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更年期話語的建構 ——從醫界、大眾文化到女性自身的敘述

　　摘 要

　　女性更年期長期以來被視為是女性走向衰老的開端，無論從醫界、大眾文化到女性自身，盡管關于更年期有各種不同側重和細節的敘述，但在這點上基本達成了共識。文章嘗試從社會性別視角對這三個方面建構更年期話語的過程和方式進行梳理和分析，考察其背后蘊含的性別理念如何影響了有關更年期的判斷和敘述，從而導致女性更年期在大眾文化中的問題化與妖魔化;與此同時，這種話語反過來又如何影響女性自身在更年期階段的遭遇、體驗以及自我認同。文章認為，更年期與其說是一種純粹的女性生理現象，不如說它是社會文化的性別化建構的產物，體現了女性身體化趨勢在大眾文化中的加劇。

　　更年期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日常生活或醫學概念，通常意味著人走向衰老的開端。盡管從醫學上看，有關男性更年期的說法和研究近年來成為一個新興領域，但如果綜合醫學和大眾文化，更年期更多時候仍指向女性生命歷程中的特殊階段，甚至成為一種特殊性別文化的代名詞。然而除了醫學領域的相關討論之外，女性更年期對女性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有關它的話語是如何建構起來的，這種話語又對女性自身以及家庭和社會帶來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在學術界尚缺乏研究。本文嘗試從社會性別視角和身體理論出發，對醫界、大眾文化和女性自身關于更年期的不同敘述進行梳理，分析其中的性別意涵及其起作用的方式，并討論更年期話語如何最終影響和復制了女性的性別身份認同及其身體政治。

　　一、女性更年期的含義及其問題化

　　圍繞著女性更年期的兩個最基本的問題是：什么是更年期?女性更年期是如何問題化的?

　　1.更年期的一般界定

　　更年期特指“女性卵巢功能從旺盛狀態逐漸衰退到完全消失的一個過渡時期，包括絕經和絕經前后的一段時間”，又稱“圍絕經期”。現代醫學一般指45-55歲之間的女性，由于體內雌激素水平的下降而導致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變化，被認為是女性走向衰老的開端和過渡期。

　　與更年期緊密相聯系的另一個概念就是“更年期綜合癥”，又稱“圍絕經期綜合癥”，是指更年期內出現的困擾女性身心健康的一系列程度不同的癥狀，常見的包括月經紊亂、潮熱盜汗、心悸失眠、胸悶頭痛、情緒不穩、腰酸腿疼、記憶力減退，等等。通常認為這些癥狀主要源自女性雌激素水平降低、卵巢功能減退而導致的內分泌失調、植物神經功能紊亂、性功能減退、鈣質流失、免疫力低下等原因，以及由此帶來的生理和心理問題。

　　可以看出，這些界定主要依據醫學上的基本判斷而做出，但又不止于醫學描述。它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關于女性更年期的性別衰退的生理源頭描述，二是與之相關的身體衰退并發表現，三是這一過程中伴隨的與文化相關的女性心理與社會感受。這些不同層面的融合，可概括為女性更年期總體上的問題化。

　　2.女性更年期的問題化

　　從醫學上看，更年期從一開始提出就是一個問題化的概念，它是作為女性一生中身心容易出現失調的特殊問題時期來界定的。現代醫學除了強調以內分泌紊亂為主的更年期綜合癥的一系列癥狀之外，還注意到女性在這一階段婦科腫瘤的高發性、心血管疾病的潛在危險、骨質疏松和消化系統不適、以及精神心理方面可能出現的障礙，等等，因此更年期被視為是女性身體各大系統和器官開始全面進入衰退階段的高風險時期，需要時刻警醒并及時對癥治療。中醫則將更年期綜合癥理解為“經斷前后諸癥”，是由于女性腎氣不足、氣血不和導致陰陽失衡的結果，主張通過調理滋補以達到保健康復的目的。

　　然而，更年期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醫學概念。在大眾文化中，更年期從一開始出現就完全是個飽含性別文化意涵的負面概念，它由女性生命周期中一個特定的階段，引申為含有負面品質的女性人群，包含了諸如喜怒無常、嘮叨不停、敏感多疑、不可理喻、無法溝通、不像個女人等等說法，其核心基本上可歸結為“不正常的女人”或者“不正常的人”，所以甚至常常被人們用來作為指責或辱罵某人或者某些人群的一個貶義詞。

　　在流行的文學或影視作品中，更年期的這些所謂負面特點往往被漫畫性地夸大為造成個人和家庭喜劇或悲劇結果的一個重要元素。例如更年期被妖魔化為女性一生中最令人恐怖的階段，“當青春期遇上更年期”被認為是家庭生活的災難時期，也被認為是婚姻出軌、家庭出現危機的高風險階段。大眾文化一方面告誡朋友家人要對這一時期的女性小心提防、多加關愛，另一方面又告誡女性自己要注意身心調適、保持樂觀開朗，共同度過更年期這個“多事之秋”。在這種文化浸潤下，女性自身對于更年期的恐慌有時比他人更甚。

　　總而言之，女性更年期無論對社會、對家人、對自己來說都被視為問題，這種問題化與污名化，與更年期話語的建構方式有關。

　　二、更年期話語的建構及其背后的性別理念

　　更年期話語的建構，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醫學界、大眾文化以及女性自身。它們在共同的性別理念中相互膠著與融合，造就了關于更年期的流行敘述，成為加諸女性身體的權威注解。

　　1.醫學界的敘述

　　現代醫學的理念是通過規范治療程序尋找病因、祛除病灶、扼殺病源、延長生命或減輕痛苦。在這個意義上更年期是現代醫學中相對比較忽略的研究領域，甚至可以說根本算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一種疾病，而只是代表了女性中老年過渡時期疾病易發的一個階段而已。與之直接相關的醫學上的術語只有一個：圍絕經期綜合癥。可以說，實際上醫學界在更年期問題上的敘述是缺席的或者零散的、不完整的，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生命衰退在女性身體上的自然表征，而在具體臨床實踐中講究的只是對癥治療，無不適則不治。

　　然而考察與更年期相關的醫學實踐，還是可以看出國內醫學界在這個問題上的一種基本態度。現代醫學設計中與更年期癥狀治療相關的門診科室主要是婦科與內分泌科(或者還有婦科內分泌，簡稱“婦內”)。當更年期女性出現月經不調或者與此相關的許多婦科疾病時，最早尋求門診治療幫助的通常是婦科。這一科室的診治主張一般是立足于婦科疾病的應對性的治療，以針對性藥物、手術檢查以及切除病灶或器官為主要手段;而內分泌科的思路有很大不同，他們認為更年期的疾病癥狀歸根結底是由于卵巢衰退導致的雌激素下降引起的，因而消除或者緩解這些病癥的一個可行辦法就是激素替代法，主張通過積極補充雌激素來達到減輕病癥、延緩衰老的目的。這兩種思路雖然存在很大差異，但是也有相互交疊的部分。它們共同關注的都是生命的延續、身體特定方面疾病和痛苦的消除，而在選擇具體治療方案的過程中，又都表現出其背后共同的性別理念。

　　國內婦科的門診醫療實踐中，對于更年期常見婦科疾病的治療方式，切除手術是常見的選擇。比如對于更年期最多見的月經紊亂或功能性子宮出血(指不規則出血不止)，一般的治療程序是詢問病史、婦科檢查和常規化驗，包括觸診、驗血、性激素六項測定、陰道B超檢查等，以此觀察子宮內及其附件有無異物、子宮內膜厚薄，尋找出血原因。如若一切正常，則繼續觀察，使用止血劑、激素治療或中藥調理等方法來止血;如若發現子宮內膜厚，就要行刮宮術、取活檢，然后根據檢查結果吃藥或酌情手術，實在無效就切除子宮;如若發現有子宮肌瘤、息肉及卵巢囊腫等異物，一般的方案是視病兆大小和身體癥狀，或坐等更年期萎縮，暫不予治療，或當即行手術剔除病兆，對有反復者干脆切除子宮;如若發現有子宮、宮頸及卵巢相關惡性腫瘤，則一律用切除全子宮或者附件的辦法。

　　可以看出，對于更年期婦科疾病，婦科醫生常用的手段是切除子宮或卵巢，把它作為行之有效的最終治療方法，這種范式事實上可能導致了大量的過度治療。其背后的理念是：反正更年期女性已經不再生育，留著子宮反而多惹麻煩;性生活對更年期女性來說已不重要，子宮及其附件切除不影響夫妻生活。也就是說，在醫生眼里，女性主要作為生育工具和性工具而存在，由于這兩個角色功能逐步走向衰退，更年期女性的相關疾病治療就形成了這種去性化(切除器官方案)的簡單化思路。而內分泌科醫生的治療則可以歸結為是一種性別化(補充雌激素或者配套的孕激素方案)的思路，表面上看二者之間是對立的兩極，其實結果都加重了女性更年期的性別認同危機。

　　西方女性主義曾對現代醫療體制存在的弊端有過非常嚴厲的批判，其中包括醫學組織及其意識形態對于社會生活的滲透所導致的“社會的醫學化”，日常生活中人們對于醫生和醫療體制的過度依賴所導致的醫學對于個人生活和身體的控制關系，現代醫學實踐中偏重應急治療而忽視疾病預防和保健的傾向，以及從業者當中特別是婦產科醫生以男性為主所導致的在女性健康和治療問題上的長期壟斷、壓制甚至誤區，還有醫生與病患之間的權威模式所帶來的不平等的權力關系，等等。[1](PP602-653)美國女性主義者在20世紀70年代掀起的婦女健康運動中，編寫了著名的婦女健康寶典《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當時的目的就是為了針對性地讓婦女拋棄男性權威，了解和傳播與身體有關的知識，掌握自己身體的自主權;與此同時，她們還批判了現代醫療制度對女性身體的控制，“把醫療制度中的問題與性別歧視的社會制度聯系起來，把自己同醫生的關系看做是性別等級制度的具體體現”。[2]從中國醫界有關女性更年期的話語以及診治實踐中，也能看出這種性別化的權威體制帶來的弊端以及給女性自身的身體認知及其遭遇帶來的影響。

　　2.大眾文化的敘述

　　在大眾文化中，更年期被視為女性生命歷程中的問題時期，處于更年期的女性被視為問題人群而被界定為“不正常”。

　　首先是作為“不正常的人”。即女性更年期階段表現出諸多生理和心理的異常，從而導致多病多疑、情緒失控、溝通障礙、失眠抑郁，等等，給女性自身以及身邊的朋友家人和交際圈帶來程度不同的困擾。盡管這些癥狀在不同個體身上會有明顯的差異，比如大多數女性癥狀非常輕微或者根本沒有任何癥狀，但是更年期綜合癥在主流文化中仍被擴大化和極端化，并常常被用作影視文學作品中一個帶來人物和故事戲劇化沖突的元素。所謂“平穩過渡”被視為這一階段女性自身和身邊人的共同目標。

　　其次是作為“不正常的女人”或者“中性人”。即女性更年期階段所表現出的身體、外貌和性特征上的變化，比如肥胖、皺紋、容顏漸失、女性特征消逝或性欲減退，等等，不再吸引異性的目光，由此可以看到女性作為生育和性愛對象角色在大眾文化視野中的淡出。從市場消費走向和商家廣告中可以明顯看出這個趨勢，處于更年期的女性不再是消費市場和商家青睞的寵兒，而是被劃歸為老年消費市場中的特殊群體，頂多作為親情故事中的母親角色出現。

　　因此大眾文化中關于女性更年期的“不正常”，一方面著眼于女性身體和性角色淡化所帶來的性別身份的否定;另一方面也著眼于作為個體的人走向生命末端的轉折的開始：出現健康警報、衰老跡象，智力、體力整體下降導致反應遲鈍，等等。于是女性更年期的身體退化被賦予了雙重含義，即性別的衰退和身體的衰退。身體由此進入一個需要特別關注和調理的階段，更年期女性因此成為媒體養生欄目和商家推銷保健品的重要對象。

　　與此同時，大眾文化中有關女性更年期的敘述還常常與關于家庭生命周期的揣測聯系在一起。按照這種理解，當女性進入更年期階段，正值家庭生活進入一個調整期：孩子進入青春期或者長大成人離開家，夫妻關系進入疲勞期或者家庭面臨空巢期，伺候老人或隔代小輩的任務加重，女性自身的社會交往減弱或邊緣化，與男性之間社會地位的差距拉大了夫妻之間的距離，加上更年期女性在容顏和性特征上的衰老，等等，這些都加大了婚姻出軌的風險。因此女性更年期被認為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脆弱期。

　　這種基于女性家庭與社會角色分工現狀的分析本身沒什么問題，但是如果將中年女性的這種特殊社會境況歸結于更年期身體和性的特殊狀態，就有了大問題，因為其背后的依據是生理意義上的性別概念以及女性的身體化。與大眾文化敘述中更年期的妖魔化相伴的，是各種預防、治療或延緩更年期的方法和秘籍的傳播與流行。例如所謂更年期飲食、保健、保養的偏方盛行，有食療、藥補、激素調理、美容整容、減肥塑身，等等，不一而足，目的就是為了留住青春、推遲更年期，或者讓更年期女性容顏煥發、活力依舊，這也給商家開辟了一個龐大的更年期商機和市場。

　　3.女性自身的敘述

　　受醫學主流話語和大眾文化話語的影響，女性自身對于更年期的態度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種類型：一類可以用“恐慌”二字來形容，另一類可以稱之為“順其自然”的態度。

　　恐慌型的女性根據不同的表現形態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更年期癥狀嚴重、遲遲得不到康復的類型，這在女性更年期人群中占少數。由于身心折騰明顯，她們不得不整天跑醫院，在醫學主流話語的挾制下身心焦慮而形成惡性循環，無法正常生活，甚至導致跟周圍人關系緊張，帶來工作和家庭生活中的人際危機或變故;另一種是由于太在意更年期到來而惶惶不可終日的類型，這在女性人群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只是依恐慌程度的不同而在行動取向上有所差異而已。許多女性從年輕時開始就將養生保健、美容養顏、打理自己的身體作為一項長期不可怠惰的核心工作來做。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許多更年期前后的女性生怕自己衰老得太快，希望通過各種身體的滋補和調養手段，將更年期延后或者保留逝去的年輕容顏和活力，但結果不一定能夠如愿。

　　這些對于更年期的恐慌和焦慮，包含了對生命衰老、性別退化、社會邊緣化以及消費市場隔離等不同方面的恐慌。原因在于由醫界和大眾文化建構的更年期話語，給這一年齡階段的女性傳遞了一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信息，事實上女性在家庭與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更年期歧視。這種歧視不僅表現在勞動力市場很少對40歲以上的女性開放，還表現在消費市場除保健品之外很少提供針對這一年齡段女性的服裝服飾或娛樂休閑產品。與此同時，大眾媒體和文化還一再地明示或暗示，更年期女性是個問題化的群體，需要從身體到心靈接受撫慰、關懷和自我矯正。

　　然而恐慌并非女性對于更年期的唯一態度。介于上述兩種恐慌型之間，一種主張“順其自然”的態度在當代女性群體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知女性群體中越來越得到認可。她們將更年期更多地視為一種與女性身體相關的生命的自然歷程，而不賦予它更多的性別或文化含義。例如在我訪談過的幾位受過高等教育、幾近更年期年齡的女性中，一位從事中醫門診治療工作的女醫生只是將更年期視為隨著年齡的增長需要“滋陰養血”、注意飲食睡眠等生活習慣的一個階段而已，“沒什么可怕的”，因為“衰老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另一位中學女教師同樣將更年期視為女性到一定年齡的正常現象，認為“更年期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很正常”，所以她不主張吃藥，認為“沒有必要”。當談到更年期的感受時，她用一句話概括為“就是有一種感覺，做女人結束了”，由此想到“人這一輩子其實也很短”，因此要“快樂每一天，不要給自己找麻煩”，覺得“有些事情要抓緊做”，在盡了為人父母和子女的責任后，“要給自己活幾年了”。可見更年期在她們這里更意味著一種開始新生活的分水嶺。

　　一位接受訪談的大學女教師在回答如何理解更年期時，直接答復“從中年往老年過渡”，并表示對于期間的生理變化并不害怕，“只是怕越來越老，就越來越接近死亡”。但她并不主張去醫院，也不打算吃藥或吃保健品來使更年期延后，而是希望通過自我調整來擺平身體，“實在忍受不了”再去看醫生。她認為更年期是“自然規律”，因此要“順其自然”。問及如何看待媒體和影視作品中關于更年期的負面說法時，她認為那些說法“有點偏激”、過于“戲劇化”、太“夸張了”，因為“家庭有問題的好像在更年期之前早就存在了”，婚姻要出軌什么時候都可能出軌，不能將所有問題歸之于更年期。

　　另一位已經進入更年期階段的被訪者也是大學女教師，她在出現癥狀后已經吃了一年半中藥，但依然認定更年期不是病，而只是“自然規律不可抗拒”，所以認為只有感覺不舒服時才需要去醫院咨詢醫生，然后只要“遵醫囑”，平日里“中藥調理感覺舒服就可以了”。但總體上她還是主張更年期“當然最好能延遲幾年”。對于更年期這個詞以及負面含義，她道出了一個有趣的說法，即“不到更年期被別人扣上‘更年期’的帽子好像有點兒貶義，現在到了更年期反而是個好盾牌：別惹咱們，咱發火有理，還不用負責任”!提到社會對于更年期女性應該提供怎樣的幫助時，她指出了兩項：科普和健康咨詢，因為她相信“知識消除恐懼，知識提高自信心”。

　　以上的訪談敘述雖然只來自部分高知女性，但是不難看出，國內女性關于更年期的知識建構基本上來自兩條線：一條是以醫學話語為基礎的所謂科學線，另一條則是來自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的所謂文化線。對于當代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來說，她們所具備的知識修養讓她們更容易接受前者并對后者有一定的免疫力;而對于更多來自底層或者農村的婦女來說，醫學話語還未普及滲透到她們周遭的生活環境，因此她們可能更容易受到后者的影響，對于大眾文化所描述的更年期話語更缺乏免疫力。然而這一點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原因就在于作為權威者出現的醫學話語，與流行中的大眾文化話語之間，本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事實上遵循著共同的性別理念，都是在男性中心文化的框架下將女性的身體化角色發揮到了極致。也就是說，對于醫界流行話語的追隨和權威認同，并不足以使當事者對大眾文化中的流行性別偏見具有免疫作用，某種程度上它們之間還會相互扶持，形成一個關于女性更年期的流行而不失權威的解讀。

　　三、更年期妖魔化的性別意涵及其身體政治

　　從宏觀的社會變遷背景來看，女性更年期話語的建構及其妖魔化，浸透和復制了全球化時代中國大眾文化中的性別意涵及其身體政治。

　　1.性別話語的多元性及其認同危機

　　女性更年期的妖魔化，可以說與現時代主流文化中性別話語的構成和變遷模式有關。中國進入市場化、全球化時代之后，過去那種以國家主宰的平等神化為特征的性別話語發生了轉型，被新的市場導向的性別話語所取代。由國家、市場和傳統文化三種力量相互交疊、合作與制衡而形成的多元化的性別話語，打破了原先國家話語一統天下的局面。其中“市場原則與性別主義兼顧的話語，是這一時代性別話語的主要特征”。[3]在這種新的話語體系中，國家平等話語的撤退、以“素質”為關鍵詞的新的敘述方式的流行，以及效率為先的市場競爭話語和傳統父權制話語的結盟，恰好迎合了現代消費文化中的性別時尚和感官取向。女性進一步被物化或身體化，即便她們跟男性一樣要在職場上拼殺，依然難以逃脫在家庭中規定的賢妻良母傳統角色，以及在大眾文化中與身體相關的被消費地位。這種以市場的資源配置為表現形式的性別話語的多元性，可歸納為“素質話語”與“身體話語”之間的沖突與轉換，它一方面給女性帶來更多的選擇機會與可能，另一方面也給女性傳遞了全球化時代的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導致她們在性別認同上的危機和困惑。[4](PP272-293)

　　進入更年期的女性由于身體上的衰退，成為性別文化中被拋棄和嘲弄的對象。更年期綜合癥中最核心的焦慮，就是由于性和性別特質的退化所帶來的女性身份認同的危機感。比如上述提到的一位大學女教師雖然一再強調“更年期女性最能給予自信的東西”是“知識、修養、閱歷”，是“對自己的充分肯定”，是“由內而外的美麗”，但仍然認為“身體外貌對于各年齡段的女性都很重要”，因而坦陳也會擔心身體發福，其原因一方面怕發胖對身體健康帶來不利，另一方面更擔心的則是身材漂不漂亮的問題。這是因為“消費主義的性別文化強調女性作為身體和性的特殊價值，并且這種價值取向不僅僅體現在家庭這種私人領域的角色分工，還被推向兩性關系的公共市場，并通過大眾傳媒和廣告時尚產業的迅速傳播影響人們的消費嗜好、時尚標準和審美取向。市場話語與傳統話語的結合，使得每位女性無法逃脫這類來自新的性別消費時尚的壓力”。[4](PP272-293)因此女性更年期面臨的挫折感和危機感，除了跟生命的新陳代謝聯系在一起的生死恐懼和考量之外，也跟作為消費時代基礎的身體政治聯系在一起而具有獨特的性別意涵。

　　2.更年期的妖魔化與消費時代的身體政治

　　無論從醫界到大眾文化，有關更年期話語的建構都將女性簡單歸結于作為生育者和性愛者的身體角色，并以之作為衡量女性價值的主要標準，這種身體化傾向自然而然導致更年期的妖魔化。

　　更年期的妖魔化也是消費時代身體政治的體現。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消費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身體越來越擺脫所謂“自然”而受到外在科學力量和技術力量的侵入。這里的科學技術不僅僅是物質意義上的，還包含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針對身體的“社會技術”，即“身體越來越成為一種我們必須去‘塑造’而不是簡單接受的東西”。人類通過對自身身體的干預，以特定方式來改變其外表特征或者功能運作，[5](PP210-211)例如美容整形、飲食控制和減肥，等等。也就是說，身體被社會性地建構和生產，與此同時有關身體形成了一整套標準化的健康和審美規范，強調通過對身體的自我調控和管理，讓自己變得更加性感、苗條和長壽。身體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成為區分不同階層、年齡、性別和品位的重要標志，因而在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那里，對人的身體形式的管理，成為文化資本或身體資本的一部分。[6](PP3-35)

　　福柯在有關身體的敘述中最先引入了權力概念。在他那里，身體本身就是一種話語實踐，學校、醫院、監獄等權力機構都成為現代社會身體規訓的手段和牢籠。他關注的是身體如何被話語所生產，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話語暴力對身體的懲戒和干預, 權力在反復地改造、制造和生產出他們所需要的身體，身體被規訓為合乎規范的、有用的東西，成為馴服的對象和標準化產品。[7]女性主義在對流行女性雜志進行分析后指出，這些雜志乍一看都是以幫助女性處理有問題的身體為宗旨，其實一開始就將女性的身體建構為有問題的，是在以大眾文化方式推行一種“身體的標準化”，讓女性在男權文化的標準化凝視下完成自身對于身體的一種自我規訓與馴服。而隨著身體的技術化手段的增長，通過技術干預改變女性自身的身體、使之更加符合流行的完美身體標準，已經成為一種流行趨勢。[8](PP17-23)

　　因而后現代女性主義的一個核心主題就是身體政治，它牽涉與身體相關的權力關系及其抗爭。他們認為，重要的不是追問“我們能改變自己的身體使之更容易被接納嗎”，而是追問“我們可以改變影響我們身體的話語嗎”?堅持“身體是一種話語建構，并不是否認作為具象的身體，而是堅持我們關于身體的理解必然與我們言說身體的語境有關”。這種觀點的長處，從實踐的層面上說，并非試圖否認身體所體驗的具象肉體，而是重點在于否認身體的穩定不變性。[8](PP17-23)女性主義認為，女性有權支配自己的身體，而那些加諸女性身上的來自社會和文化的種種間接暴力，都是將女性物化或客體化，剝奪了她們的身體自主權。

　　對于更年期“不是女人”“作為女人結束了”，是“中性人”繼而不是“正常人”的恐慌，構成了女性主義所說的“身體政治”的一部分。對更年期女性來說，無論醫界主張采納“去性化”的手術治療方案抑或是性別化的激素替代療法的不同診治思路，還是女性自身采取回避身體抑或是拯救身體的不同態度，事實上都落入了性別主義的圈套，讓女性身體陷入某種難以逃脫的羈絆之中，成為被控制、被凝視的對象，因而無法對更年期這一人生的正常過渡階段泰然處之。

　　3.在流動的性別觀念中淡化更年期話語

　　更年期問題的癥結在于女性的身份認同危機。在更年期妖魔化的語境下，女性想要獲得身體的自主權，就要將自我從被他人凝視的身體里解放出來，讓身體不僅僅是權力規訓的結果，也成為福柯所言的權力反抗的載體。為此對于更年期話語既不能強化，也不能回避，而是需要在一種流動的性別觀念下使之淡化。

　　女性主義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認為，所謂性別只是建立在權力關系基礎上的一種社會法則，它通過規范和表演，書寫出具有性別特征的我們的身體，從而建構出我們的主體。事實上不是話語創造了身體，而是沒有話語就無法進入或談及身體，這意味著身體的所有參照物都會以某種方式參與了身體的建構。因此所謂性別身份不是固定的，性別認同是通過不斷表演來實現的動態過程。[9]這種流動的性別觀為建構一種淡化了的更年期話語提供了可能。

　　在這個意義上，女性更年期與其說是一種生理現象，不如視其為一種社會文化的性別化建構，體現了女性身體化趨勢在大眾文化中的加劇。然而性別的生理性與社會性之間從來不是斷裂的，就像具象身體歸根結底取決于身體話語一樣，更年期話語也不可能完全脫離身體來敘述。因為沒有純粹的所謂身體，任何與身體相關的東西，都以某種方式構成了身體。因此更年期妖魔化的突破點，就在于從女性自身的生活經驗和身體體驗出發，修正醫學話語中的性別偏見，重塑關于女性身體的知識與傳說，推動大眾文化的方向，建構一種來自女性自身的、真正“順其自然”的嶄新的女性生命史和更年期文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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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吳小英.市場化背景下性別話語的轉型[J].中國社會科學,2009,(2).

　　[4]吳小英“. 干得好”還是“嫁得好”?———市場化時代女性身份認同危機及其主體性建構[A].載孟憲范主編.女性的生存狀況和社會心態[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5][英]安東尼·吉登斯著,李康譯.社會學(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6][美]布萊恩·特納,身體問題：社會理論的新近發展[A].載汪民安,陳永國編.后身體：文化、權力和生命政治學[C].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7]馮珠娣,汪民安.日常生活、身體、政治[J].社會學研究,2004,(1).

　　[8]Lesley Jefferies. Tex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 Body: A Critical Discourse Approach[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9][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鳳譯.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本文原載于《婦女研究論叢》，2013年第4期，第87-94頁。圖片來源于網絡。感謝作者授權海螺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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