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為了牢牢掌握馬克思研究的闡釋權和話語權，展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最新成果，推進中國乃至全世界范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必須以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方法運用好、研究好、闡釋好馬克思的文獻資源。MEGA2的陸續整理出版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較大關注，不僅為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源，而且也帶來了一定的理論研究難題。本文立足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最新成果為根基，試圖以文本學的方式與MEGA2的研究前沿進行學術對話，使之服務于馬克思思想史研究。

　　關鍵詞：馬克思  MEGA2  思想史  文本學

　　作者：張一兵  孔偉宇

　　1972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即MEGA2）以試編本的形式問世。50年來，隨著MEGA2文獻的不斷整理出版，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更加完整的歷史姿態向國際學術界展現出來。然而，全新的文獻編輯形式和內容也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界傳統的理論解讀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和困難。如何立足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以科學的方式“打開”MEGA2？如何站在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的豐碩成果基礎上，與MEGA2的研究前沿進行反思性的學術對話？如何利用MEGA2的最新文獻成果，服務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增強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闡釋權和話語權？這是馬克思主義文本文獻研究需要重點思考的問題。

　　一、MEGA2的歷史編纂與

　　學術爭論

　　縱向來看，MEGA的編纂和出版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編輯特點。1927年，由達維德·梁贊諾夫主持編纂的MEGA1第1卷正式出版，該版本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完整性和忠于原文為編輯原則，以“發展史”為編排線索，第一次將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以歷史考證版的形式公開于世。上個世紀60年代，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馬列主義研究院和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籌劃聯合編輯出版MEGA2。該版本以科學性為編輯原則，正式出版前曾編印試編本（Probestücke），分發給各國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研究專家征求意見，為MEGA2的后續出版提供了有用的編輯考量。1975年，柏林的狄茨出版社開始正式出版MEGA2。按照最初的出版計劃，MEGA2將以“編年史”的編排順序出版100卷，預計1990年代出齊。后來，出版計劃將卷數擴大至120—170余卷，其中MEGA2第四部分除去原先計劃中的筆記部分外，還計劃將馬克思恩格斯的藏書目錄及書中所寫的閱讀批注——欄外邊注、記號、劃線等——全部編輯收錄。1983年，MEGA2出版了第四部分的批注集試編本（Marginalien Probestück）。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為了繼續推進MEGA2工程，特成立了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將出版的大旗交由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MEGA2除了堅持完整性和科學性的編輯原則，還增加了“去意識形態化”的編輯方針。此外，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決定縮減MEGA2的卷次，并推出了以非印刷形式出版文獻的計劃。這樣，MEGA2的完成時間就推延到21世紀。根據現任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主席米夏埃爾·寬特（Michael Quante）的計劃，《神圣家族》、《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共產黨宣言》、《倫敦筆記》、《新萊茵報》文章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筆記和書信將在這幾年陸續整理出版，而MEGA2的全部項目預計將于2032年全部出版。

　　橫向來看，MEGA2的整體出版結構較為固定，但是每卷的具體出版計劃至今仍在不斷調整中。由于MEGA1的編排方式以“發展史”為線索，因此梁贊諾夫將MEGA1的結構劃分為三個部分：（1）除《資本論》外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2）《資本論》及其手稿；（3）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而MEGA2以“編年史”為線索，基本遵循了MEGA1的編排結構，在此基礎上另外增加了第四部分，即筆記部分。根據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新公布的出版計劃，MEGA2的具體內容如下：（1）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文章及手稿（Abt.1: Werke, Artikel, Entwürfe），原計劃出版33卷，現改為 32卷。由于該部分的主要著作和文章許多都在馬克思恩格斯生前公開發表過，并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重點關注，相關研究比較深入。（2）《資本論》及其手稿（Abt.2: Das Kapital und Vorarbeiten），原計劃出版16卷24冊，現改為 15卷23冊。該部分是前些年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的重點編纂內容，從國際學界對MEGA2的研究情況看，目前有很多學者致力于這一文獻群的研究。（3）書信（Abt.3: Briefwechsel），原計劃出版45卷，現改為 35卷。該部分包括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的通信，以及馬克思恩格斯與同時代其他人之間的通信。這些書信為我們提供了馬克思恩格斯思想變化和理論來源的重要佐證，其中涉及重要理論的部分基本上都已被翻譯成中文。（4）馬克思恩格斯的摘錄、筆記和批注部分（Abt.4: Exzerpte, Notizen, Marginalien），共計32卷。其中第32卷為藏書目錄。該部分以細微的方式全面展現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變化，但是由于筆記文本的復雜寫作方式，對很多研究者來說無法直接閱讀。

　　關于MEGA2的研究以及在MEGA2基礎之上所進行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一直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得到重點討論乃至爭論的熱點問題。在德國學界，圍繞MEGA2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圍繞MEGA2第一部分、特別是2017年出版的第5卷《德意志意識形態》展開的討論。自2017年以來，德國學界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主流看法更傾向于將其視為一本非完整的“季刊”，而其理論內容也并非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而是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時代理論家對當時德國哲學和社會主義的批評。例如，格哈爾特·胡布曼（Gerald Hubmann）認為，根本“不存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這部著作”，這只是馬克思、恩格斯、莫澤斯·赫斯等人為了批判麥克斯·施蒂納等人的著作而創作的季刊。可以說，胡布曼客觀上在試圖瓦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合法性。

　　二是圍繞MEGA2第二部分——即《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政治經濟學創作問題——展開的大量討論。例如，MEGA2第二部分主要負責人卡爾-埃里希·福爾格拉夫（Carl-Erich Vollgraf）認為，以1863年為分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其實是兩個寫作計劃，《資本論》已經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六冊計劃”分道揚鑣。米夏埃爾·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將《資本論》的寫作分為三個階段：1863—1865年是第1冊及第2、3冊第一稿階段；1866—1871年是第1卷出版和修訂、第2冊第二稿階段；1871—1881年是《資本論》第1卷的修改稿和第 2、3 冊的若干片斷稿，即《資本論》的第三稿階段。沃爾夫岡·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則在MEGA2的文獻基礎上指出，馬克思對大衛·李嘉圖的超越體現在他對商品關系的分析上，即價值不是單個商品具有的實體屬性，而是在作為復數的商品的交換關系中表現出的“共同的東西”。

　　三是圍繞MEGA2第四部分展開的少量討論。這些討論主要集中于對馬克思的《倫敦筆記》和《危機筆記》的理論分析。例如，漢斯-彼得·米勒（Hans-Peter Müller）不僅基于《倫敦筆記》編輯出版了《卡爾·馬克思：工藝—歷史摘錄筆記（歷史考證版）》，而且從生產維度討論了馬克思對工藝學的理論研究。他認為，工藝學“以比較固定的形式保留了人類活動的結果，因而是關于人類生產方式發展史的無聲記錄”。這對于我們深入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關系是十分重要的。關于《危機筆記》的研究，森賢治（Kenji Mori）和羅爾夫·黑克爾（Rolf Hecker）等人則聚焦于馬克思的理論與社會現實的關聯，并在此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進行了分析。

　　在法國學界，自2003年以伊薩貝洛·伽羅（Isabelle Garo）為首的學者發起基于MEGA2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譯”項目（GEME）以來，關于MEGA2的討論更多地是圍繞經典文本的理論闡釋展開的。例如，讓·科迪耶（Jean Quétier）圍繞新譯《德意志意識形態》進行了研究并得出結論，認為“自主活動”“市民社會”概念源自費希特和黑格爾，又被馬克思賦予了新的內涵。大衛·魏特曼（David Wittmann）根據《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異化”概念的動詞（entfremden）形式與名詞（Entfremdung）形式的劃分，認為馬克思異化理論的主要來源是布魯諾·鮑威爾而非費爾巴哈。盧多維克·埃策爾（Ludovic Hetzel）聚焦于《資本論》中的人類主體性，認為馬克思將無產階級的反抗建立在人類及其勞動的人類學維度上，這與唯物史觀是相輔相成的。

　　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國外馬克思主義學界對MEGA2的研究呈現出三種趨勢。

　　第一，在文獻研究方面更加趨近“馬克思學”的方法。自1990年代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成立以來，其新確立的“去意識形態化”編輯原則便成為國外學術界普遍認可的準則。當然，這一原則的確立有其現實原因，即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馬克思主義在很多西方國家成為了政治上的“紅線”，從而促使馬克思主義研究轉向文獻學和歷史學。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所謂“去意識形態化”的“馬克思學”，其實也是一種隱性的意識形態。以《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編輯為例：以弗拉基米爾·阿多拉茨基為代表的編纂者遵循“原理反注原著”的編輯方法，即用當時的教科書體系重新打亂和編排《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文本順序，使之符合編者的思想；以梁贊諾夫、格奧爾奇·巴加圖利亞、廣松涉等人為代表的編纂者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編輯方法，即由對馬克思主義有著一定理論研究的信仰者組成編輯隊伍，以嚴格的歷史編纂努力還原歷史唯物主義的完整面貌；以英格·陶伯特、特雷爾·卡弗、孫善豪等人為代表的編纂者，包括MEGA2于2017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都遵循“馬克思學”的編輯方法，即不夠注重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歷史的“純粹”文獻學。盡管“去意識形態化”的編輯原則為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編輯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這種看似價值中立的方法恰恰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本質，這一隱性的意識形態往往偏離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第二，在理論方面主要圍繞經典著作進行研究，研究主題趨向于當下時興的經濟理論和人本主義理論。首先，為什么研究經濟理論？在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也爆發了一次次危機，而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經濟學理論對于分析當下資本主義的最新變化仍然煥發著蓬勃的生機，因此很多學者試圖在MEGA2的《資本論》及其手稿和《危機筆記》中尋找答案。其次，為什么研究人本主義理論？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邏輯一直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以及當代左翼思潮津津樂道的理論來源，以至于有關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問題的討論再次成為近年來國際學術界的熱點問題。然而，眾多國外學者對MEGA2的理論闡釋主要服務于其所謂的主流理論研究，而馬克思主義反而淪為了“手段”。

　　第三，在對馬克思思想的來源、內涵和邏輯變化的研究方面缺乏整體性的思想把握。隨著馬克思新文獻的整理出版，對馬克思的思想構境的挖掘本應深入到更深的層面。但是，由于國外馬克思主義學界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把握，它們不僅沒有對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史進行重新梳理，而且很多觀點逐漸脫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甚至否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合法性。

　　二、MEGA2的理論對話與

　　話語闡釋

　　MEGA2的編輯出版無疑為重新研究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源，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馬克思思想的動態發展史，其中涉及的很多內容在過去的研究中都曾經是空白。然而，當前學術界有關MEGA2研究的現狀和趨勢并沒有完成這一補白的任務，其原因之一就是對MEGA2第四部分的理論闡釋不足。必須承認的是，MEGA2第四部分最接近馬克思真實思想的發生情境，但又是一塊“難啃的骨頭”。從文本上看，該部分是MEGA2四個部分中最復雜的，馬克思將自己讀書的所思所想隨筆記錄，同時也將臨時的思想實驗穿插其中，多處字跡很難辨認，甚至很多頁碼都是混亂的。從內容上看，MEGA2第四部分包含哲學、經濟學、工藝學、政治學、歷史學、數學、軍事學、農學、地質學、人類學、化學等內容，馬克思又以多種語言同時進行書寫和摘錄，有時一句話中竟包含德語、法語、英語三種語言，這對閱讀者的語言功底和跨學科理論功底來說，都是巨大的挑戰。

　　但是，這條陡峭的山路必須有人攀登，哪怕暫時看不到光明的山頂。為了系統梳理MEGA2第四部分的理論成果，全面且深入地展現馬克思思想史發展的全貌，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做了大量的研究準備工作，經過多年的理論和文獻積累，于2017年1月成立了以MEGA2第四部分核心筆記為研究目標的“MEGA2研究小組”，正式啟動了對MEGA2研究前沿和馬克思思想史的系統性研究，開啟了“第二次回到馬克思”之旅。

　　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闡釋權和話語權的重要性，我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增強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闡釋權和話語權？從20世紀開始，歐洲、俄國和日本等地區和國家相繼成立了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研究小組，集結了一批優秀學者，形成了眾多研究成果。但是，這些小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理和編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上，在理論上并沒有充足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若要牢牢掌握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闡釋權和話語權，推進國內乃至全世界范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理論研究，就必須立足于扎實的文獻基礎，對馬克思的思想史進行科學的研究，從而既在文本上也在實踐中把握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這也是我們的“MEGA2研究小組”成立的初衷。研究小組在不斷的研討中逐漸開辟了“閱讀—研討—選譯—主題發言—討論—修改—再研討—形成成果”的研究思路，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逐漸走出了一條具有國際視野和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與MEGA2研究之路。

　　我們認為，中國學術界對待MEGA2的基本研究思路應當是“從思想史中來，到思想史中去”。馬克思的筆記性文本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馬克思閱讀的精髓和思考的過程，并服務于馬克思的理論目標及其相關著作寫作。與公開出版的著作不同，筆記性文本毫不遮掩地反映了馬克思的思想變化過程，很多思想在公開出版物中是看不到的，比如，馬克思經常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抹去自己的“哲學痕跡”。因此，我們既要帶著思想史背景進入研究，也要帶著筆記中的內容回到思想史中去。

　　在“MGEA2研究小組”成立之初，我們曾根據MEGA2第四部分的結構和馬克思思想史的一些特點制定了初步的研究規劃：（1）對MEGA2原始文獻的梳理，包括對編輯原則、編輯結構、相關研究的綜述，它們是后續研究的基礎；（2）馬克思的《柏林筆記》《波恩筆記》及青年時期的思想來源研究；（3）馬克思的《克羅伊茨納赫筆記》研究與馬克思向唯物主義的轉變；（3）馬克思的《巴黎筆記》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關系研究；（4）馬克思的《布魯塞爾筆記》《曼徹斯特筆記》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成；（5）馬克思的《居利希筆記》研究；（6）馬克思的《倫敦筆記》研究與經濟學語境中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化。

　　思想史研究的每一階段都是十分艱辛的，我們試圖重走一遍馬克思的思想歷程，努力使馬克思思想發生的原初語境浮出水面。毫無疑問，每一階段的收獲也必然是巨大的，研究成果也常常會啟發我們新的思考。

　　為了廓清MEGA2研究前沿的理論地平，更好地進入MEGA2的討論語境，我們首先做了充足的準備和預熱工作。一方面，我們從文獻編輯出發，梳理了MEGA在不同時期的歷史特點，即以MEGA1梁贊諾夫時期、MEGA2狄茨版時期、MEGA2學院版時期為代表的三種編輯原則。另一方面，我們研究和概述了德語世界和法語世界中MEGA2研究的前沿內容，以及國際學術界對MEGA2四個部分的不同研究。這些準備工作使我們得以進入國際MEGA2研究的前沿，同時也發現了許多值得深入研究和商榷的理論問題，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打開”MEGA2。

　　三、MEGA2的文本研究與

　　馬克思思想史研究

　　我們團隊的馬克思思想史研究和MGEA2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考察馬克思在大學及其畢業后初到波恩的時期，相關著述包括《柏林筆記》和《波恩筆記》；第二階段重點研究1843年前后馬克思的思想發生第一次轉變的過程，內容涉及《克羅伊茨納赫筆記》及同時期的論文和政論文章；第三階段集中聚焦馬克思首次系統研究經濟學的時期，關注重點是《巴黎筆記》及其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間的關系；第四階段是歷史唯物主義誕生的前夜，研究對象包括《布魯塞爾筆記》《曼徹斯特筆記》《1844—1847年筆記》。

　　第一階段：馬克思的《柏林筆記》和《波恩筆記》研究。在過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中，早期的馬克思似乎一直被視為唯心主義者，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研究仿佛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線性過程。而國內學術界對馬克思思想史的研究也主要是從其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開始。因此，我們需要回答的疑惑是：青年馬克思的唯心主義思想從何而來？在博士論文寫作前，馬克思對哲學的研究經歷了怎樣的過程？從大學畢業到《萊茵報》時期，是什么促使馬克思經歷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的巨大思想轉變？為了解決這一系列問題，我們對《柏林筆記》《波恩筆記》以及同時期馬克思的書信往來進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如下結論：

　　首先，馬克思在大學時期最初接觸到的哲學思想并非黑格爾哲學，而是在其研究法哲學的時候開始接受的康德和費希特的理性主義。到了博士時期，馬克思才開始受到以“博士俱樂部”為核心的青年黑格爾派的影響。而在與青年黑格爾派的接觸中，馬克思受到鮑威爾的影響最大。兩人可能是基于文藝創作方面的共同愛好而相識。后來，馬克思逐漸受到鮑威爾等人關于宗教批判理論的影響，逐漸轉向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因此，在馬克思初識哲學的時期，占據其主導邏輯的是帶有主觀唯心主義色彩的自我意識哲學，而不是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在《柏林筆記》中，馬克思大量摘錄了涉及宗教批判的著作，而沒有看到他對黑格爾原著的詳細研究。

　　其次，馬克思撰寫博士論文的準備工作并非一蹴而就。起初，馬克思的博士論文研究主題是伊壁鳩魯哲學，這從其1839年寫作的7冊《關于伊壁鳩魯哲學的筆記》中可以看出。但是，馬克思于184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為什么與這一筆記相差甚大？通過對MEGA2筆記的研究可以發現，馬克思研究伊壁鳩魯哲學的起因源自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因為黑格爾在該書中將伊壁鳩魯哲學和古希臘哲學視為一種自我意識的立場。而作為博士論文主題的原子偏斜運動，馬克思直到筆記的第4冊摘錄盧克萊修時才開始關注。同時我們也發現，馬克思在同一時期還摘錄了亞里士多德的《靈魂論》及其他著作，這極有可能導致了馬克思開始向研究自然哲學轉向。最后，馬克思在1842年4—5月寫下了關于藝術史和宗教史的研究筆記，即《波恩筆記》。而在同時期，馬克思也開始為《萊茵報》撰稿。在《波恩筆記》中，馬克思摘錄了法國歷史學家沙·德·布羅斯（Charles de Brosses ）的《論拜物神儀式或埃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亞的宗教之比較》一書，其中大量出現了“拜物教”概念及其現實分析。這一從接近唯物主義的立場來闡釋宗教歷史的著述，不僅對馬克思最初的自我意識哲學和唯心主義立場產生了沖擊，而且有可能構成了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關于“拜物教”概念的重要理論來源。

　　第二階段：馬克思的《克羅伊茨納赫筆記》及同時期的論文、政論文章研究。過去，中國國內學術界普遍認為馬克思在1843年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也有學者認為馬克思在此時已經有了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萌芽。那么，馬克思向唯物主義思想轉變的理論來源是什么？如果說馬克思此時轉向了唯物主義，那么馬克思轉向的是一種什么樣的唯物主義？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進行批判的現實和理論基礎又是什么？要回答這些問題，不僅要深入研究《克羅伊茨納赫筆記》，而且要結合《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論猶太人問題》的德語原文來分析。我們發現，馬克思確實在《克羅伊茨納赫筆記》中就已經摘錄了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歷史學和政治學著作。他在摘錄皮埃爾·達魯（Pierre Daru）的《威尼斯共和國史》、雅克-查理·巴約爾（Jacques-Charles Bailleul）的《斯塔爾夫人遺著〈法國大革命紀實〉考證》時認識到，在封建社會被推翻后，財富成了權威和權力的代名詞，私有制關系甚至可以影響國家結構、政治體制和公民的政治權利，這使馬克思頭腦中的理性主義國家觀發生了動搖。但是，在《克羅伊茨納赫筆記》中，馬克思并沒有簡單地直接轉變為一個唯物主義者，甚至還大量摘錄了關于國家理性原則的內容，因為馬克思頭腦中的唯心主義主導邏輯使其更容易關注到這些內容。同時，通過考察《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的“市民社會”概念（被學術界視為這一階段馬克思唯物主義的思想基礎）并進行文本分析，我們發現，此時的馬克思不僅還沒有仔細研讀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中的“市民社會”部分，而且此時的“市民社會”概念更多地是指法權層面上的私人利益和市民團體，遠遠沒有達到經濟層面的“基礎”含義。因此，簡單地從馬克思使用了某些概念就將其過度解讀為馬克思轉向了唯物主義，這是不負責任的。從根本上來說，促使青年馬克思完成第一次思想轉變的動機是現實與理論中的“物質利益難題”。 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首次在現實中遭遇到“物質利益難題”，現實中的利益原則與馬克思既有的觀念的、法的、理性的原則相沖突。因此，正是從這里起步，馬克思開始了從批判利己主義觀念到揚棄私有財產、最終到揭露異化勞動的思想轉變過程，其第一次思想轉變才徹底完成。

　　我們還從MEGA2的原文入手，重新考察了馬克思在不同時期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會/資產階級社會，德文）與“société civile”（市民社會，法文）、“kapitalismus”（資本主義，德文）與“capitalisme”（資本主義，法文）以及“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等概念和詞組的不同話語實踐，以此回應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關于“馬克思從未使用過資本主義一詞”的詰難。我們將不同時期的市民社會概念進行了區分。（1）“市民社會Ⅰ”是指資本主義正式興起之前以政治為紐帶的公民社會，包括建立在古希臘政治城邦基礎上的公民社會和啟蒙時代以政治為基礎的市民社會。（2）“市民社會Ⅱ”是以資產階級政治關系和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概念。亞當·斯密首先完成了使市民社會概念從政治領域下沉到經濟領域的轉變，黑格爾則在批判的意義上使用了“市民社會Ⅱ”的概念，并試圖通過“自由王國”對其進行超越。由于1843年前后的馬克思尚未開始系統地研究經濟學，因而此時他對市民社會的理解更接近于“市民社會Ⅰ”。（3）“市民社會Ⅲ”是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所表述的概念，是建立在“市民社會Ⅱ”中人與人的需要關系之上的、基于政治立場的資產階級社會（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4）“市民社會Ⅳ”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得到了整體表述，完成了從流通領域向物質生產領域的話語轉變。（5）“資產階級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société civile）是馬克思在1847—1849年間對現實的批判性闡釋，即資本作為一種看不見的關系成為了社會的統治力量。（6）“資本主義生產方式”（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是馬克思從《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逐漸發展出來的概念。馬克思指出，在資本這種“普照的光”的統治下，表面上看起來公平的經濟交往和流通的背后隱藏著生產方式的秘密，即剩余價值。因此，雖然馬克思沒有使用“資本主義社會”的概念，卻已經通過“市民社會”“資產階級社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等概念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循序漸進的揭露和批判。

　　第三階段：對《巴黎筆記》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關系性解讀。

　　首先，我們對《巴黎筆記》中復調式的話語實踐場進行了解讀。我們認為，馬克思的第一次經濟學系統研究處于“失語”狀態，因為此時馬克思的頭腦中所擁有的不再是主導邏輯與從屬邏輯的簡單二分結構，而是政治經濟學的語境中社會唯物主義的客觀邏輯、人本主義的顯性邏輯、黑格爾勞動辯證法的隱性邏輯相互交織，三條邏輯共同組成了一個復雜的話語實踐場。所以，此時的馬克思處在一種思想急劇變化、極富創造力的時期：人本主義的顯性邏輯架構了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從哪里來”，黑格爾哲學的隱性邏輯決定了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到哪里去”，而社會唯物主義經濟學的客觀邏輯則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馬克思的研究對象“我是誰”。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我們常常將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思想來源默認為費爾巴哈，但是在《巴黎筆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古典經濟學中的部分人本主義思想對馬克思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恩格斯曾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將斯密稱作“經濟學的路德”，因為路德使宗教中的主體性重新復歸于人，而斯密則將市民社會中的主體性復歸于勞動，這與馬克思此時的人本主義思想一拍即合。因此，馬克思在《巴黎筆記》中對斯密描述的手工業勞動充滿興趣，卻對李嘉圖描述的機器大工業生產嗤之以鼻，稱其為“非人性”的。

　　其次，我們對《巴黎筆記》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進行了關系性研究。孫伯鍨先生在20世紀曾提出青年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兩條邏輯”，即以異化勞動為基礎的人本主義邏輯和以對象化勞動為基礎的現實邏輯。那么，這兩條邏輯的來源和內涵是什么呢？我們認為，異化邏輯的根基性理論來源：一是黑格爾的現象學，在《巴黎筆記》中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摘要“絕對知識”章》摘錄中可以看到異化勞動理論的完整邏輯構架；二是馬克思在經濟學研究中不斷體悟的“勞動創造價值”及其在此基礎上思考的私有財產的本質問題。而對象化邏輯是經濟學理論中的客觀現實倒逼馬克思去思考其理論的出發點，盡管此時的馬克思對這一邏輯更多地持批判態度，但是這一立足現實的出發點將內蘊在馬克思之后的經濟學研究之中。

　　在對青年馬克思的對象化邏輯及其來源進行剖析的同時，弗里德里希·威廉·舒爾茨（Friedrich Wilhelm Schulz）這個看似陌生的名字進入到我們的視野中。馬克思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工資”部分引用了舒爾茨在《生產運動》中關于物質生產和生產力進步之“弊病”的討論，而后在《資本論》中再次引用了該書對物質生產的歷史性描述。我們認為，馬克思之所以時隔多年仍然對舒爾茨的《生產運動》念念不忘，是因為這本書中有很多與歷史唯物主義話語十分接近的表述。

　　首先，舒爾茨對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分析是基于客體向度的，即從現實的生產活動出發，批判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物性的片面規律、赫斯的行動哲學的抽象概念、德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這對馬克思來說是一個全新的理論切入口。

　　其次，舒爾茨試圖用規律性的方式對生產發展的歷史進行分類考察。他以從手工勞動到機器化大生產的發展為線索，將歷史上的生產劃分為畜牧業和狩獵業時期、農業和工場手工業時期、工業時期，并對每個時期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以此說明人的生產活動如何從對自然的依賴發展為對自然力量的使用。舒爾茨甚至在分析中使用了“特定的生產方式”（jede besondere Producionsweise）等概念。這無疑給予了馬克思恩格斯創造和深化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動力。

　　最后，舒爾茨還對物質生產力進行了詳細分析，不僅量化了生產力，以馬力為計量單位對人力、畜力、水力、風力、蒸汽力進行劃分，而且還描述了生產力概念的功能結構及歷史建構過程。雖然舒爾茨的《生產運動》一書的理論立場與歷史唯物主義有著明顯的不同，很多分析也與馬克思有著質的差別，但是其中的很多描述十分詳細和精彩。馬克思對這本著作的反復引用，已經向我們表明了該書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建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第四階段：《布魯塞爾筆記》《曼徹斯特筆記》《1844—1847年筆記》研究。歷史唯物主義不是從天而降的“圣言”，而是馬克思恩格斯經過長期的理論探索，站在眾多思想家的肩膀上創立的科學歷史觀、世界觀。通過研究《布魯塞爾筆記》《曼徹斯特筆記》《1844—1847年筆記》，我們發現了歷史唯物主義話語轉變的重要理論來源。

　　首先，《布魯塞爾筆記》和《曼徹斯特筆記》反映了馬克思從異化勞動話語向生產話語的根本轉變。通過對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的摘錄，馬克思認識到，在由“有用性”構成的周遭社會中，勞動并非事物的堅實根基。通過對佩萊格里諾·羅西(Pellegrino Rossi)的摘錄，馬克思注意到，人類通過生產活動創造了不屬于物質本身的運動（le mouvement），而“應用方式”（eine Weise der Applikation）——即原料經過“怎樣生產”才能成為產品——則是最重要的中介環節。通過對亨利·斯托奇(Henri Storch)的摘錄，馬克思得出結論認為，物質生產是一切社會生活的前提和基礎。更重要的是，通過對約翰·麥克庫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和納索·西尼耳（Nassau William Senior）的摘錄，馬克思逐漸深化了關于生產力綜合（ensemble der produktiven Kräfte）和勞動分工的理解，也使得馬克思所熟知的赫斯、舒爾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等人關于生產力的觀點更加具象化，進而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范疇。

　　其次，馬克思第一次對工藝學進行了系統研究，從而使其關于生產話語的理論視域逐漸從斯密式的手工業生產向機器大工業生產轉變。起初，馬克思對機器的態度是非常消極的，因為機器取消了手工業勞動中人的主體性，也撲滅了馬克思心中浪漫主義的火焰。但是，以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安德魯·尤爾（Andrew Ure）、奧古斯特·德·加斯帕蘭（Augustede de Gasparin）為代表的工藝學理論家為此時的馬克思提供了三個理論增長點：一是機器生產的普及帶來了全人類自由和解放的可能性；二是機器大工業的生產邏輯為馬克思看待勞動分工和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三是機器化大生產的進步促進了馬克思對生產方式變革的歷史性問題的思考。當然，此刻馬克思對工藝學的了解和研究仍然比較淺顯，但是這一研究不僅對歷史唯物主義生產話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為馬克思后來在《倫敦筆記》中繼續進行工藝學研究埋下了伏筆。

　　最后，馬克思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事物背后的關系性存在。通過對羅西、西尼爾、讓·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Sismondi）等人的摘錄，馬克思意識到財富的本質是關系，而財富則是這些關系得以實現的集合，因此，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活動中，事物之間的關系構成了“物”的有用性和特殊性。對這種關系的物象化透視恰恰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關系論、關系意識論的重要基礎。此外，馬克思的購書清單和閱讀清單也給予了我們一定的啟發，很多經濟學著作是此時的馬克思已經購買或計劃購買和閱讀的，在此，馬克思之后的經濟學研究以微觀的縮影形式向我們展開。

　　在研究《布魯塞爾筆記》《曼徹斯特筆記》《1844—1847年筆記》的基礎上，我們還重新探索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各版本文獻及其歷史唯物主義話語。從文獻來看，自梁贊諾夫首次在MEGA1中編輯出版《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來，不同時期和歷史情境下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呈現出不同的編輯特點，也反映了編輯工作背后的意識形態立場。后來，隨著日本學者廣松涉首次將《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的本真性手稿以文獻版的形式整理出版，卡弗、孫善豪也紛紛在英語世界和漢語世界整理出版文獻版，努力還原手稿寫作的原貌。可以說，文獻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編輯出版大大深化了我們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解，特別是其中被刪除、修改和增補的內容向我們打開了該文本的寫作情境。從《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文獻版本及其相關寫作筆記的文本學研究出發，我們重新考察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和生產話語、勞動分工、關系意識論、社會唯物主義等問題。我們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向我們呈現的不僅僅是一個全新的世界觀，而且是一個具有反思性理論根基的完整方法論，這就從根本上反駁了西方“馬克思學”關于《德意志意識形態》“季刊說”的錯誤言論。

　　目前，我們的馬克思思想史研究和MGEA2研究已經進入第五階段，即馬克思的《居利希筆記》研究，這是馬克思深化歷史唯物主義以及辯證地認識資產階級社會的重要理論發生場。未來，我們還會繼續進入到馬克思的《倫敦筆記》及其偉大的經濟學革命階段，以及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和《人類學筆記》及其晚年思考階段。“第二次回到馬克思”無疑是艱辛的，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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