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革命時期，廣東的農民運動之所以始終走在全國前列，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既有當地先進思想代表人物大力宣傳推動的因素，也緣于其與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工人運動與北伐革命之間的相互影響，特別是以國共合作建立統一戰線為標志的廣東國民革命為其創造了良好發展環境。廣東不但涌現了以彭湃、阮嘯仙等為代表的一批著名農民運動領袖，而且他們所創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還為廣東乃至全國各地農民運動培養輸送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尤其是在早就關注農民問題的毛澤東代理主持國民黨中宣部及農講所工作前后，聯系當時當地農民革命運動所撰寫發表的一系列雄文大作所帶來的重大影響必將永載史冊。

　　關鍵詞：毛澤東 廣東 農民運動 歷史地位

　　早在大革命時期，作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戰略家的毛澤東就開始高度重視中國的農民問題。1926年9月1日，毛澤東在其主編的《農民問題叢刊》序言中明確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乃知所謂的國民革命，其大部分即是農民運動。”撫今追昔，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必須準確把握當年廣東農民革命運動所具有的開創性歷史地位及其強大的社會影響力。

　　一、先進思想引領下的廣東國民革命走在全國前列

　　廣東是中國近代先進思想的策源地，是革命先行者的大本營。 它對近代中國思想變革等方面貢獻之大、影響之深舉世矚目。從廣東籍思想家梁啟超1896年起翻譯推介馬克思主義學說，到創立民生主義并在1903年12月給朋友的信中自稱“中國社會主義者”的孫中山，再到1918年最早向廣東民眾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楊匏安等，就是這樣一群思想走在時代前列的代表。

　　廣州之所以成為中國最早建立共產黨地方組織的地區之一決非偶然。它既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青年、農民、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也是廣東近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恰如孫中山在1924年解釋為什么將國民黨一大會議地點選擇在廣州時所說，“因為十三年以前，我們都是用廣州做革命的起點，廣州是革命的發源地，是很光榮的，我們想從新再造民國，還要拿這個有光榮的地方做起點。”自此，以孫中山重新解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為基礎，以國共合作建立統一戰線為標志的廣東國民革命始終走在全國前列。

　　首先，看當年風起云涌的廣東工人運動。廣東是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的誕生地。從19世紀40年代起，外國資本主義勢力逐步侵入廣東。他們雇用中國工人從事近代工業生產，因而產生了廣東也是全國第一代產業工人。到1920年，省港工人總數已達到五六十萬人，廣州和香港成為工人運動開展較早的重要地區。

　　1921年3月，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香港成立。這是中國海員工人建立的第一個工會組織，也是中國最早的產業工會組織之一。

　　海員工會在先后三次向輪船資本家提出加薪要求均遭拒絕后，于1922年1月12日正式宣布舉行罷工。所有從香港開往廣州、江門、梧州等地的內河輪船，以及外埠開到英、法、日、荷、美等國的遠洋輪船，全線停航。期間雖經駭人聽聞的“沙田慘案”，但歷時56天的香港海員大罷工最終以工人勝利宣告結束。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直接與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全國第一次罷工高潮的起點。

　　以此為契機，應廣州、上海、北京等地工會組織的共同要求，約定于1922年召開五一國際勞動節全國勞動大會。5月2日，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在廣州開幕。大會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政治口號，通過了《八小時工作制》《罷工援助》和《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等決議案，開創了中國工人大聯合的新紀元。中共廣東支部為大會勝利召開作出了重要貢獻。

　　1925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辦了四件大事：一是工農攜手實現大聯合；二是加入赤色職工國際；三是鏟除工賊；四是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選舉出了由林偉民等25人組成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使廣州一度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指揮中心，并直接領導了1925年6月開始，歷時16個月，有25萬人參加的省港大罷工。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仍在廣州召開。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國共產黨致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信》，號召全國工農及一切勞苦群眾大團結。大會討論并通過了《中國職工運動總策略決議案》等18項議案，還向國民政府遞交了《為促進北伐向國民政府請愿書》，表示擁護國民政府出兵北伐，并號召全國工人支持北伐戰爭。

　　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于三個五一國際勞動節期間連續在一個城市召開，這在國際工人運動史上也不多見，對中國工人運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接著看以推動北伐為目標，頑強殲擊各地反動軍閥浴血奮戰的國民革命軍。1924年6月，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創辦了黃埔軍校，大批共產黨人投身其中，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1924年冬，占據廣東東江地區的軍閥陳炯明趁孫中山離穗北上之機，在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支持下，自稱“救粵軍總司令”，向所部下達進攻廣州的作戰命令。廣州革命政府在中共全力支持下，于1925年1月15日發布《東征宣言》，開始了第一次東征。其主力就是黃埔軍校學生軍和粵軍。東征聯軍于2月1日分三路向陳炯明部發起進攻，至4月，東征軍控制東江地區。到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時，廣州已經成為革命力量匯聚的中心。

　　不久，國民革命軍又痛擊了始于同年9月的廣東軍閥陳炯明、鄧本殷等部分別在廣東東部、南部發動的再次叛亂，于1926年2月勝利結束了第二次東征及南征。至此，廣東全境統一于廣東國民政府管轄，為北伐奠定了基礎。

　　1926年7月9日，廣東國民政府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十萬人出師北伐。首先向軍閥吳佩孚部隊盤踞的湖南、湖北進軍。共產黨人葉挺領導的、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組成的第四軍獨立團是北伐先鋒。在各界民眾的支持下，北伐軍高歌猛進，經過激戰擊潰吳佩孚主力，并在10月10日攻占武昌。同時北伐軍向江西進軍，于11月占領九江、南昌，并一舉殲滅了軍閥孫傳芳的主力。福建、浙江等省的軍閥也紛紛倒向北伐軍，僅半年就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省區。國民革命軍馮玉祥部也控制了西北地區，勝利大局已定。北伐途中，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在廣東、湖南、湖北等省領導工農群眾積極參與運輸、救護、宣傳、聯絡等工作，為進軍提供了有利保障。

　　二、以海陸豐為旗幟的廣東農民運動走在全國前列

　　作為國民革命重要組成部分，以海陸豐為旗幟的廣東農民運動在全國農民運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它開拓性地發展了中國農民運動。由被毛澤東稱為“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在家鄉海陸豐率先發動的農民運動，不斷掀起高潮始終走在廣東前列。早在1921年5月，彭湃自日本回海豐后不久，就發起組織社會主義研究社等革命團體，并于1922年7月與當地五位農民組成全國第一個農民協會“六人農會”。11月，彭湃將自己分得的田契當眾燒毀，把豐厚家產分給了農民及佃戶，以實際行動獲得了廣大群眾擁護。在短短半年時間里，海豐縣的農會會員就發展到2萬余戶，人口約10萬，占全縣人口的四分之一。1923年1月1日，中國第一個縣級農會——海豐縣總農會成立，彭湃為會長。5月，拓展后的海豐總農會改組為“惠陽農民聯合會”，澎湃為會長。7月，“惠陽農民聯合會”改組為“廣東省農會”，彭湃為執行委員長。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就這樣迅速向陸豐、惠陽、紫金等十余縣擴展，會員達20萬之眾。這是建黨初期范圍最廣、影響最大的一次農民運動。

　　爾后，彭湃于1927年11月13日至21日先后在陸豐和海豐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宣告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誕生。他還在家鄉率先制定過第一個《沒收土地案》，設立了第一個平民醫院，建立了第一家蘇維埃銀行等，為中國革命開辟新的道路探索出寶貴經驗，確立了廣東農民運動在大革命時期的重要歷史地位。

　　其次，表現在廣東各區域農民運動的普遍發展。當年廣東農民運動的革命烈火遍地燃燒。粵東西北群馬奔騰，彭湃、阮嘯仙、黃學增、周其鑒等四大著名農民運動領袖美譽傳揚。

　　彭湃（1896-1929）等人于1924年6月30日在廣州率先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澎湃為第一屆農講所主任。1925年10月29日，根據中共廣東區委的指示，中共海陸豐特別支部改組為海陸豐地委，彭湃任書記。1926年，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的刊物《中國農民》、《犁頭》和《農民運動》先后創刊，彭湃積極參與編輯與撰稿工作。他的名著《海豐農民運動報告》在《中國農民》上連載，是我們黨早期有關農民運動的重要著作。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有力地配合了國民政府兩次東征陳炯明的叛亂，給全國農民運動樹立了一面旗幟。

　　來自粵東河源的阮嘯仙（1898-1935）也是著名農民運動領袖。1924年10月19日，花縣農民協會暨二區農民協會成立，阮嘯仙代表省農民協會親臨指導，還親筆書寫了“堅忍卓絕為吾人本色，奮斗犧牲是我輩精神”的大幅對聯以激勵人心。阮嘯仙不僅研究廣東的農民運動，而且對湖南、廣西、湖北、四川、山西、陜西等省的農民運動以及國外的相關經驗材料也作了廣泛研究，他撰寫的著作《中國農民運動》對指導當時農民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1925年春，阮嘯仙受黨組織委派，赴順德幫助建立農會。同年10月，農民運動改由中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阮嘯仙任區委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1928年1月，阮嘯仙受黨組織派遣，來到粵北仁化縣，配合廣州起義組織武裝暴動，推動了聲勢浩大的仁化農民暴動，建立了蘇維埃政府，阮嘯仙被推選為蘇維埃政府主席。在四面白色政權的包圍中，他嘔心瀝血培養的仁化蘇維埃紅色政權巍然屹立了10個月之久，為大革命失敗后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貢獻。

　　來自地處雷州半島遂溪縣的著名農民領袖黃學增（1990-1929）于1925年從第一屆廣州農講所學習結業后，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先后到廣東花縣、廣寧等地組織和領導農民運動。6月，黃學增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廣東農民協會執行委員，參與領導全省農民運動。1926年1月，黃學增在國民黨二大被選為大會提案審查、農民報告審查委員會委員，負責介紹《農民運動決議案》內容。不久任廣東省農民協會南路辦事處主任，積極領導陽江、茂名、化縣、電白、海康等縣建立農民協會，后擔任省農協秘書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黃學增隨省委機關轉移到香港，任廣東西江巡視員，積極組織農民暴動，以配合廣州起義。1928年4月黃學增任海南島瓊崖巡視員，領導建立了瓊崖蘇維埃，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瓊崖獨立師，任政治委員。

　　來自地處粵西北的廣寧縣著名農民領袖周其鑒（1893-1928），1924年初被委任為中共廣東區委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兼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4月上旬奉命回家鄉開展農民運動。至10月上旬全縣共建立19個區農會，57個鄉農會。10月6日，廣寧縣第一屆農民代表大會舉行，他被選為縣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1925年，為把農民運動置于黨的領導之下，中共廣東區委決定成立中共西江地方執行委員會，周其鑒任書記。他把廣寧建黨與農民運動經驗推廣到西江各縣，促進當地黨組織和農民運動蓬勃發展。1927年4月國民黨右派制造反革命政變后，周其鑒受省委委派前往清遠、英德、曲江，組織武裝反抗國民黨鎮壓，在韶關成立了北江工農軍北上總指揮部，率領北江工農軍出廣東、入湖南，還參加了武漢地區各革命團體召開的集會和革命活動。7月底，周其鑒遵照黨的指示，率領工農革命軍到南昌，參加震驚中外的八一南昌起義。

　　由此看來，廣東農民運動發展地域之廣，真可謂是地不分東西南北，甚至延伸到了遠離大陸架的海南島瓊崖地區。盡管這四位中國農民運動的先驅在開展土地革命戰爭后不久，相繼為革命流盡了最后一滴血，但他們的光輝業績卻永世長存，這也是在當時中國農民運動開展較好的省份所僅見的。

　　三、毛澤東在廣東期間對全國農民運動的指導與實踐

　　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之所以能夠迅速在全國普遍推動起來，對農民運動實踐經驗的及時總結和對農民革命理論的廣泛宣傳是關鍵環節，由此被人們譽為農運“翹楚”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應運而生。

　　1924年7月創辦的廣州農講所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由共產黨人倡議成立的一所培育農民運動干部的學校，先后在廣州舉辦六屆。前五屆由彭湃、阮嘯仙等人主辦，共培養學生四百五十余人。一至四屆基本在廣東省內招生，第五屆主要在湖南、廣東招生，山東、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廣西等省有少量學員來所學習。1926年5月至9月為第六屆，所長是毛澤東，這也是辦學時間最長、規模最大、招收學員最多的一屆。廣州農講所為全國農民運動先后培養和輸送了近八百名優秀人才，成為燎原于各地農運的“星星之火”。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在大革命時期曾先后三次在廣州工作生活過，長達18個月之久，是他除了在家鄉湖南領導當地革命外生活時間最長的城市（另兩地為上海與武漢）。第一次，毛澤東于1923年6月上旬來穗籌備中共三大會議。接著，他在大會上發言介紹湖南農民和工人運動的情況，重點強調了關注農民問題的重大意義。9月上旬毛澤東隨中共中央機關由廣州遷往上海。第二次，1924年1月中旬，毛澤東來廣州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2月中旬從廣州返回上海。第三次，1925年9月上旬毛澤東由長沙赴穗參與國民黨二大的籌備工作。接著，留在廣州代理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和開展農民運動培訓等，直到1926年11月上旬，國民黨決議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往武漢時離開。

　　毛澤東第三次來穗后不久，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即以政府事繁為由，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11月21日，毛澤東在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時，明確寫上本人學業“研究社會科學，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毛澤東歷來重視中國農民的根本作用，這是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智慧創新。當時,毛澤東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兼代理宣傳部長，曾在第五屆農講所講過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農民運動等，尤其是親自主持農講所工作后，毛澤東為推動中國農民運動特別是廣東農民運動做了大量的宣傳推廣工作。

　　1925年12月5日，毛澤東在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辦的《政治周刊》上發表的發刊詞中，曾熱情洋溢地贊揚了廣東國民革命的大好形勢：“我們在廣東的工作，……劃然開一新時代。廣州市實現了十四年未有的太平；人民確實得到了集會、結社、言論、罷工自由；東征軍不曾拉夫；廢除了廣州市場的賭博；全省軍政統一；財政亦逐漸集中；病民苛稅已有一部革除，其余部亦定下了革除的步驟；民政、司法、教育、交通機關均建立了改革政策；北江、東江、南路反革命余孽以次肅清；堅持罷工，大規模封鎖香港，以擁護愛國工人運動……我們已有了一個革命的基礎。”

　　1926年1月1日，毛澤東在《中國農民》第一期發表《中國農民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他首先把中國農村中的階級階層分列為八種不同的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游民等。明確指出，其經濟地位各不同、生活狀況各不同，因而影響于其心理即對于革命的觀念也各不同。在經過詳盡的分析后，毛澤東得出了發動農民運動應該依靠的力量與打擊的對象，結論是：我們組織農民，乃系組織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工人五種農民于一個組織之下。對于地主階級在原則上用斗爭的方法，請他們在政治上、在經濟上讓步，在特別情形上，即使遇上了如海豐、廣寧等處最反動、最兇惡極端、魚肉人民的土豪劣紳，則須完全打倒他。對于游民無產階級則勸他們幫助農民協會一邊，加入革命的大運動，以求失業問題的解決，切不可逼其跑入敵人那一邊，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這是毛澤東繼1925年12月1日發表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后又一力作。尤其是對推動當時中國農民運動健康發展，簡直就是教科書式的操作指南。較之前者，毛澤東的分析對象范圍由整個社會縮小為中國農村，通觀全篇，他對當時農村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分析從質到量都非常深刻到位。

　　1926年1月，毛澤東起草了《關于農民運動決議案》。它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提出“中國現在尚未脫農業經濟農民生產，農民既占全生產百分之九十，為要實行總理三民主義，首在解放農民。吾國人口既然農民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審是則吾國四萬萬之人口，農民實占三萬萬有奇，所以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為農民革命，為要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亦唯有首先解放農民……”接著，對廣東乃至全國農民運動的概況做了一總體描述：“吾黨在廣東……已有農民協會者三十有七縣，會員增至六十二萬人，有組織之農軍達三萬人……現在廣東以外，在珠江流域雖有廣東，在長江流域雖有湖南、湖北、安徽，在黃河流域雖有山東、河南、直隸、熱河、察哈爾、綏遠等特別區，均有農民運動之興起。維組織尚少，效力不著……”

　　2月5日，國民黨中常會第二次會議根據汪精衛的提議，再次批準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并決定繼續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設立農民運動委員會，“以研究農民運動之理論與實施計劃之指導”。同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發出第一號通告，宣布農民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為：林伯渠（主席）、陳公博、毛澤東、甘乃光、宋子文、譚植棠、蕭楚女、阮嘯仙、羅綺園等。

　　5月3日，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行開學典禮，本屆學生三百二十七人，來自二十個省區。農講所的教學方法是課堂學習與軍事訓練相結合、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相結合、社會活動與社會考察相結合。農講所最為注重的是：（一）進行系統理論教育，增強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尤其是農民運動的理論和方法。（二）加強課外理論研究。（三）進行實際農民運動問題研究。毛澤東曾擬定租率、田賦、地主來源、主佃關系、抗租減租、農村組織狀況、農民觀念、民歌等三十六個項目引導學生作調查，并要求學生把家鄉的情況按調查項目填寫。（四）組織學生到農民運動開展得好的地區如海豐等地實習。（五）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軍訓時間占全課程的三分之一。

　　6月初，毛澤東為農講所學生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課程。他在總結中國農民斗爭的歷史特別是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經驗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此之前中國革命黨人都沒有注意研究農民問題，辛亥革命、五卅運動之所以失敗，就在于“完全未得三萬萬二千萬之農民來幫助和擁護”。毛澤東分別從人口、生產、革命力量、戰爭關系、革命目的等五個方面闡述農民問題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時指出：“國民革命的目標，是要解決工農商學兵的各階級問題；設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則各階級問題也無由解決”并強調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是革命黨的一個中心問題。接著，毛澤東又為學生講授農村教育問題。他提出：農村教育是現社會很大的問題，老式的封建教育與新式的資產階級教育都不適合農民的切身利益。他主張：今后的農村教育要適合于農民的需要，“適合于農民經濟之發展，并使農民得到解放”。與此同時，毛澤東還講授地理課，講述學習地理與革命工作的關系等。

　　7月，毛澤東曾帶領農講所五十名學生到韶關地區實習一個星期。8月10日，毛澤東又組織全體學生到海豐實習兩個星期。據陜西蒲城籍學員劉友珊回憶：由廣州坐輪船，到汕尾登陸，毛澤東也是草鞋短裝，和我們一起步行半天，到達目的地后，分散宿營，住在群眾家中。第二天開始參觀訪問，由各級農協介紹他們發動群眾，組織農協的斗爭過程和經驗，他們普遍建立了農民武裝，積極領導農民抗租抗息，打擊土豪劣紳和趕走軍閥陳炯明的英勇斗爭事跡。之后，便分散到農戶、田間進行訪問和座談。陜西華縣籍學員杜松壽回憶說“在海豐我們第一次看到了經過激烈的階級斗爭而取得相當勝利的農民。運動本身教育了我們，把我們的感情強烈地吸引到運動中去，覺得自己與農民表里如一地站在一起了，覺得只有為他們流了血才是光榮的，才如愿以償了”。另一位河北玉田籍學員張明遠后來回憶道；“在海豐參加一次全縣農民自衛軍和農民代表的萬人大會，第一次看到農民運動的雄壯偉大場面，參觀訪問了公平鎮和幾個鄉村，受到農會干部們的熱情接待。所到之處一派革命景象，它和北方農村的苦難情景成鮮明的對照，使我堅定了一個信念，回去以后一定以這里為榜樣，把家鄉的農民發動起來”。毛澤東等主持的農講所就這樣先后潤育了中國2800余個農會，遍及10多個省，成為日后中國共產黨再造乾坤的熔爐。

　　通過對海陸豐農民運動的現場考察，毛澤東對它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不久后發表在《農民問題叢刊》序言中明確提到“陳炯明的故鄉，歷來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猬集的海豐縣，自從有了五萬戶二十五萬人之農民協會，便比廣東任何縣都要清明——縣知事不敢為惡，征收官吏不敢額外括錢，全縣沒有土匪，土豪劣紳魚肉人民的事幾乎絕跡。……全中國各地必須都辦到海豐這個樣子，才可以算到革命的勝利，不然任便怎么樣都算不得。全中國各地必須都辦到海豐這個樣子，才可以算得帝國主義、軍閥的基礎確實起了動搖，不然也算不得。”他同時希望有大批同志下決心去做組織農民的浩大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甚么，問他們要些甚么。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斗；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并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從各地的實際工作實際考察中引出一個詳細的具體的全國的調查來”。

　　自9月開始，毛澤東主持編印的《農民問題叢刊》二十六種書陸續出版。這套叢刊旨在總結推廣國內外特別是廣東農民運動的經驗，以指導和促進全國農民運動發展。它主要介紹中國農村政治、經濟和各階級的情況，中國國民黨的農村政策，以及蘇俄和其他國家的農民運動，其中各省農村狀況調查，為第六屆農講所學員所做。

　　9月11日，毛澤東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典禮上作了總結報告，至11月初離穗。于此前后，毛澤東在廣州又撰寫了一系列有關農民運動工作的文章及講話，如《在中華農學會第九屆年會上的致辭》《湖南農民運動目前的策略》《致中央農民部陳克文函》《江浙農民的痛苦及其反抗運動》《在國民黨中央各省區聯席會議上的發言》等，多次在聯席會議上為農民運動鼓與呼，為維護農民權益據理力爭。

　　毛澤東11月上旬到達上海。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彭湃、阮嘯仙、易禮容、陸沉、蕭人鵠和青年團一人共七人組成農民運動委員會，毛澤東為書記。在他的主持下，中央農委擬定的《目前農運計劃》提出：“在目前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次則陜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應的力量去做。”“各地農運須切實與國民黨左派合作，并促成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在武漢設立辦事處，在武昌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11月底，毛澤東到達武漢，在漢口建立中共中央農委辦事處。12月17日，由漢口到長沙，參加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

　　1927年1月4日，毛澤東在時任社會主義青年團湘區書記戴述人陪同下，從長沙啟程徒步700公里，足跡遍及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5個縣，廣泛接觸了有斗爭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干部，召開各種類型的調查會，獲得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

　　2月12日，毛澤東回到住地武昌，揮筆寫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并于3月5日起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報上首發。它既包涵了毛澤東當初在廣東指導農民運動時期待不久就能“從各地的實際工作實際考察中引出一個詳細的具體的全國的調查來”的那份希冀，也匯聚了毛澤東在主持廣州農講所前后研究中國農民運動發展的靈感與深刻思考。它與之前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兩篇雄文互為姊妹篇，對當時中國社會存在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地主和買辦階級的革命地位作了深刻分析，抓住了中國問題的核心和關鍵，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工農聯盟的理論，成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中國革命斗爭的綱領性文獻。

　　作 者：薛潤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珉旻，廣州市天河區衛健局宣傳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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