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者讓—馬里·阿里貝(Jean-Marie Harribey)曾提出這樣的疑問:“勞動過程的不同形式之間的區分對分析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否充分?換言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否應獨自承擔起生態系統破壞和脆弱化的責任?如果人類的活動只滿足于生產使用價值,那么這一活動與整個生態平衡之間的一切矛盾都會消失嗎?”(讓—馬里·阿里貝,2011)如果不能,是否意味著馬克思的分析存在著“元結構的不充分性”?為了解開此疑惑,我們就必須去研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分析,這樣才能理解生態視角下資本主義體系為什么會產生內爆式的毀滅。

一、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資本主義體系內爆的形成

　　資本主義式的生產不是從來就有的,有一個從前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過程,考察這樣的轉變才能理解資本的歷史起源,否則資本主義生產也就無從談起。而在這一轉變的過程中,是否伴隨著人與自然關系的轉變,這正是我們首先要考究的問題。前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社會,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的社會方式是區分兩種社會形態的重要標準,正如馬克思所說:“不論生產的社會的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它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馬克思、恩格斯,2009)

　　馬克思在論述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亞細亞的、古代的(羅馬的)和日耳曼的三種所有制形式時指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二者始終保持原始的統一關系,并且生產資料是由氏族/部落領導集團占有或者普通的氏族成員占有,也就是說勞動者擁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或占有權,就勞動者與自然的關系而言,自然始終作為人的無機身體而存在,并在自然的限度內使用和改造自然。起初,勞動者將自然條件視為勞動的前提,依賴自然而生存,“對勞動的自然條件的占有,即對土地這種最初的勞動工具、實驗場和原料貯藏所的占有,不是通過勞動進行的,而是勞動的前提。個人把勞動的客觀條件簡單地看作是自己的東西,看作是使自己的主體性得到自我實現的無機自然。勞動的主要客觀條件本身并不是勞動的產物,而是已經存在的自然”(馬克思、恩格斯,1995)。這可看做自然對勞動的絕對統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種植業的產生以及農業與畜牧業的分工,勞動者由單純依靠自然轉向對自然的改造,“出現了自然產生的生產工具和由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之間的差異”(馬克思、恩格斯,1960),但不管怎樣,“公社成員或部落成員對部落土地的關系,……取決于氣候,土壤的自然特性,由自然條件決定的土壤利用方式”(馬克思、恩格斯,1995),而且“一旦人類終于定居下來,這種原始共同體就將隨種種外界的,即氣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條件……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馬克思、恩格斯,1995)。這可看作自然對勞動的某種限制。總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在獲得生產資料所有權或占有權的情況下與生產資料(包括自然條件)的結合,勞動者依賴、改造自然又受限于自然,體現著勞動者與自然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

　　在推動前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的諸多因素中,馬克思講道:“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2009)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是以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為前提的,其中,勞動實現條件指的是勞動過程所需的各種生產資料,包括土地等自然條件。前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就是迫使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由結合狀態向分離狀態轉變,這樣一種轉變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即斬斷了勞動者與勞動條件,特別是自然條件的原始統一狀態,并進而通過生產資料(包括自然條件)轉化為資本,同勞動者的勞動相對立。前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只有將自然條件視為自己的無機自然,并依靠和適度改造自然才能存活下去,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所處的情形發生了變化,勞動者只有將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才能實現與生產資料的結合,但這種結合與前資本主義社會已截然不同,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包括自然條件)處于對立的狀態,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作為“自由”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包括自然條件)相對立。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改變了靠自然條件而生活的狀態,轉變為靠工資生活。“自由”到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已不再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勞動的結果——商品也不是歸勞動者所有,因此,盡管存在著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但勞動者不是依靠包括自然條件在內的生產資料而存活,而是靠資本家發給的工資存活。另一方面,作為資本而存在的生產資料(包括自然條件)與勞動者相對立。在資本主義社會,包括自然條件在內的生產資料已經不是作為單純的自然物而存在,它已經轉變為資本家剝削工人所需的不變資本,因此,在這里,自然條件是作為剝削工人的資本而存在,從而與勞動者相對立。

二、價值與自然的內在矛盾:資本主義體系內爆的展開

　　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是為了在生產過程開始后,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以資本主義的方式結合,即勞動者轉變為雇傭勞動,生產資料轉變為資本,從而在生產過程結束時,形成價值,并通過交換獲取剩余價值。但也正是這樣一種生產過程,蘊涵了資本內在的生態矛盾,即價值與自然的矛盾,這是因為價值取得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主體”地位,“在G—W—G流通中,商品和貨幣這二者僅僅是價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貨幣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說只是化了妝的存在方式。價值不斷地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在這個運動中永不消失,這樣就轉化為一個自動的主體。如果把自行增殖的價值在其生活的循環中交替采取的各種特殊表現形式固定下來,就得出這樣的說明:資本是貨幣,資本是商品。但是實際上,價值在這里已經成為一個過程的主體,在這個過程中,它不斷地變換貨幣形式和商品形式,改變著自己的量,作為剩余價值同作為原價值的自身分出來,自行增殖著(馬克思、恩格斯,2009)。在“生產過程的主體”——價值的支配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表現為二重性:一方面,是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價值的形成、增殖過程。就前者而言,體現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是勞動者使用自然產生的工具或文明創造的工具作用于勞動對象,生產出滿足人類需要的產品的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過程,……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馬克思、恩格斯,2009)顯然,資本主義生產也同樣具備任何社會生產過程的這種特點,即必須依靠自然而生產、必須生產具有使用價值的產品。就后者而言,體現的是抽去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的純粹抽象勞動過程,是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在價值形成過程中,同一勞動過程只是表現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勞動操作所需要的時間,或者說,只是勞動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時間長度”(馬克思、恩格斯,2009)。而價值的增殖過程,無非是超過了一定點而延長的價值形成過程,因此,實質上也只是超過補償勞動力價值的增量勞動的耗費過程。

　　從形式上看,這一生產過程原本可以是勞動過程與價值形成、增殖過程的對立統一。勞動過程是生產使用價值的過程,而“使用價值世界只是由自然物質構成的,這些自然物質通過勞動改變了形態”(馬克思、恩格斯,1998),因此,生產出來的商品本身就包含了自然多樣性的質的差異。價值形成、增殖過程是撇開了自然多樣性的、不包含任何使用價值的過程,表現為交換價值的生產過程,只體現了商品在量上的差異。這就導致自然多樣性與抹殺自然多樣性的對立,商品的質與量的對立。但是,使用價值同時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交換價值,無非是包含在使用價值中的對象化勞動的一定的社會形式”(馬克思、恩格斯,1998),交換價值不能憑空存在,它必須寄存在一定的使用價值里面,正因為如此,商品生產者必須關心產品的使用價值,這就是二者統一的一面,也就是說,必須關心創造使用價值所需的自然條件和具體勞動,不能以犧牲自然條件和工人的具體勞動為代價來換取價值的形成與增殖。

　　但是,這樣一種對立統一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由于“生產過程的主體”——價值的支配,導致了使用價值從屬于交換價值、具體勞動從屬于抽象勞動的情形,并由此帶來生態維度下資本主義體系的內爆。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一方面說明交換價值離不開使用價值,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使用價值是作為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而存在,而不是作為其他什么東西的物質承擔者,換句話說,使用價值在這里的作用并不是要指明任何社會形態對使用價值的依賴,反而是要說明在資本主義這一特定的歷史范疇內,在商品內部其與交換價值的矛盾,正如馬克思所說:“使用價值起著一種與在以往的政治經濟學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這是必須指出的——使用價值始終只是在這樣一種場合才予以注意,即這種研究是從分析一定的經濟結構得出的,而不是從空談‘使用價值’和‘價值’這些概念和詞得出的。”(馬克思、恩格斯,1963)因此,從“分析一定的經濟結構”——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出發,我們已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是在價值支配下以獲取剩余價值為唯一目的的生產,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在價值的支配下,存在著使用價值從屬于交換價值的對立關系,“在商品生產中,使用價值絕不是本身受人喜愛的東西。在這里,所以要生產使用價值,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基質,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我們的資本家所關心的是下述兩點。第一,他要生產具有交換價值的使用價值,要生產用來出售的商品。第二,他要使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大于生產該商品所需要的各種商品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為了購買它們,他已在商品市場上預付了寶貴的貨幣——價值的總和。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商品,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價值,不僅要生產價值,而且要生產剩余價值”(馬克思、恩格斯,2009)。

　　由此一來,原本處于對立統一關系的勞動過程與價值形成、增殖過程,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反而突顯了其對立的一面,從生態的維度看,其本質就是價值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在價值或剩余價值最大化的支配下,自然的使用價值僅在于成為獲取剩余價值的手段。自然在質上的多樣性和變換性完全消磨在無差別的勞動量,即價值的整合中;自然在量上的前提性和有限性完全破壞于無差別的勞動量,即價值的擴張中。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無論如何,在使用價值的主導下,自然總是作為勞動者的無機自然而存在,構成生產的前提和限制,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交換價值的發展瓦解著主要是以直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剩余價值的生產主導了生產的一切,它要沖破任何阻礙其運動的一切障礙,包括前資本主義社會表征的自然的限制,資本“創造了這樣一個社會階段,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會階段都只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對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認為是自為的力量;而對自然界的獨立規律的理論認識本身不過表現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為消費品,還是作為生產資料)服從于人的需要。資本按照自己的這種趨勢,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現象,克服流傳下來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于現有需要和重復舊生活方式的狀況,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資本破壞這一切并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馬克思、恩格斯,1995)。然而這樣一種摧毀卻超出了生態承載能力的界限,構成了今天生態危機的面貌。從中,我們可看出,這一切都源于價值與自然的內在矛盾:一邊是價值的形成要以自然為基礎的使用價值的創造為前提,另一邊卻是價值的增殖要求不斷突破自然所設置的種種限制,生態維度下資本主義體系的內爆由此產生。

三、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資本主義體系內爆的歸宿

　　價值與自然的內在矛盾意味著任何價值的轉化形式也都必然與自然產生矛盾。土地是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重要自然條件,不是勞動產品,沒有價值,但馬克思并不否認某些稀缺的、被壟斷的自然條件可以用來買賣,像土地這樣的自然條件可以被賦予價值,地租就是土地價值的表現。地租本質上是農業工人創造的、被農業資本家剝削的、支付給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剩余價值,因此,它也只是剩余價值的再分配,是價值的一種特殊形式。因此,價值與自然的矛盾必將體現到地租與自然的矛盾上,即不是把土地視為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是把土地虛擬化為一定的勞動量,投入到為獲取剩余價值的生產中,必將在價值的指揮棒下被肆意地破壞,“當土地被視為商品,人類社群與自然渾然一體的有機聯系不復存在時,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便雙雙走向大禍臨頭的境地”(丹尼爾·科爾曼,2006)。難怪馬克思說:“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馬克思、恩格斯,2009)

　　價值與自然的內在矛盾意味著企圖以“空間修復”延緩這一矛盾,或將自然重新“價值化”以挽救生態環境的“自救”手段都未必能產生實效。資本主義的運行需要資本持續不斷地積累和周轉,這必然迫使資本主義想盡一切辦法擺脫自然的限制,從空間上進行突破就是資本主義的辦法。試想如果由于本國的環境管制使得資本家不能獲取生產所需的自然條件,為什么不把貿易轉移到自然資源豐富且廉價的發展中國家呢?因此,資本主義就通過經濟全球化將國內的貿易逐漸拓展到那些環境管制和勞動力管制較為寬松的國家和地區,這就是哈維所指稱的“空間修復”,即“通過在別處開發新的市場,以新的生產能力和新的資源、社會和勞動可能性來進行空間轉移”(大衛·哈維,2009)。顯然,其后果是把價值與自然的矛盾“出口”到發展中國家,也就是把污染產業、有毒廢棄物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對這些國家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破壞,這種行徑被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等有識之士斥為“生態帝國主義”。這背后體現了資本和市場邏輯主導下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球霸權,正如哈維所揭示的:“我們環境困境的產生是這種霸權階級規劃的結果,是依附于以市場為基礎的哲學和思維模式的結果。”(大衛·哈維,2009)

　　近幾十年來,生態環境問題愈演愈烈,全球氣候變化的威脅與日俱增,不過,在資本家看來,這又是其獲取剩余價值的巨大商機,自然“價值化”的各種表現——自然資源私有化、商品化、市場化逐漸登上了化解生態危機的舞臺。這招致了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的激烈抨擊。福斯特具體指出了這其中所包含的三個矛盾:第一個矛盾是,通過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蛻變成一套基于市場和迎合個體私利的公用產品,徹底將人類與從前的歷史割裂開來;第二個矛盾是應用于自然的經濟簡化論與徹底取代市場價值支配一切的價值觀之間的矛盾;第三個矛盾是應用于環境的經濟簡化論可以體現在物質性的結果中,而不僅僅具有道德性質的結果。因此,“自然不是商品,任何試圖把自然看作商品和讓自然從屬于自我調節市場規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都會由于自然賴以繼續存在的必要條件再生產能力的喪失而導致生物圈的嚴重破壞”(約翰·貝拉米·福斯特,2006)。

　　至此,解決資本主義體系在生態維度上的內爆,從根本上看,破解的藥方不應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尋找,而應從超越資本主義的替代物——社會主義的框架內探索,而這種具有生態友好性特征的社會主義,從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關系,以及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價值的關系看,應重新考慮如何在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統一中,以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的全新方式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當然這將是一個漫長的轉型甚至巨變的過程。顯然,這一過程帶有“革命”的韻味,而通常情況下,革命的發生只有在矛盾極其尖銳的狀態下才會發生,而資本主義體系內生態維度上的雙方——資產階級和“環境無產階級”的矛盾似乎還未及這一程度,可能的原因一方面來自資產階級近幾十年來持續不斷地“洗綠”行為,掩蓋了資本主義體系內的生態矛盾,另一方面來自環境無產階級對自身環境權益遭受傷害的感受具有漸進性特征。

　　不過,無論如何,資本主義體系在生態維度上的內爆作為一種客觀現實性,也引起了資產階級的警覺,迫使資本主義進行資本維度內的改革。恩格斯曾經分析過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改革,他說:“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的資本屬性的這種反作用力,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壓力,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看待。”(馬克思、恩格斯,2009)就生態維度而言,我們可以將恩格斯的這段話改成:持續不斷出現的自然限制對資本屬性的這種反作用力,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生態極限本性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壓力,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生態生產力看待。因此,就有了當前在資本限度內進行改革的“生態資本主義”的出現,其本質是資產階級為了鞏固和完善自己建立的社會制度而在生態領域采取的革新措施,盡管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但卻為過渡到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社會打下一定的基礎,其最終的歸宿必然是打破資本主義體系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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