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本文是針對陳光興老師《陳映真的第三世界》一書的評論。作者認為，“第三世界”論(也即“三個世界”理論)是中國現代思想“最具活力的精神傾向”，這個理論為臺灣的陳映真先生的寫作與抗爭提供了視野，同時又為其所復活，成為可能是解決難題的“最重要的本土資源”。借由“第三世界”理論，陳映真希圖打破由全球支配體系派生的種種二元對立框架，自覺展開“橫站”式的多向反抗，重新分析現實，努力發現并促成新的革命方向，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作為“文化視野”的“第三世界”，似乎是超越西洋式“現代化”、非西洋“崛起”的第三個選擇。其中是否過于強調“文化”“精神”、忽視對現實政治形勢的判斷分析，就留待讀者朋友繼續探討了。原題為“《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讀后”，現推送標題為編者所擬。感謝東方出版中心授權保馬發布!

　　作為精神視野的“第三世界”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讀后

　　王曉明

　　對于非西方地區來說，“現代”意味著什么?一種曾經流行、現在也還有許多人接受的說法是：“現代”，對于非西方地區來說，就意味著應該向西方學習、把自己西方化。但也有很多人不這么看，他們覺得，對于非西方地區的人，“現代”意味著被迫展開一種遠比西方化困難得多的奮斗，即在各種困難——其中許多是主要由現代西方造成的——的條件下，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社會進步的路。西方的好東西，當然要認真學到手，但這學習只是手段，像一件開路的工具，它不能給人指路，方向還得自己找。

　　在我看來，陳映真就屬于后面這一種人，他的幾乎全部小說和評論，都是在苦苦地找尋方向，一尺一寸地開拓道路。在今天這樣萎靡粗淺的文化背景下，它們的尖銳和強韌顯得格外鮮明。我因此能夠理解，為什么最近十年間，臺灣的多位本來并不治文學的優秀學者，紛紛寫出精彩的長文，持續地討論他。

　　陳光興先生的八萬字的《陳映真的第三世界》，就是其中極具分量的一篇。作者對小說細節的體察，筆端情感的飽滿，論述上大開大合的氣概，都令人很難相信，這是他第一次寫小說評論。兩年前的一個會議上，我聽他報告過此文的大意，但這次讀文字稿，依然禁不住感動，要跟在他后面，也來談談陳映真。

　　當然，我不能如光興那樣，將陳映真的各類作品歸到一起，縱橫鋪陳，我只是借他文題中的“第三世界”一詞，談談陳映真的政治和文化評論。不用說，與其評論文章相比，陳映真的小說的內涵更豐富，其中的政治和文化意識，也比表現在他的評論中的更復雜。但我現在力有不逮，就還是集中一點吧。

　　之所以選“第三世界”這個詞，是我覺得，從這個角度去看陳映真的政治和文化評論，有可能獲得啟發，去破解目前知識界的一道思想和精神難題。

　　簡單來說，難題是這樣的：19世紀中期，中國的現代思想萌生以后，差不多一百年間，許許多多中國的思想者前仆后繼，想走出一條既師法“西洋”，又絕非“西化”，而是要超越“西洋”的思想和實踐道路;進入20世紀以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用“中國革命”來概括這種努力，命名這努力所豎的各式路標;到20世紀中葉，別的路標都斷了，只剩下社會主義這一支;但到1970年代中期，“文革”終結，開始啟動新的改革;在各種新的內外條件的綜合作用下，經過很大的猶豫和努力，1980年代中期，那支八十年前曾被中國現代革命忽視的思路，又得到了重視;2000年以后，“大國崛起”明確提出，指向富國強兵之路。

　　在美國化的“西洋”和“崛起”式的“非西洋”之外，中國還有其他備選項嗎?應該是有的。可它在哪兒?該從哪里起步去探索?

　　這就是我說的難題。

　　1970年代以后，陳映真頻繁使用“第三世界”這個詞。從我上面說的那道難題的角度看過去，他的評論文字中，在這面“第三世界”的旗幟下展開的部分，最有活力。

　　他這個“第三世界”論，在中國現代思想的范圍內，并非無根之木，早在1910—1920年代，許多中國思想者就將“世界革命”一分為二：一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一是非資本主義國家“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社會革命。依照這個視野，“中國革命”既反抗“西洋”式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又不從屬于馬克思主義的、因而也是西洋式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另有所屬：它是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社會革命的一部分，甚至是這個革命的領頭的一部分。

　　沒有篇幅在這里介紹這種自我定位和它引發的復雜的思想論爭，只說一點，這定位及其論爭意義甚大，呈現了中國現代思想的一部分可能是最有活力的內容。即便時移世易，屢遭后來的權威理論的否定，一遇到合適的契機，這個自我定位依然會復活，甚至就是在那些否定者的筆下復活。1960年代中共理論家推出的“第三世界”論，就是例子。

　　倘說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視野的來源之一，就是中共1960年代的“第三世界”論，那是不是可以說，他是在臺灣的特殊環境里，再度復活了中國現代思想的一個可能是最具活力的精神傾向?

　　我相信，這樣的精神傾向，正是今日知識界破解那道難題所能援引的重要——可能是最重要——的本土資源。陳映真的評論文字的思想意義，正由此凸顯。

　　以上說得太粗了，再從兩個方面，稍稍補充幾句：一是他“第三世界”的評論的政治內容，二是其文化內容。

　　所謂“政治”，在現代中國(原注：如果說，對于18世紀中葉以后的中國而言，進入“現代”的主要意思，并非只在回答“中國如何現代”的問題，而更在回答“中國要何種現代”的問題，那就可以說，今天的中國仍遠未走出“現代”時期，我們依然活在“現代中國”。)，首要的一點就是回答這個問題：今日社會是個什么社會?而要回答得好，又必須在“現實”這一維度之外，同時厘清“歷史”和“世界”兩個維度：今日這個現實是怎么來的?當今世界正被怎樣一個結構支配著?我們置身的國家在這個結構中處于何等位置?……只有講清楚這些，才可能開辟通向未來的政治想象的空間。

　　陳映真非常清楚這三個維度的深刻的互相糾纏。他的政治評論，總是試圖在側重其中某一維度的同時，兼顧甚至同時推進對其他維度的理解。他創造和借重的一些評論概念，例如“美國統治下”、“世界體系下”、“二體制對立的世界結構”、“亞洲的冷戰架構”、“‘冷戰—國土分裂—反共—安全’的亞太架構”等，無一不具有多維的功能，既包含對世界大局的概括，也呈現敘述歷史的框架，當然，更是對社會現實的判定。

　　不過，這些概念和分析框架，并不足以幫助他避開20世紀中葉“中國革命”論述的一個深刻的困境。

　　在1900—1910年代，中國現代思想的主流雖然將“中國革命”和“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區別開來，卻同時認定后者是自己的同志，甚至是自己的歸宿。1920年代，孫中山就不止一次說，俄蘇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但是，當蘇聯及其“第三國際”逐漸變質，在國內和國際事務中越來越肖似資產階級國家/帝國主義的時候，一種如同被人從背后捅了一刀、前后為難的困窘感受，在“中國革命”的思想和實踐中四處冒頭。魯迅的“橫站”論，就是這一感受的形象表述。國民黨不成器、“三民主義”被抽空，左翼逐漸成為“中國革命”的首席代表，這種困窘仍未消失，有時甚至深化。1957年的“反右”運動，從一個方面來看，似乎標志著這種困窘感的爆發，和隨之而來的徹底被壓制。但幾乎同時，隨著“反對修正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意識的膨脹，它又以明顯變形的方式重萌，表現在國際意識方面，就是“不結盟”、“亞非拉”和“第三世界”等明顯挑戰蘇共教條的國際概念/策略的活躍。

　　回到陳映真。倘說正是那七年的牢獄生活，在他身上第一次促成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血肉化，且以那些共產黨獄友為中介，促成了他對來自大陸的“中國革命”思想和實踐傳統的感性領受，那么，他此后展開的思想站位，特別是把“思想”落實為“現實政治”的時候，就自然和1930—1940年代大陸的馬克思主義一路的“革命”論述頗為相似：明確以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及其在中國(此處是臺灣地區)的附庸勢力為首敵，而以馬克思主義及其現實代表(此時——至少在最初階段——是“社會主義陣營”)為靠背。

　　但他的這一站位，另有一個特殊之處。他同時面對兩組對立：一是全球范圍內的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一是中國范圍內的臺灣和大陸的對立。粗糙地看，這兩組對立似乎可以合并：前者是總體，后者是局部;但實際上，情形又明顯地并非僅是如此。正是這個“并非”之處，這個既可以如此合并、又不能完全如此合并的復雜狀況，催動他繼續思考。他很快就看清了，“社會主義陣營”其實是很不統一的，這使他不得不將“蘇聯”和“美國”等量齊觀。這對他的政治站位明顯構成了一個挑戰。但是，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的分道揚鑣幫了他，讓他可以在把“蘇聯”劃出“社會主義”之后，轉移支點，以“大陸”為馬克思主義的首席現實代表，繼續維持先前的站位。

　　盡管在1970年代，他筆下已經走出了“第三世界”這個詞，但它并不意味著陳映真已經開始真正的思想突破：他那時還能沿著老路繼續往前走，沒有真正遭遇窮途。

　　窮途是從1980年代初開始逐漸呈現的。1980—1990年代之交形勢的風云變幻，其后大陸“市場經濟改革”的極度發展，更對他造成激烈的精神沖擊，結結實實攔住了他。他不能不改變原來那種安心倚靠“蘇共和中共的社會主義”的單向站位，不能不向其他方向去開辟希望，不能不從其他角度，發展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這是真正陷入困境了。

　　陳映真最可貴的地方之一，就在于他不逃避這個困境，相反，他努力從正面突破。正是這股強韌的心力，引他踏住了“第三世界”政治評論的一個緊要之點：當打破其實是由全球支配體系(例如他所稱的“世界體系”)派生的種種二元對立框架(例如“冷戰”框架及其各類變種)，自覺地展開“橫站”式的多向反抗之后，如何重新分析現實，從中發現和促成具有廣闊可能——乃至普遍意義——的新的革命方向?在我看來，他1980年代初期以后的評論工作的一個可能是最重要的意義，就在這里：他似乎開始正面強攻這個緊要之點了。那時，他堅持從一貫的左派立場去評價社會主義國家的大變動，就是這種努力的一個重要信號吧?

　　需要更仔細地檢點他在這個方向上的成敗得失。

　　再說“文化”。

　　一旦自覺站在“第三世界”這樣的位置上，你立刻會發現可資憑借之物的匱乏。四百年的所謂“現代化”進程，從一開始就以赤裸裸的暴力，推廣一套新的標準，讓被壓迫民族和社會覺得自己百事不如人。那怎么辦?還在20世紀初葉，許多中國現代思想者就不約而同地強調：革命的本錢不在別處，就在革命者自身，和其他條件——武器、制度、金錢——相比，“新的人”是最重要的，而要造就“新的人”，第一個要素就是“精神”，用當時的流行詞說，就是“革命道德”。沒錯，當強權把一切都抓在手里的時候，弱勢者只有“精神”可以憑借。

　　在這里，正可以看到“第三世界”——或類似的其他政治構想——對于“文化”的非常尖銳的定義。

　　在中國，這種定義引發了非常多樣的思想論戰。整個20世紀上半葉，有一個焦點特別突出：被如此定義的“文化”如何創造“革命”的“主體”?粗略來說，這個焦點有兩個大的面向。其一是“被壓迫”和革命精神(“革命道德”)的關系：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還是“阿Q式的革命”?是“平民”，還是“人民”?是區分“覺悟階級和不覺悟階級”，還是“到鄉間去”?……許多重要的思想分歧，其實都指向這個根本的問題：如何看待勞苦大眾被欺凌、被剝奪、貧困苦難的生活狀況所蘊含的反抗的能量?

　　其二是“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從提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到爭論“問題”與“主義”，再到“反對教條主義”;從爭論“社會性質”，到闡釋“中國革命的獨特性”，再到強調“思想掌握群眾”以及“革命黨和革命主體”……這些牽涉面往往很廣的思想和政治論爭，可以說都在爭一件事：中國革命所激發和創造的文化力量，是否可能被某一個革命理論所統領?

　　在大陸，1950年代中期以后的四十年間，上述這樣的論爭幾度興廢，但都少有能持續深化的條件。進入1990年代以后，它們更遭遇一種與政治狀況互為因果的更大力量的影響，那就是對整個“精神”和“意義”問題的普遍的冷淡和輕蔑：“受夠了這一套!別跟我談什么精神!”……今天，就整個社會的情形來說，經由大半個世紀的艱難歷程培養起來的“第三世界”式的文化視野和想象力，是明顯衰落了。

　　可是，容我說得絕對一點，在上述這些能力普遍薄弱的情形下，社會是造不成真正有意味的批判力的，而如果缺乏這種力量的推動，“第三世界”式的社會理想就不可能在大地上扎根抽枝。

　　這是否就是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評論的文化意義之所在?

　　根據我的粗略的閱讀心得，他的幾乎所有重要的評論文章，包括那些并不以“文學”和“文化”為題目，直接分析經濟和政治現象的文章，都包含這種文化的意義。我甚至想說，恰恰是他那些列出許多數字、似乎是專門討論經濟社會現象的文字，更能夠體現“第三世界”式的評論的一種精粹之力：無論從什么地方，都能看出“文化”的深刻意味。正是憑借這種眼力，他的評論才常能以“文化”轉化其他社會因素(例如大眾的日常生活經驗)，激發、促成乃至創造革命的能量。

　　舉一個例子：他似乎是將那些中等或中等偏下收入、并非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都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公民，看成是新的社會理想的重要的現實基礎的;但同時，他明確將臺灣“中產階級”的政治和文化特性，看成是跨國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產物。因此，他的許多文章，包括一部分小說，都針對這個難題而展開。他的其他許多社會活動，例如創辦《人間》雜志，堅持那樣的裝幀，也都是因此而來的吧。

　　“第三世界”并非一塊地域，而是一種視野，一種精神立場，一種感受和思考的方式。它應當可以充滿全世界，實際上也確實能在各地都看到。中國自不例外，在某種意義上，發軔于1900年代的“中國革命”，正是“第三世界”的別稱之一。陳映真先生的“第三世界”的政治和文化評論的意義，也可以這么來看。

　　2014年2月　香港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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