里讀書學習吧，讀‘毛澤東大學’。”毛澤東本身確實就是一所著名大學，這樣說一點也不夸張。他知識廣博，主要是因為富有辯證思想，聯系實際講什么都講得深刻、透徹，而且做到了“誨人不倦”。

　　我們現在的醫學專家們、醫療工作者們，很有必要學習研究毛澤東的這些論述。雖然他說的大都是家常話，但是，其中含有豐富的辯證法。醫生、病人、疾病之間，病人是老師，病是認識的對象，醫生是認識的主體。一代一代的名醫是怎樣產生的？醫學名著是怎樣來的？就是從病人那里來的。許多醫生將病人的疑難雜病治好了，于是就取得了正面經驗；不能排除，也有將病人治死了的，于是就有了反面經驗。對正面經驗、反面經驗進行總結，就有了名醫，就產生了醫學名著。醫生取得了正面經驗，病人要感謝醫生，但醫生想不到病人的貢獻；而取得反面經驗，病人是付出了代價的，這個代價是生命，這個貢獻就太大了。

　　實際上，毛澤東關于疾病、病人和醫生之間的辯證關系，不僅僅適合醫療工作，而且也適合其他行業。譬如，從事領導工作的黨政干部，是否想到應當向自己的下屬學習呢？是否想到自己的下屬也是老師呢？這是應該想到的，因為這是實際。一個人擔任幾年市縣委書記、市縣長，水平能力會有明顯提高。這是什么原因呢？有自學和上黨校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從領導工作的實踐中得來的，是從自己領導下的人民群眾那里學來的。所以，毛澤東一貫強調，當老師的要向學生學習，當領導的要向群眾學習。“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我還想到，我們的一些經濟專家們、公知們不深入到農民、工人等群眾中去，聽聽勞動人民對經濟政策的意見，看看他們有些什么新鮮經驗，而總是坐在辦公室里搞什么脫離群眾的“頂層設計”？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史觀的背離。脫離實際的所謂專家，為什么老百姓稱他們“磚家”？就是因為他們只是讀了一些經濟學專著，不明白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況且，一部分經濟磚家，千方百計論證私有化的好處，企圖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更加脫離群眾，遭到廣大人民的反對與憎惡。

　　反對稱“毛澤東主義”，也不稱“毛澤東思想”

　　1948年8月，吳玉章準備在華北大學開學典禮的講話中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打電報請示毛澤東和周恩來。毛澤東回電說：“那說法是很不適當的……必須號召學生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

　　在1956年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上，又有人提出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毛澤東還是不同意，他說：“馬列主義是主干，我是枝葉。”

　　1953年，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還重申了七屆二中全會未寫進決議中的幾條規定，其中有一條就是“不要把中國的同志和馬、恩、列、斯并列”。他解釋說：“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當如此。”

　　誰也沒有想到，毛澤東自己將“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主動予以終結。“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是以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而載入中國共產黨史冊，著稱于世的。但是到中共八大，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作出這一決定的，不是任何別人，正是毛澤東自己。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毛澤東在審閱一些重要文件時，都把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地方刪去，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或就只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一個通知。通知說：‘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誤解。我們認為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時，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在審定這個通知稿時，還加了一句話：‘寫文章做講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的著作’等字樣’。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實際指導作用，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不論黨內還是黨外，當時也沒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問。而且毛澤東在全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8-1499頁。）

　　1954年12月19日，毛澤東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政協工作時說：“我們不提毛澤東思想，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并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列寧主義也是列寧死后別人提的。各國共產黨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馬列主義的東西。學習是自愿的，不能強迫。”（《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頁。）實際上，不僅毛澤東思想已為全黨全國人民所接受，而且在中共高層以及知識界，有不少人多次提出“毛澤東主義”的命題，也為許多人所接受，但均被毛澤東本人予以否決。

　　這里就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既不同意毛澤東主義的提法，也不同意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這可是全體黨員、全國人民公認的。個人之見，毛澤東不愿意在自己在世時定下有關個人名譽等類問題。屬于自己政治名義以及功過評價問題，他相信人民群眾、歷史會作出的結論，自己說了不算數。他說：與其自己在世時定下，在逝世后被后人否定，倒不如自己主動否定自己。這是他的歷史清醒、理論清醒，也無疑是他唯物辯證法這一政治智慧使然。

　　許多人認為，這是毛澤東的謙虛。其實，這不是用謙虛可以解釋得了的，這是毛澤東用唯物史觀看待問題的結果。它尊重人民的選擇，尊重歷史的選擇。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

　　主要的矛盾與事物的實質

　　毛澤東在他的哲學論著《矛盾論》中說到：“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存在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他接著說：“千萬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頁。）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到1948年初，已經改變了“敵強我弱”的局面，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了戰略進攻。這時，毛澤東審時度勢，全力捉住了決戰的主要矛盾，就是“劍指東北”，并抓住落實這一戰略決策的關鍵，直取錦州，把國民黨東北軍堵死在東北境內殲滅。一方面為接下來的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創造了條件，一方面東北是工業集中產地，可以源源不斷地供給解放軍前線的物資。于是，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取得了三大戰役的勝利，奠定了解放全國的基礎。這是毛澤東抓主要矛盾解決大問題的一個杰作。

　　毛澤東在談到抓事物的實質問題時說過：“我們看事情必須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頁。）毛澤東對于看事物要看實質，把現象只當做入門的向導的實例比比皆是。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各地農村在麥收季節，打麥場里多次出現火災，于是，中央制定文件，提出許多具體措施予以糾正。此件報送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的實質“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于是中央文件從如何改進領導作風為主題重新起草下發，很快解決了麥場失火問題。

　　現在，我們社會上存在的問題不少，腐敗蔓延問題、民間兇殺問題、詐騙橫行問題、道德滑坡問題、信仰缺失問題，以及市場萎靡不振、經濟下行壓力、資源浪費問題，還有食品、淡水、空氣、土壤污染問題，特別是小學語文教材問題等等，不僅性質嚴重，而且面積較大。還可以舉出一些，但是，這些都不是事物的實質，不是主要矛盾，實質問題、主要矛盾問題是私有化。這是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的總根源。“欲流之長者，必浚其源頭。”要解決現存的這些問題，必從經濟制度上考慮問題。還有，為什么多少年來不能出現諸如大慶、大寨精神，焦裕祿、雷鋒精神，“兩彈一星”、紅旗渠精神，問題是否也在這里？

　　前期，湖南省委提出解放思想大討論。其實，最應該討論的問題是：中國適合什么經濟、政治制度，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

　　群眾路線與群眾實踐

　　群眾路線是在尊重群眾的歷史地位基礎上的工作方法，這主要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以群眾的要求和意愿出發。群眾實踐是指群眾的創造性勞動，共產黨的重大決策一般都是來自于群眾，經過加工，再回到群眾中去。

　　走群眾路線的理論基礎是對人民群歷史作用的充分認知。毛澤東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由他對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的充分認知決定的。

　　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還說：“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頁。）到晚年，他又念叨起這句話時，特意加了一句：“包括我自己。”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就說：“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笫791-792頁。）這是毛澤東拜群眾為師，尊重和相信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考慮問題的基本依據。正因為毛澤東對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是這樣的認識，所以，人民群眾在他的全部身心中占有至高無上的位置。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閉幕詞”中，以《愚公移山》感動了神仙下凡搬走兩座大山為題，把人民群眾喻為“上帝”。毛澤東認為人民群眾是“先生”、“諸葛亮”、“真正的英雄”，并喻為“上帝”。他十分清楚自己與人民群眾的位置關系。他說過這樣的話：“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中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頁。）他告誡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我們要有承認自己無知的勇氣，下決心向群眾學習。認為人民群眾的作用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人民群眾是水，共產黨是魚。水可以沒有魚，但魚不可以沒有水。”毛澤東對人民群眾心底真誠、思想深刻，可以說，比一個基督教信徒相信上帝還要虔誠。

　　在虔誠地對待最基層的勞動群眾方面，毛澤東對人民群眾還有進一步的認知。他認為，整個人類的歷史是由最底層、實踐著的勞動者創造的。人民群眾創造了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創造了文明和文化。所以，毛澤東在領導人民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后，就在《憲法》中寫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據（德）岡瑟·斯坦因說：“當我在幾次會見他的長談中，他所告訴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群眾的小學生，如果我們要爭取到勝利與和平，群眾的意見和經驗一定要作為我們政策的基礎，因為人民能教給我們許許多多事情。我們的任務就是聽從他們，學習并了解他們的經驗、愿望、批評，確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的總和，再作為政策還給他們。’我坦率地問道：‘你以什么權力在這里指導政府和軍隊？’他說：‘靠人民的信任，靠當前我們新民主主義政府之下的8600萬人民的信任。’”（丁曉平、方健康：《毛澤東印象》，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頁。）

　　為人民，靠人民，靠人民的信任工作，這就是毛澤東的信條，也是他的力量所在。正因為如此，廣大人民群眾對毛澤東不僅信任，而且忠實地沿著毛澤東指引的方向去做。

　　越是最底層的老百姓，毛澤東越是尊重、重視。在延安期間，逢年過節，他總是想到普通老百姓，同老百姓一起過節，或請到家吃年飯。他十分反感在群眾面前擺架子。他說，“人一當官，就愛擺架子，這是官場通病。有些人，官越大，架子也越大，越不會說話；有些人，官不大，架子卻也很大。架子與官位不能成正比。毛澤東當的官，當然大了，但是，官大架子并不大。（伊·愛波斯坦：《突破封鎖訪延安》，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第690頁。）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說：“我們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頁。）平時，他不帶警衛走在大街上，“隨時隨地與群眾交談，拉家常，問寒問暖。”毛澤東在與平民百姓談話時，由于個子高，總是微微彎下腰，看著老百姓的眼睛。在延安時期，他在各種場合下照相，不一定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導他站在中間，大多情況下是隨便站在一個什么地方。”

　　【毛澤東于1939年在延安楊家嶺同農民交談】

　　正因為毛澤東真誠地相信人民群眾，所以他非常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他的一些重大決策大都是來自于人民群眾的創造。

　　農村衛生醫療體制產生于上海郊區的一個村鎮。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衛生部匯報工作時提出，“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在這一著名的“6·26”指示下，經過短暫培訓，涌現出一批農村衛生員。他們靠“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服務鄉民；他們背著藥箱走村串戶，亦農亦醫，農忙時務農，農閑時行醫，白天務農，晚上行醫；他們沒有固定編制，不需要政府發放補貼，只靠半農和行醫微薄利潤維持生活；他們的出現和存在，解決或大大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構成那個年代農民看病用藥的一種新的“準體制”，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歡迎。1968年夏天，上海《文匯報》刊載了一篇名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是年，第三期《紅旗》雜志和9月14日的《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毛澤東在當天讀了《人民日報》的這篇報道，并立即做出了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從此，“赤腳醫生”成為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摘自李硯洪《赤腳醫生——20世紀中國的溫暖記憶》）

　　作為極為關心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毛澤東，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深受廣大農民歡迎的事件，作出了肯定性批示。毛澤東的批示，則由上海郊區一地瞬即推廣到全國，在當時的農村，“赤腳醫生”遍地開花，解決了農民看病用藥的一個很大的難題。

　　“將軍下連當兵”活動來自于昆明軍區何云峰大校的做法。195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頒發了《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昆明軍區陸軍十三軍三十七師政委何云峰大校，在中央要求領導干部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的影響下，以列兵身份深入連隊，編入班組，與戰士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娛樂，與連隊官兵打成一片。經過兩個多月的實踐，鍛煉了意志，學習到基層經驗，轉變了作風。后來，經《國防戰士》《云南日報》《解放軍報》報道，毛澤東看到了他的事跡，極為重視。于195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北戴河擴大會議上發出號召：“軍隊干部每年下連當兵一個月”。他說：“我看所有的‘長’——軍長、師長等，都至少當一個月的兵，頭一年最好搞兩個月，要服從班長、排長指揮。一年你管人家十一個月，人家管你一個月還不行嗎？有些過去當過兵的現在多年不當兵了，再去當一下。”9月20日，原總政治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作出了《關于軍隊各級干部每年下連當兵一個月的規定》。全軍上下迅速掀起了干部下連當兵的熱潮，許多高級將領更是表現突出。有一位將軍在接受采訪時說：經過下連當兵，學習了基層官兵的好作風，了解了戰士們的實際情況，特別是思想情況，自己思想上也受到了教育，還使基層干部戰士受到了教育。另有一些副產品，多年無法治愈的失眠問題解決了，吃飯香甜了，真是一舉多得。

　　1958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列兵——戰士詩》，歌頌了我軍當時正開展得如火如荼的干部下連當兵的事跡。詩云：“我連來個新‘列兵’，軍齡賽過我年齡。雖然革命這樣久，還和我們搞‘五同’。到了班里就上崗，下得崗來又勞動。工作積極守紀律，真是一個好‘列兵’。不嫌高粱米飯粗，不嫌士兵鋪板硬。唱歌學習全參加，一切和兵全相同。要問此人他是誰？就是我們的老司令。”就是這樣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軍隊干部下連當兵的活動，不僅在軍內，在社會上，在老百姓心目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

　　【下連當兵的許世友上將（中）】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活動中，許多高級將領帶頭參加，其中不乏一些戰功卓著、威名赫赫的上將、中將的身影。楊得志、許世友、陳再道等年過半百的上將，帶頭下連當兵，起到了榜樣的作用。他們說，與戰士感情融洽了，身體也好了，晚上可以呼呼睡上一大覺。

　　這種光榮傳統，主要來自群眾的實踐和創造精神，而不是來自那些公知、磚家們坐在一起開個討論會，搞個“頂層設計”。他們搞不清自己與廣大群眾的關系。這樣的決策脫離群眾的實踐，是違反唯物辯證法的。同時，也難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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