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之于馬克思：高山下的一堆糞土　　

左志博 劉一鋒　　

●趙磊：　　

今天我們討論一個問題，何易提出來的。這個問題是這樣的：馬克思說，在現實性上，“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那么，這個社會關系，與經濟人假設的“約束條件”，或者張五常所說的“局限條件”，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　　

我們先請何易講一下他的問題。　　

●何易：　　

馬克思講“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個“社會關系”與現代經濟學中所提到的“約束條件”，是不是一回事呢？　　

我想說一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某個問題，首先必須要了解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框架。現代經濟的基本框架里面就提到了我所提出的問題：約束條件是什么？那么我是基于三篇文章，一個是田國強的《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基本研究方法》，另外一個是錢穎一的《現代經濟學》，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篇文章應該是弗里德曼的《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當然，對這個問題說的最透徹的是張五常的《經濟解釋》第一卷，包括前面從人性自私開始說起，他的核心在第一章的“科學方法”中。　　

現代經濟學說“約束下的最大化行為”，到底是什么意思？現代經濟學的分析范式，首先是“經濟人假設”。我要強調的是，這僅僅是個假設。我贊同弗里德曼的觀點和張五常的觀點，認為這僅僅是個假設。那么他們的基本框架是什么呢？簡單說：有一個假設，再加上約束條件——這個約束條件是可變的。　　

比如，田國強在他的基本框架中提出了五個要素，第一個就是界定經濟環境。趙老師提到的環境，我認為這個環境就是一個“約束”問題。田國強原話是這樣的：“人們之所以對一個相同的問題有不同的看法，說明經濟學的嚴謹和完善，因為前提變了，結論自然要相應的變，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好結論，否則就不需要因地制宜，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接著田文有個括弧，用來分析環境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同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可以長出不同的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但絕不是不同的經濟學”。　　

現代經濟學分析的基本框架是確定的，如果說我們給出了不同的約束條件，給出了不同的環境狀態的話，就會得到不同的結論。之后田國強又有一段話總結說：所有的經濟人的經濟特性，便組成了經濟環境。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解釋他所提到的經濟環境是什么了：這個經濟環境，微觀經濟學是把它們作為約束條件的，比如說人們的偏好是什么，在這個約束條件下，我們來看我們的選擇是什么。　　

另外，張五常說的“局限條件”，科斯把它稱為“交易成本”，我感覺是一致的。錢穎一的提出了相似的觀點，他的分析的框架主要是三個，視角、參照系、分析工具。其中，就有三個前提假設，原話是：“經濟學家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是基于三點基本假設，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不論是消費者，經營者，還是工人，農民做經濟決策時，他們的出發點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資源下，現有的制度內，現有的技術約束條件下，他們希望自己的利益越大越好”。實際上，這句話，把他說的“約束”，以及張五常的“局限條件”和科斯所說的“交易成本”，講得很清楚了。　　

馬克思強調“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那么社會關系又是什么呢？社會關系，我的理解是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就是人之外的東西，這個在制度經濟學里邊，就是被稱之為“制度”的那個東西。那么，馬克思所說的人的本質，我認為就是這個東西，他講的就是制度，制度下的人的行為啊，等等，這就是人的本質。　　

現代經濟學認為，在某種約束條件下，比如說天下雨了，我們是不是要打傘啊，于是，就產生了打傘這樣的行為。因此我認為，“約束條件”與“社會關系”其實就是一個意思。　　

●趙磊：　　

剛才何易舉了三個人作為例子。田國強和錢穎一寫的這兩篇文章，我都看過，另外還有張五常和他的《經濟解釋》。這三個人在“現代經濟學”中非常有代表性，何易的解讀基本上沒有歪曲這些人的思想。那么，他們對約束條件、局限條件的理解，與馬克思講的社會關系是不是一回事呢？何易認為，二者沒有區別，約束條件與社會關系就是一個東東。　　

真是這樣嗎？我先聽聽大家的看法。　　

●左志博：　　

剛才何師兄談到弗里德曼的看法，弗里德曼說過，評論一個經濟理論的關鍵，不要看他的假設，要看他的推導，要看他的邏輯，在不考慮假設的情況下，他的邏輯，他的推到沒有任何的毛病，那么這個理論就是很成功的理論。　　

●何易：　　

這個是張五常的觀點，應該不是弗里德曼的觀點。　　

●左志博：　　

你剛才說過，張五常的《經濟解釋》，他在序言里說到，他所解釋的就是馬歇爾的那本《政治經濟學》，就是用他的語言和邏輯來解釋。　　

●何易　　

話也不能這么說，他不反馬歇爾，但不是用馬歇爾的語言，或者是邏輯。他自己想建立一個經濟學體系。　　

●左志博：　　

在序言里，他是想用它的方法來解釋馬歇爾的經濟學理論，或者說解釋通俗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那么在現代經濟學理論中，“經濟人假設”僅僅是其中的一個，另外還有十條假設，整個現代經濟學是建立在十條假設上面的。　　

●何易：　　

那是經濟學的十條基本原理，原理與假設是兩個概念。　　

●左志博：　　

你認為假設只有一個嗎，只有經濟人假設嗎？但是張五常的成名，就是因為他通過推翻一個假設，或者是加了一個假設，發現了佃農理論；最后斯蒂格利茨通過系統研究，并因此得了諾獎。張五常的成名，其實是得益于他對于假設的研究。　　

●何易：　　

我們要分清楚假設與約束條件是兩回事，張五常，包括現代經濟學，改變的是約束條件，而不是假設，你說著說著就把假設給變了。　　

●左志博：　　

你說環境約束包括弗里德曼的研究方法，你的意思是說可以不考慮假設，爭論假設是沒有意義的。　　

●趙磊：　　

我們還是把今天要討論的問題集中一下：“經濟人假設”中的約束條件，與馬克思關于人是社會關系總和，這兩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何易認為，就是一回事，而且，西方經濟學中的人性假設比馬克思人性觀的還要高出一籌。因為：西方經濟學先有一個經濟人假設，然后再給出一大把約束條件；而馬克思呢，他只有一個約束條件，就是“社會關系”。　　

問題的要害在于：“社會關系”與“約束條件”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左志博：　　

我認為這不是一回事，約束條件這個詞是從數學界提出來的，我查了概念，就是說，解釋線性規劃問題的時候，已知的必須遵守的前提條件，稱為約束條件。后來，在把經濟學形式化的時候，也就是把政治經濟學里面的“政治”去掉的時候，人們把數學引入到了經濟學。于是，在經濟學中大量引入模型以及數學方法，約束條件也就進入到了經濟學中。　　

●何易：　　

你剛才說的線性規劃的問題，剛好是我本科十分感興趣的問題了，我本科讀的是數學，這是運籌學里邊的東西。運籌學一個核心的東西，就是線性規劃與非線性規劃。實際上你看一下運籌學的發展，你就會發現他是從社會學里面衍生的，而非社會科學從運籌學中借鑒的。　　

●肖磊：　　

剛才何易談到馬克思的人性觀：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你所問的問題，事實上自利和最大化都存在，這個假設都存在，那么可變的就是約束條件，這個約束條件包括制度，也可以包括馬克思所講的社會關系，你是想引出這個問題來。　　

●何易：　　

實際上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　　

●左志博：　　

利己是約束條件，利益最大化是個函數。　　

●何易：　　

     完全錯誤！利己是假設，不是約束條件。　　

●左志博：　　

     那什么是約束條件呢？　　

●何易：　　

     約束條件叫極限，也可以叫成本。　　

●左志博：　　

     你說的“極限”也好，“成本”也好，都是建立在利己的假設之上的。　　

●何易：　　

    我可以是利己，也可以是利他！我再給你提一個問題，你在《烏有之鄉》上關于趙老師的那個問題做了一個質疑，就是用利己來分析范跑跑，這是一個分析的工具，并不錯啊！可我也可以用“利他”作為前提假設啊，如果說利他也行，利他這個假設也很好用，那我也可以用利他作假設啊。但是約束條件，對不起，范跑跑就是遇見汶川大地震了，你能不能變？不能變！這個就是約束條件。你的前提假設是可以變的。這個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框架。　　

●魯保林：　　

我們在談到約束條件的時候，我們是這樣講的：理性的經濟人在約束條件下效用最大化。但這個約束條件并不是對人性的解釋和說明，而馬克思說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他是用“社會關系”來解釋人性的內涵，而不是用來解釋“約束條件”。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西方經濟學中的“約束條件”是比較抽象的，而馬克思所說的“社會關系的總和”是歷史的、具體的。　　

     第三點，西方經濟學提出“約束條件”是為了研究資源配置問題，而馬克思講“人性”、講人的本質問題，不是為了探討資源配置，而是為了說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異化問題，人的本質喪失的問題。　　

●何易：　　

我來回答你的問題。第一個問題，馬克思解釋的人性是什么的問題，這是有的。但是我想提一個問題，現代經濟學實際上不討論人性是什么，弗里德曼的《實證經濟學》講得很清楚了。　　

第二個，你說西方經濟學的約束條件是抽象的，那是不可能的啊。西方經濟學的約束條件是很具體的，你只是拿了一個特殊的東西，比如你覺得人的偏好是抽象的，那只是很小的一個東西。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其實是很大的，對于范跑跑的行為，現代經濟學就是要解釋他的行為，這個時候地震就是他的約束條件，具體吧？你能說我抽象么？現代經濟學中，約束條件是可以無限大的。　　

●魯保林：　　

    我也查了一些文獻，供大家參考：西方經濟學所提到的約束條件有幾個方面呢？第一個，技術約束，比如一天只有24個小時；第二個，制度約束，比如法定工作日每天8個小時；第三個，預算約束，就是我們微觀經濟學常見的約束。　　

●何易：　　

    這個我承認是課本上的東西。但具體的問題完全不是這樣的，現代經濟學做東西完全不是這樣來做的，這只是課本上的東西。　　

    關于你的第三個問題，我還是要說，馬克思我不會、我不懂，因此我不去談他。而關于現代經濟學，我們可以看看馬歇爾的第一章，在講經濟學到底是什么的問題時，已經講得很清楚了。資源配置只是一方面，況且經濟發展到現在的程度，比如張五常就說：經濟學是來解釋人的行為的。　　

●趙磊：　　

剛才保林談了三個問題，我覺得何易可以好好思考思考。　　

何易說：“西方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不考慮人性的問題”。這未免言過其實了，其實很簡單，包括錢穎一的那句話，或者說他做的那個假設：“人，基本上是自利的”——實際上，這就已經包含了他對人性的看法。　　

“人性”這個問題，他們是回避不了的。就算回避了“人性”這兩個字，他們也回避不了，就像即使回避了“男性”這兩個字，你能回避“爺們兒”的現實存在嗎？實際上是一回事嘛。　　

就算我們不談人性，只談假設，好吧，那么是什么“假設”呢？不就是“人基本上是自利的”的那個“經濟人假設”嘛！實際上，“經濟人假設”就是在糾結人性嘛。　　

●肖磊：　　

我補充一句吧。實際上張五常也不是不談人性的。2003年，張五常在全國各地大學做演講的時候，就經常提到人性。并且，他的看法是：人性是“永恒自私的”。　　

●何易：　　

    趙老師，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回到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上來。我們今天討論的是經濟學的方法。第一，我們不討論方法論；第二，還是不要討論人性到底是什么，因為這個東西是無意義的。　　

●肖磊：　　

    可以。你說的弗里德曼工具主義的方法認為，假設不重要。張五常好像不是很贊同這個觀點的，包括科斯對這一點都有不同的意見。　　

●趙磊：　　

這樣討論下去，好像離我們今天的主題越來越遠了。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兩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系。　　

關于人性問題，我順便插一句，張五常有句名言，說他反駁馬克思很簡單，只需“三招兩式”，他就完勝了。他很自信地說，只要問問馬克思：“人性到底是利己的還是利他的”，馬克思就立馬丟盔卸甲了。

瞧瞧，糾纏人性這個“無意義的東西”的人,不是別人,正是何易所崇敬的張五常大師。

下面的討論最好回歸我們的主題，不要離題太遠。　　

●劉一鋒：　　

       我覺得何易的看法很好。我感覺，他所闡述的是這樣的：就是馬克思說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就是人所處的客觀環境、社會環境，而你所處的這個客觀環境怎么樣去描述呢？這個描述起來是很困難的，因為必須借助抽象，而西方經濟學就用約束條件來講。通過約束條件，西方經濟學把客觀環境抽象化、具體化了，我理解何易是不是這樣的看法？　　

●趙磊：　　

       照你的看法，馬克思的“假設”（按何易的規定，我們是不能提“人性”這兩個字的），即“社會關系的總和”，和西方經濟學的“約束條件”，其實是一回事。你是不是想說：我們沒有必要用馬克思的提法，就用現代經濟學或主流經濟學的那些東西，或許更科學一些呢？　　

●劉一鋒：　　

      我感覺，他們其實都是在描述人所處的客觀環境。馬克思描述的客觀環境主要的是指社會關系、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就包括制度方面的東西。　　

●趙磊：　　

      或者，就類似“制度約束”之類的說法？　　

●劉一鋒：　　

     對。而西方經濟學所說的“約束”，就是剛才所說的“制度約束”啊，“成本約束”啊等等。可能再多加一個約束，就會出現一個新的理論。就如田國強說的：那是“經濟環境不同的界定所得到的”結論。現在的經濟現象太多了，如果還是簡單地套用馬克思的生產關系來解釋的話，就會很乏力，或者很不清晰。　　

●何易：　　

      他是贊同我的觀點。　　

●趙磊：　　

       你有同盟軍了。就是說，一鋒也認為，馬克思的社會關系和西方經濟學的約束條件沒有區別，相反，“約束條件”這個概念更清晰一些，更好把握。　　

●劉一鋒：　　

       但是，我并不是說馬克思是錯誤的。那些批評馬克思的人，比如張五常，比如凱恩斯，都是看過馬克思的書的。　　

●趙磊：　　

       嚴格地說，張五常并沒有看過馬克思的書，或者從來也沒讀懂馬克思的書。他和何易比較像，他們都“沒看懂”。張五常自己也承認，他說他“看不懂馬克思的書”，這是張的原話。何易是“沒看過”，張是“看不懂”。　　

現在我總結一下：劉一峰贊同何易的觀點，小左談到何易觀點里的一個問題，魯保林分析了馬克思和現代經濟學的區別，肖磊就人性假設的問題要與何易PK。那么，我也談談自己的觀點吧。　　

主流經濟學、或者說現代經濟學，在經濟人假設上提出了“約束條件”這個范疇。何易剛才說的沒錯，在現代經濟學里，約束條件是很具體的東西，它的具體內容可以無限變化，這個我同意。　　

那么，馬克思說的社會關系和經濟人的約束條件，這兩個范疇，到底有沒有相同的地方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們都各自確立了與利己或利他的相關性：馬克思認為，利己或者利他是由社會關系的總和決定的；而經濟人假設則認為，利己或者利他在具體環境中，要受到技術約束、制度約束、預算約束的影響。　　

●何易：　　

      趙老師，還要區分一點：你所討論的利己或者利他，你是從人性出發，還是從人性的表現出發？　　

●趙磊：　　

      利己或者利他，都只是人性的外在表現而已。　　

●何易：　　

      那不如我們直接說“行為”更好。　　

●趙磊：　　

都可以。我只是用一個你能理解的概念來表述，就像你禁止我用“主流經濟學”，而指定要我必須用“現代經濟學”的字眼一樣。只要我們使用的概念是統一的，不影響理解就可以。　　

我剛才說，二者都是在說與人的行為的“相關性”，這僅僅是他們相同的地方。我要強調的是：這兩個范疇在各自的相關性中的地位、作用，是大相徑庭的，甚至是有本質區別的。這個區別表現在以下三點（編者按：數學推導從略）：　　

第一個區別，是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的區別。在馬克思的人性觀中，社會關系這個變量是一個內生變量；而在經濟人假設中，約束條件只是一個外生變量。在馬克思的人性觀里，“社會關系”是決定人性的內生因素；而在經濟人假設里，“約束條件”僅僅是影響人性的外生變量。　　

第二個區別，是嵌入與割裂的區別。馬克思把人性看作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東西，“人性不在環境之外”，人性與社會關系之間是一種水乳交融的關系。而經濟人假設把人性從社會關系中抽象出來……　　

●何易：　　

       你這個是“人性”呢，還是“行為”呢？　　

●趙磊：　　

我用“人性”，你不允許，你非要我用“行為”。好吧，為了你的偏好，我現在用“利己”這個說法，可以嗎？我接著說：　　

經濟人假設把“利己”從約束條件中抽象出來，認為社會關系僅僅是影響利己的約束條件，“利己不在環境之中”。這個“利己”與“約束條件”，其實是互相割裂的。請注意：變化的僅僅是“約束條件”，而“利己”則是永恒不變的。　　

問題是，馬克思堅決反對這種“割裂”的做法，他認為：人性與社會關系實際上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二者是融為一體的，是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的。順便說一句：我給你講的是區別，而不是價值判斷(對還是不對)，因為你說你對馬克思不了解，我就給你講講馬克思的觀點。　　

第三個區別，是歷史范疇與永恒范疇的區別。馬克思認為，人性是不斷“生成”的范疇；而“經濟人假設”則把人性看作是永恒的范疇。　　

順便補充一點，馬克思講的這個社會關系，它的變化的基本方向具有客觀必然性，是按照一定的內在規律來變的。那么，隨著社會關系的發展變化，人類社會的演進也是有規律可循的，也就是說，馬克思是“決定論者”。　　

●何易：　　

       你說的是“行為”，還是現代經濟學所說的“假設”？　　

●趙磊：　　

歸根結底，你我討論的是“人性”。為了滿足你的苛求，我也可以用“假設”這個詞。馬克思認為，“人性”就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現代經濟學“假設”的人性，其實就是“利己的傾向”嘛，錢穎一的那句話，你剛才都讀給我們聽了，為什么還不認帳呢？　　

我現在不用“人性”，就用“假設”。馬克思把人性看作一個不斷生成的范疇，一個歷史的范疇。它不但是歷史的，而且還不斷變化。而經濟人假設呢，它認為約束條件的變化是不確定的，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這一點你講得很清楚了，你說它純粹是一個不能確定的變量，換句話說，變化的只是約束條件，而這個“假設”——其實，我更喜歡用“人性”——本身所固有的本質“利己”，卻并不發生變化。　　

所以，在主流經濟學那里，這個假設是永恒的范疇。這一點就決定了，馬克思的社會關系總和與你所說的約束條件，兩者是不同的，是有區別的。雖然兩者有相同的地方——我也講了兩者相同的地方；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客觀存在的，就是我給你指出的上面三個區別。　　

我把這兩者做個比較，指出了兩者客觀存在的三個區別。這三個區別就決定了，馬克思的社會關系總和與經濟人假設的約束條件是不同的，不能混為一談。而至于哪個對、哪個不對，我這里不討論，但他們確實是有區別的。另外，這三點區別也是二者的本質區別。　　

●劉一峰：　　

       趙老師，你說的是不是這個意思：社會關系制約著人性，人性又制約著社會關系？　　

●趙磊：　　

       但愿你沒有把它們看成是兩個東西：人性是一坨，社會關系是一坨。其實，馬克思把它們看作是一個系統的整體，馬克思的人性就是嵌入在社會關系當中的。　　

●何易：　　

        馬克思根本就不往利己、利他那方面扯。　　

●趙磊：　　

馬克思的人性觀，是把人性“嵌入”在社會關系之中的。“嵌入”，這是社會學的術語。人性與社會關系，就像一杯牛奶，里面水乳交融，無法分離。而在西方經濟學眼里，人性與社會關系的聯系是可以分離的。變化的只是“約束條件”，而這個“人性”——何易用“假設”，而我愿意用“人性”——這個是永恒不變的。　　

所以，馬克思的人性與社會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分開的；西方經濟學卻把人性從約束條件中抽象出來，變成了兩個獨立的東西。抽象出來之后，才有了“硬邦邦”的約束條件，而馬克思認為根本不能抽象，人性從社會關系中扯都扯不出來嘛。　　

       很多人接觸馬克思，都會產生你那樣的想法，好像馬克思的人性觀，與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是一回事。但是進一步了解了馬克思之后，你會發現，他們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完全不在一個境界上。比如張五常之于馬克思，高山下的一堆糞土而已。　　

●何易：　　

       趙老師，我怎么覺得，您剛才講的第一個區別和第二個區別是一回事啊，第二是第一的一個具體化而已。　　

●趙磊：　　

        一點還是兩點，其實不重要，只要能更方便大家理解。另外，我也用了數學表達，最簡單的，人人都能看懂。上面三個區別我用數學符號來表達，通過最簡單的“形式化”，各種“約束條件”一眼就看明白了。你把這些區別看成一點也可以，總之兩者的區別，這里能夠清楚地把握了。　　

●何易：　　

       您的分析我聽明白了。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現代經濟學中，一個人的行為具體是怎么生發出來的？我可以這樣描述：從自利的假設出發，然后再加上約束條件的變化，最后得到了他的行為。那么，他的行為和前面的東西有沒有關系？有關系！那么約束條件會不會影響人性呢？就是我所說的假設，那肯定是影響到了人性的嘛！因此，馬克思的人性觀與經濟人假設，這兩者是一樣的。　　

●趙磊：　　

問題是，按你的邏輯，經濟人假設在內部就會出現一個悖論。經濟人假設認為，不論約束條件怎么變，人性都是不會變化的。你剛才也承認，約束條件變了，人的行為就會改變。那么，A變了，B就會變，按馬克思的邏輯，既然都發生變化了，你為什么非要把它抽象出來呢？　　

西方經濟學認為：“利己”這個行為是永恒不變的。馬克思說：什么人性“利己”、“利他”，其實都是扯淡嘛；利己或利他，不過是在不同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環境中，作出的不同的反應而已。　　

比如說你剛才提到的錢穎一，如果他和馬克思面對面，馬克思問他：你的“人性自利”的假設在一千年之后會咋樣呢？錢穎一肯定會回答：“一千年以后的人性依然如此，人永遠是自利的”。如果馬克思接著問：“那一萬年之后呢？”他肯定會回答：“一萬年之后還是今天這個樣子”。馬克思就會噓他：“呔！一萬年之后的人性，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啰”。二者的區別就在這。　　

其實，人性的這種進化和變遷，根本用不了一萬年吶。　　

●何易：　　

        把人性看作永恒不變，這個肯定是有歷史局限的。我用您的一個例子：當人類完全駕馭了自然力的時候，那個時候現代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可能就失效了。但是，也就是像您的推理所提出的那樣，到那個時候，馬克思的邏輯也就完蛋了。　　

●趙磊：　　

看來，你并不明白這兩種“完蛋”的區別所在，你還是沒有完全理解馬克思的邏輯。但是，你的第一句話已經接近馬克思的邏輯了。而錢穎一要和你叫板的，恰恰是你的第一句話，即：“當人類完全駕馭了自然力的時候，那個時候現代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可能就失效了”。這話從你的嘴里說出，很好啊。　　

你說一千年之后就要換另外的范式了，在這一點上，你已經是馬克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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