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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雇于外國商行販賣“西馬”貨物的中國小販--《“史傅德”:尋找真實的馬克思》一文批注

張光明 王煉利 · 2017-08-31 · 來源:馬列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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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場“尋找真實的馬克思”之旅結束時,我們有一種上當的感覺。我們是被兩位導游領著,分不清東西南北的瞎跑了一通,最后被帶進了泥潭里。如果說,這篇“訪談”是真實的,那么,這是兩個大外行在對他們根本一竅不通的事情亂發議論,其場面之滑稽,只能讓人想起金庸筆下那出武林外行演的“華山論劍”。

  【編者按】復旦哲系代代“才人出”,先有聲稱要找回被恩格斯“遮蔽”了的“真正馬克思”的俞吾金、吳曉明之流,后有沉迷用西方哲學改造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劉放桐,皆可視作受雇于外國商行販賣“西馬”貨物的中國小販。現在,2016年第64期《財經》雜志刊登的以“《財經》雜志記者馬國川”署名的文章《史傅德:尋找真實的馬克思》里,又鉆出一個“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史傅德(Fred E. Schrader)”,也宣稱要帶領我們重新發現一個不同于通常理解的、不同于傳說中的那個“真實的馬克思”。

  “史傅德”畢竟是前面那幾個大濕的同道中人,故而在“史傅德”的這篇訪談文中,那些對馬克思理論的隨意誤解、對馬克思主義整體形象的拆分,對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可恥修正的行徑也比比皆是。

  《史傅德:尋找真實的馬克思》一文炮制出來后,在網絡上被廣泛傳播,受到不少人的吹捧。對此,北京大學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張光明教授在其好友王煉利女士的“邀請”之下,于2016年11月21日寫了近四十多條批注;隨后王煉利女士對其進行了整理、修改和基本的定稿,最終這篇批注式的反駁文章得以問世。本文于近日發表于王煉利女士的博客,我們認為,“這篇東西不僅能夠糾正知識層面上的悖謬,還有助于讀者們對馬克思理論的理解”,故向讀者朋友們推送此文。

  特別感謝張光明教授和王煉利女士授權馬列之聲轉載!

  代緒言

  煉利:

  迫于你一再的“壓力”,從昨晚開始,我又寫了對2016年11月7日第64期《財經》雜志上這篇題為《史傅德:尋找真實的馬克思》的訪談文章的評論。因為該文實在水平太低,不值得作理論批評,但常識性錯誤幾乎重重疊疊,俯拾皆是,所以,我仍然用了批注的方式。

  起初我以為此文轉述的是史傅德的觀點。我不敢相信,一位據說參加過馬克思恩格斯著作考證版工作的學者,水平居然差到如此丟人的地步。因此我一度以為這是個洋騙子,看中了中國市場廣大,無知者甚多,有足夠的地方施展騙術。

  后經多方查證,確有史傅德其人,而且找到了一篇出自史傅德本人的不錯的文字,可證史傅德作為學者還是合格的。因此現在我傾向于認為,問題是出在中國人自己身上。至于這個中國人是誰,是采訪者還是……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通過這篇東西,可以看出在談論馬克思時,人們是多么不認真,多么荒唐隨意,思想是多么混亂,文字是多么不倫不類,而我們的觀眾又是多么容易輕信。

  然而,既然此文是以史傅德的名義談話,那也只好把這位假設的“史傅德”作為批評對象了。也正因此,以下所有出現這個名字的地方,都用了引號。

  此外,由于我沒有時間去仔細推敲,這篇東西只是給你提個線索,具體怎么處理,完全交由你決定。

  張光明

  王煉利的說明

  張光明教授在《“史傅德”<尋找真實的馬克思>一文批注》的署名欄上寫上我的名字。我需要作一下說明。

  自從見到《財經》雜志刊發的《尋找真實的馬克思》后,第一感覺是記者有意在對讀者作誤導。第二感覺是“史傅德”的談論隨心所欲太隨便。2016年11月17日,我在微信上將此文轉給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馬克思傳》(中央黨校版)的作者張光明教授,張光明教授當即轉來他發給博士生的微信:1.“這根本不是什么觀點,是偽造”,2.“這種造謠搗亂的東西不要轉,不要幫造謠者的忙”,3.“這個人每一句對馬克思的理解,都可以舉出幾十句馬克思的話來駁倒他。”4.“關公斬秦瓊的錯誤比比皆是,一派胡言。”我當即回復張光明教授,請他寫一篇駁史傅德的文章,我轉發在我的博客上。張光明教授回應:“反駁這個史先生很容易,史文最弱的地方,即在基本事實上胡編亂造。他的錯誤大多是常識性的,根本不值得做學術批評,但讓我一條條去駁他,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周一到周四,我天天有課。還要應付催稿,事情多得象在催命,和這樣的胡編亂造較勁,真是顧不上,但我的確輕視這樣的人,太沒譜了。”這個回答,反倒堅定了我要“逼”張光明教授反駁“史傅德”的決心。我告訴張光明教授,現在是“沒譜的”被捧成圭臬,而造成現在這種情況,你們“有譜的”有責任,因為“有譜的”沒有與“沒譜的”較真。我還以朋友的身份請張光明教授能考慮我的意見:關于馬克思,來自“左”、“右”兩邊的的胡說八道實在太多了。駁“史傅德”,你必須出馬,不僅是你有學問見識上的資本,還因為你的職務職稱能與“史傅德”相匹敵,這樣才會引起人們的重視。在我的堅持下,張光明教授終于在11月21日寫了近四十多條批注,發給我后說任由我處理。這個經過就是張光明教授所說的“迫于你一再的‘壓力’”。我一看這四十多條批注就是個駁“史傅德”的主綱,骨架都在了,唯獨還需作些觀點補充和史料補充,這樣便于讓不熟悉馬克思、不熟悉馬克思時代的人們看得更明白。為了保證這份批注“張光明式”的原汁原味,我為批注做補充時凡涉及到觀點的,就盡量使用張光明著的《馬克思傳》、《社會主義從西方到東方的演進》、《布爾什維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分野》等書中的語言。總而言之,我做的是一個完全輔助性質的工作,但張光明教授一定要在這份批注上署上我的名字。對此我與他爭論過,然而張光明教授堅持要這樣做,還將原批注中的“我”全部改成了“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我不便將這份批注中的“我們”再改動為“我”。但我需要作個說明,此批注貫穿的是張光明教授的思路,使用的是張光明教授的語言。而張光明教授的觀點我全部同意。我們在補充、整理、定稿的過程中,也經常交流看法,一致認為“批注”的關鍵在于:不被“史傅德”的“觀點”牽著鼻子走。我們與“史傅德”不是觀點之爭,不是討論觀點上的誰對誰錯,而是對于基本史實的真偽之辯!

  張光明教授在“代前言”中寫道:“這篇東西不僅能夠糾正知識層面上的悖謬,還有助于讀者們對馬克思理論的理解。內行大概更可以發現,其中闡述的一些觀點是我們自己的獨立見解。”在“批注”的成文過程中,我與張光明教授在一些觀點上達成了共識,這些觀點體現了“我們自己的獨立見解”,我和張光明教授對“我們自己的獨立見解”負責。

  王煉利

  2017.2.19

  《“史傅德”:尋找真實的馬克思》一文批注

  張光明 王煉利

  史傅德:《尋找真實的馬克思》

  文:馬國川

  隨著歷史漸行漸遠,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馬克思的形象就像雕塑一樣固定下來,令人仰望而難以接近。幸好,馬克思留下來大量的手稿,可讓后人深入了解一個思想家的心路歷程。

  “馬克思手稿的流傳過程非常非常復雜,也是一個很好的故事”,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史傅德(Fred E. Schrader)先生說,“最初給了恩格斯,恩格斯交給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總部”。

  【“總部”的說法很怪異,據我們所知,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機構根本沒有這么個名目。不知“史傅德”是用哪國文字表述的】。

  作為德國著名學者,史傅德是極少能辨認馬克思筆跡的人,也是當今世界極少看過馬克思全部手稿的學者。史傅德的畢業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馬克思1850年到1860年思想轉變的手稿……2002年-2012年,他作為柏林科學院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編委會成員,負責整理、編輯出版馬克思未刊歷史筆記,又有許多新的發現和心得。

  在上海巨鹿路的一家咖啡館里,史傅德先生接受本刊記者采訪,詳細講述他閱讀馬克思手稿的認識,給我們描述了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馬克思。

  為什么1850年后馬克思開始反思?

  《財經》:馬克思雖然在中國知名度很高,但是畢竟已經是一百多年前的人物,所以普通中國人對他個人并不了解。您在大學里上課,學生們對馬克思感興趣嗎?

  史傅德:我教中國學生的時候發現,他們不能接受真實的馬克思……其實馬克思是19世紀的人,他使用的所有資料和信息都是19世紀的,但是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不局限于要解決19世紀資本主義的那些問題。這兩者是脫節的,好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什么叫“思想超前”?“脫節”又是指什么?如果說“思想超前”和“脫節”都是指馬克思要解決19世紀以后的問題,這個馬克思肯定不真實。因為馬克思從來都認為每個時代只能解決自己時代的問題,他從沒有想過要脫離自己的時代,未卜先知地去解決20世紀的問題。他的思想如今還有重大的價值,是因為19世紀的許多問題,到了20世紀乃至今天依然存在,使得后人不能不一再提起馬克思,并從他的研究方法中吸取智慧,僅此而已。 “超前”和“脫節”這類怪異的說法,看來是要刻意把馬克思弄得神秘莫測】

  和馬克思不同,恩格斯是比較現實的。他要解決19世紀的社會民主黨、銀行國有化等問題。馬克思在手稿里寫道,這些行不通。

  【這里大概是想用恩格斯的“比較現實“來反襯馬克思的 “思想超前”。只可惜,舉的是什么例子啊!恩格斯“要解決19世紀社會民主黨問題”?我們知道,19世紀最后30年的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紛紛成立,大都奉馬恩為思想導師。到底是哪一國的黨出了怎樣的問題,恩格斯要去“解決”而馬克思說“行不通”?“解決”是指消滅呢,還是重組?這不是靠打馬虎眼可以糊弄過去的。“史傅德”再舉的例子是恩格斯要“解決‘銀行國有化問題’”(這“解決”是什么意思?),而馬克思也說“行不通“。讀過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前的1848年就肯定了銀行必須國有化。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首先要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在《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一文中,提出成立國家銀行來代替所有的私人銀行; “1850年后”的1871年,在巴黎公社失敗后,馬克思提出,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是公社沒有毫不猶豫地沒收法蘭西國家銀行的全部資產。因此,希望“史傅德”能舉例說明馬克思是如何認為銀行國有化行不通的。】

  馬克思有大量筆記手稿,許多話題并沒有和恩格斯討論,也沒有發表。通信討論的還是兩個人比較一致的觀點。實際上,馬克思在和恩格斯討論當中,不斷在試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問題,恩格斯和馬克思的討論限于政治層面,而馬克思在筆記里想得更深,從經濟結構、生產結構、生產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在馬克思生前未曾發表的大量經濟學手稿中,確實有不少問題沒有和恩格斯討論過。但這段話的意思似乎是暗示,馬克思故意隱藏他認為恩格斯接受不了的問題,而只是討論“兩個人比較一致的觀點”。這就很奇怪了。他們兩人是互相猜忌和彼此防范的關系嗎?馬克思為什么要“試探恩格斯呢”?這些竟全都在打馬虎眼,沒有一點實際內容。如果這是“史傅德“與《財經》記者的私下聊天內容,只要不在媒體發表公之于眾,倒也罷了。但是,現在《財經》記者以“尋找真實的馬克思“為題,端出要做翻案文章的架勢,那就不能說話不負責任。至于說恩格斯和馬克思的討論“僅限于政治層面”,而馬克思的筆記卻是“從經濟結構、生產結構、生產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那更是莫名其妙。恩格斯青年時代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不是談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又是在談什么?在馬恩的大量通信里,經濟學理論還討論得少嗎?政治和經濟關系的理論還討論得少嗎?而政治和經濟關系的理論不是“經濟結構、生產結構、生產方式”又是什么呢?如果這個“史傅德”是真的,他會不明白嗎?】

  《財經》:傳說馬克思、恩格斯是親密無間的朋友,看來并非如此?

  【首先,這問話就是有問題的。“傳說馬克思、恩格斯是親密無間的朋友”,誰在傳說? “看來并非如此?”——《財經》記者這樣問應該是誘導性的】

  史傅德:他倆是特別好的朋友,但是思想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0年代他們是親密戰友,共同寫了《共產黨宣言》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從手稿看,你寫一段、我寫一段,還互相評論。但是1850年以后明顯分開了。

  馬克思是真正的學者,他不斷在進行思想實驗,也不斷在試探恩格斯,看你到底能懂到什么地步,能夠溝通到什么地步。可是恩格斯沒有理解馬克思另外的想法,所以1850年以后兩人思想上已經有了分歧。但是在感情上還是一樣,只是理論上求同存異。馬克思自己繼續思考探索。

  【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些差別,遇到具體問題時,兩人也常常在信件中就不同的看法進行討論。但此處“史傅德”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實在太過奇特。根據此說,1850年后兩人已經難以溝通,但為了“感情”,在理論上勉強湊合著“求同存異”。我們還是那句老話:有證據嗎?

  我們所知的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無論在1850年之前還是之后,所謂“恩格斯沒有理解馬克思另外的想法”缺乏材料證明。反倒是文獻顯示,在一些重大事項上,是恩格斯先提出“想法”,馬克思在“理解”了恩格斯的想法后,上升為系統的理論,并在這個過程中一直與恩格斯進行進一步探討。例子一:1850年前的1843年到1844年,是恩格斯先寫了《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此文對馬克思深有啟發,馬克思隨后開始了對政治經濟學的終生研究。例子二:1850年后,關于東方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是恩格斯在通信里先提出的。馬克思在以后的文章中采取了恩格斯通信里的大量觀點并予以發揮。例子三:1870年普法戰爭中,馬克思起草了關于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序言,為了這篇宣言中對軍事問題的論述需要,馬克思向恩格斯求援,為倫敦一家日報寫軍事評論的恩格斯一如既往為馬克思“救急”。例子四:19世紀70年代出現的俄國社會發展問題,是恩格斯正式提出基本思路在先(1875年),隨后馬克思在1877年和1881年提出了所謂“跨越卡夫丁峽谷思想”。例子五:1876年,馬克思認為收拾杜林“勢在必行”,但他的身體和時間均不允許他親自為之,就提議讓恩格斯來做一次“對杜林的徹底批判”。恩格斯此時正在寫他的《自然辯證法》,雖然“突然把一切都擱下來去收拾無聊的杜林”讓他不很情愿,但他最終還是放下手頭工作,出來收拾了“無聊的杜林”, 《反杜林論》就是 這場“收拾”的結果。這一次是恩格斯在臺前批判杜林,馬克思“輸送彈藥”,他為恩格斯查找參考書、提供意見和建議,《反杜林論》第二編第十章關于近代經濟學說史的論述,還是馬克思親寫的。此外,該書所有章節在發表前都讀給馬克思聽過。

  綜上所述,很奇怪,怎么到了這篇訪談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從1850年起 “明顯分開”了?對于這種說法,我們還想提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問題:兩個思想“明顯分開”的人,能夠在“1850 年以后”的二十年間,留下了好幾百萬字的通信,幾乎每天寫一封信,有時干脆一天兩封嗎?】

  《財經》:思想上求同存異,這種朋友很難得。

  史傅德:他倆感情上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恩格斯知道馬克思是個奇才,他也需要這么一個奇才。馬克思也需要恩格斯,因為恩格斯是真正的行動的政治家,馬克思根本不能付諸行動。“另外”恩格斯也確實在財力上支持他。

  【這段話是如此的不顧事實,絕對不應該出自研究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學者之口。這話本身也非常費解。恩格斯為什么需要馬克思?沒有說明道理,只說他需要個“奇才”。馬克思需要恩格斯的理由倒說了,說恩格斯是行動家,而“馬克思不能付諸行動”(附帶提一下,這樣的中文也太差勁了吧?)“另外”,就是馬克思需要恩格斯的財力支持,換成大白話,就是說馬克思缺錢,只好為五斗米折腰。這種說法,與其說是在嚴肅地討論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不如說是酒肆茶館里的小市民式閑扯。

  這里,想就我們所知,再談談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關系。我們接觸過的史料文獻證實,馬克思真心佩服恩格斯的才思敏捷知識廣博,稱恩格斯是“真正的百科全書” ,而自己則是“遲鈍”的,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總是踩著你的腳印走”。恩格斯呢?他從來承認馬克思的才能勝過自己,對事物本質的理解為自己所不及。所以,這兩位朋友是“互補”的。恩格斯的敏銳使他總能發現新的事物并迅速做出評論,馬克思隨后便能從各個方面對事物的內在聯系進行深刻思考和闡述;恩格斯總是攬下政論時評等應急工作,讓馬克思有更多時間去從事理論探索和研究。但在幾乎所有重要問題上,他們都交換了意見并彼此協調。因此在他們各自的著作中,都滲透了彼此的心血。例如馬克思著作中大量關于資本主義企業實際運行的材料、數據和計算,有許多是馬克思反復請教恩格斯的結果,而恩格斯的文章和小冊子又都是首先征得了馬克思的同意才發表的。恩格斯公開表示,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自己不過是第二提琴手。這并不全是謙虛。

  談到馬克思是否能“付諸行動”的問題,這里不談別的了,只就第一國際時期摘幾個例子。例子一:1866年9月,國際工人協會的日內瓦代表大會召開,馬克思為會議起草了大量有關文件,譬如對工人狀況進行調查的大綱、八小時工作日的奮斗目標等都是馬克思起草的,馬克思起草的文件中有許多主張被大會接受和貫徹——這難道不算“付諸行動”?例子二:1870年普法戰爭時期,國際工人協會的大多數通訊員去了法國,而恩格斯要為倫敦的日報寫有關戰爭的軍事評論,馬克思就幾乎獨自一人擔負起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的國際通訊工作,還應國際工人協會巴黎聯合會委員會的請求,起草了關于普法戰爭的二篇宣言,該宣言在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一致通過后迅速印成傳單廣泛傳播——這難道也不算“付諸行動”?例子三:1864到70年代,是馬克思在事實上主導了國際工人協會即后來稱為“第一國際”的歐美工人階級國際組織。他大力把工人階級引上為爭取自身解放而斗爭的道路——這難道也不算“付諸行動”?例子四: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后,國際工人協會的“通訊書記”中,馬克思是德國和荷蘭的“通訊書記”,恩格斯是比利時和西班牙的“通訊書記” ,馬克思恩格斯都成了國際工人協會中獨當一面的“通訊書記”,這還不算“付諸行動”?例子五:1875年,德國社會民主工人黨的綱領草案發表,這個綱領讓馬克思恩格斯共同震驚憤怒,恩格斯說“綱領中差不多每一個字都應當加以批判,”馬克思則寫出了他對綱領的理論性批判“德國工人黨綱領批注”,也就是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這是馬克思晚年時最主要的著作之一。這難道也不是“行動”的產物?

  事實上,馬克思一生多次參與政治活動并為此不惜放下自己理論著作的寫作,這是凡研究馬克思的學者們不分立場派系,盡人皆知的事實。希望“史傅德”先生能提供馬克思“不能付諸行動”的例子。】

  《財經》: 您說馬克思從1850年后思想發生轉變,可是上世紀80年代,馬克思的《1844年政治經濟學手稿》在中國思想界影響很大。人們突然發現,好像有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馬克思。是不是馬克思思想轉變要更早些?

  【先提示一下:書名寫錯了,正確的應該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這個提問簡直是在說胡話,糊涂到連提問者自己也不知所云。《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的早期著作,換言之,是在馬克思還沒真正轉到“科學社會主義”之前的著作。難道說,還存在一個“轉變之前的轉變”嗎?

  現在,讓我們談談這部在當今世界上影響很大的手稿吧。馬克思恩格斯早年有一個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主張共產主義的階段,抽象的倫理思想是他們在這個階段的理論工具。“手稿”就是其代表作。在其中,馬克思是從資本主義導致人的本質異化的角度抨擊資本主義社會,認為它不符合人性的自由發展。這是尖銳的批判,但若從后來的馬克思的觀點看,卻不夠深刻,因為它具有一切理想主義者的固有弱點,即不是從歷史作為“自然史”的實際發展中確定未來的方向,而是要歷史的未來方向適應自己的理想。隨著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發展,他們不再從自己的理想出發,而是從對現實歷史的具體考察出發了。這時他們堅信,只有切實地發現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規律,才能真正確定人們的未來理想。于是,他們不再需要倫理主義,而只需要根據對歷史自身發展的認識為社會主義作辯護;他們不再是“哲學家”,而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于是先前信奉的人道主義哲學便顯得膚淺了。后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對自己的早年思想是持批判態度的,晚年恩格斯就曾反省說,自己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表現出的抽象人道主義,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胚胎發展的階段”,“到處可見現代社會主義的祖先之一德國古典哲學起源的痕跡”。同樣,馬克思本人對他的“1844年手稿”也從來沒有要發表的打算。據此我們認為,把這部手稿說成是馬克思的“最高成就”,是不會得到馬克思本人的贊同的。

  那么,這部手稿為什么在20世紀以來在許多左派知識分子那里備受稱贊,甚至被抬舉到比《資本論》還高的地位呢?

  我們認為,原因不在于“手稿”本身的思想更深刻,而在于歷史造成的左派知識分子的思想偏好。20世紀的歷史進程,產生了這么一種現象:在西方資本主義中心地區,盡管矛盾重重,工人階級繼續在不斷地進行與資本的抗爭,但并沒有發生馬克思恩格斯所預測的無產階級革命,反倒是資本主義在這些矛盾的推動下 在不斷的自我調節中持續發展著。而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東方地區,從俄國開始,在一系列國家里,由激進的列寧主義式政黨為主導,舉著馬克思的旗幟發動了革命,并在往后的發展中,普遍走上了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道路。這種歷史的“錯位”確實向馬克思學說提出了重大的問題,要求得到解答。在這種背景下,一批困惑的左翼知識分子認為歷史唯物主義不足以解釋新的歷史了,轉向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才是出路。“1844年手稿”就是適應了這種新的需要,于是,把早期的馬克思思想說成是馬克思最偉大的思想,成為一種新的時尚。這樣,當蘇聯“現實社會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暴露出嚴重的弊病,馬克思主義的聲譽和社會主義能成為一門科學的認識受到沉重打擊時,當十年文革使得中華民族陷入空前的災難,無數不把人當人的事例使得人們反思中國的社會主義在哪里出了問題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作為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人道主義思潮,在中國得到了空前的流行。

  應該承認,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以人道主義的名義抨擊不合理不人道的世間現實的做法,都有著積極意義,但是,這種現實合理性并不等于是對馬克思學說的真實理解。馬克思學說不僅僅是批判,更要求合理的說明。我們還是確信,承認20世紀世界歷史與馬克思恩格斯預測之間的重大反差,以發展了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對它們加以解釋,才是一條真正有效的探索之路。《財經》所謂1844年“有一個完全不同的馬克思”出現是不存在的。至于“馬克思的思想轉變”更是奇談怪論。】

  史傅德:《1844年政治經濟學手稿》實際上是馬克思的閱讀筆記,檔案中看到的不是一本書,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是哲學思考,講了對人類解放,所以非常有意義。

  這本書1932年第一次出版,然后大家就忘了。到了1950年代蘇聯解凍時期,又被重新發現,拿來反對斯大林。馬克思提倡人類的解放、自由主義、個人,西方學者也拿這個來反對斯大林專政。這種觀點對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也有沖擊力。這本書一次次被拿出來說事,這種現象特別有意思。

  【不得不再糾正一下:這本書在1932年出版后就受到了關注,并不是“然后大家就忘了”。至于說“手稿”“提倡人類的解放、自由主義、個人”,也是言不及義。“手稿”里確實大講人的解放、自由、個人,但這都是馬克思一生理論著述的主題,并非“手稿”所獨有;然而,講自由并不等同于講自由主義,相反,在“手稿”里可以讀到大量針對立足于經濟自由主義的“國民經濟學”的批判。至于說后來“手稿”“一次次被拿出來說事”,倒是真的。在西方,這標志著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從19世紀馬克思的那種深刻經濟批判轉向了20世紀較膚淺的文化批判;而在“現實社會主義”這里,更多地是滿足了那些既對馬克思的方法理解不深,又不肯下苦功對現實狀況從根本上加以解析的人們的需要。我們還是要說,用人道主義批判不人道的現實,的確是一種富有激情和號召力的做法,但可惜失去了馬克思那種經濟-社會-階級分析的深刻力量】

  在1850年以前馬克思的思想還是比較清晰的,就是暴力革命、無產階級政權等主張。列寧特別欣賞這一套,列寧主義就是沿著這么一條線發展起來的。可是1850年之后,馬克思進入反思。

  【據我們所知,1850年后,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清晰”的——繼續談暴力革命,直到去世。關于這點,隨便可以找出百十條語錄來證明。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這就是事實,用不著為了迎合如今“告別革命”的風尚,就刻意替馬克思“洗白”。

  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為什么馬克思一生都在談暴力革命?很簡單:這是因為在那個時代,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政治狀況是不民主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一般總是遭到政府暴力的鎮壓,不以暴抗暴、不革命不行,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就是典型一例。馬克思認為,革命不能制造,但社會矛盾一旦尖銳化到不可收拾,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社會進步了,要求以新的社會替代過時的舊社會,這是自然史的必然要求,但統治者出于私利總是要反對社會的進步,壓制人們的要求,直至以屠殺對付人民的自衛,這逼迫著人民不能不起來革命。所以,革命是自然史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革命也不是馬克思的發明,古今歷史上多少次重大的社會變更,都經歷了革命(請想想英法美吧)。如今大家一片聲地咒罵革命,實在是一種蒙昧的見解。

  但馬克思并不是無條件的“革命狂”,他講革命是有條件的。如果不具備條件,他甚至也會“反對革命”。例一,他不同意少數革命家憑借自己的同情、忠誠和英勇去“解放受苦大眾”的密謀式革命,因為那隨后建立的還是少數人的專制統治,而馬克思追求的是“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例二,如果建立在普選權基礎上的民主制度建立了,馬克思認為那時暴力革命就不需要了,因為人民可以憑借合法斗爭、民主選舉去達到自己的目的。但那一時代具備這種條件的,只有英國、美國、瑞士等少數國度。】

  《財經》:為什么在這個時候馬克思會產生反思,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因素促使了他的轉變?

  史傅德: 首先是1847-1848年和1857-1858年兩次經濟危機,馬克思忽然認識到,這不但是經濟危機,還是金融危機。金錢分兩部分,10%進入個人消費領域,90%是債券、股票等資本運作。和過去危機完全不一樣,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機,政治革命根本解決不了這些問題。最重要的是,他意識到從此以后,經濟危機不再是一個國家的事,而是全球化的。經濟全球化的思想在馬克思這里開始出現。

  【句句站不住。政治革命,馬克思始終放在首位。無論誰談馬克思,這都是沒法改變的常識。至于“全球化”,在1847~1848年那場經濟危機前馬克思還談得少嗎?還用得著等到那場危機后馬克思才“忽然認識到”?1845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1847年的《共產黨宣言》,不都大談全球化嗎(馬克思稱之為“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等等)?而且,那講的可絕不只是“經濟全球化”,更是物質與精神的全球化。還有,1851年底(那可是剛過了1850年)寫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既介紹了“金融貴族”——這些人“應當了解為不只是那些巨大的國債經紀人和國家證券投機者,這些人的利益當然是和國家權力的利益相吻合的”,也談到了資本運作——“全部現代金融業,全部銀行業,都是和國家信貸極為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有一部分銀行資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兌現的國家有息證券。銀行存款,即交給銀行并由銀行在商人和工業家之間分配的資本,有一部分是從國家債權人的紅利中得來的。”更談到“金融危機全球化”:法蘭西銀行 “以存款數量大增和貼現數量大減表明了生產的停滯”,“當法國工廠相繼關閉的時候,英國爆發了商業破產”。法國的“這種商業危機為世界市場一般情況所決定和制約”。

  抄完馬克思如上的語錄,忍不住又想請問一下,到底是“史傅德”沒有讀過《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些“經典的經典”呢,還是從來不讀馬克思的采編者將自己的意思強加給了史傅德?】

  其次,法國1848年革命以后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政治經濟基礎是國家銀行、重工業、信貸銀行等。馬克思原來認為,這個帝國不可能持續,早晚垮掉,由無產階級掌權。結果與他的預料完全相反,法國社會越來越穩定。這對他的震撼非常強烈,也促使他開始反思過去的那些想法。

  【如果了解19世紀的法國歷史,那么,就該知道 1848法國二月革命建立的是法蘭西第二共和國,而1852年出現的“法蘭西第二帝國”不是“建立”起來的,是“政變”出來的。這個政變震動了整個歐洲,馬克思在政變后不久就寫下了對政變的分析,即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在這部書的結尾,馬克確實預言“這個帝國不可能持續,早晚垮掉”,到了1870年的普法戰爭中,它果然垮臺了,路易·波拿巴也成了德軍的戰俘。這樣的結果好像不與馬克思的預料相反吧?至于說法國在50-60年代工業化發展,工人階級隨之迅速成長起來(就是這個階級,在1871年和其他人民大眾建立了巴黎公社),這都是馬克思一再論述過的,既然如此,“震撼”從何說起?“反思”又從何說起?

  馬克思在1869年第二版序言中,說自己這部書的任務是,研究“法國階級斗爭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恩格斯在1885年第三版序言中對這部作品的評價是,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政變使人驚異,但沒有人能理解,是馬克思敘述了二月事變以來法國歷史的全部進程的內在聯系,揭示了政變就是這種聯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他對當前的活的歷史的這種卓越的理解,他在事變剛剛發生時就對事變有這種透徹的洞察,的確是無與倫比”。馬克思在這部書中展示出來的對于當代政治事件的分析能力,至今還為許多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所稱贊。這樣的事實,“史傅德”怎么一無所知呢?】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和蒲魯東針鋒相對的斗爭。蒲魯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兄弟,其實支持拿破侖第三。馬克思要回答蒲魯東的理論,就必須要深入思考。

  【越說越說越離奇了,居然如此解釋引起馬克思“反思”的原因?“和蒲魯東(作)針鋒相對的斗爭”?“回答蒲魯東的理論”?我們又得澄清點基本事實了。馬克思確實和“無政府主義之父”、法國人蒲魯東有過“針鋒相對的斗爭”,但那是早在1850年之前就開始了的。1846年蒲魯東出版了《貧困的哲學》,1847年,馬克思“針鋒相對”地用法文寫了《哲學的貧困》一書與之論戰。請注意,1847年是在1850年之前!“史傅德”先生怎么把這移到1850年之后去了,而且還是在馬克思被出乎意料的“法國社會越來越穩定”的情況“震撼”了之后?

  “蒲魯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兄弟”?以研究“ 19世紀歐洲社會運動與政治體制”為業的“史傅德”實在不該犯這樣的低級錯誤——蒲魯東1865年就去世了,德國社會民主黨要到1875年才由拉薩爾派和愛森納赫派合并而正式產生。蒲魯東怎么成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兄弟”?這不是“關公戰秦瓊”嗎?即使將1863年成立的拉薩爾派當成社會民主黨前身,那么,蒲魯東與拉薩爾派也沒有關系吧?道理很簡單,拉薩爾是國家社會主義派,蒲魯東是無政府主義派,兩者立場觀點相差太遠。

  總之, “馬克思在1850年后的轉變”與馬克思 “應對蒲魯東的理論”這類話,聽上去就好像是夢游時說出來的一樣】

  “無論政治還是軍隊,相對于市場都是失敗者”

  《財經》:從資料看,當時恩格斯堅持政治家的實踐性,甚至身體力行去練騎馬射擊,準備打仗。

  【不錯,恩格斯在曼徹斯特經商的二十年間,確實是常常參加騎馬、獵狐之類的活動,因為他是那里的企業家群中的一員,所以參加他們的社交活動。但用這個證明“實干家”恩格斯與馬克思全然不同,這卻不能說服我們。】

  史傅德:馬克思鉆到他的思想實驗室里,轉向經濟學、金融研究,研究經濟危機的內在邏輯和運行機制。在此之前他不是一個經濟問題專家,真正進入研究之后,才發現和原來的結論是完全不一樣的。

  【馬克思從40年代中期起就讀大量經濟學著作,并已經寫了一些重要的經濟學著作(如《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那都不是“真正進入研究”?1850年后發現什么東西是“和原來的結論完全不一樣的”?“原來的結論”又是什么樣的?“史傅德”能舉例說明嗎?】

  《財經》:概括地說,1850年以后馬克思的思想發生了什么轉變?

  史傅德:他越來越覺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換湯不換藥,把政府換掉了,但是資本主義體系是不可能政治革命打碎的。

  【全是不著邊際的話。前面已經說過,馬克思一貫認為,政治革命是新社會替代舊社會的必要一環,但它本身不能創造新的社會。新的社會的物質條件只能在舊的社會內部的生產力發展中創造出來,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革命確實不能達到目的,而只能“改朝換代”。但這不等于說馬克思認為“革命行不通”。1848年革命失敗后,馬克思認識到,革命后期他和恩格斯一度想要變資產階級革命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想法是不現實的;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專制君主勢力在鎮壓了資產階級革命之后,又不得不充當起“革命的遺囑執行人”,促進資本主義的更大發展,因此,他們認為革命已經不可能在近期發生了。但如前所說,馬克思直到去世,也沒有放棄革命的主張。他們確信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力越是發展,革命就越是“行得通”。當然,后來的歷史的發展與馬克思的預期大為不同,但馬克思確實是這樣認為的,文獻俱在,是不能改變的。】

  《財經》:作為一個經濟學家,馬克思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怎么看呢?

  史傅德:1850年之后,馬克思的思考是圍繞著資本運作展開的,他從來沒有給出結論。如果說有結論,就是:第一,無論政治還是軍隊,相對于市場都是失敗者。拿破侖第一,還有俾斯麥,在強大的市場面前都是失敗者。

  【這是什么話?簡直看不懂。馬克思認為,拿破侖皇帝促進了法國資產階級的發展,而俾斯麥這個容克盡管馬克思很厭惡,但還是承認他充當了革命的“遺囑執行人”,實現了德國的民族統一,換言之,就是掃清了資本主義的障礙,促進了資本主義“市場”的發展。拿破侖和俾斯麥怎么都成了“市場的失敗者”了?】

  第二,面對金融市場,政府也是個失敗者。馬克思經常以嘲諷的口氣在手稿里說,不論是英美還是德法,要說政治和市場之間有什么關系的話,唯一的關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場腐化。他非常辛辣地來嘲笑說,你政治家想要對市場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場來積極腐蝕他,是政治家自己積極被腐化。

  【1.不懂“史傅德”說的是什么;2.不知道“史傅德”到底想說什么。無法想象,馬克思會說出這樣不搭調的話來】

  《財經》:馬克思講得特別精彩、特別重要。他有沒有預見到計劃經濟?

  【有意思,這類不知所云的“馬克思的話”,被一個財經記者認為“特別精彩、特別重要”。 “史傅德”傳說的“馬克思的話”與財經記者的“文字加工”有沒有關系呢?】

  史傅德:他說,理性或合理的市場解決方法,實際上是烏托邦,并不是說國家來介入就能夠解決經濟問題,所以,他根本不能認同后來蘇聯的那種所謂的計劃經濟。

  【請解釋一下,什么叫“市場解決方法”?解決市場的什么事情?還是說馬克思認為靠理性解決不了問題,一解決就變成烏托邦了呢?如此說來,馬克思是個反理性主義者了?所有這些烏七八糟的語言,哪里像是有學術訓練的人說出來的?不錯,馬克思反對憑個人的主觀理性去構建未來社會,這在他看來的確是烏托邦。但馬克思一點也不反對理性,恰好相反,他正是大力主張理性的,他主張人們運用理性去認識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即規律性,并順應這種規律去行動,去解決社會問題。

  我們也確信馬克思不會認同后來蘇聯的中央集權計劃經濟。歷史也證明,那種計劃會導致“倒過來的危機”。布哈林1929年在與斯大林爭論時就曾委婉地指出,蘇聯的國民經濟計劃沒有正確地反映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而這源于國家管理機關的“過分集中化”。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計劃是依照領導者的意志制定出來的,而不是認真地研究了經濟規律而制定出來的。換句話說,這絕不是因為它太“理性”了,而是“太不理性了”!】

  對未來社會,馬克思并沒有一個非常完整的構想。他說,我們不能想象未來社會是什么樣的。他強調社會自身演進,最反對國家來支配生產和分配。

  【第一、從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出發,馬克思確實不愿從頭腦里去設計未來。但他根據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對未來社會的方向還是有一個大致的預測的。他預測未來的社會將會是在資本主義物質與文化成就的基礎上產生的、由社會勞動成員普遍管理的社會,換句話說,是無市場的,有計劃的,工人階級自己管理的,無國家的——是“自由人聯合體”。這也是事實。把馬克思說成是什么也不去想,社會跑到哪兒算哪兒,隨它去,這不是荒唐透頂的說法嗎?馬克思費盡了一生,就是為了說“我什么也不知道”嗎?

  第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社會自身演進”和“國家介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并不是一講“社會自身演進”,國家就是多余的;一講“國家介入”,就一定違反“社會自身演進”。馬克思在不少著作里都談到過國有化,他和恩格斯都認為國家是一種“禍害”,但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他們認為這個時期是很短暫的),這個“禍害”還是不可少的。為了盡早讓它“消亡”,工人階級的國家一開始就應該是像巴黎公社那樣的普遍民主的、其職能由人民大眾直接行使的,擺脫了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專職官僚國家機器的。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后來普列漢諾夫和布哈林分別稱這樣的國家為“泛國家”、“半國家”。但我們認為,馬克思在19世紀的這種設想,被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是不現實的。20世紀以來的歷史證明,國家對于調節經濟生活是不可少的,而現代國家的職能是高度專業化的,復雜的,需要有一批專業性的人員來管理。因此,人們只能求助于用民主化來限制和監督國家,因此便需要有普選制,有真正的監督和罷免,總之,現代歷史表明,國家和專門的管理者還是廢除不了的,但最終權力必須由人民大眾自己控制。這才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做法。

  第三、所以,問題不在絕對地反對國家,而在于國家不能是高踞與于社會之上的、不受人民控制的全能國家。蘇聯的社會主義之所以始終搞不好,最終被人民所拋棄,原因就在于,它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工人階級的自我管理,而是以少數特權集團的絕對領導為核心,以工人階級的名義去實行管理,由此產生的不是“以個人自由為前提的自由人聯合體”,而是 “無社會的社會主義”。這個嚴重的問題成為20世紀以來一代代真誠的社會主義者所關注和批判的問題。其所以形成這樣的結果,根本原因在于,蘇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沒有為社會主義創造出成熟的物質文化的和階級的條件的情況下產生的,因此它必然地不是以資本主義時代的既定成果為基礎,以“獨立性”和“自我意識”都高度發展了的工人階級大眾為基礎,而是以政黨的集權領導為基礎。馬克思雖然沒有可能預測到這種情況,但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為分析這種情況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論】

  《財經》:那么,馬克思對私有制持什么樣的態度?

  史傅德:認真閱讀馬克思就會發現,甚至在共產黨宣言里,他都承認私有制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別講私有制在18世紀對社會推動和生產力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私有制才能被全社會所接受。還有,私有制對個人的發展、對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他認為,哪怕你是個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個自由的人。

  【不錯,馬克思肯定私有制的歷史積極意義,他甚至認為東方社會歷史上長期停滯,原因就在于沒有私有制的發展。西方的資本主義使得私有制充分發展了,極大地推動了生產的發展,這是資產階級所必然完成的歷史使命。資產階級時代的另一進步是:破除了等級差別,實現了個人的政治上、法權上的平等。但馬克思還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自由就不夠了。把這種形式的自由擴大為實質的自由,將是歷史的未來必然方向,因此,“哪怕你是個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個自由的人”是把話說反了。馬克思要強調的是:“哪怕你是個自由的人,你與生產資料相分離了,你就只能是個拿薪酬的工人。”這才是他著力證明的主要主張。】

  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發展如果超越了個人消費的界限,所有制本身就不再是私有了。發展到一定程度,私有制就成為一個悖論了。

  【這個說法太莫名其妙!難道不知道依照馬克思的觀點,在人類歷史上,正是由于“生產力發展超越了個人消費的界限”,才產生了私有制?這種混亂的語言,可能本意是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私有制“自我揚棄”的觀點的轉述,但由于根本不懂也不會使用馬克思的理論語言,于是鬧出了這種笑話。】

  《財經》:私有財產超過了一定限度之后,就會變成社會公共財富。但是它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變成公共財富,而是自我演化的內在邏輯。是不是這個意思?

  史傅德:金錢變成資本,資本進入公共領域的循環體系,私有制其實就異化了。私有財產不再私有。馬克思并沒有只說要消滅私有制,而是說私有制有一天會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會否定國家,而不是說通過國家干預來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的意思是說,社會有一種自我繁殖、自我再生產的能力。有一天社會生產將超越社會、超越所有個人的利益,超越金錢,超越資本,但必須是社會自我繁殖,政治外力不可能超越它。

  【還是前面的那個老問題。馬克思的確認為,私有制在資本主義時代的高度發展,必將導致自我否定。但這個過渡暫時還是需要”國家干預”。否則,馬克思為什么說巴黎公社是工人的國家?馬克思反對的是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權力,但不但不反對,而且認為工人大眾民主的國家是過渡時期不可少的,隨著這個時期過去,“國家”會消融在社會之中。所以,馬克思并不像現在許多人所誤解的那樣,是個國家主義者,但他并不否認,國家在革命后的初期還是需要的,為此工人階級就需要防范它,使之成為一開始就具有消亡趨勢的“泛國家”】

  “馬克思反對強化國家在經濟當中的作用”

  《財經》:馬克思在1850年代之后,參與過現實政治活動嗎,參與到什么程度?

  史傅德:他對第一國際、第二國際起了理論引導作用,很謹慎地參與,真正參與的是恩格斯,當然他們是互相溝通的。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綱領是馬克思起草的,但是這些綱領把他的想法簡化了,二者之間有落差,也可以說是矛盾的。

  【又在演“關公戰秦瓊”的好戲了!與“史傅德”這里所講的恰好相反,馬克思是第一國際的靈魂,他從一開始就不是“謹慎地參與”,而是積極地參與。恩格斯則是直到1870年才直接參與,因為此前他一直在曼徹斯特經商,連“謹慎地參與”都談不上。到了第二國際時期,恩格斯確實積極地參與了,而馬克思連“謹慎地參與”也沒有。為什么?就因為當第二國際成立時(1889年))他早已去世了(1883)。難道馬克思又復活了,從海格特墓地出來起草第二國際的“綱領”了?最后,更有趣的是,這兩個“國際”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綱領——“史傅德”能否拿出個第一國際或第二國際的綱領讓大家開開眼?】

  《財經》:不過對于1871年發生的巴黎公社,馬克思很快就寫了一本書《法蘭西內戰》,說明他還是關心現實政治的。

  史傅德:巴黎公社期間,馬克思就寫了《法蘭西內戰》,實際上是即時的反應,根本沒有足夠的信息,也沒有經過縝密思考。巴黎公社之后,是不是無產階級掌權了?全是猜想,沒有堅實的事實基礎和充分信息。

  【這么說來,馬克思寫這本書時,既沒有事實,也沒過腦子,就是一時沖動下的胡猜亂想?

  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么回事。

  巴黎公社期間,馬克思十分關注公社的情況和時局的變化。他通過各種渠道,大量收集各方的材料。在1871年4月18日的第一國際總委員會會議上,馬克思提出,就法國“斗爭的總趨向”發表一篇告國際全體會員的宣言。這個提議獲得通過,總委員會把起草宣言的工作交給了馬克思。此后他就開始了緊張的寫作,先用英文寫了初稿和二稿,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失敗的兩天后,馬克思在總委員會宣讀了英文的《“法蘭西內戰》定稿,得到委員們的批準。

  《法蘭西內戰》最初在倫敦印成三十五頁的小冊子發表,印數一千份,很快售罄。不久又出了第二版、第三版,在工人中間減價銷售。1871—1872年,“法蘭西內戰”被譯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牙文和荷蘭文,在歐洲各國和美國的期刊上發表并以單行本出版。

  《法蘭西內戰》和前面提到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有直接的思想聯系。《霧月十八日》里批判了脫離社會的中央集權官僚主義國家,《法蘭西內戰》則提出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主張。這句話廣為人知,但一直被誤解。我們認為,它的意思不是說,工人階級在擺脫了舊的官僚國家機器后,還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官僚國家機器,而是說,應該“打碎舊的,不建新的”,確立人民大眾自己的自我管理。常備軍、警察、法庭……都應由普通人民自己組成,官員不是專職的,而是隨時選舉,隨時罷免的,工資與普通人一樣的。他認為巴黎公社就是這樣的由無產階級大眾自我管理的政權,是已經一開始就已經在消亡的“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如前面剛剛說過的,這樣的國家在20世紀被證明很難實現,但它是主張高度民主的,因而和后來蘇聯的黨國體制是完全不同的——這還不夠重要?據我們所知,在世界范圍內,《法蘭西內戰》歷來被視為馬克思政治學說的核心著作,怎么到了“史傅德”這里,它成了無足輕重、不值一提的東西?】

  《財經》:在此之后,馬克思對有些基本判斷是不是有過修正或者校正?

  史傅德:很難說他到底有沒有反思,因為他的興趣和注意力再一次轉移到經濟問題上。但是能看出來,他越來越認為政治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沒有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反對強化國家在經濟當中的作用。

  馬克思認為,國家不能占上風,不能是強者,政治也不能起決定性作用。馬克思越來越反對政治控制經濟,而恩格斯還是強調國有化的重要性。

  【怎樣矛盾混亂的說法啊!為了將“反思”強加給馬克思,前面的奇談怪論比比皆是。到了最后,卻只能無奈承認“很難說他到底有沒有反思”?

  “政治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沒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一般人都知道,這是19世紀自由放任主義的主張,它認為,國家只應該充當“守夜人”,讓“看不見的手”去自發調節經濟的辦法是最好的辦法。這怎么成了馬克思的主張了?難道說,馬克思這輩子“反思”來“反思”去,最后皈依了曼徹斯特學派嗎?

  關于馬克思對國家的看法,前面已經說得夠多了,不必要再贅述。這里只需再說一句: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之后的社會的主張是:社會勞動成員全體對經濟的控制,它既不是自由放任主義,也不是國家主義。我們可以把這稱做“工人階級的政治”。“史傅德”看來對馬克思學說的這個基本主張是一無所知的。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和經濟是絕對排斥的,他只知道自由放任和國家集權控制這兩極,而他是主張回到前一極去的。這倒也罷了,可他偏偏要把自己的主張扣到馬克思頭上,這就只能讓人發笑了。】

  《財經》:馬克思主義的很多基本原則,共產主義、暴力革命、公有制等等,這些東西難道不是馬克思學說里面的內容嗎?還是說,馬克思思想里面本身也充滿了巨大矛盾?

  【發問者似乎要挖空心思從“‘史傅德”這里誘導出“馬克思思想里面”的“巨大矛盾”。】

  史傅德:馬克思的思想其實從來不是一個結果,不是一個結論。馬克思的思想一直是發展的,從來沒有完結。

  例如,《資本論》從來沒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個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現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來德國馬克思全集研究小組發現,恩格斯編《資本論》第一卷把它淺化了,甚至加了很多政治內容,其中一些和馬克思手稿里的內容甚至是沖突的。也不能說恩格斯是篡改了馬克思的思想,權威的《資本論》版本其實是沒有的,因為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幾個開放性的選擇。

  【這段話里的笑話簡直成堆了。先介紹一下基本的史實。人們都知道,在《資本論》三大卷里,《資本論》第一卷在形式上最為完美,思想上最為成熟。它于1867年在漢堡出版,手稿定稿是馬克思親自從英國送過去的。德文第二版是1871年出版的,經過了馬克思本人的修改。馬克思去世后不久,又出版了《資本論》德文第三版(1883年),恩格斯寫了序言,基本沒有改動,只是參照已經出版的法文版,做了些補充。1890年,恩格斯又出版了第四版,這個版本再次參照了法文版并根據1887年的英文版,做了補充,并對其中一些小的疏忽做了修改。如今它是全世界通用的版本。

  總之,第一卷是馬克思生前出版的非常成熟的版本,恩格斯后來所作的只是少量的補充和修改,事實俱在,盡人皆知,誰也無法否認。迄今為止,沒聽說過這兩個版本和馬克思本人出版的第一卷在內容上“是沖突的”。 “史傅德”關于“《資本論》從來沒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個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的說法,的確是世界歷史迄今為止的一大發現!只是可惜,我們不知道有什么獨家秘笈,可以拿出來支持這個驚人的發現。】

  《財經》: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

  史傅德:因為馬克思留了幾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擱到一邊去,覺得哪個更適合自己,就選擇了哪一個。

  【《資本論》第二卷倒是有“八個版本和草稿”,第三卷的情況更加復雜,馬克思留下的只有篇幅巨大、思想龐雜、夾雜著多種文字、潦草難辨的手稿。馬克思一生的寫作習慣極為認真,幾乎到了繁瑣的地步,往往為了一本書寫下好幾稿,最后才定稿,因此在各個稿子之間,從觀點到文字,會有大量的重復、省略、彼此不一致……《資本論》 后幾卷也是如此。恩格斯把最后十幾年的大半時間都用在編輯這些手稿上了。1885年他出版了第二卷,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由于手稿的復雜性,恩格斯確實做了許多編選、整理、補充的工作,有時還需要大段大段地加進自己的文字,否則就沒有人讀得懂了。這樣一來,如今隨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的陸續出版,關于恩格斯的編輯是否完全符合馬克思的原意的問題,在世界上引起了較為廣泛的討論。但沒有理由認為,恩格斯的編輯完全改變了馬克思的原意;也沒有人敢于說,他比恩格斯更懂馬克思。應該同意參加考證版編輯工作的學者們的如下意見:“事實上,在準備出版馬克思手稿的過程中,恩格斯并沒有任意妄為,因為有大量的證據可以支持他的決定”(雷金娜·羅特:《作者馬克思與編者恩格斯:關于<資本論>第3卷的不同觀點》,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年第5期);因此,“沒有研究就不要對恩格斯的編輯改動妄加評論”(羅爾夫·黑克爾:《恩格斯編輯<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的情況》,載《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1期)。我們認為,這才是嚴肅的學者態度。】

  考茨基、列寧都覺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別好,因為里面線索很清晰:先有生產,然后有交換,剩余價值,把這些都消滅以后,社會主義實現,所以他們就沿著這條線拼命往下走。但是看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著這條線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觀理解。

  【需要有怎樣的輕浮大膽,才敢于寫出這樣的胡扯啊!第一,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都知道,必然是“先有生產,然后有交換”,如果產品還沒生產出來,請問拿什么去交換?第二,馬克思寫作《資本論》,如果根本就沒有談“生產、交換和剩余價值”,請告訴我們,馬克思談了些什么?第三,恩格斯編的版本要“消滅”生產,于是考茨基、列寧都“覺得特別好”’?難道恩格斯、考茨基、列寧都癡呆了,才會覺得這“消滅生產”的社會主義“特別好”,“消滅”了生產之后人類好去喝西北風?實在不能理解,我們的讀者讀到這樣的胡說八道,怎么還會不辨真偽,一片聲叫好呢?】

  《財經》: 列寧描述的馬克思主義說,資本主義的危機一次比一次大,到最后大爆炸,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馬克思承認這個觀點嗎的?

  【財經記者這樣提問,好像要為馬克思“洗地”啊?有這個必要嗎?】

  史傅德:特別是1860年以后,馬克思越來越排除了總崩潰的結論。他說,要改變一個社會當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從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來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領域的空間里來尋找改變社會的可能性。其結果,馬克思自己排斥的觀點,最后卻被考茨基、列寧強化。

  【“1860年以后馬克思越來越排除了總崩潰的結論。”對這種杜撰,只提三條語錄就夠了:1. 1867年首次付印的《資本論》第一卷中說“資本主義的喪鐘就要敲響了”.2. 1871年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寫道:“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3.同樣是在《法蘭西內戰》,馬克思說:“同那個經濟貧困和政治昏聵的舊社會相對立,正在誕生一個新社會,而這個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將是和平,因為每一個民族都將有同一個統治者——勞動。”

  “史傅德“說:“不可能從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來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領域的空間里來尋找改變社會的可能性”。這種話,等于什么也沒有說。老實說,它根本不是誠實認真的學者語言,而是虛應故事的廢話而已。】

  《財經》: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矛盾有沒有提出解決方案?

  史傅德:沒有。在他看來,按照內在的邏輯是不可能解決的。在現行體制中解決這些問題,還是要進入資本的運作,必然多少年再來一次經濟危機。用實用主義的政治手段解決,他也覺得不可能。 必須走出這個體系和邏輯,才能解決。但是他說,我沒有想出來怎么辦。

  【這一段話,雖然每個字大家都認識,但聯成句子就根本看不懂。原因在于:它毫無邏輯,毫無思想,干脆就是顛三倒四的夢話,與馬克思完全無關。“史傅德”先生能否給我們點撥一番:對這些一句不靠一句的“深奧思想”,該怎樣理解?】

  “馬克思是極端的天才”

  《財經》:作為一個思想家,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什么?

  史傅德:馬克思的思想研究沒有主線,經濟、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頭什么都有,包括電力、化學、文獻學、生物學、地理,甚至他對數學也有興趣。他有三大本歷史手稿從古羅馬社會一直到英國革命,他要研究政權傳承的合法性和邏輯。

  【難道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不是馬克思研究的“主線”?說馬克思興趣極廣不假,但他為什么興趣如此之廣,“研究”馬克思的學者難道不知道么?這不僅是個人興趣需要,更是馬克思要掌握最新人類思想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體系的需要。怎么到了“史傅德”這里,馬克思只是為了“想成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的名利之徒?更異想天開的,馬克思研究歷史是為了“要研究政權傳承的合法性和邏輯”?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原來是要提供統治術,以便“鑒于往事,資于治道”嗎?這篇東西可真是充滿喜感啊!】

  《財經》:通過閱讀手稿,您認為馬克思是個什么樣的人?您對這個人是怎么評價?

  史傅德:馬克思的手稿是一個思想大實驗室,實驗的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各種模式。

  馬克思是19世紀的人,但他研究得出來的結論符合今天社會的一些情況。如果好好讀馬克思的話,特別是他沒發表的東西,都能看到他真的有一種預見性。例如,中央銀行、信貸和政府債券的作用——這些是19世紀沒有發生的,馬克思的手稿里完全推斷出來了,而且做了非常詳細的描述。

  【19世紀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中央銀行、中央債券和信貸?真正無言了。還是舉幾個小例子吧。阿姆斯特丹銀行1609年成立,這是個國家銀行。信貸銀行早在17世紀就在阿姆斯特丹出現,英格蘭銀行1694年成立,一成立就作為“政府銀行”起作用,并為1689~1697年的英法戰爭發行債券, “史傅德”連這點知識都沒有嗎?將中央銀行、信貸和政府債券說成只是馬克思手稿里的“推斷”而不是從十七世紀就開始發生的歐洲現實,看來這個聲稱讀過馬克思全部手稿的“史傅德”沒有讀過《資本論》第三卷,因為第三卷里就對信用有“非常詳細描述”,不過描述的是真實世界,而不是無中生有的“推斷”。】

  《財經》:怎么理解馬克思思考的邊界?

  史傅德:對馬克思來說有兩方面,一個是他想知道歷史上發生了什么事,實際是什么樣的,這是可觸及的、相對物質層面的東西;還有一個就是,人的精神和思考的臨界點在哪兒。他一直在研究人類意識的形態的演變,結果是相互矛盾的,這是他所觸及的臨界點。

  不管從哪個層面上說,馬克思都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或者其他政黨宣揚的馬克思。真實的馬克思不是后來被描述的,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后來列寧他們塑造的那樣。

  【且不說這里文字的拙劣,只說“人的精神和思考的臨界點在哪兒”,結果還“自相矛盾”,請問這是在談馬克思嗎?怎么聽著像是在說康德吧?再者,把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列寧這兩派激烈對立的論敵等量齊觀“一勺燴”,也有點奇特。當然,在一些不諳歷史的知識分子(這種人在左派和右派中都有)看來,這兩派理論上其實都是一樣的,此處不詳談了。】

  《財經》:其實早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的時候,很多德國年輕人閱讀后,興奮地聲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知道以后氣憤地說,我什么都是,但我絕對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史傅德:確實,馬克思并不是從一而終的馬克思主義者。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是1850年以前馬克思的思想,后來馬克思本人成了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可惜沒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沒人理會馬克思后來的思想,因為不想接受。

  【“馬克思并不是從一而終的馬克思主義者,后來成了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在隨意曲解馬克思。 馬克思確實說過“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背景是這樣的:19世紀70-80年代初,馬克思的理論廣為傳播,許多青年人熱心于唯物史觀,但他們不懂得靈活運用它,卻把它解釋成了庸俗簡單的“經濟決定論”。馬克思這句話就是針對這種把他的學說庸俗化而譏諷地說出來的。一種思想一旦廣泛流行,往往遇到同樣的命運,后來著名的心理學家榮格也說過“如果你們都是榮格主義者,那我本人不是”的話。在這里,榮格和馬克思一樣,都是在批評對自己的曲解,而不是自己背叛自己,成了“反榮格主義者”或“反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估計沒想到,就連這句反駁對自己的曲解的話,如今也遭到人們的曲解。命運真是捉摸人啊!】

  馬克思主義者都說,馬克思作為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不可分的。但是,政治家必須是可以交流的,必須有聽眾,但是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大部分東西里是無法交流、無法讓聽眾馬上明白。從這點上說,馬克思不是一個政治家。特別是閱讀他的手稿以后,我真的不能把這兩者捏在一塊,完全是兩個形象。

  【不錯,馬克思的思想一般缺少理論修養的聽眾很難“明白”。后世的人們出于實際的需要,對馬克思往往憑借片面的理解,斷章取義,各取所需,從中產生了大量誤解和曲解,這也是事實。但現在如果人們不讀馬克思而信口開河,那就更是永遠無法“明白”。我們要說的是:馬克思的手稿在思想探索、以便弄清問題的過程中出現前后不一致,這并不能證明他的理論自相矛盾;至于他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針對不同的政治條件和不同的局勢而提出的不同策略,更不能叫做自相矛盾。就好比我們在下雨時打傘,雨后收傘,能說我們“自相矛盾”嗎?馬克思始終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理論上追求高度自洽,真正讀懂了馬克思,這一點是很明白的】

  《財經》:既然不是從事實踐的政治家,所以馬克思也不應該為后來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負責?

  史傅德:馬克思思想在共產主義國家被接受的其實是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國家革命、暴力革命之類,這些都是1850年以前馬克思繼承傅里葉、圣西門、歐文等人 關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1850年代對英國的經濟狀況研究以后,就像前面談到的,馬克思的思想發生了巨大改變。

  【“馬克思思想在共產主義國家被接受的其實是很少的一部分”,這個看法還可以同意,但說“暴力革命”是1850年以前馬克思繼承傅里葉、圣西門、歐文等人關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則是不折不扣的胡說。請問傅里葉、圣西門、歐文這幾位空想社會主義大師是主張“國家革命、暴力革命”的嗎?1850年代以后馬克思就“發生巨大改變”了,不再講革命了嗎?這種不顧史實的說法,源于如今一種廣為流傳但毫無理智的觀念,它認為“暴力革命”僅僅是某幾個思想狂人從頭腦里想出來的、禍害社會的罪孽。這合理嗎?了解一點歷史的人們都知道,革命是數千年歷史過程中下層民眾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近代以來,它也是資產階級反對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統治者的武器。馬克思置身于19世紀階級斗爭尖銳的殘酷環境里,主張工人階級以暴力革命對付鎮壓的他們的暴力,這很難理解嗎?最后,1850年代以后“馬克思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和“很難說他到底有沒有反思”這兩個截然相反的判斷,我們應該相信哪一個呢?

  當這場“尋找真實的馬克思”之旅結束時,我們有一種上當的感覺。我們是被兩位導游領著,分不清東西南北的瞎跑了一通,最后被帶進了泥潭里。如果說,這篇“訪談”是真實的,那么,這是兩個大外行在對他們根本一竅不通的事情亂發議論,其場面之滑稽,只能讓人想起金庸筆下那出武林外行演的“華山論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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