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資本主義和歷史的狡計

　　FEMINISM, CAPITALISM, AND THE CUNNING OF HISTORY

　　作者：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

　　譯者：周穗明

　　來源：《世界哲學》，2009(2)

　　我想運用這篇文章的機會對第二波女性主義進行一次廣泛而徹底的思考。這不是對各種女性主義激進主義思潮的分析，也不是對各類女性主義理論化線索的思索;不是對該運動的各種地理學剖析，也不是對婦女的各類社會學分層;而是我試圖將第二波女性主義整體視為一個劃時代的社會現象。

　　回溯近40年的女性主義激進主義，我想斗膽評價該運動的整體軌跡和歷史意義。然而，在回溯的同時，我希望也有助于我們的前瞻。通過重構我們已經走過的道路，我希望清晰地呈現我們今天在大規模經濟危機、社會不確定性和政治重組的時刻所面臨的挑戰。

　　那么，我將述說一個關于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故事。適當地劃分歷史敘事和社會理論分析，我的故事圍繞三個要點進行描述，其中每一要點都把第二波女性主義置于資本主義歷史中的一個相關的具體時刻。

　　第一點涉及在我將稱之為“組織化的國家資本主義”背景下該運動的起點。在這里，我打算圖繪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產生：它在反資本主義的新左派內部，成為一種對戰后時期國家導向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深入的男性中心主義的激進挑戰。通過建立這一階段的概念，我將把這一運動基本的解放承諾和該運動所擴展的非正義的含義及其對社會的結構性批判視為一個整體。

　　第二點涉及在新自由主義崛起的劇烈變化的社會背景下女性主義的演進過程。我在這里打算不僅描述該運動的非凡成功，而且描述它的某些理想和一種正在形成的后福特主義的、“非組織化的”、跨國資本主義新形式的訴求令人困惑的趨同性。建立這一階段的概念，我將質詢第二波女性主義是否已無意中為L•博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E•夏皮羅(Eve Chiapello)所稱的 “資本主義新精神”補充了一個關鍵因素。

　　第三點涉及女性主義在資本主義危機和美國當前政治重組的背景下一種可能的重新定位，這可能標志著從新自由主義轉向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的起點。在這里，我打算在一個已經受到美國霸權和金融資本雙重危機動搖的、并且現在等候奧巴馬美國總統任期希望的世界上，檢測復興女性主義解放承諾的前景。

　　那么，一般來說，我打算讓第二波女性主義的軌跡定位在有關資本主義的最新歷史中。這樣，我希望復興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理論概念，它曾在幾十年前激發了我的靈感，而且在我看來仍然為我們提供了澄清當前時期性別正義前景的最好的希望。我的目的，不是去重新利用已經過時的二元體系理論，而是整合最近女性主義理論最好的東西和最近資本主義批判理論最好的東西。

　　為了闡明我的方法背后的基本原理，讓我來解釋我對第二波女性主義那種也許是最廣泛持有的觀念的不滿。通常認為，該運動在改造文化立場中的相對成功與它在改造制度上的相對失敗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一評估是雙刃的：一方面，在前幾十年中爭議如此之大的女性主義的性別平等理想，現在四平八穩地進入了社會主流;另一方面，這些理想也已經在實踐中實現。

　　因此，諸如對性折磨、性交易和不平等收入的女性主義批判，這些在不久以前還表現為煽動，今天已經得到了廣泛贊同;然而在態度層面的這一突變，決不意味著那些實踐的根除。因此，通常認為，第二波女性主義已經打造了一場劃時代的文化革命，但是思想上這種巨大轉變尚未轉變為結構上、制度上的轉變。

　　有某些據稱是這種觀點的東西，恰當地記錄了女性主義理念在今天的普遍接受度。但是文化上成功加制度上失敗這一論題，對于闡明第二波女性主義歷史意義和未來前景來說走不了很遠。假定制度已滯后于文化，就仿佛一方不變時另一方能夠改變，它意味著為了實現女性主義的希望，我們只需要使前者趕上后者。

　　其結果將是模糊了一種更復雜的、令人困擾的可能性：這種產生于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文化態度的蔓延，已經成為另一場社會改造的部分和成果。這一可能性可以被更尖銳地闡明：由第二波啟動的、有益于它們自身的那些文化變化，已服務于將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改造合法化。這一后果直接與女性主義關于正義社會的想象背道而馳。

　　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探究這種令人困擾的可能性。我的假設因此能夠得以陳述：有關第二波的真正的新事物，是那種方式，它在對男性中心主義的、組織化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批評中，一起編織了我們今天能夠理解為性別正義的三個清晰的分析維度：經濟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維度。

　　然而，在繼后的幾十年中，這三個正義維度逐漸彼此分離，并與資本主義批判相分離。女性主義批判的這種分裂化，出現了這一線索的某些選擇性的結合和局部性的恢復。相互分離與曾經整合過它們的社會批判相分離，第二波女性主義的希望被征募去維護一個與我們關于正義社會的更大的、整體的想象深刻不一致的方案。

　　在歷史狡計的一個杰出例證中，烏托邦的期望發現了作為有同情心的趨勢的另一種生活，它把向一種資本主義新形式——后福特主義的、跨國的、新自由主義形式的轉型合法化了。

　　在這一敘述中，我正在利用，并且還更新和復雜化了我早先在《圖繪女性主義的想象：從再分配到承認到代表權》中關于這些問題的說明。(該文再版于南茜•弗雷澤：《正義的尺度：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重構政治空間》(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和政治出版社，2008)，見《星群：批判與民主理論國際月刊》(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總第13卷，2005年9月第3期，第295-330頁。)

　　在下文中，我計劃分三步詳細闡述這一假設，它對應于先前論及的三個構成要點。

　　第一步，我將把第二波女性主義對男性中心的、組織化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批判，重構為整體化的關懷，即我們今天把關于正義的三個視角——我稱之為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聯系起來的全面關懷。

　　第二步，我將概括相關觀點產生的分裂，以及對它的某些線索的選擇性征募，從而使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合法化。

　　在第三步，我將在經濟危機和政治開放的當前時刻，權衡重興女性主義解放承諾的前景。

　　一、 第二波女性主義對抗組織化的國家資本主義

　　擴展正義的意義和批判社會總體性讓我從把第二波女性主義(second-wave feminism，以下簡稱SWF)定位在組織化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organized capitalism，以下簡稱SOC)的背景中開始。

　　“SOC”是我用于戰后時期支配性的社會形式的術語，指國家在其國民經濟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的一種社會形式。(對于該術語的討論，見Frederick Pollock，《國家資本主義：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載于《法蘭克福學派基礎讀本》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Andrew Arato和 Eike Gebhardt編輯，(Continuum, 1982/1995)，第71-94頁。)

　　我們最熟悉的SOC所采取的形式，是當時所謂“第一世界”的福利國家，它運用了凱恩斯主義的手段，緩解資本主義經濟繁榮與蕭條的交替循環周期的痼疾。吸取衰退和戰時方案的經驗，這些國家采取了各式各樣的干預形式，包括基礎結構投資和產業政策，再分配征稅和社會儲備，財政政策和貿易管制，某些關鍵產業的國有化和公共物品的非商品化。

　　無疑，在“二戰”后幾十年中能夠最成功地“組織”資本主義的，是最富裕和強大的經合組織(OECD)國家。但是，組織化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變體也能夠在當時被稱之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得以創建。SOC的變體在貧困的后殖民地，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尋求運用它們更有限的能力，依靠進口替代政策、基礎結構投資、關鍵產業的國有化和對教育的公共支出，啟動跳躍式的國民經濟發展。

　　當時，在共產主義世界中的經濟生活也是由名聲不好的組織化的國家所導向的，而且有那些人仍然主張稱它為SOC。

　　因而大體上，我使用組織化的國家資本主義這一表述，論及戰后時期經合組織的福利國家和后殖民地的發展中國家。畢竟正是在這些國家中，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首先爆發了。為了解釋是什么正好激起了這一爆發，讓我注解組織化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治文化的4個定義的特點。

　　(1)經濟主義

　　依據定義，如我們已看到的，SOC包括運用公共政治權力去管制并替代經濟市場。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對于資本利益的危機管理問題。討論中的這些國家大量是從它們對促進包容、社會平等和跨階級的團結的要求中，取得了它們的政治合法性。不過，這些理想是以經濟主義的和階級中心的方式進行解釋的。

　　在組織化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治文化中，社會問題主要被限制在分配術語中，作為關于可分物品、特別是收入和工作崗位的公平配置問題，同時社會分工主要是透過階級棱鏡來看待的。因此，這種深入骨髓的社會非正義是不公平的經濟分配，而它的范式表達是階級不平等。這種階級中心的、經濟主義構想的結果，是讓不公正的其他維度、軸心、地點和原因邊緣化，即使不是使之統統模糊化。

　　(2)男性中心主義

　　由此得出結論，SOC 的政治文化將理想類型的公民想象為一個多數種族的男性工人——一個養家糊口的人和一個家庭的男人。這個工人的工資應當是主要的，即使不是其家庭唯一的經濟支撐，而他妻子掙的任何工資應當只是補充，這一點也是普遍設定的。

　　作為眾所周知的“家庭收入”，這一性別化的結構適合于把上述兩者作為一種社會理想，它意味著現代性和不斷上升的靈活性，并作為在就業、福利和發展方面國家政策的基礎。

　　據認為，該理想偏離了大多數家庭，因為一個男人的工資靠自身很少足以贍養孩子和一個不就業的妻子。并且也被認為，該理想所維系于此的福特主義產業，也將很快被一種新生的低薪酬服務部門所壓縮。但是，在20世紀50和60年代，這種家庭收入的理想仍然適應于定義性別概念，并規制那些想抗拒它們的人，強化男人在家庭中的權威，并把這些渴望引導到私人化的家庭消費中去。

　　由于界定有薪酬工作的價值，組織化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治文化抹煞了沒有薪酬的照顧工作和再生產勞動的社會重要性。將男性中心主義對家庭和工作的理解制度化，這就將性別不公正自然化并遠離政治爭論。

　　(3)精英主義

　　那么，SOC 也是精英主義的，由一種專家統治論的、管理的精神氣質而擴散開來。依賴職業專家設計各種政策，并依靠官僚機構執行這些政策，福利國家和發達國家歡迎那些人，他們更適于作為顧客、消費者、納稅人，而不是作為積極的公民。其結果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文化，它將正義問題作為技術事務處理，去由專家考慮或由社團主義者商討，遠不是通過政治商談和爭論、被授權民主地解釋他們的需要，普通公民被定位為來自上層定義和分派的、令人滿意的事物的被動接收者。

　　(4)威斯特伐利亞主義

　　最后，依據定義，SOC是一種國家形式，旨在以該國家公民的名義(即使不總是代表其利益)，動員民族國家支持國家經濟發展的能力。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則框架使之成為可能，這種國家形式建立在把政治空間劃分為有領土邊界的國家組織之上。

　　結果，SOC 的政治文化制度化了“威斯特伐利亞” 觀念，它將正義的種種約束義務僅僅應用到了公民伙伴之中。內含于戰后時代社會競爭的最大一次瓜分中，這一觀念將正義訴求導入了領土國家的國內政治舞臺。盡管口頭上說著為了世界人權和為了反帝團結的漂亮話，其結果是切割了正義的范圍，忽視、(即使不是全面遮蔽)了跨國界的不公正。

　　那么一般而言，SOC 的政治文化是經濟主義的、男性中心主義的、精英主義的和威斯特伐利亞主義的，而所有這些特點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都遭到了抨擊。在爆發激進主義的那些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加入了新左派和反帝國主義的各種同類運動，對經濟主義、精英主義和(在較小程度上)對SOC的威斯特伐利亞主義的挑戰，同時也抗爭SOC的男性中心主義，以及由于這種男性中心主義造成的，她們的同志和盟友的男性至上主義。

　　讓我們對應思考上述這四個觀點。

　　(1)SWF反對經濟主義

　　抵制由于階級分配不公的非正義的那種排斥性的身份證明，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加入了猛然打破了SOC有局限性的經濟主義構想的其他解放運動。將“個人的”身份政治化，她們擴展了正義的政治含義，把它重新解釋為社會不平等的非正義，這種非正義自史前時期以來就被忽略、被容忍、被合理化了。

　　不贊成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經濟學的單一關注和自由主義對法律的單一關注，她們揭露了位于其他地方的不公正——在家庭和在文化傳統中，在公民社會和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公正。另外，第二波女性主義者還擴充了許多可以駐留不正義的軸心。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黑人女性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的女性主義者不支持階級的優先性，還反對激進女性主義者致力于把性別定位在特權范疇的同樣位置上。

　　她們不僅關注性別，而且關注階級、種族、性關系和民族，倡導了一種今天已被廣泛接受的“跨界主義的”替代選擇。最后，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將正義的范圍擴展到了包括這樣一些先前的私人事務，如性關系、家務、生育和對婦女的暴力。這樣做，她們有效地把非正義的概念擴大到經濟不平等和各種地位等級制和政治權力的不平等之上。得益于后見之明，我們可以說，她們以一種包括經濟、文化和政治的更寬泛的三維理解，取代一元的經濟主義正義觀。

　　而且，其結果不只是各種單一問題的清洗明細表。正相反，與最新發現的不公正相連接的是這一觀念：婦女的服從地位是制度性的，它植根于深層的社會結構。

　　當然，第二波女性主義者爭辯，關于如何刻畫社會的總體性是最好的——無論作為“父權制”，作為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一個“二元”體制結合體，還是用我自己首選的觀點，作為一個在歷史上特定的、組織化的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的、以男性為中心的形式，這些描述都由三種互相貫穿的服從地位的序列所構成：分配，承認和代表權。

　　但是，盡管有這樣一些差異，大多數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同時提出，克服女性的服從地位，需要社會總體深層結構的根本改造。這個制度改造的共同承諾，顯示出該運動起源于那個時代更廣泛的解放動員中。

　　(2)SWF反對男性中心主義

　　即使第二波女性主義(SWF)分享了60年代激進主義的總體氛圍，它仍然處于與其他解放運動的緊張關系之中。畢竟，其首要目標是SOC 的性別不公正，它對非女性主義的反帝國主義者和新左派們幾乎沒有優先地位。

　　而且，在批判SOC的男性中心主義中，第二波女性主義者也不得不面對左派內部的男性至上主義。對于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女性主義者來說，這不成為任何問題;她們可以簡單地轉變為分離主義者并退出左派。相反，對于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反帝國主義的女性主義者和有色人種的女性主義者，這一困難將是既要對抗左派內部的男性至上主義，而又仍然是左派的組成部分。

　　至少，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者一度成功地維持著那種困難的平衡。她們位于男性中心主義的勞動性別分工的核心，這一分工系統地貶低由婦女履行和維系的女性有薪和無薪活動的價值。

　　將這一分析應用于SOC，它們揭開了其間的種種深層結構聯系：女性對分擔大部分無薪酬的家務勞動的責任，她們在婚姻和個人生活中的服從地位，勞動市場的性別分工，男人對政治體制的統治地位，及福利供應、工業政策和發展規劃的男性中心主義。

　　結果，它們暴露了家庭收入的要點，那里會聚了性別的分配不公、錯誤承認和錯誤代表權。該結果批判了把經濟、文化和政治整合于一種關于婦女在SOC中的服從地位的系統論述。遠不是僅僅想要促進婦女的充分合作，使之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掙錢工薪族，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尋求對該制度的深層結構改造和有生命力的價值觀，部分地是通過將工資勞動去中心化，并為未付酬的種種活動定價，特別是由婦女從事的、社會所必需的家務勞動。

　　(3)SWF反對精英主義

　　但是第二波女性主義對SOC 的反對，像關注實質同樣多地關注程序。如她們的新左派盟友一樣，她們否定SOC的官僚管理體制的精神氣質。她們對遍及60年代的福特主義組織機構的批判，添加了性別分析，將大規模的文化、組織管理嚴密的制度解說為SOC現代化的專業管理階層男性的表達方式。

　　發展出一種相同層次的姐妹關系的相反精神氣質，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創造了那種全新的、增強自我意識感的組織實踐。尋求為理論和實踐之間精英主義的鮮明劃分搭橋，她們使她們自己成為合潮流的一種反文化的民主化運動——反等級制的、參與性的和通俗的。在一個縮寫詞“NGO”(即“非政府組織”——譯者)還不存在的時候，女性主義的理論家、律師和社會工作者就更認同草根，而不是認同主流的、去政治化技術專家的職業精神氣質。

　　但是不同于她們那些反文化的同志，大多數女性主義者不否定普遍的國家制度。她們更追求將女性主義的價值觀灌輸給后者，構想一種賦權給其公民的參與民主國家。她們有效地重新設想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尋求將那些被定位為福利和發展政策的被動對象轉變為積極主體，使之有權參與闡明需求的民主程序。因此，該目標將較少去摧毀國家制度，而是將它改造為能真正表達性別公正的代理機構。

　　(4)SWF既反對又支持威斯特伐利亞主義

　　更矛盾的是第二波女性主義與SOC的威斯特伐利亞維度的關系。

　　由于它起源于那個時代全球反越南戰爭的騷亂，該運動無疑具有對跨國界不正義敏感的傾向。這特別是對于發展中世界的女性主義者來說，她們的性別批判混雜著一種對帝國主義的批判。

　　但是在那里，如在別處一樣，大多數女性主義者把她們各自的國家視為她們訴求的主要接收者。因此，第二波女性主義者趨向于在實踐層面上重新肯定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即使當她們在理論層面批判它的時候。

　　把世界劃分成有邊界的領土國家組織的那一框架，在一個時期仍然是默認的選項。那么，在SOC的語境下，“姐妹關系是全球的”這一口號的運作，更多地作為一種抽象的姿態，而不是作為一個能夠在實踐上實行的后威斯特伐利亞的方案。

　　那么一般來說，第二波女性主義仍然是好壞兼有的威斯特伐利亞主義的，即使它反對SOC的經濟主義、男性中心主義和精英主義。然而在所有這些問題上，它展示了相當多的細微差別。

　　在反對經濟主義中，這一時期的女性主義者從不懷疑分配正義的中心性和對女性解放事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非但不將性別不公正的經濟維度最小化，她們還通過澄清它與文化和政治的另外兩個維度的關系，尋求深化經濟維度。

　　同樣，在反對家庭收入的男性中心主義中，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從不追求用兩個人掙錢的家庭簡單地取而代之。在她們看來，克服性別不公正，更需要終結對家務勞動的制度化貶低和勞動(包括付薪的和不付薪的)的性別分工。

　　最后，在拒絕 SOC 的精英主義中，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從不懷疑，在維護正義中能組織經濟生活，需要強大的政治制度。非但不想要脫離國家控制的市場，她們更追求將國家權力民主化，將公民參與最大化，加強責任，并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增大交往流程。

　　因而，總之，第二波女性主義以一種對非正義的延展的理解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性批判，支持了一種改造的政治方案。該運動最先進的思潮將她們的斗爭看作是多維度的，共同指向經濟剝削、身份等級制和政治壓迫。而且，對于這些非正義，女性主義表現為一個更廣泛的解放方案的組成部分，反對性別不公正的種種斗爭在其中必須與反對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對同性戀的歧視和階級統治聯系在一起，所有這些需要對資本主義社會深層結構的改造。

　　二、 新自由主義的反彈：女性主義和資本主義新精神

　　正如它最后證明的，該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胎死腹中，成為一種更大的歷史勢力的犧牲品。

　　得益于后見之明，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第二波女性主義的崛起與一種資本主義特色的歷史轉折相一致，即從組織化的國家變體，轉向新自由主義。

　　顛覆那種追求“用政治去馴服市場”的早先規則，這一資本主義新形式的支持者提議用市場去馴服政治。

　　拆除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關鍵基礎，他們解除了曾經使凱恩斯主義者能夠管控國民經濟的資本控制;取代政府干預，他們鼓吹私有化和解除管制;取代公共儲備和社會公民權，他們強調“截流”(trickle down)和“個人責任感”;取代福利和發展的國家，該傾向意味著“競爭性國家”。

　　通過拉丁美洲的實驗，這一方法提供了對中東歐許多國家向資本主義轉型的指導。雖然得到撒切爾和里根的公然支持，這一方法只是逐漸地和不均衡地被運用于第一世界。相形之下，在第三世界，新自由主義化是作為“結構調整”的強迫計劃，在債務的槍口下被強加的，它顛覆了發展主義的所有主要原則，強迫后殖民地國家剝奪它們的資產，開放它們的市場，并大幅削減社會開支。

　　饒有興味的是，第二波女性主義是在這些新條件下成長壯大起來的。曾經始于SOC的背景下、作為一種激進的反文化運動的SWF，現正走在演變為一個包容廣泛的群眾社會現象的道路上。

　　對所有階級、種族、民族和政治意識形態都有吸引力，女性主義的思想找到了它們進入社會生活每一隱蔽處和縫隙的方式，并改造了被它們影響的所有人的自我理解。其結果不僅大大地擴充了激進主義者的隊伍，而且重塑了關于家庭、工作和個人尊嚴的常識性觀念。

　　第二波女性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前后相繼興盛難道僅僅是巧合嗎?抑或它們之間存在某些不正當的、地下的、任意選擇的密切關系?自然，第二種可能性是一個異數，而我們不能讓我們自己自擔風險去研究它。無疑，新自由主義的戲劇性崛起改變了第二波女性主義起作用的范圍。其結果，我將在這里說明，是放棄女性主義的理想。

　　在組織化的國家資本主義背景下曾具有一種解放推動力的種種渴望，在這個新自由主義時期呈現出了更多的曖昧含義。由于福利發達國家受到來自自由市場的進攻，女性主義對經濟主義、男性中心主義、精英主義和威斯特伐利亞主義的批判采取了一種新變體。讓我通過重訪女性主義批判的4個重點，闡明這種放棄的動力。(我從J.巴特勒那里借用了“放棄”這一術語，見Seyla Benhabib、Judith Butler、Drucilla Cornell 和Nancy Fraser：《女性主義的爭論：一個政治哲學對話》(Routledge, 1994)。)

　　(1)放棄了的女性主義反經濟主義

　　新自由主義的崛起與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文化中的一種主要改變相一致。在這一時期，正義的訴求日益趨向于對同一和差異的承認的訴求。由于“從再分配到承認”的這一轉折，產生了將SWF 改變成一種身份政治變體的強大壓力。

　　當然，是一種改革的變體，而不是一種不重視政治經濟批判和過分擴大了文化和身份批判的變體。在實踐中，這一趨勢將使社會經濟斗爭服從于爭取承認的斗爭，而在學術界，女性主義的文化理論開始讓女性主義的社會理論黯然失色。曾第一個產生的、作為對經濟主義必要矯正的女性主義，此時退化成一種同樣片面的文化主義。

　　因此，改變實現一種能夠包括再分配和承認的更寬泛、更豐富的范式，第二波女性主義有效地用一種切割了的范式取代了另一范式。

　　而且，這一時間選擇不可能更糟了。承認轉向太巧妙地與一種上升的新自由主義相契合，新自由主義不想要任何不壓制所有社會平等主義記憶的東西。因此，當環境需要加強對政治經濟的關注時，女性主義者恰好在這一瞬間將文化批判絕對化。(一個更充分的爭論見弗雷澤：《圖繪女性主義的想象》，見前引書。)

　　然而作為碎片化的批判，這一文化線索不僅脫離了經濟線索，而且脫離了以前曾經整合了它們的資本主義批判。脫離資本主義的批判并使之有利于各種替代選擇的連接方式，這些線索可以被引入H•愛森斯坦( Hester Eisenstein)所說的、它們與新自由主義的一種“危險的聯系”之中。( H.愛森斯坦：《一個危險的聯系?女性主義與共同的全球化》，載于《科學與社會》，第69卷，2005年第3期，第487-518頁。)

　　(2)放棄了的女性主義反男性中心主義

　　為了解釋方法，我建議改造L.博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E.夏皮羅(Eve Chiapello)提出的一個觀點。在他們的重要著作《資本主義新精神》(1998)中，他們提出，資本主義在各個歷史斷裂時刻周期性地重塑自身，部分地是依靠恢復那些以資本主義為指向的批判線索。

　　在這種時刻，各種反資本主義的批判因素必須放棄去把新出現的資本主義新形式合法化，因為這些批判因素被加諸更高的道德意義，即要求激發新一代人去承擔無休止積聚的那種本質上無意義的工作。

　　對于博坦斯基和夏皮羅來說，已經服務于將我們時代靈活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合法化的“新精神”，是從新左派對組織化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藝術的”批判中形成的。

　　新左派的批判公開抨擊共同文化的那種灰色的因循守舊態度。他們正是用1968年5月的口吻聲稱，新自由主義操控的理論家們提出了一種新“連接主義的”、“計劃的”資本主義，其中嚴格的組織層級將讓位于水平化的團隊和靈活的網絡，因此將解放個人的創造力。(L•博坦斯基和E•夏皮羅：《資本主義新精神》，Geoffrey Elliott 譯，倫敦：新左派出版社，2005年。對于作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精神的一個心理分析的解釋，它通過將女性主義安置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得出結論，見E•扎瑞茨基(Eli Zaretsky)的重要評論：《心理分析和資本主義精神》，載于《星群：批判與民主理論國際月刊》，第15卷， 2008年第3期，第366-381頁。)

　　其結果是有著現實世界效果的資本主義新虛構，一個包括了硅谷的技術啟動和今天在谷歌(Google)的氣質中找到其最完美表達的虛構。

　　博坦斯基和夏皮羅的觀點是獨創的和深刻的。然而，因為它缺乏性別視角，它無法抓住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全面特征。

　　的確，這種精神包括(我所認為的)自由的、無拘無束的、自我塑造的個人的一種男權主義的虛構，他們適當地描述的這種虛構。但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就像需要硅谷和谷歌一樣，同樣多地需要沃爾瑪和小額貸款。

　　而這種虛構不可或缺的工人是比例超高的婦女，不僅是年輕的單身女性，而且是已婚婦女和有孩子的婦女;不僅是種族化的婦女，而且事實上是所有民族的婦女。

　　同樣地，女性已經涌入了全球各地的勞動市場，其結果是從根本上斷然切除了SOC的家庭收入理想。在無序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中，該理想已被兩個人掙錢的更新的、更“現代的”家庭規范所取代。

　　不必在意在這一新理想下面的現實是降低的工資水平，減少的工作保障，衰退的生活標準，每個家庭為工資而勞動的小時數的急劇攀升，雙份工作、甚至現在往往是三份或四份工作的劇增，及以女性為家長的家庭的上升。無序的資本主義通過精心闡述女性進步和性別正義的一個新的虛構，把一頭大母豬的耳朵美化成一個絲綢錢包。

　　正如它可能意味著的困惑，我正要提出，SWF 已經無意中提供了新自由主義精神的一個關鍵因素。我們對家庭收入的批判現在補充了該虛構的一個有益的部分，該虛構把一種更高的意義和道德頂端授予彈性的資本主義。

　　這一女性主義的虛構賦予她們的日常斗爭以一種道德倫理意義，吸引了社會光譜兩端的婦女：在一端，職業的中產階級女性干部，決心去打破玻璃天花板；在另一端，女性臨時雇員、半日工作者、低薪服務工人、傭人、性工作者、移民、出口加工區工人和小額貸款借貸人，不僅追求收入和婚姻保障，而且追求擺脫傳統權威的自我改善、尊嚴和解放。在光譜的兩端，婦女解放的夢想都被利用為資本主義積累的引擎。因此，SWF的家庭收入批判已享有了一個不正當的后半生。從前激進的男性中心主義批判的中心理念，今天提供了強化資本主義工薪勞動的穩固定價方式。

　　(3)放棄了的女性主義反精英主義

　　新自由主義同樣已放棄了早先時期的那種反精英主義，碾碎它以適應那些旨在無限制地減少國家行為的種種方案。在這一新潮流中，從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福利國家父權主義批判，到撒切爾的保姆國家批判，似乎不過是咫尺之間。

　　那肯定是美國的經驗，在那里，女性主義者無能為力地看著克林頓對她們有細微差別的男性至上主義批判進行三點式測量，并將窮人救濟制度污蔑為“斷送了我們所理解的福利”的方案，這就廢除了聯邦政府對收入支持所承擔的權利。(N.弗雷澤：《克林頓主義、福利和反社會薪金：一個新自由主義政治構想的出現》，載于《馬克思主義反思》第6卷，1993年第1期，第9-23頁;N.弗雷澤與凱特•貝德福德：《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社會權利與性別正義：關于性別、福利和跨國政治學的談話——對南茜•弗雷澤的訪談》，載于《女性主義理論》，第9卷，2008年第2期，第225-246頁。)

　　其間，在后殖民國家，發達國家的男性中心主義批判變身為對非政府組織的熱情，暴露出處處都充滿了萎縮中的國家騰出來的空間。無疑，這些組織最好的東西，是對被剝奪人口的公共服務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物質幫助。然而其結果常常是將一般民眾去政治化，并向以第一世界贊助者的喜好為導向的當地群體的議程傾斜。此外，以其極其權宜的本性，非政府組織的行動幾乎不去挑戰公共供應倒退的潮流，并形成對反應迅速的國家行動的政治支持。(Sonia Alvarez：《倡導女性主義：拉丁美洲女性主義非政府組織的“興盛”》，載于《國際女性主義政治月刊》，第l卷，1999年第2期，第181-209頁;Carol Barton：《處于十字路口的全球婦女運動：尋求定義、新聯盟和更大影響力》，《社會主義與民主》，第151-184頁。)

　　小額貸款的激增說明了該悖論。與賦權和參與的女性主義價值觀相反，這些工程的建筑師已精心制作了一種個人自助和共同體網絡運作的創新綜合體，非政府組織監管并在推銷所有旨在抗擊婦女貧困和性別服從的機制。到目前為止，結果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貸款償還記錄和奇聞般的生活改變跡象。

　　然而在圍繞著這些工程的女性主義喧鬧中，已經喪失的，是一種令人困擾的一致性：正如萌芽于國家的小額貸款已經放棄了那些對抗貧困的宏觀結構性努力，即小規模借貸不可能替代的那些努力。(Uma Narayan：《“賦權”：一個批判觀點》，文章發表在社會哲學和法哲學第22屆大會;《在一個全球社會中法律與正義》，2005年5月24-29日，西班牙格蘭納達;Barton前引書;Eisenstein前引書。)

　　那么既然如此，女性主義對官僚政治的父權主義的批判，也已由新自由主義所恢復。一種最初旨在將國家權力改造為公民賦權和社會正義的中介的觀點，現在習慣于將自由市場化和國家開支的縮減合法化。

　　(4)放棄了的女性主義對威斯特伐利亞主義的支持與反對

　　最后，新自由主義改變了第二波女性主義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矛盾關系。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下，有邊界的領土國家是對正義的義務和為正義的斗爭的唯一合法容器，這一點不再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女性主義者已經與環境主義者、人權積極分子和WTO的批評者聯合起來挑戰這一觀點。

　　開始運行的后威斯特伐利亞主義的直覺知識，在SOC下曾一直是無可求訴的，現在它們已經把矛頭對準了先前時期受到邊緣化和忽視的跨國界的非正義。利用建立跨國網絡的新通信技術，女性主義者已經引領像“飛反效應”那樣的創新戰略，它動員全球的公共輿論去關注地方的弊端，并使那些寬恕這些弊端的國家感到羞恥。(Margaret Keck 和Kathryn Sikkink：《超越國界的激進主義者：國際政治中的號召網絡》，紐約：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98年。)結果是一種有前途的女性主義激進主義的新形式——跨國的、多層面的、后威斯特伐利亞主義的新形式。

　　但是這一跨國轉向也帶來了困難。由于常常在國家層面受阻，許多女性主義者將她們的精力傾注在“國際”舞臺上，特別是與聯合國相關的會議上，從內羅畢、維也納到北京和其他地方。構筑“全球公民社會”中的一個存在，由此去加入全球治理的新政體，女性主義者被卷入了我已經提到的許多問題中。

　　例如，爭取婦女人權的運動壓倒性地聚焦在暴力和再生產問題上，作為對貧困的反抗。由于承認在公民與政治權利一方和在社會與經濟權利另一方之間發生的冷戰分裂，女性主義的這些努力也已使承認優越于分配。(見Barton前引書。)另外，這些運動強化了女性主義政治的非政府組織化，擴展了專業人員和基層之間的鴻溝，同時聽從說英語的精英們高比例的聲音。

　　類似的動力學也一直運行在女性主義與歐盟政策機器的聯姻之中——尤其是既然缺少真正跨國的草根運動。從一開始，這種超越了單一民族國家正義框架的擴展嘗試就是有益的，它已經終結了與資本主義新形式的治理需求在某些方面的契合。

　　當然，一般來說，女性主義的命運在新自由主義時期表現為一個悖論。一方面，這個先前時期的、相對小的反文化運動已成指數擴張，成功地使其理念散播全球。另一方面，女性主義的理念已經在改變了的語境中經歷了一個巧妙的轉折。在SOC 時期，對經濟主義、男性中心主義、精英主義和威斯特伐利亞主義的批判無疑是解放的，現在看上去卻充滿含糊不清，極易適應新形式的資本主義的合法化需要。

　　畢竟，這種資本主義更愿意面對超越再分配訴求的種種承認訴求，因為它在婦女受薪勞動的基石上建立了一種新的積累體制，并且為了在全球層面上更自由地操控一切而尋求使市場擺脫社會管制。

　　三、超越新自由主義?第二波女性主義面臨一個開放的未來

　　但是今天，這種資本主義自身處于批判的十字路口。也許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和主要國家(現在全部成了凱恩斯主義者)對危機斷然的后-新自由主義回應，發出了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制終結的開始信號。

　　也許奧巴馬的當選、美國及全世界對其當選的熱情反應，也發出了旨在終結作為一種政治方案的新自由主義的一場新運動浪潮早期活躍的信號。或許我們還躊躇地站在另一場“偉大的變革”的邊緣，它正像我剛才已經描述的那場運動一樣廣泛而深刻。

　　倘若如此，后繼社會的形成就會是即將到來的時期中熱烈爭論的目標。而女性主義將在這場論爭中起重要作用——在兩個不同的意義上和在兩個不同的層面：

　　第一，作為我們自我認同的社會運動，女性主義想要確保后繼體制把對性別正義的承諾制度化;而且第二，作為一種總體上散漫的構成，女性主義者在第一種意義上不再擁有和掌握一種空洞的好東西(也許，類似于“民主”)的重要性，它能夠并將會致力于把多種不同的可能發生的情況合法化，但不是所有這些情況都促進性別正義。

　　作為第一種社會運動意義上的女性主義的產物，這個第二種散漫意義上的“女性主義”已經誤入迷途。當這種話語已經脫離該運動時，后者日益面對其自身一個奇怪的陰暗版本，一個既不能簡單接受、也不能整體拒絕的離奇雙面體。“女性主義及其雙面體”這一規則可以用于詳細解釋與2008美國總統選舉有關的好效應，該離奇的雙面體在那里包括了希拉里•克林頓和莎拉•佩林。

　　在這篇論文中，我已經論述了這兩種女性主義在從SOC到新自由主義的轉折中令人不安的舞蹈。從我的敘述中我們應當總結什么?肯定不是更簡單化地說第二波女性主義已經失敗了。也不是簡單地譴責新自由主義的勝利。

　　女性主義的理想的確并非天然有問題，它們也并非始終已經命中注定要屈從于資本主義的目的。我更愿意得出結論，對于首先是一個爭取性別正義運動的女性主義，我們必須在歷史上更有自知之明，即我們是在一個同樣由我們的離奇雙面體所組成的領域發揮作用。

　　對該結果，讓我們鼓足勇氣發問：是否存在解釋我們與新自由主義的“危險聯系”的任何東西?我們是令人遺憾的同時偶然發生的事件的犧牲品嗎?我們碰巧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因而淪為最機會主義的騙子們的捕獲物嗎?資本主義如此不分青紅皂白，以致于把一種內在異質于它的批判觀點手段化看得很平常嗎?抑或在女性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存在某種暗中任意選擇的親緣關系?

　　如果確實存在這樣的親緣關系，我認為，它存在于對傳統權威的批判中。(我將這一觀點歸于與E•扎瑞茨基的個人交流，參見Eisenstein前引書。)這種權威是女性主義的激進主義長期以來的一個目標，它至少自M•沃爾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以來一直追求將女性從人格化的男性，包括父親、兄弟、牧師、長者和丈夫中解放出來。但是傳統權威在一些時期也表現為資本主義擴張的一種障礙，構成市場已被歷史地植入的周邊社會實體的部分，并且這種社會實體已經服務于將經濟理性限定在有限的范圍內。

　　在某些時期，并非始終是。在許多背景下，資本主義更傾向于適應而非挑戰傳統權威。(對于市場的這種植入，見卡爾•波蘭尼：《大轉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第2版(Boston: Beacon, 2001)。)在這一趨勢的歷史瞬間，對傳統權威的這兩種批判表現出趨同，一種是女性主義的批判，另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相反，女性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這里的分歧，才是超越性別服從地位的后傳統形式的：也就是說，對女性生活的制約，并不采取人格化征服的形式，而是產生于結構的或體制化的過程中，其中許多人的行動被抽象地和非人格化地中介了。

　　一個范例是S•奧金(Susan Moller Okin)已表述的“一個由婚姻社會地引發的循環圈和明顯不對稱的弱點”，其中婦女養育兒童的傳統職責有助于形成不利于婦女的勞動市場，結果導致了經濟市場地位中的不平等權力，它反復鞏固并加劇家庭中的不平等權力。(Susan Moller Okin，《正義、性別和家庭》(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NY: Basic Books)，第138頁。)

　　身份服從地位這種被市場中介的過程，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真正的活力源泉。因此，今天它們應當成為女性主義批判的主要焦點，因為我們尋求把自己區別于新自由主義，并避免屈從于新自由主義。當然，這一觀點并非結束反對傳統男性權威的斗爭，它仍然是女性主義批判的一個必要角度。

　　它更是從對其新自由主義雙面體的這種批判中打破了這一捷徑——首先是通過把反對人格化屈從的斗爭連接到對資本主義的制度批判，這種批判承諾自由，實際上以另一種統治形式取代資本主義的統治形式。懷著推進這一議程的希望，我想通過重溫上述我的女性主義批判的4個焦點來進行總結。

　　后-新自由主義的反經濟主義：這一遠離新自由主義的可能轉變，提供了恢復第二波女性主義的解放承諾的機會。采取一個完整的、三維的正義陳述，我們現在可以用一種更均衡的方式整合那些在前一個時期分裂化的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維度。

　　基于在社會總體性生氣勃勃的、現代化的意義上女性主義批判的那些不可或缺的方面，我們應當把女性主義批判重新連接到資本主義批判，并因此重新公正地確定女性主義在左派陣營中的地位。

　　后-新自由主義的反男性中心主義：同樣，向后-新自由主義社會的可能轉變，提供了打破我們的家庭收入批判和彈性資本主義之間的偽造聯系環節的機會。重申我們的男性中心主義批判，女性主義者可以對一種生活方式發生影響，這一方式將受薪勞動去中心化并重新估價非商品化活動，包括家務勞動。現在大多由婦女承擔的家務勞動，應當成為每個人的美好生活的一個有價值的組成部分。

　　后-新自由主義的反精英主義：因而，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也提供了打破我們的精英主義批判和市場化之間的偽造聯系環節的機會。重申對參與民主的支持，女性主義者現在可以對一種政治權力的新組織形式發生影響，一種使官僚政治的管理主義服從于公民賦權的形式。因而，該觀點不是削弱，而是加強公共權力。因此，我們今天追求的參與民主，是為了正義的利益用政治去馴服市場和駕馭社會的形式。

　　后-新自由主義的反威斯特伐利亞主義：最后，新自由主義的危機提供了以一種生產方式解決我們長期以來關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矛盾情感的機會。由于資本的跨國延伸，今天所需要的公共生產能力不可能單獨定位在領土國家。因而，這里的任務是用有限的政治共同體去打破排他的民主認同。

　　連接其他進步力量，女性主義者現在可以對一種后-威斯特伐利亞的新政治秩序發生影響，它是一種多層面的秩序，在每一層面上都是民主的。將輔助與參與相結合，民主力量的新群體應當有可能矯正每一維度的非正義，這些非正義沿著每一軸心并存在于每一層面上，包括跨國界的非正義。(Fraser：《正義的尺度》(Scales of Justice)，見前引書。)

　　那么，我現在提出，這是一個女性主義應當進行重大思考的時刻。注意到新自由主義的沖擊已將我們最好的理念手段化，我們現在有一個重申這些理念的機會。我們可以抓住這個瞬間，嘗試著彎曲那場正在迫近的偉大變革的弓弦，朝著性別正義的方向，并朝著更廣泛的社會正義的方向。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