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以及對于許多具有相似的歷史定位、即定位在白種人、從事專門職業的中產階級、女性、激進分子、北美人、中年體態的人——來說，政治身份危機的根源是多種多樣的。美國左派和美國女性主義的晚近歷史，即是通過不斷的分裂和尋求新的本質統一性而對這種危機做出的反應。

　　——唐娜·哈拉維

賽博宣言：1980年代的科學、技術以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作者：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

　　譯者：嚴澤勝

　　集成電路中的婦女的共同語言的反諷夢

　　本文是一種嘗試建立忠實于女性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唯物主義的反諷式政治神話的努力。或許褻瀆要比尊崇和認同更為忠實。褻瀆似乎總是需要非常嚴肅地對待事物。我不知道從美國政治——包括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政治——的世俗宗教的、福音派新教會的傳統中還能采取什么更合適的姿態。

　　褻瀆在內部保護某種道德免受大多數道德的壓制，同時亦堅持認為共同體是必要的。褻瀆不是背叛。反諷關涉不能化解為更大的整體的矛盾，甚至辯證地說，關涉使不相容的事物連在一起而產生的張力，因為兩個或所有不相容的事物都是必要和真實的。反諷關涉幽默和嚴肅的游戲。它也是一種修辭策略和一種政治手段，一種我希望在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中看到的更受尊重的政治手段。處于我的反諷式忠實——即我的褻瀆行為——中心的是賽博的形象。

　　賽博（cyborg）是控制論的有機體（cybernetic organism），是機器與生物體的混合，既是虛構的生物也是社會現實的生物。

　　社會現實是實踐的社會關系，這是我們最重要的政治建構，一種改變世界的虛構。國際婦女運動建構了“婦女經驗”，也揭示或發現了這一至關重要的共同對象。這種經驗既是虛構也是事實，有著最為重要的、政治的性質。解放依賴于對壓迫的意識——想象的理解——的建構，同樣也依賴對可能性的意識的建構。

　　賽博既是虛構也是實踐經驗的問題，這種虛構和實踐經驗改變了二十世紀晚期算作婦女經驗的那些東西。這是超越生死的斗爭，不過，科幻小說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界限是一種視覺幻象。

　　當代科幻小說充滿了賽博——這種同時既是動物也是機器的生物，居于模棱兩可地既是自然的也是制造的世界中。現代機器也充滿賽博，這是生物體與機器——每一個都被想象成編碼的裝置——的親密耦合，而且擁有一種不是在性的歷史中產生的權力。

　　賽博的“性征”恢復了羊齒植物和無脊椎動物的那種有趣的自我復制的巴洛克式風格（這樣一種微妙的預防異性戀的機體特征）。賽博的自我復制與機體復制不相干。現代生產似乎像是一個賽博將工作領域殖民化的夢，一個使泰勒主義的夢魘顯得像是田園詩的夢。 

　　現代戰爭是一場賽博的狂歡，被編碼為C3I，即命令——控制——交流——智能 （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intelligence），這是1984年美國國防預算的一個840億美元的項目。我在論證的是，賽博是一種測繪我們的社會與身體現實的虛構，也是一種暗示某些非常有成效的耦合的想象的源泉。福柯的生命政治是賽博政治這一非常開放的領域的一個微弱預兆。

　　迄至20世紀后期——這是我們的時代，一個神話的時代——我們全都是吐火女怪(chimera)，是理論上虛構的機器和生物體的混合物;總之，我們是賽博。

　　賽博是我們的本體論 ，它賦予我們政見。賽博是凝縮著想象和物質現實的形象，是兩個結合在一起構成所有歷史轉變之可能性的中心。在“西方的”科學和政治傳統——即種族主義、男權資本主義的傳統;進步的傳統;挪用自然作為文化生產的資源的傳統;從他者的反射來再造自我的傳統——中，生物體與機器的關系曾是一場邊境戰爭。在這場邊境戰中至關重要的是生產、再生產以及想象的領地。本文是對邊界混亂的快樂和邊界建構的責任的論證。

　　本文也努力以一種后現代主義的、非自然主義的方式、在想象一個無性別的世界——也許是一個沒有遺傳的世界，但也許也是一個沒有終結的世界——的烏托邦傳統中，促進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文化和理論。賽博這種化身是外在于拯救的歷史的。

　　賽博是后性別世界的生物;它與雙性戀傾向、前俄狄浦斯期的共生現象 ，非異化勞動 ，或其他通過最終把各部分的全部能量挪用到一個更高的統一體中去的機體完整性的誘惑毫無關系。在某種意義上，賽博沒有西方意義上的起源故事；這是一個“最后的”諷刺，因為賽博也是“西方”逐漸加強對抽象個性化——即一個終于擺脫了所有依賴的終極自我，一個太空中的人——的控制的可怕的天啟式的終極目標。

　　“西方式”人文主義意義上的起源故事取決于原初的統一性、完滿性、賜福與恐怖的神話——每個人必須與之分離的菲勒斯母親再現了這種神話——取決于個體發展的任務與歷史的任務這對孿生的、對我們來說最強烈地銘刻在精神分析學與馬克思主義中的有力神話。

　　希拉里•克萊恩曾論證說，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學，在它們的勞動概念和個體化與性別構成的概念方面，都依賴于一出逐漸強化對婦女/自然的控制的戲劇中的原初統一性——差異必然從中產生——的情節。賽博跳過了原初統一性即西方意義上的與自然同化這一步。這就是它的像星球大戰計劃那樣可能導致顛覆其目的論的非法允諾。

　　賽博斷然堅持局部性、反諷性、親密性和反常性。它是對抗性的、烏托邦式的和完全不是無害的。賽博不再由公私兩極所結構，它界定了一個部分基于家庭的社會關系變革的技術城邦的范圍。

　　自然與文化被重構;其中的一個不再是另一個挪用或合并的資源。由部分形成整體的那些關系，包括極性與等級制統治的關系，在賽博世界中是有爭議的。與法蘭肯斯坦的怪物的希望不同，賽博并不指望其父親通過重建樂園來解救它;即通過制造一個異性戀配偶，通過它在一個完成的整體——如一座城市和宇宙——中的實現來解救它。

　　在這個沒有俄狄浦斯計劃的時代，賽博也不夢想基于有機家庭模式的共同體。賽博不會承認伊甸園；它不是由泥土制造的，因而不可能夢想回歸塵土。也許這就是我想要看看賽博是否能夠顛覆預示在某種被命名為撒旦的狂暴沖動中回歸核塵埃的天啟的原因。賽博并不虔誠；它們不會回想起宇宙。它們對整體論充滿警覺，但渴望聯系——它們似乎對統一戰線政治有某種天生的感覺，但卻沒有先鋒政黨。當然，賽博的主要問題是，它們是軍國主義和父權制資本主義——更不要提國家社會主義——的私生子。不過私生子通常極不忠實于自己的起源。畢竟，它們的父親是無關緊要的。

　　我將在本文的結尾回到賽博的科幻小說這個問題，但現在我要指出三處至關重要的邊界崩潰，這使得以下的政治虛構（政治科幻）分析成為可能。

　　到20世紀后期，在美國的科學文化中，人與動物的界限被徹底打破了。獨特性的最后一片沙灘，即使沒有變成娛樂公園，也已被污染了——語言、工具使用、社會行為、精神活動，沒有什么能真正令人信服地決定人與動物的分離。許多人不再覺得需要這種分離;的確，女性主義文化的許多派別肯定了人與其他活的生物的聯系的快樂。保護動物權利的運動不是對人的獨特性的非理性否定；它們眼光銳利地認識到要跨越自然與文化的不光彩的斷裂，建立二者間的聯系。

　　最近兩個世紀以來的生物學與進化論同時既使現代生物體成為知識的對象，同時也使人與動物的聯系變成某種一再受到生命科學與社會科學間的意識形態斗爭和專業爭論的侵蝕的模糊痕跡。在此框架內，給現代基督徒教授創世論，應該像某種形式的虐待兒童那樣受到反對。

　　生物決定論的意識形態是科學文化中惟一公開論證人的動物性的意義的立場。從事激進政治的人大有余地為破裂的邊界的意義爭辯。賽博出現在神話中，這恰好是人與動物的界限被逾越的地方。賽博遠不是標志著將人與其他活的存在隔開，而是標志著既令人不安又令人愉快的緊密結合。獸性在這種婚姻交換的循環中具有了新的地位。

　　第二個有漏洞的區分是動物——人(生物體)與機器的區分。前控制論的機器可能有鬼魂出沒;機器中總是有鬼魂的幽靈。這種二元論構成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話，此對話由某個辯證法的后裔——根據西號稱其為精神或歷史都行——所解決。不過從根本上說，機器不是自動的、自我設計的、自治的。它們不可能實現人的夢想，只能使其破滅。

　　它們不是男人，不是自己的創造者，而只是對男權主義復制夢想的滑稽模仿。只有妄想狂才會認為它們不是這么回事。現在我們并不如此肯定。20世紀后期，機器已使得自然的與人造的、心靈與身體、自我發展的與外部設計的之間的差異、以及許多其他過去常應用于生物體與機器的區分變得徹底模糊了。我們的機器令人不安地生氣勃勃，而我們自己則令人恐懼地萎靡遲鈍。

　　技術決定論是把機器和生物體重新構想為編碼的文本——通過這些文本我們從事著書寫與閱讀世界的游戲——所打開的惟一意識形態空間。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理論中的將一切都“文本化”，因其對作為任意閱讀的“游戲”之基礎的統治的現實關系的烏托邦式漠視，而受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指責。當然，后現代主義策略，像我的賽博神話一樣，確實顛覆了無數的有機整體（例如，詩、原始文化、生物學有機體）。

　　簡言之，被看作是自然——見識的來源和純真的保證——的東西的確定性遭到破壞，可能是致命的破壞。闡釋的先驗權威喪失了，作為“西方”認識論之基礎的本體論亦隨之喪失。不過，可供選擇的既不是玩世不恭也不是背信棄義，即某種抽象的生存形式，就像對通過“機器”摧毀“人”、或通過“文本”摧毀“有意義的政治行動”的技術決定論的解釋那樣。賽博將會是誰？

　　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一個生存的問題。黑猩猩和人工制品都有政治學，那為什么我們不應該有? 第三個區分是第二個區分的子集：對我們來說，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界線是極其模糊的。有關量子理論的后果和測不準原理的物理學科普讀物，是作為美國白人異性戀性關系的激烈變革標志的丑角羅曼司的某種科普對等物：盡管它們曲解了它，但是它們涉及的問題是正當的。現代機器的精髓是微電子設備：它們無處不在而又無一可見。

　　現代機器是一個不虔敬的新暴發的神，它嘲笑上帝的無所不在和精神性。硅芯片是用于書寫的表面：它銘刻在只被原子噪音擾亂的分子刻度上，這種原子噪音是為保護核子刻度的最終干預。書寫、權力以及技術在西方文明的起源史上是老搭檔，但是小型化改變了我們對機械裝置的經驗。

　　小型化結果與權力有關;小與其說美觀還不如說極其危險，例如巡航導彈的情況。比較一下1950年代的電視機或1970年代的新聞攝影機與現在在做廣告的腕戴電視或手持攝像機吧。我們最好的機器是由陽光制造的;它們全都明亮、潔凈，因為它們只是信號、電磁波，即光譜的一部分。而且這些機器極其輕便，易于攜帶——一個在底特律和新加坡的巨大的人類煩惱的問題。人在任何地方都幾乎沒有如此易變，既是物質性的也是不透明的。賽博是以太，是精萃。

　　賽博的無所不在與不可見性恰恰是這些陽光帶機器如此極端的原因。它們在政治上就像在物質上那樣難以看清。它們與意識——或者意識的類像——有關。 它們是乘輕型貨車橫跨歐洲的漂浮的能指，受到那些背井離鄉因而行為怪異的格林漢姆婦女(Greenham women) ——她們對賽博權力網絡有很好的理解——的女巫——織物(witch-weavings)的阻礙，她們的阻礙比老式的男權政治——這種政治的自然選民需要防御工作——的武力更為有效。最終，最“艱深”的科學涉及的是界線最模糊的領域，即純粹數字、純粹精神、C3I、密碼術以及對有效的秘密之保存的領域。

　　新機器因而清潔而明亮。它們的工程師是太陽的崇拜者，居間促成一場與后工業社會的夜夢密切相關的新科技革命。這些清潔機器所引起的弊病只是免疫系統的某種抗原的微小編碼的改變，只是對壓力的經驗。“東方”婦女靈巧的小指，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少女對小家家的舊式迷戀，婦女對小東西的強迫關注在當今世界呈現出全新的維度。也許有一個賽博艾麗斯(Alice) 考慮到這些新的維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也許是在亞洲制造芯片，并在圣麗塔(Santa Rita)旋轉舞蹈的非自然的賽博婦女，它被建構的統一性將引導有效的對抗策略。

　　因此，我的賽博神話關涉的是被僭越的界線、有效的融合，以及改革派可能將其作為必需的政治工作之一部分來予以探究的危險的可能性。我的前提之一是，大多數美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都看到在社會實踐、符號表達、以及與“高技術”和科學文化相關的物質制品中被深化的心與身、動物與機器、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二元論。

　　從《單向度的人》到《自然之死》 ，改革派所發展的分析策略強調技術的必然統治，并使我們恢復為一種想象的有機整體，以整合我們的抵抗。我的另一個前提是，那些抵抗世界范圍內技術統治的強化的人們需要團結的程度空前強烈。不過，一種稍稍反常的視角轉換可以更好地使我們能在技術介入的社會中為意義以及其他形式的權力和快感而斗爭。

　　從一個視角來看，賽博世界關涉的是最終把控制的格柵強加在地球上，是最終體現在以防御的名義發動的星球大戰啟示的抽象觀念，是女性身體在男權主義的戰爭狂歡中的最終挪用。從另一個視角來看，賽博世界可能關涉活的社會和身體的現實，在其中人們不擔心他們與動物和機器的共同的親緣關系，不擔心永遠是局部的身份和矛盾的立場。

　　政治斗爭是同時從兩個視角來看的，因為每一個視角都揭示了從另一個有利位置看是不可思議的統治和可能性。單視覺比復視覺或多頭怪獸產生更嚴重的幻覺。賽博統一體是怪異與不合法的;在當前的政治情勢下，我們幾乎不可能為抵抗和再結合期望更有力的神話。

　　我愿意把LAG——利弗莫爾行動小組(Livermore Action Group)——想象為一種賽博團體，它致力于切實地改變最強烈地體現和涌出技術啟示的方法的實驗室，致力于建立一種實際上設法把女巫、工程師、老人、性變態者、基督徒、母親以及列寧主義者長期聯合起來以使美國裁軍的新的政治形式。不可能的分裂是我所在城鎮的親合團體的名稱(親合：不是通過血緣而是通過選擇聯系在一起，一個化學核團體吸引另一個，即親合力。)

　　破碎的身份

　　已很難用一個單一的形容詞來命名某個團體的女性主義——甚或已很難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這個名詞了。通過命名來進行排斥的意識很嚴重。身份似乎是矛盾的、局部的和策略性的。由于對它們的社會和歷史建構的承認是艱難贏得的，因此性別、種族與階級不可能為對“根本的”統一性的信仰提供基礎。

　　成為一個“女性”不存在必然束縛婦女的東西。甚至不存在“成為”女性這樣一種狀態，女性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范疇，它是在有爭議的性科學話語和其他社會實踐中建構的。性別、種族或階級意識是由父權制、殖民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的充滿矛盾的社會現實的可怕的歷史經驗強加于我們的結果。

　　在我的修辭中誰算作“我們”?哪種身份可以用來為這樣一種稱為“我們”的有力的政治神話奠定基礎?什么可以激發對這個集體的積極參與?在女性主義者中(更不用說在婦女中)沿著每一條可能的錯誤路線發生的痛苦的分裂，已使得婦女(woman)這一概念令人難以捉摸，成為為婦女之間相互支配之矩陣辯解的理由。

　　對于我——以及對于許多具有相似的歷史定位、即定位在白種人、從事專門職業的中產階級、女性、激進分子、北美人、中年體態的人——來說，政治身份危機的根源是多種多樣的。美國左派和美國女性主義的晚近歷史，即是通過不斷的分裂和尋求新的本質統一性而對這種危機做出的反應。不過，另一種通過聯合——親合，而不是通過身份而做出的反應也逐漸得到承認。

　　切拉•桑多瓦爾從對稱為有色人種婦女的新的政治聲音形成的特定歷史時刻的考慮的角度，對一種稱為“對抗意識”的有希望的政治身份模型予以理論說明，這種政治身份模型來源于那些被拒絕在種族、性別或階級這些社會范疇中獲得穩定的成員資格的人對權力網絡的理解能力。“有色人種婦女”——這是一個在其誕生時就遭到它所要包含的那些人的反對的名稱，以及一種標志著“西方”傳統的男性的所有符號的系統損毀的歷史意識——用他性和差異構建了一個后現代主義的身份。這種后現代主義的身份是完全政治化的，無論人們會怎樣談論其他可能的后現代主義。

　　桑多瓦爾強調，識別誰是一個有色人種婦女缺乏基本的標準。她注意到，對一個群體的界定是通過對否定的有意識的挪用進行的。

　　例如，一個墨西哥裔美國婦女或一個美國黑人婦女并不能像一個婦女或像一個黑人或像一個名墨西哥裔美國男人那樣講話。因此，她處于否定性身份層級的底端，被置于甚至那些稱為“婦女與黑人”——他們主張進行重大的變革——的享有特權的受壓迫的身份類型之外。“婦女”這一范疇否定了所有非白人婦女；“黑人”這一范疇否定了所有非黑色人種，以及所有黑人婦女。

　　不過，在已確證她們作為美國有色人種婦女的歷史身份的美國婦女中，也并不存在著一個“她”，不存在任何單一性，而是存在著一個差異的海洋。這一身份劃分出一個自覺建構的空間，這個空間不能確證那種基于自然的認同行動的能力，而只能確證那種基于自覺的聯合、親合以及政治上的親密關系行動的能力。與美國白人婦女運動的某些支流的“婦女”不同，這里并不存在對這一范型的自然化，或至少，這是桑多瓦爾論證通過對抗意識的力量唯一可獲得的身份。

　　必須把桑多瓦爾的論點看作是對女性主義者的有力的系統表述，這種表述源于世界范圍內的反殖民主義話語的發展，反殖民主義話語消解了“西方”及其最高成果——一個不是動物、野蠻人或女人的人，即男人，他是一個稱為歷史的宇宙的創造者。隨著東方主義在政治和符號方面被解構，西方身份包括女性主義者的身份都不穩定了。

　　桑多瓦爾論證，“有色人種婦女”有機會建立一種有效的統一體，此統一體并不是復制先前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的那種帝國主義化的、總體化的革命主體，這種主體沒有正視由解殖民化而引起的那種無序的多音狀態。

　　凱蒂•金強調認同的限度以及認同的政治/詩學機制，這種機制被納入對“詩歌”這種文化女性主義的生成內核的閱讀之中。金批評當代女性主義者中的那種持續傾向，即從女性主義實踐的不同“契機”或“對話”轉到對婦女運動加以分類，以使自己的政治傾向顯得像是全體的終極目的。

　　這些分類往往重新使得女性主義歷史像是在時間中持存的種種相關類型的女性主義——尤其是那些被稱為激進的、自由主義的以及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的典型團體——間的意識形態斗爭。不夸張地說，通過建立一種明確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所有其他的女性主義通常不是被合并就是被邊緣化。

　　女性主義分類學產生了對偏離官方婦女運動經驗進行控制的認識論。當然，“婦女文化”，就像有色人種婦女，是由促使親合的機制有意創造出來的。詩、音樂以及某些形式的學術實踐的儀式是出色的。美國婦女運動的種族和文化政治是密切地相互交織的。金和桑多瓦爾的共同成果是學會在不依賴挪用、合并以及分類認同的邏輯的情況下打造一個詩學/政治的統一體。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理論和實踐上反對通過支配形成的聯合或通過合并形成的聯合的斗爭，不僅削弱了為父權制、殖民主義、人道主義、實證主義、本質主義、科學主義以及其他種種無人惋惜的主義辯護的理由，而且也削弱了所有聲稱采取某種有機或自然的立場的主張。我認為，激進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同樣也削弱了她們/我們的認識論策略，而這是構想可能的統一體的極其重要的一步。西方政治人所了解的所有“認識論”是否會使我們在建立有效的密切關系上失敗，這還要看一看。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努力將革命的立場、認識論建構為那些致力于改變世界的人們的成就，這已成為那種顯示認同的局限的過程的一部分。后現代主義理論的尖刻方法與有關革命主體的本體論話語的建構性方法，也許可以被看作是在為了生存下去而消解西方自我的行動中結成的具有諷刺意味的同盟。

　　我們強烈地意識到擁有一個歷史性建構的身體意味著什么。不過，盡管我們喪失了原初的純真，但我們并沒有被逐出樂園。我們的政治活動也喪失了具有無罪之天真的罪之放縱。不過，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另一種政治神話看起來會像什么呢?什么樣的政治會進行局部的、矛盾的、永遠開放的對個體和集體自我的建構，并且仍然是可靠的、有效的——而且，具有諷刺意味地——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

　　我不知道歷史上還有哪些時候更需要進行政治聯合以有效地對抗“種族”、“性別”、“性征”以及“階級”的支配。我也不知道還有哪些時候我們能夠幫助建立的那種聯合會是可能的。“我們”中沒有人再具有為“他們”中的任何人規定現實狀態的象征或物質的能力。或至少，“我們”不能聲稱沒有實施這種支配。白人婦女，包括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發現（即在尖聲抗議中被迫注意到）婦女這一范疇的非清白。

　　這種意識改變了所有先前范疇的地貌;它就像熱量改變脆弱的蛋白質的性質那樣改變了這些范疇的性質。賽博女性主義者必須表明，“我們”不再需要自然的統一范型，任何結構都是不完整的。清白，以及必然對作為洞見之惟一基礎的受害身份的強調，已造成了足夠的損害。不過，被建構的革命主體也必然使20世紀后期的人們躊躇不前。在對同一性的擾亂和在建構它們的自反策略中，打開了為在預言式地終結了救贖歷史的重大事件之后的時代編織非尸布的東西的可能性。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與激進女性主義都同時使“婦女”這一范疇和對“婦女”的社會生活的意識自然化和非自然化。也許，一種系統的漫畫式描述可以突出這兩種運動的性質。

　　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根源于一種對揭示了階級結構的工資勞動的分析。工資關系的后果是系統的異化，因為工人與其勞動產品相分離。抽象和幻想在知識中居主導地位，支配則在實踐中居主導地位。勞動是使馬克思主義者能夠克服幻想并且發現那個對于改變世界必不可少的觀點的享有特權的范疇。勞動是創造人的教化活動;勞動是使有關主體的知識，因而也是使有關屈從和異化的知識成為可能的范疇。

　　按照忠實的來源關系，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是通過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分析策略聯合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主要成就是將勞動范疇擴展到能容納（某些）婦女所作的事情，即使當工資關系服從于一種更全面的對資本主義父權制下的勞動的看法。特別是婦女的家務勞動以及婦女作為母親的一般活動——即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意義上的再生產——根據與馬克思的勞動概念的類似而進入理論之中。

　　在此，婦女的聯合依賴于以“勞動”的本體結構為基礎的認識論。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并沒有使聯合“自然化”;它是以某種植根于社會關系中的可能的立場為基礎的可能的成就。本質化的運動是處于勞動或其相似物——婦女的活動——的本體結構之中的。繼承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及其突顯的西方自我，對于我來說是件困難的事情。這些系統表述的貢獻是強調現實生活中的婦女的日常責任，是建立聯合而不是使這些聯合自然化。

　　凱瑟琳•麥金諾對激進女性主義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種對作為行動之基礎的西方身份理論的挪用性的、合并性的、總體化的趨勢的漫畫式描述 。根據麥金諾的看法，將晚近稱為激進女性主義的婦女政治活動中所有不同的“契機”或“對話”予以同化，這在實踐上和政治上都是錯誤的。

　　不過，她的理論的目的論邏輯卻顯示某種認識論和本體論——包括對它們的否定——如何消除或控制著差異。麥金諾理論的作用之一是重寫了激進女性主義這個雜多領域的歷史。主要的作用是創制了一種經驗理論，即有關婦女身份的理論，這種理論對于所有的革命立場來說是一種啟示。即使說，被納入這種有關激進女性主義的敘述的總體化，通過強化對徹底的非存在的經驗和證明而達到了其目的——婦女的聯合。

　　對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來說，意識是一種成果，而非自然的事實。麥金諾的理論消除了人道主義革命主體所固有的某些困難，但卻是以徹底的還原論為代價的。

　　麥金諾認為，激進女性主義必需采取一種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分析策略，不是先看階級結構，而是先看性/性別結構及其生成關系，以及男人在性方面對女人的建構和占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麥金諾的“本體論”建構了一個非主體、非存在。“女人”不是起源于自己的勞動，而是起源于另一個人的欲望。因此，她發展了一種意識理論，這種理論強調可看作“女人”經驗的東西——即為性侵犯命名的一切，而且就“女人”可涉及的范圍而言，就是為性本身命名的一切。女性主義實踐是對這種意識的建構，即對不存在的自我的自我認識。

　　反常的是，在這種激進女性主義中，性占有仍然具有勞動的認識論地位，也就是說，能有助于改變世界的分析必然由此產生。但是，性/性別結構的結果是性的對象化而不是異化。在認識領域，性的對象的結果是幻覺和抽象。不過，一個女人不僅與她的產物疏離，而且在某種深層意義上不是作為一個主體，甚或不是作為一個潛在的主體而存在，因為她自己作為一個女人的存在全依憑于性占有。通過他人的欲望而被建構，與勞動者被迫和自己的勞動產品分離而被異化，并不是一回事。

　　麥金諾的徹底的經驗論是極端總體化的；它與其說排斥，還不如說取消了所有其他婦女的政治言語和行動的權威性。正是這種總體化產生了西方父權制本身從未成功產生過的東西——即女性主義者對婦女除非作為男人欲望的產物，否則就是某種非存在的意識。

　　我認為，麥金諾正確地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的身份觀并不能為婦女的聯合奠定堅實的基礎。但在為了女性主義的目的而解決所有西方革命主體的矛盾的問題時，她發展了一種甚至更專橫的經驗學說。

　　如果說我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立場不滿的是他們無意識地取消了在反殖民話語和實踐中明顯的多種聲音的、不可同化的根本差異，那么麥金諾有意識地通過婦女“本質上的”非存在而取消所有的差異也并不令人心安。

　　歷史的再銘刻——激進女性主義可以容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稱之為勞動的婦女的所有活動，只要這些活動可以被性別化。生育對于這兩種傾向具有不同的意味，一種傾向植根于勞動，另一種傾向植根于性，二者都把支配和忽視社會和個體現實的后果看作“錯誤意識”。

　　超越于任何一位創始人的論證中的困難或貢獻，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的觀點往往都不接受局部解釋的地位;二者通常被建構為整體性的。西方的解釋也如此要求;“西方的”創始人還能怎樣與其他的創始人結合呢?

　　每一種支配都試圖吞并其他的支配，其方式是通過類比、簡單的列表或補充來擴展其基本范疇。激進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中對種族問題的難堪的沉默，是一個嚴重的破壞性的政治后果。歷史和多種聲音消失在試圖建構譜系的政治分類之中。在聲稱揭示作為一個統一的或可總體化的整體的女人這一范疇和婦女這一社會群體之建構的理論中，沒有為種族（或別的許多東西）留有結構空間。我的漫畫式描述的結構表面上是這樣：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階級結構//工資勞動//異化

　　勞動，類似于生育，擴展到性，加上種族

　　激進女性主義——

　　性別結構//性占有//對象化

　　性，類似于勞動，擴展到生育，加上種族

　　在另一個語境中，法國理論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聲稱，婦女在二戰后作為一個歷史群體與青年等群體一同出現。她所說的日期是可疑的;但我們現在習慣于想起，作為認識的對象和歷史的參與者，“種族”并不始終存在，“階級”具有歷史的起源，而“同性戀”是相當晚近的。并非偶然的是，正是在地球上人們聯系的網絡空前多樣、豐富和復雜的同時，人類家庭這一象征系統——而且也是女人的本質——卻崩潰了。“發達資本主義”不足以表達這一歷史時刻的結構。

　　在“西方的”意義上，人的終結是至關重要的。在現時代，女人分裂為婦女并不是偶然的。或許，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實質上并沒有犯下提出壓制婦女的特殊性和相互矛盾的利益的本質主義理論的罪過。我認為，我們至少已經通過不加思慮地參與白人人道主義的邏輯、語言與實踐，以及通過尋求一個單一的支配基礎，以確保我們革命的聲音。現在，我們已很少辯解的理由。但是，由于意識到失敗，我們冒著陷入無限的差異和放棄那種建立局部、真實之聯系的令人困惑的任務的危險。某些差異是十分有趣的：某些差異是世界歷史支配系統的兩極。“認識論”關涉的是對差異的認識。

　　統治的信息學

　　在這種對某種認識論和政治性的立場的嘗試中，我想勾畫一幅描繪可能的聯合的圖畫，這幅圖畫受惠于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的計劃原則。我勾畫的框架是根據世界范圍內與科學和技術有關的社會關系的重組的程度和重要性來設定的。

　　我支持這樣一種政治，它根源于如下主張：即認為在一個新興的世界秩序體系——在其新穎性和范圍上堪比工業資本主義創造的世界秩序——中，必須在階級、種族與性別的性質上有根本性的變革。我們正經歷一個從有組織的工業社會向多形態的信息系統轉變的運動過程——從極度工作轉向極度游戲，一種致命的游戲。這種二分法既是物質性的也是意識形態性的，可以用下列圖表來表示，此圖表顯示了從安逸的舊式等級制統治向我稱之為統治的信息學的可怕的新網絡的轉變：

　　表征 仿真

　　資產階級小說，現實主義 科幻小說，后現代主義

　　有機體 生物成分

　　深度，完整性 表面，邊界

　　熱烈 喧鬧

　　作為臨床實踐的生物學 作為銘刻的生物學

　　生理學 通信工程學

　　小團體 亞系統

　　完美 最優化

　　優生學 人口控制

　　頹廢，《魔山》 退化，《未來沖擊》

　　衛生學 施壓管理

　　微生物學，肺結核 免疫學，艾滋病

　　有組織的勞動分工 生物工程學/勞動控制論

　　功能專業化 模數建構

　　繁殖 復制

　　器官性功能專門化 最佳遺傳策略

　　生物決定論 進化慣性，強制

　　共同體生態學 生態系統

　　種族存在鏈 新帝國主義，美國人道主義

　　家庭/工廠的科學管理 全球工廠/電子農舍

　　家庭/市場/工廠 集成電路中的婦女

　　家庭工資 可比價值

　　公共/私人 塞博公民身份

　　自然/文化 差異領域

　　合作 增進交流

　　弗洛伊德 拉康

　　性 遺傳工程

　　勞動 機器人技術

　　心智 人工智能

　　第二次世界大戰 星球大戰

　　白人資本主義父權制 統治的信息學

　　這份列表暗示了許多有趣的東西。首先，右邊的那些項目不可能被編碼為一種顛覆左邊項目的自然主義編碼的“自然的”結果。我們在意識形態上或物質上都不可能返回了。不僅是“上帝”死了，“神性”也死了。在考慮生物成分這類項目時，我們不應根據基本性質，而應根據設計策略、界線限制、流速、系統邏輯、減少限制的代價等來考慮。

　　有性繁殖是多種繁殖策略中的一種，其代價和收益取決于系統環境。有性繁殖的意識形態再也沒有理由祈求那些將性與性角色看作像有機體和家庭這類自然物的有機方面的概念了。這種推論將被揭露為非理性的，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閱讀《花花公子》的公司管理人員與反色情的激進女性主義者將結成不可思議的盟友以共同揭露這種非理性主義。

　　同樣地，就種族而言，有關人類多樣性的意識形態必須根據參數的頻率來表述，就像血型或智力評分一樣。援引像原始和文明的之類的概念是“非理性的”。對自由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而言，對完整的社會系統的尋求讓位于一種稱為“試驗人種學”的新實踐，在這種實踐中，有機物消失在對寫作游戲的關注中。在意識形態的水平上，我們看到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被翻譯為發展和欠發達、現代化的速度和限制之類的語言。

　　所有的物或人可以適當地根據分解和重組來加以考量;沒有“自然的”架構來限制系統規劃。世界所有城市的金融區，以及出口加工和自由貿易區，表明了“晚期資本主義”的這一基本事實。全宇宙可被科學認識的事物，必須作為通信工程學中的問題(對于管理者而言)或作為文本的理論(對那些會抵制的人而言)來加以系統闡述。二者都是塞博符號學。

　　我們認為控制策略應集中在邊界條件和交界面，而不是集中在跨越邊界的流速——也不是集中在自然客體的完整性上。西方自我的“正直”或“真摯”讓位于決定程序和專家系統。例如，用于控制婦女生育能力的控制策略將在人口控制和個體決策人的目標成果最大化的語言中得到發展。控制策略將根據效率、限制的代價、自由度來系統闡述。人類，就像所有其他成分或亞系統那樣，必須定位在一個系統架構內，此架構的基本運作模式是蓋然論的、統計學的。沒有任何客體、空間或身體本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成分都可以與其他任何成分接合，如果可以為處理某種普通語言的信號建構適當的標準、適當的代碼的話。當今世界的交換超越了資本主義市場實現的那種普遍轉化，馬克思對此作過充分的分析 。影響當今世界各類成分的特優病狀是強制—交流的中斷。塞博不屬于福柯的生物政治；塞博是在模擬政治，這是一種更有效力的運作領域。

　　這種對二戰之后歷史性地出現的科學和文化上的認識對象的分析，使我們得以看到女性主義分析的某些重大缺陷，好像自亞里斯多德以來組織著“西方”話語的有機的、等級化的二元論仍然支配著女性主義分析的進行。這些二元論已被拆解利用，或如左伊•索菲婭可能指出的，它們已被技術性地消化了。

　　心與身、動物與人、有機體與機器、公與私、自然與文化、男與女、原始與文明的二元劃分，在意識形態上都是成問題的。婦女的實際境況是她們被榨取/整合進一個生產/生育和稱為統治的信息學的交流構成的世界體系。

　　家庭、工作場所、市場、公共場所、身體本身——所有這些都可以幾乎無限多樣的方式分散和接合，這對婦女和其他人具有巨大的影響，這些影響本身是因人而異的，并且使得有效的國際對抗性運動對于生存來說既難以想象又至關重要。重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政治的一條重要途徑是通過專注于科學和技術的社會關系——包括決定性地結構我們的想象的神話和意義體系——的理論和實踐來進行的。塞博是一種分散重組的后現代的集體與個人的自我。這是女性主義者必須編碼的自我。

　　通信技術和生物技術是重構我們身體的關鍵工具。這些工具體現和強化了全世界婦女的新的社會關系。技術與科學話語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形式化，即理解為那些建構它們的流動的社會相互作用的固定瞬間，不過，它們也應被看作是強化意義的手段。工具與神話、手段與概念、歷史性的社會關系系統與對可能的身體——包括知識的對象——的歷史性剖析之間的界線是可穿越的。的確，神話與工具彼此相互建構。

　　而且，通信科學與現代生物學是通過一種共同的步驟建構的——即把世界轉化為編碼問題，這是在尋求一種共同的語言，在這種語言中，所有對作為手段的控制的抵抗都消失了，所有異質因素都可以分解、重組、投資和交換。

　　在通信科學中，把世界轉化為編碼問題，可以通過考察應用于電話技術、電腦設計、武器部署或數據庫的創建和維護的控制論的(反饋控制的)系統理論來加以闡明。在每種情況下，關鍵問題的解決依賴于一種語言和控制理論;關鍵的運作是確定信息量流動的速率、方向和概率。

　　世界被再分為不同的范圍，這些范圍的信息滲透性是不同的。信息只是那種允許普遍的轉化，從而也允許不受阻礙的工具性權力(稱為有效交流)的可計量的要素(單位，統一的基礎)。對于這種權力的最大威脅是交流的中斷。所有的系統崩潰均取決于壓力。這種技術的基本原理可以精簡為C3I隱喻，即命令—控制—交流—智能(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intelligence)，這是表示其運作理論的軍事符號。

　　在現代生物學中，把世界轉化為編碼問題，可以通過分子遺傳學、生態學、生物社會學的進化理論以及免疫生物學來加以闡明。有機體已被轉化為基因編碼和解碼的問題。生物技術，作為一種書寫技術，廣泛滲透到研究之中。在某種意義上，有機體不再作為知識的對象存在，而是讓位于生物成分，即特種信息處理部件。生態學中的類似步驟可以通過探究生態系統這一概念的歷史和效用來予以分析。

　　免疫生物學和相關的醫學實踐是編碼和識別系統作為認識對象，作為建構我們身體現實的結構的特權的富有意義的范例。生物學在這里是一種密碼系統。研究必然是一種智力活動。這頗有諷刺意味。受到壓力的系統會出錯；它的交流過程會中斷；它無法識別自我和他者的差異。移植了狒狒心臟的人類幼兒引起了全國性的倫理困惑——對于動物權益保護者如此，對于人類純潔性的護衛者至少也是這樣。男同性戀者、海地移民以及靜脈注射藥物的使用者，是標志著（銘刻在身體上）界限混亂和道德墮落的可怕的免疫系統疾病的“享有特權的”犧牲品。

　　不過，這些涉入通信科學與生物學的離題已達到一個極高的層次;有一個尋常的、主要是經濟上的現實支撐著我的主張，即這些科學與技術為我們顯示了世界結構的根本轉變。通信技術依賴于電子技術。現代國家、跨國公司、軍事力量、國家福利機構、衛星系統、政治程序、創造我們的想象之物、勞動管理系統、對我們身體的醫學建構、色情商業、國際勞動分工以及宗教福音傳道，都密切依賴電子技術。微電子技術是類象——即沒有原作的復制——的技術基礎。

　　電子技術促成了勞動向機器人技術和文字處理、性向遺傳工程和生育技術、心智向人工智能和決策程序的轉化。新的生物技術不僅僅關注人的生育。生物學作為一種有效地重新規劃原料和生產過程的工程科學，對于產業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在今天，這種意義也許最明顯地表現在發酵、農業與能源領域。通信科學和生物學是對自然—技術知識對象的建構，這種對象徹底模糊了機器與有機體的差異;心、身與工具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日常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的物質性的“跨國”組織，文化和想象的生產與再生產的象征性組織，二者似乎也同樣密不可分。基礎與上層建筑、公與私或物質與觀念的維持界限的形象似乎從未更虛弱。

　　我曾用雷切爾•格羅斯曼描繪的集成電路中的婦女這一形象，來給在一個如此密切地通過科學與技術的社會關系重構的世界中的婦女的境況命名。我用“科學與技術的社會關系”這樣一個古怪的累贅表述來表明，我們不是在論述一種技術決定論，而是論述一種依賴于人們之間的結構關系的歷史系統。不過，這一表述也應表明，科學與技術提供了新的力量源泉，我們需要新的分析與政治行動的源泉。植根于高技術促成的社會關系中的種族、性與階級的某些重組，可以使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與有效的進步政治的關系更為密切。

　　家庭工作經濟

　　“新產業革命”產生了一種新的遍及全球的工人階級。資本的極端流動性和新興的國際勞動分工，與新集體的出現以及熟悉的群體分類的弱化，相互交織在一起。這些發展既不是無關于性別，也不是無關于種族的。發達工業社會中的白種男人最近易于遭受永久失業，而婦女則不像男人那樣快地從工作名冊上消失。這不僅僅是說第三世界國家的婦女是那些位于出口加工區，尤其是電子工業區的以科技為基礎的跨國公司的優先勞動力。更系統的描繪包括生育、性、文化、消費與生產。

　　在典型的硅谷，許多婦女的生活是圍繞從事電子技術方面工作的職業而建構的，她們的個人現實包括連續的異性戀的一夫一妻制、照顧孩子、疏遠親屬或大多數其他的傳統社團、當她們年老時極有可能孑然落寞和窮困潦倒。在硅谷，不同人種和種族的婦女組成了一個在文化、家庭、宗教、教育、語言方面存在著矛盾差異的微觀世界。

　　理查德•戈登把這種新情況稱為家庭工作經濟(homework economy)。盡管他把與電子技術集合相關而出現的原本意義上的家庭工作包括在內，但戈登是想用“家庭工作經濟”來指稱一種工作重建，這種工作完全具有原先歸之于女性工作——即真正只由婦女從事的工作——的那些特征。工作被重新界定為真正屬于女性和女性化的，無論是由男人或女人來從事它。被女性化意味著變得極其脆弱；能夠像后備勞動力一樣被拆散、重組、利用；與其被看作工人還不如被看作服務器；服從有報酬的工作斷斷續續的時間安排，這種工作是對有限工作日的嘲笑；導致一種近乎猥褻的、不適當的以及還原為性的生存。

　　消除技術需求是新近用于先前享有特權的工人的老策略。不過，家庭工作經濟不僅僅指大規模地消除技術需求，甚至對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技術型職業之外的女人和男人來說，它也不否認新的高技術的領域正在出現。毋寧說，這個概念表明，工廠、家庭與市場按一種新的規模被整合起來，而婦女的位置是關鍵性的——需要對之進行分析以說明婦女中的差異，以及男人和女人在不同情境中的關系的意義。

　　家庭工作經濟作為一種世界資本主義組織結構，是通過新技術而成為可能(不是被其引起)的。攻擊相對享有特權的、主要是白人的、男性的聯合工作之成功取決于新通信技術整合和控制勞動——盡管勞動已大量分散和非中心化——的能力。婦女在失去家庭（男性的）工資（如果她們從未享有過這種白人特權）和她們自己的工作——正在成為資本密集的辦公室工作和護理工作——的特征這兩方面感受到新技術的后果。

　　新的經濟與技術的調整也與福利國家的崩潰，隨之而來的要求婦女為自己以及為男人、孩子和老人維持日常生活的需要的強化相關聯。貧困的女性化——由通過家庭工作經濟(在家庭工作經濟中，穩定的工作成為了例外)摧毀福利國家引起，而由那種希望在養育孩子方面婦女投入的工資將比男人投入的收入多的期待所維持——已經成為一個緊迫的焦點問題。各種婦女做主家庭的起因因種族、階級或性而異;但它們的日益普遍是婦女在許多問題上聯合的基礎。

　　某種程度上作為她們被強加的母親身份的一種職責，婦女通常要維持日常生活這沒有什么新鮮的;但與整個資本主義的日益增多的以戰爭為基礎的經濟的那種整合卻是新的。例如，美國黑人婦女——她們已擺脫（勉強地）薪資家政服務，現在開始大量從事職員及類似的工作——遭受的特殊壓力，對于持續強加的就業狀態下的黑人貧困具有巨大的暗示意味。第三世界的非工業化地區的少女日益覺得自己是家里現金工資的惟一或主要來源，而進入土地則永遠更成問題。這些發展必然在性別和種族的精神動力學和政治學方面產生嚴重的后果。

　　在資本主義的三個主要階段(商品/早期工業、壟斷、跨國)的框架內——與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跨國主義連在一起，并且與詹姆遜的三個主導性的審美時期即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相關——我想要論證，特定的家庭形式與資本的形式以及它的政治和文化的伴生物辯證地相關聯。

　　盡管實行起來是成問題的和不平衡的，但這些家庭的理想形式可系統化為：

　　父權制核心家庭，由公與私的二分模式所結構，并伴隨著白人資產階級的劃分領域的意識形態和19世紀英美資產階級女性主義；

　　現代家庭，由福利國家和像家庭工資這樣的制度所促成（或強加），伴隨著非女性主義的異性戀意識形態，包括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格林威治村所呈現的激進形式；

　　家庭工作經濟的“家庭”，具有婦女做主家庭的矛盾修辭結構，它否定女性主義并吊詭地強化和削弱性別本身。

　　在這個語境中，對起因于新技術的全球結構性的未充分就業進行預測，部分地描述了家庭工作經濟的圖景。由于機器人技術與相關技術在“發達國家”使男人失去了工作，在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加劇了為男性創造工作機會的失敗，而且還由于辦公室自動化甚至在勞動力過剩的國家也變得普遍，因此，工作的女性化程度增強了。

　　美國的黑人婦女始終知道面對黑人男性的結構性未充分就業以及她們自己在工資經濟中岌岌可危的位置會是怎么一回事。性、生育、家庭與共同體生活，以種種亦使白人和黑人婦女的境況相區別的方式，與這種經濟結構交織在一起，這不再是一個秘密。更多的男人和女人將對付這同樣的境況，這將使得在基本的生計維持問題(有工作或無工作)上建立跨種族和性別的聯合成為必要，而不只是令人愉快。

　　新技術對全球性的饑餓和維持生存的糧食生產也具有深刻的影響。雷•萊瑟•布魯姆博格估計，婦女生產了50%的維持世界生存的糧食。婦女一般不能從糧食和能源作物的增強的高技術商品化中獲益，她們的日子變得更加艱難，因為她們提供糧食的責任并沒有減少，而且她們的再生產狀況變得更加復雜了。綠色革命技術與其他高技術工業生產相互影響，改變了性別勞動分工和不同的性別移民模式。

　　新技術似乎深深地卷入羅斯•皮切斯基曾分析過的“私人化”形式之中，在這種形式中，軍事化、右翼的家庭意識形態和政策以及將共同的財產強行界定為私人財產，它們互相影響，相互促進。新通信技術對于消除每個人的“公共生活”是至關重要的。這促進了永久的高技術軍事設施的迅速增加，而損害了大多數人，而尤其是婦女的文化和經濟利益。

　　像電視游戲和小型化電視這類技術對于創造現代的“私人生活”形式似乎是至關重要的。電視游戲文化被緩慢地引向個人競爭和宇宙戰爭。這里產生了高技術的、性別化的想象，即能想到地球的毀滅和科幻式地逃離其后果的想象。被軍事化的不僅僅是我們的想象;而其他的電子與核戰爭的現實是不可避免的。

　　新技術影響到性與再生產的社會關系，而且并不總是以同樣的方式。性與手段的密切關系，即把身體看作一種私人的滿足和效用最大化的機器的觀點的密切關系，在社會生物學的起源故事中得到很好的描述，這些故事強調遺傳微積分，解釋男女性別角色的支配的必然辯證法。

　　這些社會生物學故事依賴一種將身體看作生物成分或賽博通信系統的高技術觀點。再生產狀況的諸多變化之一是醫學上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婦女的身體具有可以新的方式“透視”和“干預”的界限。當然，在醫學闡釋學中，誰控制著對身體界限的解釋是一個重要的女性主義問題。窺視鏡在1970年代充當婦女要求擁有自己的身體的象征;手工藝工具不適于表達我們在應對賽博再生產實踐的現實時所必需的身體政治。自助是不夠的。

　　可視性技術恢復了用照相機來搜尋這種重要文化實踐，恢復了照相意識的深層的劫掠性。性征、性活動以及再生產是結構我們有關個人和社會之可能性的想象的高技術神話體系中的主要角色。

　　新技術的社會關系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為大量的科技勞動力重構期望、文化、工作和再生產。一個主要的社會和政治危險是強大的雙模態的社會結構的形成，造成大批各族群的男男女女，尤其是有色人種，局限于家庭工作經濟，各種類型的無知，以及普遍的裁員和無能為力，受到高技術的鎮壓機器的控制，從娛樂到監視并消失。一種適當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政治應關注從事特殊重要職業的婦女，尤其是從事建構科技話語、程序與對象的科技創造的婦女。

　　這個問題只是探究女性主義科學之可能性的一個方面，但卻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新的從事科學的群體能在知識、想象和實踐的創造中起到什么樣的基本作用?這些群體怎樣才能與進步的社會政治運動聯合?可以建構什么樣的政治責任以跨越分隔我們的科技等級而將婦女聯合起來?

　　在與反對科學設備軍事化的行動團體的聯合中，可能會有發展女性主義的科學/技術政治的途徑?硅谷的許多科技工人，包括高技術牛仔，并不想為軍事科學工作。這些個人偏向和文化趨向，能否在其中婦女——包括有色人種婦女——的人數已相當多的職業中產階級當中，結合形成進步的政治呢?

　　集成電路中的婦女

　　讓我概括描述一下婦女在發達工業社會中的歷史定位，因為這些位置在某種程度上是通過科學技術的社會關系重新建構的。如果通過區分共私領域——表現為將工人階級生活分為工廠和家庭、將資產階級生活分為市場和家庭以及將性別存在分為個人和政治領域——來說明婦女生活的特征在意識形態上曾是可能的話，那么現在這完全是一種誤導性的意識形態，它甚至表明了這些二分項目在實踐和理論上是相互建構的。我喜歡一種網絡意識形態形象，它暗示空間和身份的多樣性，個人身體和政治團體中的界限的可滲透性。“聯網”既是一種女性主義實踐也是一種跨國公司策略——聯網是針對對抗性的賽博。

　　描述統治的信息學的特征的惟一方式是把它描述為一種對不安全和文化貧困的大規模強化，造成為最弱勢者建立的維持生存網絡的普遍失敗。既然這種描述大多與科學技術的社會關系交織在一起，致力于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政治的緊迫性就顯而易見了。現在有許多事正在做，而且政治工作的理由是充足的。

　　例如，努力發展為那些上班掙錢的婦女爭取權益的集體斗爭形式，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應該是頭等重要的事情。這些努力與勞動過程的技術調整，與工人階級的改造，具有深刻的聯系。這些努力也在提供對一種更加全面的勞動組織的理解，這種勞動組織包括共同體、性與家庭等問題，這些問題在以白人男性為主的產業工會中從未被優先考慮過。

　　與科學技術的社會關系有關的結構調整引發了強烈的矛盾心理。但這最終未必會被20世紀后期婦女與工作、文化、知識生產、性與再生產的所有方面的關系的影響所平抑。因為有極充分的理由，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認為統治是最有效的，并且難以理解那些看起來只能像錯誤意識的東西以及在晚期資本主義人們為什么會參與對他們自己的統治。

　　關鍵是要記住，失去的東西——尤其從婦女的觀點來看——常常是暴虐的壓迫形式，而這些形式在面對當前的侵害時被以懷舊的方式自然化了。對由于高技術文化的介入而分裂的統一體的矛盾心理，要求的并不是將意識劃分為“作為可靠的政治認識論之基礎的敏銳批判”與“受操縱的錯誤意識”這兩個對立的范疇，而是對新出現的快感、經驗和權力——這些東西具有改變游戲規則的重要潛能——進行敏銳的理解。

　　希望出現新的基礎以建立跨越種族、性別、階級的新的統一體是有理由的，因為種族、性別、階級這些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分析的基本單位本身是變化無常的。在全球性的與科學技術的社會關系的聯結中，遭遇到的困難的強度是巨大的。不過，人們經驗到的東西不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也缺少充分巧妙的聯系以集體性地建立有效的經驗理論。目前種種試圖闡明“我們的”經驗的努力——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分析的、女性主義的、人類學的——都只是初步的。

　　我意識到我所處在的歷史位置——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女孩，被授予生物學的哲學博士學位，這是因蘇聯人造地球衛星對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政策的沖擊而成為可能的——提供的視角的奇特性。我的身體和心靈既受到婦女運動也受到二戰后的軍備競賽和冷戰的建構。為產生忠誠的美國技術專家而設計的政治，也產生了大量的持不同政見者，通過關注政治的這種自相矛盾的效果，而不是關注當下的失敗，希望的理由就更充分。

　　女性主義觀點的永久性偏見，影響了我們對政治組織和參與形式的期望。我們不是為了好好工作才需要一個整體觀點。女性主義的共同語言之夢，就像所有對一種完全真實的語言、即完全忠實地指稱經驗的語言的夢想一樣，是一種極權化的帝國主義夢想。在這種意義上，辯證法也是一種渴望解決矛盾的語言夢想。

　　也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可以從與動物和機器的融合中學會如何不成為一個作為西方邏各斯之體現的大寫的人。從科學技術的社會關系不可避免地造成的這些有效而忌諱的融合中可以獲得快感，從這個觀點來看，可能的確存在著一種女性主義科學。

　　賽博：一種政治身份的神話

　　我想以一個有關身份和界限的神話——這一神話可能激活了20世紀后期的政治想象——來作為結束。在這個故事中，我借鑒了喬安娜•羅斯、薩繆爾•迪蘭妮、約翰•瓦雷、詹姆斯•泰普特里、奧克特維亞•巴特勒、莫尼克•威蒂格以及馮德•麥金太爾等作者的觀點。這些人是我們的故事講述者，探索體現在高技術世界中究竟意味著什么。他們是賽博理論家。

　　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對身體界限和社會秩序的概念的研究，應該有助于我們意識到基本的身體意象屬于世界觀，而且也屬于政治語言。法國女性主義者如呂西•依利加雷和莫尼克•威蒂格，盡管有許多差異，但都擅長從對化身的形象描述，而尤其對威蒂格而言，從對身體的破碎和重構的形象描述來書寫身體，編織愛欲、宇宙論和政治。

　　美國激進女性主義者如蘇珊•格里芬、奧德麗•羅德和艾德里安娜•里奇，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政治想象——也許過分限制了我們承認為友好團體和政治語言的東西。她們堅持有機的東西，以此來反對技術的東西。但她們的象征體系和相關的生態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異教的立場，充滿有機論論調，只能根據桑多瓦的觀點理解為與20世紀后期相適應的對抗性意識形態。

　　她們只會使任何不關注晚期資本主義的機器和意識的人感到迷惑。在這種意義，她們是賽博世界的一部分。對女性主義者來說，還有大量的東西明顯包含有機體和機器的明確區分以及類似的結構西方自我的區分的瓦解所固有的可能性。正是同時性的瓦解摧毀了統治的矩陣，打開了幾何學的可能性。可以從個人和政治的“技術”污染認識到什么呢?我將簡要考察一下兩組交叉重疊的文本，看一看它們關于建構一個潛在有用的賽博神話的洞見：建構有色人種婦女和女性科幻小說中的異形自我。

　　前面我已指出，“有色人種婦女”可以理解為一種賽博身份，一種由融合外人身份綜合而成的有效的主體性。圖繪這種潛能有物質上和文化上的坐標方格。奧德麗•羅德的《局外人姐妹》的標題抓住了這種基調。在我的政治神話中，局外人姐妹是國外的婦女，美國的女性和女性化的工作者，會把這些婦女看作妨礙她們的團結、威脅她們的安全的敵人。

　　在國內，即在美國的國界內，局外人姐妹是那些在相同的產業中被操縱以達到區分、競爭、利用之目的種族和族裔身份的婦女中的潛在一員。“有色人種婦女”是以科學為基礎的產業的優先勞動力，是全球的性市場、勞動力市場和五花八門的再生產政治因她們而進入日常生活的真正的婦女。受雇于性產業和電子裝備車間的年輕的韓國婦女是從中學征招的，學過集成電路。有讀寫能力，尤其是懂英語，是那些很受跨國公司歡迎的“廉價”女性勞動力的特征。

　　與東方學關于“口語原始性”的陳詞濫調相反，有讀寫能力是有色人種婦女的特定標志，美國黑人婦女以及黑人男性曾經冒死學習、教授閱讀和書寫才獲得這種能力。書寫對于所有被殖民化的族群具有特別的意義。書寫對于區分口說文化和書寫文化的西方神話是至關重要的。

　　原始的心智和文明的心智，這一區分近來在后現代主義理論對西方的菲勒斯—邏各斯中心主義——崇拜一神教、菲勒斯、權威以及單數詞、惟一絕對的名稱——的攻擊中受到越來越大的侵蝕。

　　為書寫的意義爭論是當代政治斗爭的主要形式。解放書寫游戲是極其嚴肅的。美國有色人種婦女的詩歌和故事反復涉及書寫、涉及獲取意指的權力；但這一次權力必然不是菲勒斯的也不是清白的。

　　賽博書寫必然不涉及墮落，不涉及對從前在語言、書寫、人類之前的整體性的想象。賽博書寫涉及的是幸存的能力，幸存的能力不是基于原初的清白，而是基于利用工具去記錄把它們作為他者記錄的世界。

　　工具常常就是故事，被重述的故事，是顛倒和取代自然化身份的等級二元論的變體。在重述起源故事時，賽博作者顛覆了西方文化起源的中心神話。我們的頭腦充斥著那些渴望在天啟中實現的起源神話。對女性主義賽博來說最為重要的菲勒斯—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起源故事，被建構為文字技術——即書寫世界的技術、生物技術和微電子技術——的要素，這些技術最近將我們的身體文本化為關于C3I的格柵的編碼問題。女性主義的賽博故事有著將交流和智能重新編碼以顛覆命令和控制的任務。

　　從象征性角度和實際的角度來看，有色人種婦女的斗爭充滿著語言政治;有關語言的故事在美國有色人種婦女的豐富的當代寫作中具有特別的力量。例如，重述土著婦女馬林奇的故事——她是新世界的混血“雜種”種族之母、語言大師、科爾特斯的情婦 ——對墨西哥裔美國人的身份建構具有特殊的意義。

　　徹麗•莫拉加在《愛在戰爭歲月》中，探討了當人從未擁有原初語言、從未講述原初故事、從未享有文明世界的合法的異性戀的和諧、因而也不能把身份建立在神話或從天真無邪狀態的墮落以及擁有自然之名——即父母之名——的權利的基礎之上時的身份主題。莫拉加的寫作，其華麗的文辭，在她的詩中呈現為一種與馬林奇掌握征服者的語言同樣的違反——一種使幸存可能的違反，一種不合法的創造。莫拉加的語言不是“整體”;它被有意識地嵌合，是英語和西班牙語這兩種征服者的語言的嵌合體。

　　然而，正是這種嵌合的怪物，而不是一種違反前的原初語言，造就了有色人種婦女的色情的、適當的、有效的身份。局外人姐妹暗示了世界幸存的可能性，不是因為她的清白無辜，而是因為她在邊緣生存的能力，因為她無需原初整體性的創始神話而書寫的能力，這種創始神話必然啟示著向死亡的同一性的最終回歸，人類曾把這種同一性想象為清白和全權的母親，最終擺脫了她兒子對她的再次利用。

　　書寫記錄著莫拉加的身體，確證它為有色人種婦女的身體，不可能進入英國父親的未標記的范疇，或進入有關一個從未存在的“原初文盲”母親的東方學神話。馬林奇在這里是母親，而不是偷吃禁果前的夏娃。書寫確認的是局外人姐妹，不是人類的菲勒斯—邏各斯中心主義家庭所需要的墮入書寫之前的女人。

　　書寫顯然是賽博技術，是20世紀后期的被銘刻的表面。賽博政治是語言斗爭，是反對純粹的交流、反對完全用一種代碼來翻譯所有意義這一菲勒斯—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核心教義的斗爭。這就是賽博政治強調雜音、主張污染，為動物和機器的非法耦合而欣喜若狂的原因。

　　有一些使男人和女人很成問題的耦合，它們顛覆欲望——即一種被想象為創造語言和性別的力量——的結構，從而也顛覆“西方”身份的再生產，即自然和文化、鏡像和眼睛、奴隸和主人、身體和心智的再生產的結構與模式。“我們”并不是開始就選擇成為賽博，但選擇卻為一種想象個體的再生產先于“文本”的廣泛復制的自由主義政治和認識論創造了基礎。

　　賽博無需使政治基于“我們”整合所有其他統治形式的享有特權的壓迫位置，基于純粹被侵害者的清白無辜，基于那些接近自然的理由，從這一視角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很大的可能性。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根據西方認識論的律令運轉的，試圖從壓迫的等級制和/或潛在的道德優越性、清白以及更接近自然的立場的角度來建構一種革命的主體。

　　不可獲得的原初的共同語言之夢或有望防御敵對的“男性化的”分離的原初共生關系，卻被寫進了一種文本的游戲，這種文本游戲最終沒有賦予閱讀或救贖的歷史以特權，承認“自己”完全卷入世界之中，使我們無需將政治根植于認同、先鋒政黨、純潔性和養育孩子之中。由于被剝奪了身份，混血種族使人懂得邊緣的力量和像馬林奇這樣的母親的重要性。有色人種婦女已把她從男性化的令人畏懼的邪惡母親轉變為教授如何生存的本來就能讀會寫的母親。

　　這不僅是文學解構，而且也是閾限的轉變。每一個以原初的清白開始并賦予向整體性回歸以優先性的故事，都想象生命戲劇是個性化、分離的過程，是自我的誕生，自主的悲劇，是墮入書寫，是異化，即被他者內心中想象的間歇所緩和的戰爭。

　　這些情節由一種再生產政治——沒有缺陷的復活、盡善盡美、抽象——所支配。在這種情節中，婦女要么被想象得更好，要么被想象得更壞，但所有人都同意，她們缺乏自我，個性化能力薄弱，更多地與口說者、與母親結合，與男性化的自主不太相干。

　　但存在著另一條減少與男性化自主的利害關系的途徑，這條途徑不經過女人、未開化的人、無足輕重的人、鏡像階段及其想象域。它經過婦女和其他現在時的、不是出自女人的非法的賽博，她們否認欺騙的意識形態根源，以便擁有真實的生命。這些賽博是拒絕在此時消失的人，無論一位“西方”評論者多少次談到由“西方”技術、由書寫造成的另一個原始的、另一個有機的群體的可悲的消失。

　　這些有著真實生命的賽博，即愛娃•奧格所描述的在日本和美國的電子公司工作的東南亞鄉村女工，實際上重新書寫了她們的身體和社會的文本。在這種閱讀游戲中，生存是至關重要的。

　　概括一下，某些二元論在西方傳統中源遠流長，它們對支配婦女、有色人種、自然、工人、動物——總之，支配被建構為他者以反射自我的一切——邏輯和實踐具有系統性的影響。

　　這些使人困擾的二元論中主要的是自我/他者、心智/身體、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文明/原始、現實/表象、整體/部分、行動者/資源、制造者/造物、主動/被動、正確/錯誤、真理/幻覺、總體/局部、上帝/人等。

　　自我是不受支配的一方，他借助于他者認識到這一點;他者是把握未來的一方，他通過經受支配認識到這一點，對支配的體驗揭穿了自我自主的假象。成為一(One)就是成為自主的、有權力的、就是成為上帝;但成為一也是成為一種幻覺，從而與他者卷入一種辯證的啟示之中。然而成為他者則是成為多重的，沒有明確界限，受折磨，非實質的。一太少，但二則太多。

　　高技術文化以有趣的方式質疑這些二元論。在人與機器的關系中誰制造和誰被制造是不明確的。在變成編碼實踐的機器中何為心智與何為身體也是不明確的。就我們在正式的話語(如生物學)和日常實踐(如集成電路中的家庭工作經濟)中的自我認識而言，我們感覺自己是賽博，混合物、鑲嵌物、嵌合體。生物有機體已變成生物系統，通訊設備等等。我們有關機器和有機體、技術的東西和有機的東西的正式知識沒有根本的、本體論上的分別。

　　一個結果是我們與我們的工具的聯系感增強了。許多電腦使用者體驗到的那種出神狀態已成為科幻電影和文化笑話的主題。也許，截癱患者與其他身體嚴重殘疾的人能夠(有時確實)最強烈地體驗到與其他交通設備混為一體的感覺。

　　安妮•麥克弗雷的《歌唱的船》探討了一個賽博的意識，這個賽博是女孩的大腦和復雜機器的混合體，是在一位嚴重殘疾的孩子出生后構成的。性別、性活動、具體化、技能：所有這些在這個故事中都被重構。為什么我們的身體應以皮膚為界，或至多包含皮膚所囊括的其他存在物？

　　從17世紀直到現在，機器可以被賦予生命——即賦予它們幽靈的魂魄而使它們或說話或行動或說明其有序的發展和智能。或者有機體可以被機器化——即還原為被作為心智資源來理解的身體。這些機器/有機體關系已廢棄了，不必要了。對我們來說，在想象和其他實踐中，機器可以是修復設備，本質的成分，友好的自我。

　　我們不需要有機整體論來提供不能滲透的整體性，總體女人及其女性主義變體(突變體?)。讓我通過對第二組文本——即女性主義科幻小說——的賽博怪物邏輯的非常有限的解讀來結束這個問題。

　　生活于女性主義科幻小說中的賽博使男人或女人、人類、人造物品、種族成員、個體身份或身體的地位變得極成問題。凱蒂•金闡明，閱讀這些小說的快感主要不是基于認同。

　　通過學習已敢于解讀像詹姆斯•喬伊斯或弗吉尼亞•伍爾夫這樣的現代主義作家的學生，在第一次面對喬娜•羅斯時，卻不知道如何理解《埃里克斯或陰性男人歷險記》，小說中的人物拒絕讀者對單純的整體性的尋求，同時又認可對英雄冒險、縱欲和嚴肅政治的渴望。《陰性男人》是關于一種基因型的四種變體的故事，所遇到的這些變體即使結合起來也不能形成一個整體，不能解決違反道德的行為的困境，也不能消除對性別的日益增長的反感。

　　塞繆爾•迪拉尼的女性主義科幻小說，尤其是《納弗文的故事》，通過重新進行過時的革命，再現了西方文明的創始步驟，以顛覆它們的貌似合理性。詹姆斯•泰普特里的小說被認為特別具有男性氣質，直到她的“真實”的性別被暴露;她講述的是基于非哺乳動物的技術如輪流生育或雄性育仔囊或雄性喂養的生育的故事。約翰•瓦雷在他對蓋亞進行的極端女性主義的探討中，建構了一個超級賽博，蓋亞是瘋狂女神—行星—魔法師—老女人—技術手段，其表面產生了一種后賽博共生關系的奇特排列。

　　奧克特維亞•巴特勒寫了一個非洲女巫，她以其改變事物的能力對抗其對手（野生種子）的遺傳控制，她使時間倒流，將一位現代美國黑人婦女帶入奴隸制度，在這里，該婦女的行為與她的白人主人祖先相關，決定了她自己的血統（種族）的可能性，而且也決定了對一位被收養的雜種孩子——他開始認識到敵人就是自己（幸存者）——的身份和共同性的非法洞見的可能性。

　　因為對越界的描寫特別豐富，馮德•麥金太爾的《超光速》可以結束這個關于那些有希望幫助重新界定化身和女性主義書寫的快感和政治的怪物的節略目錄了。在一部沒有一個角色“完全”是人的小說中，人的地位是極成問題的。奧卡，一位遺傳基因被改變了的潛水者，能與逆戟鯨說話，能在深海狀況下生存，但她渴望像飛行員一樣探索太空，這就需要進行危害到她與潛水者和鯨類的親密關系的仿生移植。

　　通過攜帶新開發的代碼的病毒媒介，通過外科移植手術，通過植入微電子裝置，通過模擬復制以及其他手段，實現她所期望的轉變。雷妮通過接受使她能夠經受超光速的速度變化的心臟移植和和許多其他的改變而成為了一名飛行員。拉杜•德拉庫在他居住的地外行星上經歷了一場病毒性肺炎之后，發現自己具有了一種改變所有物種的空間知覺界限的時間感。所有的人物都探討了語言的界限、交流經驗的夢想，探討了即使在這個不斷變化和連接的世界上，限制、偏向以及親密的必然性。

　　怪物總是界定著西方想象之共同性的界限。古希臘的人首馬身怪物和亞馬孫族女戰士，通過對婚姻的破壞和具有動物性的女戰士的界線污染，確立了希臘男人的中心城邦的界限。

　　在現代早期的法國，未分離的雙胞胎和兩性人是混亂的人形材料，它們為關于自然和超自然、醫學和法律、異常和疾病——所有這些對建立現代身份至關重要——的話語奠定了基礎。研究猴子和猿的進化和行為的科學，劃分出20世紀后期產業工人身份的多重界線。女性主義科幻小說中的賽博界定了與那些關于男人女人的世俗小說提出的十分不同的政治可能性和界限。

　　嚴肅地對待賽博而不是把它視為我們的敵人，會產生幾個后果。我們的身體就是我們自己；身體是力量和身份的地圖。賽博的身體也不例外。賽博的身體不是清白的；它不是誕生于花園；它不尋求單一的身份，也不產生沒有終結（或直到世界終結）的對立的二元性；它認為反諷是理所當然的。

　　一太少，而二只是一種可能性。從技能——機器技能——中獲得強烈的快感不再是罪過，而是具體化的一方面。機器不是一個需要驅動、崇拜和支配的它(it)。機器就是我們，我們的程序，我們的化身的一個方面。我們可以對機器負責;它們并不支配或威脅我們。我們對界線負責;我們就是它們。

　　一直到現在(從前)，女性化身似乎是給定的、有機的、必然的;而且，女性化身似乎意味著養育技能和它的隱喻擴展。只有通過脫離原來的位置，我們才能從機器獲得強烈的快感，然后辯解說這畢竟是適合于女性的有機的活動。賽博有時可以更嚴肅地考慮性和性的化身的局部的、流動的方面。畢竟，性別不可能是普遍的身份。

　　什么算作日常活動、算作經驗，這個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問題可以利用賽博形象來解決。女性主義者最近聲稱，婦女傾向于日常性，婦女比男性更多地維持著日常生活，因而潛在地具有一種有利的認識論位置。這一聲稱有令人信服的一面，使不受重視的女性活動變得令人矚目，并將其命名為生活的基礎。但是，是生活的惟一基礎嗎？所有對婦女的無知，所有對知識和技能的排斥以及知識和技能的失敗是怎么回事？男人具有日常生活能力，擅長建造事物，將它們拆開，擅長游戲是怎么回事？其他化身又是怎么回事？賽博性別是一種進行全面報復的局部可能性。種族、性別與資本需要一種整體和部分的賽博理論。賽博中不存在創造總體理論的動力，但存在著一種對界線、對它們的建構和解構的內在體驗。有一種神話體系等待著成為一種政治語言，為一種考察科學技術和挑戰統治的信息學的方式奠定基礎。

　　一個最后的形象：有機體和有機組織的、整體主義政治依賴于重生(rebirth)的隱喻，并總是要求再生產的性資源。我要表明，賽博與再生（regeneration）更有關，并且懷疑生育母體和大多數分娩行為。對蠑螈來說，受傷后——例如失去肢體——的再生，包括器官再生和恢復功能，可能在以前受傷的部位成對重新長出，也可能是其他的單數局部生成的形式。 重新長出的肢體可能是異形的、復制的、有效的。我們都曾深受傷害。我們需要的是再生，而不是重生，我們之被重構的可能性包括希望有一個沒有性別的異形世界的烏托邦夢想。

　　賽博意象可有助于表達本文的兩個關鍵論點：

　　創造普遍的、總體化的理論是一個嚴重錯誤，它可能永遠——但現在肯定——忽略大部分現實;

　　對科學技術的社會關系負責，這就意味著拒絕反科學的形而上學，技術的鬼神學，從而也就意味著承擔起在與他人的局部聯系中、在與我們的每一分子的交流中，熟練地重構日常生活的界線的任務。

　　科學技術不僅是使人類可能得到巨大滿足的手段，也是復雜的支配形式的發源地。賽博意象可以提示一條走出二元論——我們以此來向自己解釋自己的身體和工具——的迷宮的途徑。這是一個關于有力的異端異質語言，而不是關于一種共同語言的夢想。它是以使新右派的超級維護者害怕的方式說話的女性主義者的想象。這意味建構和破壞機器、身份、范疇、關系、空間、故事。盡管兩者被綁在一起旋舞，但我寧愿是賽博而不是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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