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馬克思歸來》為一本馬克思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論文集。這些論文以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構傳播學理論，對國內傳播學研究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保馬今日推送吳暢暢老師的文章《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下的馬克思——評<馬克思歸來>一書》。作者對該書整體輪廓進行了概述，對相關作者的觀點進行了介紹，認為面對“新經濟”，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理論依然行之有效。并且，從商品化與數字異化兩個角度進行描述，認為在傳播理論中需要“重新嵌入關于商品和商品化的研究”，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下重新闡述和理解“勞動”、“剝削”等理論，惟其如此，才能看出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中的悖謬和矛盾，看到“新經濟”造就且鞏固了新的社會不平等和機會不均等現象。

　　盡管作者贊同該書存在缺乏“社會主義經驗”等不少問題，但同時也認為該書的批判性與啟示意義值得我們去思考。

　　感謝作者吳暢暢老師授權保馬推送!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下的馬克思

　　評《馬克思歸來》一書

　　吳暢暢

　　1977年馬克思主義傳播學者達拉·斯邁思在題為《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文章中指出，歐洲批判傳播研究更側重于傳媒的意識形態建構，而忽略了媒體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基礎性的經濟功能(例如商品化)。新媒體技術的不斷發展，也使不少傳播學者如麥克盧漢等人斷言，馬克思主義者“難以理解新媒體的活力”。另一方面，隨著晚期資本主義或后現代社會，以及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尤其是信息與通信技術成為拯救歷經1995-2000互聯網泡沫以及2008年次貸危機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良方”，如文森特·莫斯可所言，馬克思“實質上成為所有社會科學的盲點”。

　　2008年次貸危機的爆發，已故經濟學家明斯基對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根本矛盾的洞見與預言重新受到關注，2014年皮凱蒂因《21世紀資本論》聲名鵲起。對此，諸如《紐約時報》等西方報刊相繼撰文指出，馬克思將再次“流行”。馬克思在金融危機后的“流行”這一背景下，西方批判傳播學者開始系統性地重新反思資本主義甚至全球范圍內的傳播體系與制度、內容生產、勞動與雇傭制度，以及階層分化，重新分析大眾傳播尤其是通信產業與互聯網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復雜功能，并最終借助馬克思主義學說重構傳播學理論，由此應用在社會實踐與變革中。出生于奧地利的年輕學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與資深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者文森特?莫斯可共同合作，通過網絡刊物《3C:傳播、資本主義與批判》(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向全球學者征文，最終在2012年出版特刊《馬克思歸來》。這本文集的作者以年輕的傳播學者為主，資深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并不多，但總體上呈現了當代西方左翼批判傳播學者的研究水平與思考深度。

　　該文集總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馬克思、媒介、商品與資本積累》;該主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最為擅長的分析領域：傳播商品化，其中關于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下網絡結構的剝削關系、數字化與資本積累的幾篇文章，尤為出彩。第二部分是《馬克思與意識形態批判》，這一部分不但承襲了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里關于意識形態的分析框架，更與時俱進地將這一框架應用在當前關于“酷”文化、消費主義、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研究上。第三部分題為《馬克思與媒介使用》，主要關注媒介使用問題和受眾研究，不過這一部分只收錄了兩篇文章，相對比較單薄，這也體現了當前西方批判傳播學較少涉足于經驗主義傳播學所側重的效果和受眾研究。最后一部分是《馬克思、可替代/社會主義媒介和社會斗爭》。如何使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梳理和分析基于社交媒體的抗爭行為、知識勞工的社會斗爭，以及數字自我的異化與跳脫出這一困境的可能性，則是這一部分的關注重點。本文主要從商品化與數字異化兩個角度，對本書進行整體輪廓的描述，通過對相關作者觀點的介紹，以此帶出當前西方批判傳播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下，全球范圍內的信息工人階級能否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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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化與加劇的不平等現象：馬克思對數字資本主義失效了嗎？

　　美國已退休的伊利諾伊大學傳播學教授丹·席勒曾于1999年提出“數字資本主義”概念，以反思國內對數字網絡與產業所寄予的解放生產力、推動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樂觀主義觀點。在他看來，數字資本主義雖然成為不斷演變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的新的支撐點，推動資本主義產權關系的歷史性飛越。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潛在的經濟危機從未消逝，如大衛·哈維所言，危機“只是四處流竄而已”;它具體體現在日漸加深的“數字鴻溝”及其社會不平等現象。這表明，面對傾向于信息通信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資本主義體系和“新經濟”，馬克思關于生產方式、剩余價值、商品拜物教、異化勞動、金融資本與信用貨幣等一系列理論，依然有效。

　　《馬克思歸來》一書提醒我們：首先，在傳播理論中需重新嵌入關于商品和商品化的研究。盡管沒有直接使用“商品化”術語，但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創造的M——C——M′與C——M——C公式，從勞、資兩方分別直觀地演示了商品化的具體過程：即對象的使用價值轉化為交換價值并進入市場流通，從而對象轉化為商品并由貨幣體現出來的過程。波蘭尼在《大轉型》一書中指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成功建立，離不開勞動力、資金和土地的商品化過程;但資本主義的運轉，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內部循環過程。相反，它仰仗于長途貿易以超越既有的市場范圍，尋找新的發展空間;與此同時，沃勒斯坦所說的“中心——邊緣”依附體系的形成，保證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利潤最大化。雖然1970年代斯邁思已提出西方傳播批判研究里所存在的理論盲點，即忽略傳媒的商品化過程，直到1990年代后半葉文森特·莫斯可才得以厘清傳播與商品化之間的辯證關系。他表明，傳播過程和傳播科技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化的一般過程起了推動作用;與此同時，整個社會的商品化過程對傳播過程與傳播制度的深入滲透，使商品化過程的持續深入及其出現的矛盾深刻影響了作為社會實踐的傳播。

　　那么，如何討論商品化的一般過程同傳播與媒體之間的關系?馬蒂耶絲?艾克曼、伊安?費舍爾等人的文章表明，任何商品化過程起始于資本對勞動力與勞動工具的購買，也就是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的成本投入，應用于媒體領域，則各自表現為媒體內部的人事制度、薪酬待遇等勞動力再生產機制，同基礎設施的建設與擴張、以及資本對相關設備的成本核算與控制。勞動關系的商品化、資本和廣告商的增值逐利需求，構成了喬姆斯基意義上的西方媒體“過濾器”，推進了內容生產與產品流通的商品化過程，例如市場新聞業的發展或者媒體的娛樂化趨勢等現象。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英美兩國粉墨登場，更加劇了傳播與媒體產業的私有化、商品化與全球化。這意味著，伴隨金融資本逐漸滲透進傳播組織之中，媒體的日常實踐、生產范式和價值取向，更有可能服膺于大衛·哈維所說的“剝奪性積累”邏輯。這一關系的形成，依附于信息與通信技術的變革以及媒體的全球化擴張所導致的在流通領域內“時間對空間的消滅”或“時空壓縮”現象。《馬克思歸來》的編者之一福克斯就認為，在馬克思看來，媒體和傳播技術在跨空間協調生產以及加速信息傳遞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并幫助資本不斷拓展其商品化領域。

　　承接關于傳播的商品化與商品形式的論述，我們需要把“勞動”置于傳播學研究中的核心位置。丹·席勒的《傳播理論史》已經向我們清楚地展示，從杜威、李普曼到后來的行政研究的美國傳播理論，正是在欠缺對生產性勞動這個概念的前提下，開始發展;而忽略技術勞動的文化研究從1980年代通過美國流傳至全球，恰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出現并鞏固其霸權的時期，二者在時間上的耦合，很難說是湊巧。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進行重組，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即彈性積累體制轉變。與之相對應的，傳播研究里“物質勞動”與“精神生產”的分離也開始出現。這種分離觀表現為，既然勞資之間的對抗形式、生產過程與組織形態都發生變革，那么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便難以解釋“后工業時代”下消費主義與娛樂活動，也無從闡釋通信、文化、信息技術與服務業以及白領工人等經濟現象。

　　對此，以奈格里等人為代表的學者，在總結1960年代意大利工人自治運動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發展并豐富了拉扎拉托所提出“非物質勞動”概念的意涵: 它包括“涉及智力和語言的勞動”與最為重要的“情感勞動”。然而，文集作者之一年輕的博士羅伯特·普雷在其文章中，一針見血地點出奈格里與哈特的勞動概念，并未與“帝國”內在地關聯，前者被認為脫離于帝國而實現自治;這種將單一的外部因果力量隔離出來的做法，無疑犯了片面的本質主義錯誤。要糾正這種錯誤，用席勒的話說，有效的方式則是回返整合的概念，重新定義生產性勞動：它不再是某種具體的勞動內容，而是一種既蘊含于“智力”追求又內在于“經濟”生產的雇傭關系。如此看來，當我們在討論新媒體行業的知識勞工或通訊產業的白領工人時，是否應當將承擔生產、物流、運輸等作為新媒體或通訊技術的物質基礎建設的藍領工人與之相關聯?當我們在討論西方文化創意產業或互聯網公司里的“創意階層”時，是否遺忘了駐扎在第三世界的各大工廠里那些經常被社會性別化和種族主義化甚至被無產階級化的普通工人?曼德爾提出的“全球工人”理念，與席勒這一統合性的智識努力前后呼應，跨行業、跨地區的全球商品鏈的形成與延伸，構成上述兩者的物質性基礎。按照沃勒斯坦的觀點，正是商品鏈，將分布在世界各處、似乎互不連屬的勞動力連接并“動員”起來，將個體勞動轉變成“合作整體”的一部分，并將之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基底”。

　　因此，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下，要重新激活傳播學研究的批判性，需要我們直面美國傳播學發展的行政與商業導向、文化冷戰背景、媒體和技術中心主義以及實證主義方法論等問題。這也正是《馬克思歸來》一書的邏輯起點。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將包括新媒體與通信在內的傳播/產業視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的一部分，探討資本對公共財產的剝奪、傳播領域內雇傭勞動與勞資矛盾、傳播的排斥與容納機制及其導致的階級分化、傳播業在經濟中的地位、傳播產業所有權的集中/多元化程度等現象。其次，我們要厘清傳播與新媒體技術在資本主義國家形式上的各種表現形式，例如國家和市場、資本在傳播資源配置等領域的社會傾向、國家與資本以及社會的關系、政治經濟權力中心與傳播權力中心的相互構建、社會傳播力量的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挑戰等。最后，我們必須追溯與勾勒傳播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國際關系，尤其是金融資本與風險投資的全球擴張，文化霸權的形成、新媒體環境下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再次建立的可能性以及媒體民主化工程等。這恰好與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提出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路徑的“分篇” (即一般的抽象的規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國家、生產的國際關系以及世界市場和危機)在邏輯上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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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烏托邦主義還是賽博新自由主義：數字資本主義的二律背反

　　從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對人類社會“信息化階段”的設想(彼時，中國正在經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到尼葛洛龐帝未來主義式的預言即《數字化生存》的流行;從卡斯特式的去等級的、扁平化結構和充滿民主想象的理想主義網絡社會理念，到近年來舍基的《未來是濕的》宣言成為互聯網經濟或“新經濟”的圣經，全球(包括中國在內)已經由上至下地、迫不及待地擁抱信息社會的到來。與此同時，雜糅了產消者、文化消費和去政治化等話語的個人英雄主義、成功學、消費主義，在倡導自我管理和自我規訓的新自由主義精神的感召下，作為內核主導并形塑著信息社會的主體與主體性。

　　關于這種主體性，莫洛佐夫在《網絡幻像》里有過精辟概括：信息烏托邦主義與互聯網中心論。前者強調新媒體與民主化的必然性關系，后者則忽略技術的政治情境，著力凸顯其所激發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方式”。信息烏托邦主義者堅信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出現，將促進信息傳播的民主化、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形成以及集體行動;對此，海外媒體記者、觀察家以及政府智庫研究人員也持相同的立場——它們應當為現實生活與政治公共領域中既有的社會或群體性事件提供“激進化策略”的可能，推動吏治改革。另一方面，持互聯網中心論，或言之，技術決定論的知識分子或媒體人，傾向于認定互聯網所形成的大眾生產、群包或眾包等生產方式與分享經濟，能夠推進私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民主化，甚至能夠實現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所設想的“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活動，晚飯后從事批判”這一共產主義社會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的圖景。

　　針對上述兩種主體性敘述，《馬克思歸來》向我們呈現的一個自下而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分析路徑，可以有效地中和有關信息社會的想象過程和意識形態霸權，由此揭示出“信息社會”這一政治——學術——工業聯合體所推動的計劃所蘊含的經濟與地緣政治維度。首先，關于扁平化社會的論述，起源于卡斯特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網絡信息三部曲。卡斯特對網絡社會的勾勒，建立在他區分生產方式與發展方式的基礎之上。在文集作者普雷和邁克·韋恩看來，對發展方式的過多著墨，特別是對生產者之間水平關系的放大，容易使人產生“網絡社會代表了一種已經超越了資本主義對抗性矛盾的新的生產方式”的錯覺。實際上，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在網絡社會中依然呈現為最根本的勞資雙方的垂直關系，以及資本與資本之間動態的水平關系。從中觀的層面上看，詹姆斯·庫蘭向我們揭示了谷歌內部并非實行平行結構，而是自上而下的營運權力和戰略控制——這些等級結構和發展戰略旨在使公司資本積累最大化;所謂平行、開放和連接一切，只是它的商品流通和銷售模式。從宏觀的層面上看，互聯網經濟所奉行的長尾理論對二八定律的顛覆，最終催生的，依然是資本積累的最大化，以及壟斷集中局面的再次出現，例如幾乎每個互聯網大型應用領域都由一到兩個新媒體企業(即獨角獸公司)所主導。這說明，所謂的新經濟并非獨立于舊經濟之外，反而強化了資本主義經濟總體的等級結構，造就并鞏固了新的社會不平等和機會不均等現象。而近年來出現的平臺經濟或者說互聯網平臺的“圈地化”現象，按照胡凌的看法，更有可能將傳統的看不見的手轉變成黑箱算法中看不見的手，這樣一種“數據計劃經濟”的形成加劇用戶與信息之間的不對稱，最終在“創造性破壞”的基礎上向私營資本主義注入新的發展動力。

　　要理解這種根本性的“垂直關系”和“水平關系”，《馬克思歸來》的撰稿者使用馬克思的相關理論，重新詮釋網絡社會中“產消者”、大眾生產以及眾包等新型勞動概念。他們重新梳理從電視到社交媒體，受眾的閑暇時間、消費行為如何延續了勞動時間，如何被占有和私有化進而轉變成剩余價值這一微觀層面的過程。斯邁思的“受眾商品說”盡管被批評為庸俗的經濟還原論，但他突出了“受眾作為用戶其行為被媒體商品化之后進入資本流通過程中”這一客觀事實。對于Web2.0時代下的社交媒體或“維基經濟學”而言，該事實依然成立，甚至更具指向性和指導性。用戶在“社交媒體——用戶—— 廣告商”所形成的互惠互利的三角關系中，因其同時所享受到的社交媒體使用紅利和參與式消費，與“用戶生成內容”，自發而非自為地轉變為“產消者”階層。文集中不少學者關于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的經驗主義研究，已經表明，這一“產消者”階層的出現，代表了新經濟模式下資本與勞動的新的關系的形成。“產消者”或者“產用者”的“免費勞動”內容被資本挪用，或者數字和通信技術成為更精確地提煉和歸類用戶數據的工具等一系列事實，不僅幫助生產者消化時間和開發成本，在富克斯看來，更使得“產消者”似乎變成“傳統工業勞動的一個被剝削階級”。甚至有學者(例如安德烈亞斯?維特爾)激進地指出，用戶從重新圈地化的云端或閉合平臺“選擇性退出”所付出的諸如社交自殺、失去工作機會等代價，可以與出賣用戶自身所有的信息和活動給資本和廣告商以獲得的參與機會相互抵消。這導致社交媒體的日常實踐，構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潛在剩余勞動領域，隨時可能被轉化為剩余價值”。

　　《馬克思歸來》一書中對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下勞動、剝削等理論的重新闡述，輔以經驗材料和田野調查，不僅佐證了信息社會所提倡的“非物質信息”、“無紙化辦公”背后的唯物論基礎，更揭示了開源運動與知識產權、經濟分散與資本壟斷，及其背后的信息烏托邦主義與賽博新自由主義并存的矛盾性，這正是內在于數字資本主義邏輯之中的二律背反：歷經2008年次貸危機，資本擴大再生產和資本積累正急于尋求新的途徑，數字與通信產業對用戶的“實質吸納”，使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被商品化進而納入資本主義產權關系和新自由主義邏輯之中。資本主義私有產權正日益實現對日常用戶(“產消者”)的生命體驗的占有，杰瑞米·里夫金將這種所有權稱之為對用戶“時間和精神的使用權”或“近用權”。這對應著不少批判學者如格拉厄姆·默多克或安卓耶維克所提出的“雙重剝削”、“剝削2.0”現象，它們有助于我們重新開啟有關“資本剝削與異化勞動等現象只存在于工業生產過程，還是成為數字資本主義的核心要素”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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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論斷裂：

　　馬克思歸來，停留多久？

　　彼得·戈丁和默多克四十余年前就已致力于發展一套整體性的傳播理論框架，并列舉三個層面的分析步驟：關注大眾傳媒和社會分層的軸心——階層結構之間的同構性關系、大眾傳媒對社會不平等的合法化過程以及彰顯社會抗爭和沖突。這三個層面，恰好與《馬克思歸來》所總結的媒體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四種角色相互對應：商品化、意識形態與受眾接收，以及另類媒體的使用。《馬克思歸來》所實現的對傳播和媒體現象的批判，已經跳脫出康德主義式或法蘭克福學派對“啟蒙”政治的批判，而成為解剖當下現實問題的一把利器：雖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理論已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不過，這本書依然存在不少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失誤在于，文集名為《馬克思歸來》，卻唯獨缺少來自中國學者的文章或者關于中國互聯網或傳播問題的反思，即呂新雨在此書的讀書會上所提及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經驗的不存在”。這也導致本書在回應、處理和分析當前信息工人、網民或者社交媒體用戶的各種抗爭行為時，只能采取“可替代”媒體的解決路徑，而基本上忽略了中國或拉美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媒體抗爭形式。

　　盡管如此，此書依然為中國與西方在市場化層面上的“接軌”而產生同構性的傳媒與社會問題，提供重要的理論參照。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傳播學理論被引進中國，信息、傳播、受眾、效果、反饋等概念和基于實證的各類傳播模式逐漸取代工具論、喉舌等黨報黨刊理論，價值中立取代某種前設的價值觀或道德哲學。隨著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媒體行業相繼啟動市場化、集團化、產業化和資本化發展戰略;相應的，傳播學界借助西方經濟學和管理學科，大規模地展開媒體經營和管理研究，公共關系、市場營銷等媒體經濟學(而非媒體政治經濟學)項目堂而皇之地占據傳播業務的主流。與此同時，遵照美國傳播學科的內部劃分，國內傳播學也有意將自身的研究領域一分為二：傳播經驗研究與批判研究。不過，批判一詞似乎無所不包，尤其當“集中于傳播與社會權力之間的關系，并強調社會實踐”這一原本的批判旨趣轉變成某種被掏空所指或去情境化的文本游戲時，反而讓傳播學的主體性失去意義。在中國與全球“接軌”的市場化邏輯下，在中國大力發展互聯網+經濟和網絡金融的大環境下，《馬克思歸來》作為國外學者對新媒體與傳播問題進行反思的文本，一定程度上能夠啟發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的維度上重拾“批判”之意，重新考慮中國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互聯網發展迷思背后的政治經濟脈絡，進而從認識論與方法論等層面重新明確中國傳播研究的前提、對象和方向。

　　此外，在數字資本主義情境下，《馬克思歸來》一書所具有的另一種啟示性是，要重新激活傳播學研究的批判性，需要我們有意識地開啟阿爾都塞意義上的“認識論斷裂”：即作為一個動態而開放的過程，信息或數字革命的發生只有超越現有的“經濟人”和市場關系敘事，才成為可能;而任何國家或地區的信息化過程注定存在著社會抵抗、階層沖突或城鄉/社會性別/種族差異，不會也無法建成一種無階級的、扁平的、非政治的賽博空間。馬克思的歸來，能夠幫助我們思考在全球范圍內，信息社會如何基于社會平等、經濟民主和數字革命的原則進行建構，一如喬蒂·迪恩對傳播資本主義或丹·席勒對數字資本主義的批判式分析，而非單一地在資本逐利、全球市場融合和產業轉型的前提下想象信息社會。只是馬克思的歸來，這次會停留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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