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作為某些西方勢力打壓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等一切它所不喜歡的國家，推行其“顏色革命”的西方版的意識形態工具,已然成為一個國際性的流行語，頻繁地出現在各類論壇、講壇和媒體上。特別是某些西方勢力更是利用“普世價值”作為意識形態攻擊武器，加緊與社會主義中國“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實施“和平演變”的圖謀。

　　對于“普世價值”的態度有三種情況：一是支持贊成“普世價值”,企圖以“普世價值”為思想武器，推動“顏色革命”;二是雖然不認可美國統治集團倡導的“普世價值”，但認為全人類存在一個共同適用的“普世價值”;三是徹底否定“普世價值”，反對利用“普世價值”作為“顏色革命”的思想武器。

　　什么是“普世價值”?存在不存在“普世價值”?某些西方勢力所鼓吹的“普世價值”到底是什么貨色?需要從理論上、實踐上進行徹底的批駁，把道理徹底講清楚、搞明白，這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流地位，鞏固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思想基礎，鞏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迫切需要。

一、什么是“價值”：哲學意義上的價值與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是不同的概念

　　要搞清楚什么是“普世價值”，必須從頭談起，先說清楚什么是“價值”。

　　價值，從不同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從哲學角度,還是從經濟學角度,或是從其他角度,其內涵都是不同的。經濟學的價值概念指的是市場經濟中某商品有沒有效用，有什么效用，值還是不值，值多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價值概念，包含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重性：一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即該商品有沒有用，有多大用，也就是該商品對于人所具有的實際使用效用;一是商品的交換價值，即該商品值不值，值多少,也就是該商品中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衡量一個商品的價值，唯一的標準就是生產一個商品所消耗的平均的、必要的、“社會化”的勞動時間，而不是具體的勞動時間。譬如，生產一個杯子，不同的社會生產條件，不同的生產單位，不同的勞動者，其所耗費在它上的具體勞動時間是不同的。而把杯子拿到市場上出售，每個杯子的價值是多少，就不是看生產該杯子所耗費的具體勞動時間是多少，而是看整個社會生產一個杯子的無差別的、平均的、必要的社會化的勞動時間是多少。使用價值是具體的，而交換價值是一般的、平均的、抽象的。經濟學的價值概念，講的是商品的價值，但商品的價值背后則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

　　哲學意義上的價值，與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內涵不同，是最一般意義上的價值概念。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來看，哲學所講的價值，指的是某人某物某事，包括物質的或精神的，有沒有效用，有多大效用;值不值，值多少。價值，從某人某物某事的質上來衡量，即有沒有效用，是正面的、積極的、好的效用，還是負面的、消極的、壞的效用;從量上來衡量，即有多大效用，值多少。用通俗的話來說，即某人某物某事有沒有用、有沒有益、有沒有效，有多大用、有多少效，值還是不值，值什么。值還是不值，有正負之分，有好用處還是壞用處、有益還是有害、有效還是無效之分。

　　哲學意義上的價值本質上反映了一種關系，即人作為主體與其所指向、認識、作用的對象作為客體之間的一種相互關系，即客體對主體需求的滿足所具有的作用與意義關系。馬克思說：“‘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是“這些物能使人們‘滿足需要’的這一屬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5、406頁。)用哲學的語言來說，主體是指從事社會實踐和認識活動的人，客體則是指人的社會實踐和認識活動的對象，即主體所指向、認識、作用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說，主體是人，客體是主體的對象。例如,人喝水,人就是主體,水就是客體。但如果說人就是主體，外部自然物就是客體，這是不全面的。嚴格講，只有處于社會實踐及相應的認識活動中的人才是主體，主體應當是社會的、實踐的、歷史的、現實的、有思維活動的人。主體可以是一個人，即個體;也可以是一群人，即群體，群體可以是政黨、階級、民族或某個利益集團。客體，是主體實踐和認識的對象。客體可以是物質的世界，可以是人的世界，也可以是精神世界。譬如，某物是客體，某社會、國家、階級、階層、政黨、群體、個體的人，是客體;某個理論體系也可以是客體。可以說，客體是相對主體而言，是能滿足主體需要，對主體的需求有一定滿足意義的對象，即某物某人某事。

　　社會的人、現實的人是有需要的，而客體則可以滿足主體的需要，這種對主體需要的滿足，對主體來說，客體對主體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義。用哲學語言來說，客體就會因主體的需求而產生主體所需要的作用和意義。譬如，水可以滿足人的生理需要，對主體來說具有一定的意義，人就會對水的效用產生價值認識與評價。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的程度越高，客體對于主體的作用和意義就越大，主體對客體的價值評價就越高。價值本質上是主體與客體，即客體對于主體需要的滿足和意義關系，也就是說，以主體為尺度會對客體對主體需要的滿足、作用與意義產生一定的價值認識與評價。

　　哲學上的價值關系，即主客體關系就是社會實踐和認識的人同其所指向、認識和作用的客體之間的對象化關系。所謂對象化關系，就是主體在一定客觀條件下作用于客體，按照自己的需求、意愿、目的，利用、再塑客體，在這個過程中，主體逐步地使自身適應、吸收、同化客體，也就是說，主體在作用于客體的過程中，不斷地適應客體、改造自身，主體改造客體世界，也被客體世界所改造。用哲學的語言來說，這就是對象化。人喝水，水被人所利用所同化，成為人的一部分，這就叫做對象化。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一方面是物質性的關系，即表現為主客體之間利用與被利用、改造與被改造、塑造與被塑造的物質能量轉換關系;另一方面是精神性關系，表現為主體與客體之間認識與被認識、評價與被評價的關系。人喝了水，與水發生了一種能量轉換的物質性關系,同時人對水的性質、作用又不斷地深化認識，對水的效用產生一種認識評價關系,認識到水對人的價值，這就是精神性的關系。主體客體之間的價值關系，實質上是以物質與實踐為基礎的物質性與精神性相結合的對象性關系。

　　由此看來，所謂哲學上的價值概念，實質上就是人在社會實踐和認識活動中，人的活動所作用的對象是否滿足人的需要，對于人的生存和發展具有什么意義，從而產生作為主體的人對主體與客體的滿足與意義關系的觀念反映。嚴格來講，價值是關系范疇，它既離不開主體，即主體的需要，也離不開客體，即客體對主體需要的滿足與意義，又離不開主體對客體作用的認識評價，即作為主體的人對客體對于主體需要的滿足與意義的認識評價。

　　價值是客觀存在的，具有客觀性。人喝水，人與水之間就產生價值關系，水滿足人的生理需要，水對人是有用的，因而是有意義的，從而是有價值的。然而，水對人有用，人在水滿足其需要的過程中，就會對水的作用產生主觀判斷，這就是價值評價，價值又具有主觀性。價值評價的基礎是客觀存在的客體及其作用，是人的社會實踐，而表現出來的則是主體的主觀判斷。所以，價值一方面存在客觀性，一方面也存在主觀性。對于口渴之人，水是需要的。但對于已經喝足了水的人，腹中無食，恰恰糧食又是需要的，在不同的條件下，人對水與糧食價值的判斷就會產生變化。既然價值是客觀的，同時又有主體性和主觀性，有人的主觀判斷在其中，故此，價值既受客體存在的客觀條件所決定，又受人的主體性及其社會條件和社會實踐所制約，從而受人的主觀判斷所影響。人是社會的人，具體的人，不同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實踐的人對于同樣的客體作用的價值判斷是不同的。特別是在階級社會中，人的價值判斷是有階級性的，不同階級差別的人，其價值判斷是受階級差別制約的，是有階級差別的。所以，價值具有社會性、歷史性，在階級社會中具有階級性，是具體的、歷史的、相對的，從來沒有離開具體條件、離開人的具體社會關系、離開具體的人而單獨存在的價值。在階級社會，價值判斷受人所處的階級地位和社會條件所制約。所謂離開一切發展時代、離開一切社會形態、離開一切歷史條件、離開一切國度、離開一切人，無論是歷史上的人，還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的超歷史的、超階級的、永恒不變的“普世價值”是根本不存在的。

二、什么是人的價值：人的價值是人的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

　　價值可以分為物的價值和人的價值兩大類。物的價值是物對于人的需要的滿足與意義，從而產生人對物的價值關系及其判斷。人的價值，又可以分為人本身的社會價值和人的活動所創造的事的社會價值兩方面。譬如，某個人對于社會的價值;某個歷史事件、某個社會現象對于社會的價值。歷史事件、社會現象雖然是人的活動構成的，但卻表現為具體的某個歷史事件、某個社會現象。當然某個歷史事件、某個社會現象的價值，說到底還是人的價值，因為歷史事件、社會現象是人創造的。譬如，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歷史事件，在人類歷史上它是有一定地位和作用的，人們會對它產生某種價值判斷。列寧是一個歷史人物，而列寧的社會價值，又是通過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社會價值而體現出來。可見人的價值與事的價值是相聯系的、一致的。人離不開事，事離不開人。社會的事也是由社會的人的活動所構成的，但對某人的評價，重在對該人的價值判斷，而對某事的評價，則重在對事的價值判斷。人的活動所創造的事的價值，說到底也是人對于社會的價值。這里主要討論的是人的價值。

　　所謂人的價值是關于人活在世界上對社會、對自己有沒有用處，有好用處還是壞用處的價值評價問題，也就是現實的人及其活動所創造的事對于社會的價值。人的價值包含十分豐富復雜的內容，大致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即人的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人的自我價值是人及其活動對于人自身的價值，是人通過自己的活動滿足自身的需要。例如，一個人通過自己的勞動，充實和愉悅了自己，或使自己得到了完善和提升，實現了個人的自我價值。社會價值是人及其活動所創造的事對于社會的價值，是人通過自己的活動所創造的事滿足社會的需要所具有的意義。也就是說，一個人要對社會承擔一定的義務，有所擔當，有所作為，做出一定的貢獻，對于社會來說是有價值的。

　　人的價值是人的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如果一個人只講自我價值不講社會價值，這個人就是極端的利己主義者。中國剝削社會所宣揚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外國資產階級所宣揚的“人都是自私的”、“自私是人的本質”、“人活著只為自己”等，就是極端利己主義價值理念，是低俗的價值觀。馬克思主義價值觀主張人的社會價值和自我價值是一致的。一個人活著，首先要考慮到社會價值的實現，只有在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人的自我價值。當然，社會也要為每個人盡可能地創造個人價值實現的機會，但是必須把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引導到社會價值實現的正確價值觀上去。

　　毫無疑問，每一個人來到世界上，都需要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能，成就和完善自己，實現個人的自我價值，使自己的人生具有意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價值理念是承認個人的自我價值的。不尊重個人的價值，不承認甚至貶斥自我價值，不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所秉持的價值觀。

　　同樣，更不能走向極端，將個人自我價值絕對化，將它凌駕于集體或社會價值之上。任何人都是社會大家庭的一分子，是組成社會的一個“要素”，是處于社會相互作用之網上的一個“紐結”。任何一個人都離不開他人，離不開社會，離不開集體。一個人只有與社會、與他人、與集體緊密結合，通過社會性的實踐活動，才能有所作為，才能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為人民服務，為社會奉獻，為人類造福，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做的事，甚至可以說，是每一個人的社會責任或“分內的事”。

　　人的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并無根本對立。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頁。)一個人在社會中生活、表現自己，他的個人價值往往也就是他的社會價值，或者說個人與社會相統一的價值。像張思德一樣安心平常的工作崗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像白求恩一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像雷鋒一樣“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像焦裕祿一樣鞠躬盡瘁，為大眾造福;像楊善洲一樣嚴于律己，傾力奉獻;像袁隆平一樣勤勉敬業，獻身人類需要的事業……不僅與人們的自我完善、自我實現不相沖突，而且還是人們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的根本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社會價值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也應當更加得到人們的尊重和愛戴。也正因為如此，許多人都認同愛因斯坦的名言：“一個人的價值，應當看他貢獻什么，而不應當看他取得什么。”(《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45頁。)個人與集體、社會是有機地、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個人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也是相互聯系、交織在一起的。社會價值是通過無數的個人自我價值的追求活動實現的;社會價值的實現又能為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創造更好的基礎和條件。

　　人的個人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是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在階級社會)、千差萬別的，不分差別、不分國別、不分歷史、不分人等的，超越一切現實的人的價值的所謂“普世價值”是壓根就沒有的。

三、什么是“共同價值”：人類有共同價值，沒有“普世價值”

　　共同價值只存在于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個別價值之中前文已經說明人類根本不存在“普世價值”，那么人類是否有共同價值呢?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人類是有共同價值的，所謂“共同價值”也就是說人類所持有的千差萬別的價值是有其價值共同點的，千差萬別的價值的共同點就是共同價值。這就好比植物的葉子是千姿百態、千差萬別的，找不到絕對一樣的兩片葉子。但不盡相同的葉子，也是有共同性的，譬如闊葉類、針葉類……楊樹葉類、松樹葉類等等，就是概括了不同類別葉子的共同特點。然而，無論闊葉類、針葉類……還是楊樹葉類、松樹葉類……它們都只存在于每一個個別的、具體的葉子之中，并不離開具體的葉子而單獨存在。可以說，尊重自然、關愛自然、保護自然是人類自然觀的一個共同的價值選擇。但是，在階級社會中，不同的階級，其自然觀的價值選擇又是不同的。所謂“普世價值”，即是超歷史、超階級、超現實、永恒的脫離人類一切價值判斷的、荒謬的價值觀。

　　要真正搞清楚沒有“普世價值”，卻有“共同價值”這個問題，就必須首先搞清楚個別與一般、個性與共性、特殊與普遍的哲學道理。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個別、個性、特殊就是指單個的、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客觀存在物。一般、共性、普遍則是指不同客觀存在物之間在本質上的共同點。個別是具體的、特殊的、活生生的、實實在在的，是現實客觀存在的，而一般則是普遍的、抽象的、干巴巴的，是從個別中抽象出來的體現某類東西的共同點的概念。某類東西的共同點只存在于現實客觀存在物之中，而并不單獨存在。比如說，人們見到的狗是大狗、小狗、公狗、母狗、黑狗、黃狗……不同種類的千差萬別的個別的、具體的狗，而這些個別的、具體的狗都有狗的共同特征。“狗”是一切個別的、具體的狗的共同本質的抽象，它只存在于每個具體的狗之中，而并不單獨存在。這就好比，人們只見過個別的、具體的狗，誰也沒有見過抽象的狗。又比如，“紅”只是一個抽象概念，一說到“紅”，人們總覺得有一個什么紅的東西。其實，“紅”只是從無數個具體事物中抽象而來，并存在于具體事物之中的紅的共同性，只是“紅”的概念，并不是什么“紅”的東西。只有認識到，“狗”的概念不等于每個存在的個別的、具體的狗，“紅”的概念并不紅，“動”的概念并不動，“變”的概念并不變，這才算是懂得了個別與一般、具體與抽象的區別。一般、普遍、共同是有的，但它只是對個別、特殊、具體的抽象，只存在于個別之中，并沒有離開個別而單獨存在的一般。

　　可以更形象地說，人們所看到的人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或是男人，或是女人;或是黃種人，或是白種人，或是黑種人……這些一個個的具體的人就是個別，個別的人是具體的、生動的、實實在在的。而人們所說的人，則是一個概念，是一般，是從所有個別人中抽取出來的人的共同本質。誰也沒有見過不男不女、不中不西、不黑不白、不老不少、既不是張三也不是李四的抽象的人。人的共同本性是從無數具體人中抽象出來的一般，是抽象的概念，只存在于個別人之中。價值也是如此，世上只存在千差萬別的個別的具體人所秉持的價值認知，這些個別的具體的人的價值認知當然在價值取向上是有共同點的，但是卻沒有離開個別的、具體的、歷史的人的價值選擇而單獨存在的共同價值，更沒有所謂的“普世價值”。這就好比人的意識與軀體的關系，意識存在于軀體之中，沒有離開軀體而單獨存在的意識。一個人的軀體不在了，這個人的意識自然也就沒有了。

　　對于個別與一般的關系，如果離開唯物辯證法，人類就會陷入認識的誤區。人類的認識，總是從認識個別到認識一般、從認識具體到認識抽象，這是人的認識的一個飛躍，這個飛躍意義重大。但真正把個別與一般的辯證關系搞清楚，卻并不容易。錯把一般概念也當作真實存在的東西，這種認識上的失誤，在人類認識史上歷來存在。在我國古代哲學史上，先秦時期的“辯者”提出過著名的“雞三足”命題。在《莊子·天下》中記載的“辯者二十一事”中，有“雞三足”這一命題。在《公孫龍子》的《通變論》中有更具體的記載：“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同時記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說的是同樣的道理。這里的“謂”，即稱謂，是指的一般，這里的“數”，是具體的雞和牛羊的具體的足的數目，是雞或牛羊足的個別。一般的雞足加個別的雞足，則為“雞三足”，實際上一般的雞足，只是一個概念，存在于諸多個別雞的足之中，它本來并不真實存在。

　　本來，一般存在于個別之中，在具體的雞或牛羊足之外，并不獨立存在一個作為一般、“共相”的雞或牛羊的足。在這個命題中，把一般作為脫離個別的獨立存在與個別的具體的東西相提并論，這就得出了“雞三足”之類荒謬的結論。比如說，人們看見過一千只狗，由此得到狗的概念，這個狗的概念并不是第一千零一只狗，而是另外的事。“一般存在于個別之中”，“個別就是一般”，“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在個別的事物中，蘊涵著一般的、普遍的、共同的本質和規律;如果離開了個別的、具體的事物，一般就是空洞的、虛幻的、沒有內容的。不能設想，離開了一個個具體的、個別的、特殊的客觀存在物，還能單獨存在什么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客觀存在物。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一樣的，它是從一個個具體的價值判斷中抽象出來的一般價值判斷，它真實存在于一個個具體的價值判斷之中，是從一個個具體的價值判斷中體現出來的，它只存在于每個具體的主體與客體的滿足與意義的價值關系之中。人類的價值判斷只存在于千千萬萬的具體人的具體價值判斷之中，不存在離開具體的價值判斷而單獨存在的共同價值，更不可能存在超越一切具體的主體與客體的價值關系的所謂的“普世價值”。如果錯把一般概念同具體的客觀存在物相脫離，當作真實存在，就會錯把作為一般概念的共同價值當作離開個別價值而單獨存在的真實存在。

　　可見，人的價值是具體的、歷史的、相對的。由于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主體、客體以及主客體之間的關系也不斷變化，其價值關系和價值觀念也要隨之而改變。又由于價值是以主體為尺度的，而不同的主體處于不同的社會關系之中，具有不同的社會實踐，具有不同的主體性，因而同一客體對于不同主體便具有不同的價值，主體對客體的價值判斷也不盡相同。特別是在階級社會，人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判斷受階級的局限，打上階級的烙印。

　　價值不僅具有特殊性、具體性，而且具有共同性、普遍性。價值的共同性是因為主體有著共同的生活環境、共同的社會需要、共同的利益要求。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的人類，即使在相互隔絕的情況下，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時，不可避免地會碰到相同或相似的問題，從而產生一些共同的需要和利益，也會形成一些共同的價值關系、價值追求和價值觀念，形成價值一般。然而，價值一般絕對離不開價值特殊而獨立存在。譬如尊師重教、尊老愛幼、誠實可信等價值取向，對于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文明、不同社會、不同國度、不同階級階層的人來說，是有共同性的。在共同利益較多的領域或問題上，如科技進步、衛生防疫、環境保護、防災減災、預防犯罪等，人類的價值的共同性就較多。而在利益競爭、利益沖突較多的領域，價值的共同性就較少，如利益紛爭、勞資關系、階級矛盾、階級沖突等方面，價值的共同性、一致性就少，差別性、對立性、沖突性就多。

　　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一個不斷累積和進步的過程，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文明的積累、進步既包括同一種文明縱向的繼承，也包括不同文明橫向的借鑒、吸收和融合。特別是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交往日益頻繁，各民族的歷史成為“世界歷史”，人類面對的許多挑戰往往超越了國界的限制，需要團結合作、共同應對，從而需要確立不同國家、民族和社會制度的共同行為準則和價值準則。經濟全球化愈發展，價值領域的對立性也愈發展，同時共同性也隨之發展。

　　但是，共同價值是相對的，是存在于相對之中的絕對，是存在于個別之中的一般，是存在于具體之中的抽象，是存在于特殊之中的共同，從來沒有超然的離開一切個別、特殊、具體、現實的“普世價值”。共同價值反映的是人類的某些共同需要、共同利益、共同追求，體現了人類的社會性和相互依存性，是不同的人、民族、國家之間的共性，然而卻是局限的、易變的、有條件的。共同價值只能存在于具體的價值關系和價值觀念中。即使是某些共同的價值取向，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不同的社會地位的具體的人那里，表現也是各異的。就拿尊老愛幼來說，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中國人與外國人在價值取向上的表現形式和具體內容就不完全一樣。共同價值更不是某類價值觀比如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普世化。

　　搞清楚個別與一般、具體存在與抽象概念的關系，搞清楚一般存在于個別之中，沒有離開個別而獨立存在的一般，人類認識是從認識個別到認識一般，沒有離開個別認識的一般認識，沒有離開感性認識的理性認識，就可以認識到，人的價值是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在階級社會)，并不存在什么超歷史、超時空、超階級(在階級社會)的永恒不變的價值關系和價值理念，并沒有脫離具體價值而單獨存在的、絕對的“普適價值”。雖然人類的不同的價值取向存在某些共同點，有價值共同性，但“共同價值”是有條件限制的，絕不等于無條件限制的“普世價值”。

四、什么是價值觀：從來就沒有超歷史的、超現實的、普適的價值觀

　　價值觀是以觀念形態反映出來的人的價值評價與判斷的觀點，是人的系統化、理論化的對價值的總看法。哲學上的價值觀，本質上反映了以主體為尺度對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象性關系的總體價值認識，也就是主體對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的作用與意義的價值評價的理論觀點。在主體對客體能不能滿足需求、在多大程度上滿足需求的基礎上，所必然產生的主體對客體作用與意義的價值評價，也就是主體對客體能不能滿足主體的需要，并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主體的需要所產生的價值判斷，這種價值判斷上升到理性的認識，形成系統化、理論化的觀點就是價值觀。價值觀不完全等于人的價值判斷，價值取向不完全等于人的價值判斷，價值取向的共同點，不等于個別的、具體的人的價值判斷或價值評價，它屬于世界觀范疇，是人類對價值問題的世界觀方法論層面的總的理性看法。

　　價值觀屬于意識形態上層建筑范疇。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的經濟基礎是最基本的社會存在，在經濟基礎之上構成人類社會的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包括政治的上層建筑，如軍隊、警察、監獄、法庭、政黨、政府等;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如政治、哲學、歷史、法律、宗教等觀點，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都屬于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范疇。既然價值觀屬于意識形態范疇，就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譬如藝術作品，確實有無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山水畫，也有無標題音樂等，但是作者創作這些藝術作品時，是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和意識形態取向的，觀眾在欣賞這些藝術作品時，也會從自己的立場和意識形態取向出發來解讀它們。西方資產階級文藝復興時期的許多藝術作品，作者創作時就是帶有強烈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取向的，在受眾中也會產生這樣的意識形態效果。魯迅說得好：“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頁。)價值觀既然屬于意識形態范疇，它自然受經濟基礎，乃至政治上層建筑所決定、所制約，同時它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乃至政治上層建筑，人們的實踐、言行和道德直接受某種價值觀的導向、制約和影響。因此，構建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價值觀是一個歷史范疇。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社會價值觀也是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原始社會人們的價值觀與階級社會人們的價值觀就不同，不同的階級社會形態、不同階級屬性的價值觀也是不同的。奴隸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不同于封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封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資本主義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不同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在階級社會里，價值觀是一個階級的范疇，自有階級社會以來，價值觀就具有階級性。在奴隸社會，有體現奴隸主階級立場和利益的奴隸主階級的價值觀。在封建社會，有地主階級的價值觀。在資本主義社會，有資產階級價值觀，也有工人階級價值觀。工人階級價值觀是依存于新的社會生產力和新的生產方式而形成的價值觀，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價值觀，是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科學價值觀。

　　哲學上的價值觀主要側重于對人的價值的總評價，嚴格講是對人的價值的總看法，如對某個歷史人物的價值判斷、某個歷史事件的價值判斷等，都直接受人們所持有的價值觀的影響與制約。世界觀決定人生觀，從而決定價值觀。有什么樣的世界觀，也就有什么樣的價值觀。當然，某種價值觀也體現并影響著某種世界觀。關于人的價值，不同的立場、不同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價值判斷的標準是不一樣的。立場不同、世界觀不同，人生觀則不同，從而價值觀也不同。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人生觀對人的價值進行評價判斷，那么一個人首先應當考慮自己對國家、民族、集體、他人有沒有用，有沒有貢獻，這是正確的價值觀;對社會有價值，才能實現個人的自我價值，人活得才有意義，這是正確的自我價值觀。不同的價值觀對人的社會價值和個人自我價值取向不同，馬克思主義價值觀是人的社會價值與個人自我價值相統一的價值取向，是既務實又崇高的科學價值觀。從來就沒有超歷史的，適用于一切社會、一切階級、一切人的作為世界觀的“普世價值”觀。

五、什么是“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是違反科學的騙人說教，是特定的政治概念，是某些西方勢力的意識形態政治工具前面對價值和價值觀做了一個哲學上的研究和討論。現在我們可以對“普世價值”做一個科學的判斷和政治的定性分析。

　　第一，“普世價值”是資本主義的、唯心主義的、反科學的、欺騙性的價值觀。

　　離開個別的、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價值觀而獨立存在的，超越一切個別、具體、歷史、階級的“普世價值”觀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謂“普世價值”的說法就如同宣揚人死了以后靈魂仍然存在，在活生生的現實的人之外還存在上帝、鬼神，還存在脫離一切物質的精神一樣，充其量不過是為資本主義的政治需要服務的、唯心主義的價值觀，是欺人欺世的騙人把戲。

　　第二，“普世價值”是政治概念，是為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服務的意識形態工具。

　　近代以來，某些西方勢力宣傳“教會是超國家、超民族、超階級的普世實體”，提倡宗教普世主義，以配合西方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服從并服務于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他國、他民族的控制、掠奪和奴役。20世紀中期，為挽救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精神的危機，某些西方勢力適應西方資本主義政治需要，倡行“全球倫理”、“普世運動”，加大推廣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力度，以維持和鞏固資本主義的統治地位。進入21世紀以來，某些西方勢力更是赤膊上陣，大力推行“普世價值”，以挽救資本主義制度的整體敗落，“顏色革命”西方國家所不喜歡的國家，“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

　　“普世價值”作為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勢話語，有其特定的政治含義，是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攻擊武器，已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實現其政治、經濟、文化霸權的政治工具。西方資本主義的代言人塞繆爾·亨廷頓說：“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為西方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制的需要作辯護。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訂版)》，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頁。)基辛格曾直言不諱地論述，美國要通過推行西方價值觀來“重塑世界面貌”，“演變”與西方價值觀不同的國家，力促通過價值觀使中國重蹈蘇聯東歐覆轍的策略;他并明確說道：“美國自建國以來篤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價值，聲稱自己有義務傳播這些理想。這一信念常常成為美國的驅動力。”(〔美〕亨利·基辛格：《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517頁。)

　　某些西方勢力大肆倡導“普世價值”的政治目的，實質上是強制推行資本主義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普世價值”在某種意義上，則是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及其體制的代名詞。不錯，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但是自由、民主、人權又是具體的、歷史的、相對的，從來就沒有抽象的、超歷史的、超階級的、“普適的”自由、民主與人權。不同的歷史時代、不同的社會形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階級、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們，對自由、民主、人權的理解和要求是不同的，實現形式和途徑也各不相同，人世間沒有完全一樣的自由、民主、人權模式，沒有普遍適用的自由、民主、人權的制度體制機制。就民主、自由、人權的本質來說，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觀，工人階級有工人階級的自由、民主、人權觀。西方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中國有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然而，就民主、自由、人權的具體形式來說，在同樣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不同的，美國式的民主與英國式的民主就不同。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化，把資本主義民主、自由、人權理念與制度模式轉化成“普世價值”，實質上是企圖通過“普世價值”來推銷資本主義制度模式，“顏色革命”并“和平演變”西方國家認為是異類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是資產階級少數人的政治。資產階級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少數人的民主。資產階級所追求的自由無非是擁有私有財產的自由，是資本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自由，本質上是資本剝削勞動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宣揚的人權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歷史的，資產權是一切人權的基礎，資產權不平等，一切權利平等就都是空洞的。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中，資本、金錢、財富決定一切，決定人的自由度，決定人的社會地位、政治權利，決定人們享有的人權水平。剝去資本主義人權說教的表層面紗，它實質上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權、剝削權、壓迫權和侵略權。

　　對于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說教，中國人民其實并不陌生。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積貧積弱。求獨立、求解放、求自由、求進步、求幸福的中國人，千辛萬苦、如饑似渴地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道理。西方的各種“主義”紛至沓來，西方各式各樣的民主模式，如君主立憲制、多黨制、總統制等都在中國試過水，結果都行不通。事實證明，脫離中國實際，全盤照搬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民主、人權制度模式，只能是水土不服，注定要失敗。今天的實踐證明，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道路才適合中國的實際。

　　“普世價值”今天被某些西方勢力熱炒，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們所宣揚的“普世價值”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類共同價值，而是專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他們一方面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模式說成“普世價值”，一方面把中國一切發展中的問題都歸咎于社會主義制度體制，鼓吹中國只有接受“普世價值”才有前途，其用意就是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體，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第三，某些西方勢力竭力倡導“普世價值”，只不過是打著騙子的幌子，在價值取向、價值是非判斷上，使用的卻是雙重價值標準。

　　某些西方勢力在大力推行“普世價值”的過程中，使用的是雙重價值標準。對他國他人，使用“普世價值”來判斷是非，對自己則使用另外一套政治標準來判斷是非。一方面利用“普世價值”到處標榜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西方政治理念，對待凡是不喜歡的國家就借機按上“專制”、“殘暴”、“邪惡”、“暴力”、“反人類”、“不民主”、“不自由”、“不平等”的罪名，企圖顛覆之;而另一方面自己卻不受“普世價值”的任何價值的、道德的約束，為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惜使用武力干涉他國內政，派飛機、軍艦、大炮甚至使用對人類、對環境有持久損害的高新技術武器，狂轟濫炸，大打出手，濫殺無辜。遠的不說，就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某些西方勢力發動的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科索沃戰爭、南斯拉夫戰爭、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至今，一個個國家陷入亂局，成千上萬貧民慘遭殺戮，難民泛濫，民不聊生，這難道就是“普世價值”所宣揚的自由、民主、人權嗎?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學部主席團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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