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實踐論》《矛盾論》
許全興
今年是《兩論》在延安發表80周年。毛澤東集革命家、軍事家、哲學家于一身，善于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中國革命經驗和中國傳統哲學三者的精華結合起來，進行理論上的創新。他寫出的《實踐論》《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為什么說《兩論》“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
真正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因時代的需要而產生，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遵守，但實踐是發展的，單靠老祖宗不行，需要創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毛澤東說：《兩論》“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
為什么“不能不寫”？
首先是為了從思想理論上清算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損失的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為了給即將來臨的抗日戰爭提供銳利的思想武器。
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毛澤東根據形勢變化，首先解決最緊迫的政治路線，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繼之，1936年12月，到紅軍大學講授并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系統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戰略戰術。該書的顯著特點是充滿了唯物論辯證法，對“左”傾軍事路線進行深刻的哲學批判，將軍事理論與哲學思想融為一體，是一本杰出的軍事哲學著作，已具《兩論》雛形。在毛澤東看來，這還不夠，還不是專門的哲學著作。為了揭露錯誤路線的認識論根源，從根本上克服主觀主義，糾正黨的錯誤路線，就必須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以提高全黨的思想理論修養。為此，毛澤東著力研究哲學，在1937年春夏應邀到抗大講授辯證法唯物論(講課因“七七事變”而中斷)，編著《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兩論》是其中最精彩、最重要的兩節。
在講課時，毛澤東反復指出，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方法論，有高度的和嚴密的科學性，同徹底的和不妥協的革命性密切地結合著的、一種最正確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觀和方法論，如果不懂得它，我們的事情是辦不好的，會犯錯誤。但如果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絕大的效果。他強調指出：“辯證法唯物論對于指導革命運動的干部人員，尤屬必修的科目。”
由此看來，長征到陜北后，毛澤東發憤讀書，研究哲學，寫作《兩論》，為即將開赴抗日前線的將士們講授哲學，決不僅僅是為了回擊教條主義者用“狹隘經驗論”的帽子對他的誣蔑，也不只是為了徹底清算黨內錯誤路線，而是有更深刻的考慮，為即將來臨的抗日戰爭作理論準備。這種理論準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為自己磨制指導抗日戰爭的思想武器，猶如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不久，為了批判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寫作《帝國主義論》而在瑞士伯爾尼潛心研究黑格爾哲學一樣。二是為即將開赴抗日前線的將士們進行思想理論武裝，也為全黨迎接偉大的抗日戰爭進行思想理論準備。
從哲學史看，寫作《兩論》既完成列寧提出的“說明和發揮”任務，又回答了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矛盾
從哲學史看，寫作《兩論》還有理論上的需要，是實現人類哲學思想發展的歷史必然。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看，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的歷史的唯物主義，為無產階級世界觀方法論奠定了科學基礎，但他們沒有為自己的哲學思想構建一個理論的邏輯體系。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遺憾的是，列寧未能對認識辯證途徑和辯證法核心展開“說明和發揮”。
人類哲學思想發展有它自身的內在邏輯。到了20世紀30年代，完成對認識辯證途徑和辯證法核心的“說明和發揮”的任務，已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發展的邏輯必然。毛澤東在抗大講哲學，特別用心寫作《兩論》，系統地、深刻地闡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理論和對立統一規律學說，就是為了完成列寧提出的“說明和發揮”任務。
再從中國哲學史看，毛澤東著述《實踐論》對中國哲學史上長期爭論不休的知行學說做出了科學總結。中國哲學從先秦起就注重知與行關系的討論，到宋明時期則在知與行的先后、輕重、難易、分合等問題上展開爭論，形成了較系統的不同的知行學說。到了近代，孫中山從知行問題入手，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一反傳統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知易行難說”，提出了“知難行易說”。毛澤東將孫中山的知行學說推向革命方面，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唯物而辯證地闡明了知與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他用“論實踐和認識——知和行的關系”作為《實踐論》的副題赫然標出，并在文中論及“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這些顯示出毛澤東是在有意識地對兩千多年爭論不休的知行關系做出唯物而辯證的當代總結，糾正“知行分任”的錯誤觀點，將知行學說提到新的水平。
中國傳統哲學有豐富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其主要內容是矛盾學說，即猜測到事物內部矛盾著的雙方(陰陽)的相互作用是事物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源泉和動力，看到了對立面之間的互相聯系、互相依存、互相滲透和互相轉化，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相反相成”、“物極必反”、“萬物皆有對”、“一分為二”等思想即是。這些辯證法思想不僅存在于哲學著作中，而且滲透到政治、軍事、道德、文學藝術、醫學、自然科學和宗教等各個方面，直接影響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從毛澤東的早期著作看，他熟諳中國古代辯證法思想。他的《矛盾論》將中國古代樸素的矛盾學說賦予了現代的內容和形態，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兩論》決不是書齋的產物，更不是從任何書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結了中國革命血的經驗教訓
列寧提出的對認識辯證途徑和唯物辯證法核心“說明和發揮”的任務，由毛澤東在20世紀30年代完成，這并不是偶然的。
“事物的辯證法創造觀念的辯證法”。毛澤東之所以能完成列寧提出的“說明和發揮”的任務，首先是，十月革命后中國社會矛盾的尖銳性、復雜性和曲折性為世所罕見(可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逐漸成了東方矛盾的焦點和東方革命的中心。《兩論》正是中國社會客觀矛盾運動辯證法的理論反映。戰爭是人類矛盾斗爭最高形式，也是人類能動性最高表現。客觀辯證法與主觀辯證法在戰爭中表現得最為充分。其次是中國革命經歷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與失敗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與失敗。只有經歷了革命戰爭的兩次勝利與兩次失敗的實踐，才能對中國革命的規律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才能對認識的根本規律有深切的理解，也才能著述《兩論》。在此之前是難以做到的。
從主觀條件講，毛澤東從學生時代起就重視哲學，提出改造中國“非普及哲學不可”。他中外哲學著作都讀。他手抄恩師楊昌濟譯的《西洋倫理學史》(手稿)七本，在讀十萬余字的《倫理學原理》時寫了一萬多字批語，僅此就可見其用心苦讀之一斑。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后，他依然“喜研究哲學”，明確認識到“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更可貴的是，他善于運用矛盾分析方法，從主客觀關系上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找出中國革命規律，指導中國革命。自然，他對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戰爭的哲學思考和總結也有一個過程。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等著作中，通過對中國社會尖銳的、復雜的、曲折的和極端不平衡的矛盾的分析，論證了紅色政權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客觀根據，初步揭示了中國革命走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規律。他還從主觀與客觀的關系上總結紅色政權存在發展的主觀條件，強調革命的主觀指導要符合客觀實際，反對主觀主義。他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情況”和“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上述著作均是唯物辯證法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活的運用。在江西時期，他的哲學思想已初具輪廓。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在保安采訪毛澤東后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有自己的“哲學體系”。
《兩論》的產生不僅是為即將來臨的抗日戰爭作思想理論準備，而且也與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轉變直接相聯的。在處于“圍剿”與反“圍剿”的艱苦的戰爭環境下，毛澤東可以在馬背上哼詩詞，但不能在馬背上寫論文。因為論文的寫作需有時間進行思考，哲學思想尤其需要沉思。雖然任何真正的哲學思想都源于社會的矛盾運動和社會生活，但任何真正的哲學思想都離不開前人和同時代人的思想資料，而不可能憑空產生。這就需要哲學家有時間坐下來讀書、思考。長征到達陜北后，情形起了根本性變化。由于實行了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達成共同抗日的默契，有了以延安為中心的相對穩定、安定的根據地，可以讀書、辦學和研究、著述。抗大邀請毛澤東講哲學，直接催生了《兩論》的誕生。
毛澤東之所以能寫出《兩論》，是因為他具有集革命家、哲學家和精通中國歷史文化的學問家于一身的優點。專門哲學家難于寫出《兩論》這樣的論著。《兩論》決不是書齋的產物，更不是從任何書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結了中國革命血的經驗教訓。
《兩論》是經實踐反復檢驗證明了的科學論著，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是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基本教材。習近平同志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很重要的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他在列舉“需要反復精讀”的毛澤東著作篇目時，首先列出的是《實踐論》《矛盾論》。他指出：“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兩篇代表作，對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作出哲學總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征途中，《兩論》依然是我們黨贏得偉大勝利的法寶，必讀的經典。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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