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14次研討會論文　　

夯實我國基本經濟制度 捍衛我國意識形態安全　　

譚芝靈　　

【摘要】意識形態安全的關鍵強調意識形態核心層必須不斷完善、創新，與經濟生活的現實邏輯相符合且蘊含改變、超越當下的內涵。為了確保意識形態的安全，我們在倡導漸進式經濟體制轉型的同時，應當深化更為核心的國有企業規制改革，進一步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確立勞動者所有權制度?！　?/p>

【關鍵詞】基本經濟制度  意識形態安全  國有企業　　

    前言　　

在經濟全球化市場化深入發展的今天，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避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侵蝕，也難以完全迅速地擺脫封建主義思想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因此，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大國在面臨經濟體制轉型時期，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就顯得更加緊迫。意識形態的沖突是否導致社會的劇烈震蕩，關鍵要看沖突著的意識形態是中心的還是邊緣的。也就是說，意識形態安全問題涉及不同的層面。核心層面，即意識形態與社會生產生活客觀規律的契合程度。如果這一中心意識形態確立之后，能夠很好地滿足人們生產生活的需求，推進良性社會互動的發展，那么該歷史時期的意識形態就是安全的?！　?/p>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潛伏著不確定性風險，目前國有經濟對工業經濟的主導作用因為國有及國有控股實收資本絕對數量甚至相對數量優勢的逐步失去和對重要行業控制力的逐漸減弱而并不穩固，且我國經濟已深深嵌入由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生產體系，資本主義的經營風險、政治理念、文化價值觀等隨著網絡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不斷向國內滲透。因此，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存在著局部感染或誘發危機的可能性，中國既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強調“姓社姓資”的區別、強調自力更生，又要積極地融入全球化、參與國際合作，加速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使之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牢牢契合，這正是夯實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應有之義?！　?/p>

本文論述的“捍衛我國意識形態安全”主要涉及如下兩個層面：(l) 經濟制度是如何推進和捍衛意識形態安全的；(2) 如何夯實我國基本經濟制度?！　?/p>

一、經濟制度、合法性與意識形態安全　　

經濟制度是如何引發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的呢？關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對中國這樣一個漸進式改革的國家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基于這個問題的解答，我們可以較好地解決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的社會意識形態和諧問題。關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最為基本地涉及經濟制度與意識形態間的關系問題，不少理論大師的論述涉及了這一點。在諾斯看來，沒有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理論就無法說明資源的現代配置和歷史變遷，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是使制度可行的社會穩定的要素。在隨后的理論發展中，諾斯等認為“意識形態與制度可以被看成是共同心智模型的類別”[①]意識形態與制度一起有助于經濟行為主體處理復雜的決策，這兩者通過心智模型而協調一致，共同演進。諾斯等人對制度與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強調，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導致人們忽視這兩者更為復雜的動態關系。相反，哈耶克對人類大量可能導致嚴重后果的意識形態的批判，則可以讓我們或多或少地看到某些意識形態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之間的矛盾，[②]但是哈耶克并未著重沿著這一路徑對意識形態與經濟制度之間關系展開一般性討論?！　?/p>

馬克思對這一關系的論述是深邃且具有前瞻性的，他從二者關系的動態結構與二者作用的過程集合體兩個角度為我們打開了研究這一問題的門徑。馬克思指出：其一，生產關系與交往形式同走在最前面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愈大，那么當初與這種交往形式相適應的意識就愈不真實，這些東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們對意識本身的作用就愈?。籟③]其二，要揚其私有財產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產主義就完全夠了。而要揚棄現實的私有財產，則必須有現實的共產主義行動，我們在思想上已經認識到的那正在進行自我揚棄的運動，在現實中實際上將經歷一個極其艱難而漫長的過程。但是，我們必須把我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這一歷史運動的局限性和目的，把意識到超越歷史運動看作是現實的進步。[④]　　

也就是說，意識形態的核心是意識形態與社會生產生活客觀規律的契合程度。相契合就是公平與公正的，包括經濟制度公正與不公正的評價。雖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可能會形成不同的公正觀，但是對于一個國家實施的經濟制度而言則必定是建立在符合國家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基礎之上的。如果這種公正觀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被社會公眾廣泛認可，則我們可以認為與之相應的經濟制度具有合法性。所以，可以說經濟制度是意識形態的“硬核”，它保證了與其精神一致的一系列制度的合法性。與意識形態具有層次性一樣，制度也是具有層次性的，與意識形態核心層相對應的是一個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窘洕贫鹊暮戏ㄐ栽绞窃趶V泛的社會公眾中獲得認同，越是能夠滿足人民生產生活的需要，越是能夠對對這個社會的發展起到支撐作用，這項制度也就越具有核心的位置，而與之相應的意識形態的地位也就越安全，越具核心性。　　

因此，在經濟制度變遷過程中，經濟制度及與之相應的體制必須不斷創新、完善，與社會生產力的前進步伐相契合，在動態平衡中影響并決定意識形態的相對穩定與安全。過早地、不切實際地劇烈動搖、修改甚至根本性更替和重建居于核心地位的基本經濟制度，將會在這樣的社會里引發合法性危機，進而帶來嚴重的意識形態隱患。　　

以蘇聯為例，俄羅斯經濟發展戰略研究所副所長阿·涅克列薩曾指出：斯大林試圖在蘇聯建立一種新的模式，按照一種新觀念安排生活，1946年2月提出加快高新技術發展的任務，這是建筑在原子—宇航技術基礎上的創新綱領，為此建立了強大的科學院及遍及各地的分院。這個計劃取得了有效的結果：蘇聯造出原子彈、氫彈，人造地球衛星上天，成為宇航大國，使蘇聯躋身于20世紀70年代世界的后工業社會。俄羅斯今天由于擁有熱核武器還是世界強國，其基礎完全是在斯大林時期奠定的。事實證明這個綱領是非常適宜的。但是斯大林時期形成的創新激勵精神在60年代末70年代消失了。[⑤]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喪失了創新精神。由于惰性，俄羅斯沒有跟上60年代末全世界掀起的社會文化革命、科技革命的浪潮。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前夕，國家繼續發展沒能按照現代化的模式，引進市場機制?！　?/p>

與此相應，在赫魯曉夫開始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以來，黨的“整體面貌”也發生了變化：在領導國家中上下嚴重脫節，言行不一，組織重疊，提拔干部方面有嚴重的裙帶關系和宗派主義；敗壞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說道：“在赫魯曉夫之前，黨內差不多都是平等的。后來，發生了分裂。什么區委呀、州委呀，人們很難接近他們。普通人在底層，領導卻高高在上。這一切蔓延成官僚作風盛行，也就發生了可怕的黨的分化，底層不再相信高層。”[⑥]　　

    另一方面， 自蘇聯成立以來，幾代領導人都慣于使用偏激、公式化的手段去實施“急速或追趕型”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自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經過了“加速戰略時期”和“體制民主化時期”，結果卻是使蘇聯經濟崩潰，黨、國解組。改革失敗的最直接因素就是發展政策失誤，例如經濟改革過程中激進、盲目破壞原有機制和沒有揚棄地建立新的機制和秩序，造成意識形態層面思想混亂、民眾對蘇共產生強烈質疑，也更容易接受“看起來很美的東西”例如，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思潮與改革政策。社會主義國家的合法性受到嚴重沖擊。進一步說，在蘇聯改革歷程中，意識形態的內容(人道社會主義)與改革政策和改革結果有著密切和直接的關系，而改革政策及其失誤直接誘發社會失控、政治混亂和經濟崩潰?！　?/p>

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如果既有的意識形態不符合社會客觀規律，或者說不能滿足當前人們生產生活及社會良性互動的需求，那么一定范圍內的制度變遷就是大勢所趨。如果此時改革卻總是停留在邊緣性制度的微調上，而不去完善更為核心的制度，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危機仍然會彰顯出來，進而形成意識形態的安全問題。特別是如果原意識形態所涉及的合法性源泉受到質疑時，情況就更是如此。因為伴隨著經濟制度的變遷，人們在逐漸揚棄原有思維模式的過程中，總會試圖去尋找新的共同思維模式，從而為自己新的行為模式找到較為堅實的合法性基礎。如果意識形態不能通過更具核心性的經濟制度的完善作出及時調整，以滿足這種合法性需求，那么人們的注意力可能會投入到其他與之強烈對立的意識形態或信仰體系中去。一旦人們的注意力過度地、偏執地轉移出去，新的信仰格局已經形成，再對意識形態進行調整就已是錯失先機了?！　?/p>

總而言之，在經濟制度變遷及其引發的意識形態安全問題之間有一個合法性問題是非常值得我們認真去把握的。它不僅需要宏觀的俯瞰概括，也需要微觀的調查分析。為了確保意識形態的安全，我們在倡導漸進式經濟體制轉型的同時，也需要注意對意識形態的有序調整。意識形態的有序調整指的是適時地加速推動核心層次的經濟制度完善與發展，使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更好地適應社會進步，避免受到不必要的沉重打擊，不至于由于面對經濟全球化與國內市場化進程的加快，使社會中的大部分成員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從而更加堅定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　?/p>

由以上探討可知，意識形態安全的有序調整應該放在與經濟制度相關聯的合法性體系中加以把握。下面我們著重探討如何在我國經濟體制轉型中把握意識形態的有序調整?！　?/p>

二、意識形態安全在我國經濟體制轉型中的實現　　

舊中國是一個經濟極端落后的國家，經濟命脈和主要生產資料掌握在外國資本、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手中，生產力落后于世界發達國家百年以上。新中國誕生后，首要任務就是解決舊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其中最核心的一個環節就是變革舊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為此，1947年12月，我黨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三大經濟綱領的順利實現，初步建立了國營經濟領導下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型經濟制度。 　　

在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和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上，1953年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開始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大規模的和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1952年底，私有制經濟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還高達79％。到1956年底，公有制經濟已經在國民經濟中牢牢地占據了主體地位。1953到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56項大型工程的建設成功，標志了在落后的中國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在建設上所取得的首期輝煌。　　

事實上，新中國建國后工業化道路的選擇，受當時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力量的約束。在國內，人民有著在新制度下擺脫貧困的強烈愿望。國際上，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壓力，對年輕的中國形成嚴重威脅。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蘇聯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以迅速實現工業化的經驗，對中國有著強烈的示范作用。因此，從1953年開始的“一•五”計劃，就把盡快實現工業化，優先發展冶金、燃料、電力、機械制造、化學等重工業，作為經濟建設的主要目標。這時，每個中國人的目標和利益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的目標和利益。而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制訂，決定了我們對于產權制度的選擇?！　?/p>

當時中國的情況是，市場經濟很不發達，不存在大規模投資和生產所要求的包括股票市場在內的要素市場。舊中國的民族資本在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夾縫中生存，而且主要經營面粉、紡織等輕工業生產，沒有發展起支持重工業成長的組織結構和市場條件。交通運輸和商業系統的極端落后，使得中國的市場是由許多零星市場拼湊起來的，而不是一個統一的大市場。要盡快實現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目標，顯然不能指望市場機制的自然發育，既使撇開中國傳統文化中“抑商”的思想和當時意識形態的影響，市場機制特別是要素市場的自然發育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這顯然與趕超型工業化的目標是矛盾的。而要在短期內形成一個為這一戰略目標服務的市場體系，其社會成本必定高不可測，這在當時的資源條件下是不可能的。這樣，歷史的必然選擇就是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　　

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大統一歷史的國家，政府組織的發育程度高于市場及民間工商業組織的發育程度，人才流向亦多趨“官”而少商。建國初期，在短期內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巨額的資金，所以，新中國選擇的積累資金的方式是：利用農產品的國家定價形式，從農民手中低價統購，對城市居民和工業企業低價統銷，以維持工業部門的低工資和低原材料成本，為工業部門不斷創造超額利潤提供條件。最后又通過工業部門的利稅上繳，集中起國家實現工業化目標所需要的建設資金。這樣只要政府通過盡量壓低公眾消費水平的方式，將國民收入盡可能地集中到政府直接控制的部門，就能夠提高全社會的積累率。由于當時國有經濟的特征是企業領導人由政府任命，企業投資、生產按國家計劃進行，物資統供、產品統銷、勞力統配、財務統管，這顯然具備了壓低消費的制度上的條件。并且，國有經濟這種資源的行政配置方式可以實行高度的部門傾斜政策，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迅速提高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以及重工業在整個工業部門的比重?！　?/p>

所以，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無疑是五十年代中國實現趕超型工業化目標的交易費用較低、效率較高的產權選擇并必然輔之以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來配置資源。這就是新中國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的最為現實的、也是最服從社會生產生活內在邏輯的原因。　　

    與此同時，為了在農村保持與加速發展工業相稱的較高的積累率和資源動員能力，保證農村積累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大工業，中國建立了一套包括統購統銷、戶籍制度、就業制度在內，以城鄉隔離為特征的經濟運行機制。城鄉壁壘使得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化的道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被堵死了，從而使我國出現伴隨工業化程度的提高，二元經濟結構反而強化的趨勢。從1952年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占的比重增加了32.1個百分點，在社會總產值中的比重增加了27.5個百分點，但工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僅增加了6.5個百分點，工業吸收勞動力份額的增長速度顯然是太低了。[⑦]大批勞動力滯留在份額越來越少的農業之中，農村經濟的效率極為低下。因此，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部門的轉移便成了提高農村經濟效率，進而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的唯一途徑。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最具有歷史意義的成就之一就是鄉鎮和村辦企業的崛起。如果鄉鎮和村辦企業不是依靠農民和農村的力量發展起來，而是依靠國家直接配置資源的方式，農村中根本不可能出現中國工業化的第二次浪潮。從1980-1995年，國家對國有工業基建投資額是29284億元，國有工業產值增加額為26066億元，投資效果系數為0.8901。1995年全國鄉鎮及村辦工業產值為25913億元，如果國有工業要增加這么多的產值，國家至少需增加工業建設資29112億元，這是同期財政收入增長額的3倍。[⑧]顯然國家財政根本無法拿出這么多的資金用于工業投資。這使得中國進一步工業化只能選擇國家直接配置資源以外的方式，以集體所有的鄉鎮和村辦工業作為進一步工業化浪潮的發動機，并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作用，從而形成了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比重下降的局面。與此相應，黨和國家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基本理論、方針、政策和制度也逐步形成并日趨完善。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確立并逐步完善了以公有制為核心和基礎、以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取向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所有制結構調整的政策方針。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由鄧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于生產力的狀況，有利于生產的發展。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基本的經濟形式，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補充?！?982年，黨的十二大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鞏固和發展國營經濟，是保障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并且是保障個體經濟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決定性條件。由于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總的說來還比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長時期還需要多種經濟形式同時并存?！薄霸谵r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987年，黨的十三大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1992年，黨的十四大進一步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并且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指導，明確提出：“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在確保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經濟比重的上升，公有制經濟比重的下降，國有經濟比重的下降，不會影響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根本性質?！　?/p>

總之，中國在建國之后選擇國有經濟，對實現趕超型工業化目標而言是一種交易費用較低的產權配置，具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我國經濟進一步工業化、信息化、集約化，在消除城鄉二元社會分割的進程中，逐步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因此，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下降也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與之相應我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了兩次大的轉折，“文革”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并沒有解決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反而由于不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給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帶來更大的災難。基于這種認識，1978年起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對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方向的探索?，F在，國有企業正在逐步被改造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這顯然是新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發生的另一次重大轉折?！　?/p>

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制度的變遷，制度核心層都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基本提法。實踐證明，新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是符合我國的社會歷史發展趨勢的。改革也絕不是要否定公有制經濟本身，改革要否定的是公有制的唯一或一統天下，要否定的是與公有制唯一相聯系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改革伊始，黨和政府就明確地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江澤民同志在《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一文中談到：“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既能使得我們黨永葆生機和活力，確保我們幾千萬烈士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又能把我國經濟更快更好地搞上去?！盵⑨]江澤民同志這一思考有極強啟發性。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斷發展壯大的國有經濟，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重要基礎。沒有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我們共產黨執政的強大的物質手段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為了鞏固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而作為共產黨執政的整個社會主義性質的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只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因為它從根本上決定著整個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著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引導，決定著社會發展的方向。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我國社會生產生活的客觀趨勢大體上是一致的，這也奠定了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基礎。　　

可見，我國的社會歷史實踐再次證明了馬克思的觀點：某一基本模式（如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某種設計）的理想邏輯必須不斷調整、創新，與經濟生活的現實邏輯相符合且蘊含改變、超越當下的內涵，才能發揮與發展社會意識形態核心層功能，體現為一種長期的信念和理想，對實際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道路產生深遠的影響。這正是捍衛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應有之義。　　

    三、夯實我國基本經濟制度　　

中共十五大以來一再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有它深刻的含意。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所以稱之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因為它堅持了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這一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從歷史與歷史性相結合的視閾來看，“公有制為主體”正是支撐我國意識形態中心層的“硬核”，符合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它保證了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一致的一系列制度的合法性?！　?/p>

然而，據2009年12月25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顯示：企業資產中，國有企業占23%，比2004年下降8.1個百分點；股份有限公司占28.7%，比2004年增加7.7個百分點；私營企業占12.3%，比2004年增加3.3個百分點；企業實收資本中，國家資本占33.4%，集體資本占3.0%，法人資本占25.5%，個人資本占22.9%，港澳臺資本占6.1%，外商資本占9.1%。在企業單位數量上、企業資本的結構上，國有企業的比重呈下降趨勢，非國有企業的比重或者說私營企業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從我國工業經濟中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的總體數量、比重及其行業分布的變化看，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在整個工業經濟，還是在具體行業，盡管國有及國有控股控制經濟絕對數量在增加，但比重都在降低。[⑩]就各個行業所有制結構變遷而言，制造業中除了煙草制造業外，其他行業國有經濟的比重都在較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關系國民經濟發展的裝備制造業比重降低較快，已經基本失去了有效的控制。而非國有經濟不僅在數量上占有了絕對優勢，而且在2004年24個工業行業占有絕對或相對的控制，其中外商控制的行業有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比重高達54.1％）等。[⑪]顯然，國有經濟對工業經濟的主導作用因為國有及國有控股實收資本絕對數量甚至相對數量優勢的逐步失去和對重要行業控制力的逐漸減弱而并不穩固?！　?/p>

反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所有制結構的變遷及其目前狀況，整體上說，工業所有制結構變遷是工業經濟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因而是符合中國工業經濟發展規律的，但在變遷過程中，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因為其比重不斷下降、行業分布逐漸縮小而變得不穩固，而非國有經濟、尤其是外資大量的進入甚至控制一些重要行業。這種狀況盡管提高了短期的和局部的經濟效率，但是并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長期和全局的發展?！　?/p>

在社會主義國家轉軌時期，要么存在對市場經濟認識不足的問題，要么存在盲目推崇市場經濟的問題。這未必是政策制定者的問題，而是這方面沒有現實的理論，各國終究還是要通過實踐找到最佳的切入點?！　?/p>

學術界一般認為，廣義的意識形態包括“認知一解釋層”(學術思潮)、“目標一策略層”(政策主張)、“價值一信仰層”(政治意識形態)等三個層面的內容。[⑫]學術思潮對政策主張的影響是依照這樣一個路徑展開的：變化了的社會經濟狀況一一力圖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假說集合成的學術思潮一一統治者不同政策選擇的實踐一一在對成功政策選擇的總結基礎上形成的系統理論一一系統化、專業化的理論解釋并支持統治者的政策主張。　　

當前主要的市場化與經濟自由度評價機構大體上遵循了新古典經濟學理念，把企業自生能力作為默認的前提，側重于衡量公司治理、競爭環境、產權安排等可能影響企業正常經營的問題。在企業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論，如果一個企業在竟爭的市場中并未獲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則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問題、激勵機制或是產權的問題，也可能有政府對市場不正當干預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確實出現了這些問題。在這個理論框架之下，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成功有賴于消除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的妨礙企業正常經營管理、產權、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預等問題，讓企業能夠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療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理論基礎之上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發展于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所要解釋的是經濟發達國家的現象。轉軌經濟國家由于沒有及時確立新的政府規制體制，所以很多受原有體制深深牽絆的企業是不具備自生能力的，因而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競爭的市場中也無法獲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預期利潤率。由于轉軌國家大量存在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對這些企業的微觀效益并沒有積極作用，從而宏觀經濟發展的效果也必然大打折扣。　　

同時需要關注的是，在國際組織中，發達國家通常是規則制定者和主要參與者，因此，國際組織倡導的原則也往往是發達國家所倡導的制度、價值觀和規則。我國加入國際組織和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雖然表現為按照國際組織的規定實施改革和調整，實質上是按照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規則進行改革。這種改革可以認為是經濟轉軌的一部分?！叭A盛頓共識”給轉軌國家帶來的宏觀經濟形勢劇烈惡化和嚴重的經濟衰退，引起了人們對新自由主義轉軌理論的批判和反思。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新凱恩斯主義學派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指出:新古典理論(即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兩個弊端在于沒有把握市場經濟理論框架的不充分性以及錯誤地鼓吹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行性。他認為，以阿羅一德布魯模型為代表的標準新古典模型中有關信息的假設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現實中價格并不能傳遞所有相關的信息，因而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市場失靈現象，轉軌國家對此并沒有充分的認識，認為只要具備競爭和私有化這兩個條件，市場機制就會運作得非常好。因此，由于市場經濟中存在著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備的市場和不完全的競爭這些市場失效問題，轉軌國家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并不是弱化而是要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斯蒂格利茨認為，宏觀經濟穩定要同微觀轉軌結合起來，政府應當控制改革的速度和節奏，他提醒轉軌國家不應把“市場”和“政府”對立起來，而是應該在二者之間保持恰到好處的平衡。在轉軌初期，作為轉軌推動者的政府決策毫無疑問是必需的，當轉軌走上正軌后，很多需要深化的領域依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在這方面政府的決策行為不僅是為了摧毀舊體制，還應當制定各種制度，完善法律體系，規制國有企業以及規定私營部門與政府的關系，使市場能夠高效運作?！　?/p>

中國的轉軌進程雖然沒有明顯的大規模自由化階段，但是“十五”大以前的改革和“十六”大以來的政策也有一定不同?！笆濉贝笠郧耙試蟾母?抓大放小、減員增效)和公益事業改革為代表的改革政策，體現了市場化的傾向。“十六”大以來，國家更加重視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理念，重新強調公益事業改革中的公益色彩?？傮w上看，我國政府干預大體上經歷了一個從放到收的過程?！　?/p>

與產業政策、宏觀政策和金融體制等相比，政府規制具有強烈的計劃經濟色彩。規制是對經濟行為的直接、硬性干預。因此，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政府規制是改革的重要內容。近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的矛盾，越來越多地集中到政府規制方面。從科學發展觀到執政能力建設，都體現了國家調整政府管理經濟方式的意愿。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改革面臨的關鍵問題就是國有企業規制改革。[⑬]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規制改革先后經歷了經營權改革、兩權分離、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以及以“國資委”成立為標志的深化改革這四個階段，初步形成了國有經濟的有進有退、分布合理的局面。然而，當這些措施所帶來的潛力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入而被挖掘的所剩無幾的時候，“政企分開”的悖論也就浮出了水面?！　?/p>

只要是國家控股，政企分開就不可能，問題的根源在于國有企業規制改革對于“政企不分”的認識應該從要不要分的問題轉變為如何規范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國有企業的性質決定了政企不分，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企不分完全不同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政企合一，而主要體現在勞動者所有權權能結構的安排方面。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法治國家”，要真正界定中央政府（根本意義上的全體勞動者權益利益的執行機關）與企業自治體的勞動者所有權的權能劃分；如何按照實際上的需要和治理上的可能，通過一系列立法活動，逐步地、系統地、穩定地、周全地劃分它們之間的權能關系是問題的根本。根據國有企業的不同功能，在劃分社會功能型企業的勞動者所有權權能時，中央的權限可以多一些；在劃分市場功能型企業的勞動者所有權權能時，企業自治的權能要占據主導地位。新加坡等國國有企業改革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構筑一個科學、合理的，能夠代表政府、企業和其他利益相關方的董事會。西方國家國有企業規制改革的實踐證明，國有企業董事會的建設在很大程度上關系到國家利益能否正確實現，企業能否正常展開經營。根據我國自身的情況，中央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管理也可以適當借鑒國外的具體技術手段通過構筑一個體現國家利益和企業勞動者權益的企業董事會來實現。　　

國有企業勞動者所有權屬于本企業全體勞動者，它派生并集合的占有權，由國有企業職工代表大會行使。此外，國有企業并不是以單個企業為占有權單位，而是全國范圍內所有勞動者為占有權單位。因此，國有企業勞動者所有權還屬于全國范圍內所有勞動者，由其派生并集合的占有權理應是通過民主政治機制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人民代表大會為此應設置其最重要的機構，即國有資產占有權執行委員會。　　

我們知道，企業治理的關鍵在于對企業經營的控制與規劃。國有企業經營權是國有企業勞動者所有權經占有權的展開，國有企業經營權的行使者應由占有權行使機構，即本企業職工代表大會與國有資產占有權執行委員會共同協商從職業經理人市場上，達成一致選聘。約束的關鍵在于健全企業董事會集體領導，董事會作為會議體和首席職業經理人之間的關系，前者進行重大決策和監督、后者進行日常決策和執行。企業董事會董事可由職工代表、國有資產占有權執行委員會代表（包括國有資產管理專家與人大代表）等擔任，對于職工代表和國有資產占有權執行委員會代表的任職資歷都要作明確的規定。企業重大戰略方針等必須由董事會來決定。從西方國有企業規制改革的趨勢來看，針對國家代表和企業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各國都通過專門法律法規給予明確。既確保了國有企業能夠履行這些責任也避免了國有企業濫用權利?！　?/p>

社會功能型企業由于其自身的社會性，在企業治理層面上以全體勞動者所有權為主導，董事會成員應以國有資產占有權執行委員會代表為主，除了選聘經營者外，其最主要的職責應該是決策各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總體規劃，并據此確定企業的經營目標?！　?/p>

市場功能型企業由于其為數眾多并具有明顯的競爭性，在企業治理層面上以本企業勞動者所有權為原則，即董事會成員在現階段應以職工代表為主。職工代表直接參與董事會的決策，用“手”投票的方式約束經營管理者的行為，或重新選擇經營者；職工代表也應進入監事會，行使對企業的專職監督權。由于職工代表在生產經營第一線，對企業經營各方面的實際情況比較了解，因而能對企業董事、總經理和企業的各種經營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避免了外部董事因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監督困難，這使監事會的職權真正落到實處。　　

國有企業是勞動者生存和發展的場所，這就決定了國有企業經營的目標除了與私有企業一樣的效益指標外，還要重視發揮和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發揮和發展勞動者的主體性，并相應增加勞動者的收入。此外，國有資產占有權執行委員會的職責，應該視具體企業及經濟環境和發展水平而因時制宜，這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但還要考慮政治因素和國家安全的因素?！　?/p>

這里主要的障礙還在于政府機構改革實際運作中的權力制約與困難?！　?/p>

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應該是政府體制改革中的一大創新，讓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成為專司國有資產的管理職能，從根本上割斷政府職能部門干預企業經營活動的基礎。而成立中央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卻是經過多年蘊釀和爭執，在2003年才正式成立的。人們對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成立抱有無限希望。但是，國資委所頒發的第一個國有資產監管條例草案中卻規定：國資委所屬的近200家大型國有企業，從董事長、黨委書記、總經理、副總經理一直到總工程師，都由國資委統一任命；國資委對下屬企業擁有管人、管資產與管事的充分權力。國資委擁有這么大的管人權，使國有企業無權任命自己的總經理等經營班子，這顯然是延續計劃經濟時期的企業干部體制。國資委擁有的如此含糊的管事權，也正是以后導致國有資產兼并組合中存在大量非市場理性的政府行為的主要原因?！　?/p>

既委派了國有資產代表去企業擔任董事長，又不放心董事長在企業進行獨立操作，這就是有關政府部門的現實心態。其實，最了解企業現狀，最擁有企業決策發言權的，是處在市場運行第一線的企業經營者，而不是政府或國有資產管理機構的官員，這是最起碼的常識與道理。政府，包括其中的國資委的首要職責應該是體制內的監督與激勵。事實上，政府一直是改革的領導者與組織者，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改革主要是在體制外進行。但是，自國有企業改革攻堅開始，意味著經濟改革已進入到體制內，要求政府體制改革予以配套。這就是說，如今的改革已經改革到原來領導改革的改革者的頭上，這就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難點所在，但也是必須跨越與突破的障礙。正像當年朱镕基同志所說的那樣，我們的改革必須有一點“壯士斷臂”的魄力?！　?/p>

這正如我們在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如果此時改革卻總是停留在邊緣性制度的微調上，而不去完善更為核心的制度，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危機就會彰顯出來，進而形成意識形態的安全問題?！币簿褪钦f，由于國有企業規制改革涉及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核心層面，所以能否及時深化國有企業規制改革更加凸現國家存亡問題?！　?/p>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⑭]這一方針，是根據解放發展生產力的需要，以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需要提出來的，必須長期堅持。　　

但是，不同時期“兩個毫不動搖”的側重點是不一樣的。例如，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由于過去在所有制問題上，違背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犯了“一大二公三純”的錯誤，當時工作的重點放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上，這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情況己經發生很大的變化，經過20多年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己超過50%，國有經濟己下降到30%左右，而目下降趨勢仍在繼續，出現了公有制經濟喪失主體地位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是到了必須大聲疾呼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的時候了。[⑮]否則，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合法性就會淡去，這不僅是意識形態不安全的問題，而且是一種現實的國家存亡問題。在這個時期，對非公有制更要加強引導的作用，要引導他們把自身企業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要引導他們把個人富裕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結合起來；要引導他們把遵循市場規律與發揚企業社會責任結合起來?！　?/p>

四、作為歷史主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　　

經過近三十年的改革和發展，一個以國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格局已經形成。這一進程的動態特征客觀地表現為數量上的“國退民進”(國有經濟在工業產出中的份額從90％退到30％)，而在科學發展觀提出之前的一段時間里，“國退民進”甚至演變為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公有制為主體”事實上成為一種防御性策略，它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有二，一是穩定意識形態核心層的旗幟；二是設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安全的底線。因此在公有制經濟的實踐中，人們越來越關注“鞏固”而忽視“發展”。由于理論滯后于實踐，當經濟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線不斷在理論上后撤，當人們對公有制為主體的理論解釋多次作防御性調整，甚至有人主張國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只需要表現在壟斷領域的時候，其穩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作用也就漸次減弱了。這就是為什么近年來不斷有人對公有制為主體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提出質疑的原因?！　?/p>

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貫徹，情況不可避免地將發生變化。發展公有制經濟，不僅僅是鞏固公有制經濟，還要在新的發展階段上突出其新的階段性特征。作為基本經濟制度主體的公有制的發展，需要更強有力的推進與完善?！　?/p>

    以往關于公有制為主體的理解存在兩個明顯的不足：一是對主體功能的理解不充分，重公有制在發展生產力和保障宏觀調控方面的作用，而較少討論公有制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形成和發展中的主導作用，特別是不重視公有制經濟在微觀經濟領域的生產關系和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決定性作用。由此導致公有制經濟質量評價標準的片面性，只強調國有經濟的控制力、競爭力及其在產業布局中的合理性，而忽視了公有制本身的完善與發展在改善社會公正，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意識形態優越性，及其對整個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決定性作用。二是對公有制經濟的市場競爭力，由一開始的期望過高，到實踐中屢遭挫折之后的逐步退卻，理論上懷疑之風日盛，實踐中漸漸放棄努力。[⑯]這勢必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鞏固和發展構成潛在威脅。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力不僅是其制度主體的功能基礎，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合法性的“硬核”，直接關系到意識形態的安全問題、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因此，提高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及多種形式的勞動者合作經濟的市場競爭力的目標不能動搖?！　?/p>

    與公有制經濟制度理論上的滯后相應，實踐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勞動關系也日趨緊張。社會學家陸學藝指出，按照對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當前我國的社會階層位序可定位為：國家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根據這一定位，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等由于對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占有比較少，因而其階層位序比較低。而國家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等由于占有三種資源最多，因而其社會階層位序最高，并成為社會的主導階層?！　?/p>

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需要廣大產業工人階級和農業勞動者等階層廣泛的認可與支持，即合法性的確立。而合法性的確立與廣大勞動者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的地位，即勞動者自我價值實現與滿足度正相關。也就是說，勞動者地位越高，即勞動者的主體性越得到充分發揮與發展，則合法性越堅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越安全。但現實情況卻相反，在黨政干部中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認為近幾年來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的排在第一位，占被調查對象的36.8％；而認為有較大幅度提高的排在倒數第一位，僅占8.4％。[⑰]這種錯位現象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勢必會嚴重影響我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對黨執政的認同、支持和擁護程度，進而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及其制度基礎提出嚴峻挑戰?！　?/p>

    當然，發展勞動民主不應犧牲企業市場競爭力。事實上二者不僅沒有矛盾，反而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范疇與生產力范疇的關系，二者互相推動，相互作用，才能夯實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捍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任何歷史發展進程都是歷史主體的主體性提高的過程，無論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建設現代企業制度，如果沒有現代勞動者這個主體，一切最終還是落不到實處。知識化的現代勞動者才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最主要的力量。因此，夯實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問題的本質必然是建立勞動者所有權制度的問題，是勞動者發展的問題，是提升勞動者現代性和主體性的問題?？偠灾_認勞動者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主體；維護、增進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和權益；引導、培育勞動者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　?/p>

【參考文獻】　　

[①] Denzau,Arthur T.and North, Douglass C.,1994:Shared Mental Model:Idelogies and Institutions,Kykos,47(1):p.4　　

[②]馮·哈耶克:《哈耶克論文集》,鄧正來選編譯，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p>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1頁?！　?/p>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頁?！　?/p>

[⑤]吳恩遠：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對蘇聯解體原因研究綜述，《世界歷史》2009年1期第110頁。　　

[⑥]吳恩遠：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對蘇聯解體原因研究綜述，《世界歷史》2009年1期第111頁。　　

[⑦]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經濟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　?/p>

[⑧] 《中國統計年鑒1997》。　　

[⑨] 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三卷）　　

[⑨]趙華荃：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之我見，《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11期第28～29頁?！　?/p>

[⑩]趙華荃：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之我見，《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11期第29～31頁?！　?/p>

[⑪]王永貴：《經濟全球化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頁?！　?/p>

[⑫] 譚芝靈：國有企業規制改革的若干悖論思考，《經濟學動態》2009年第4期，第23頁?！　?/p>

[⑬] 榮兆梓：推進公有制經濟在新形勢下的新發展，《中國經濟問題》2008年4期第3～8頁?！　?/p>

[⑬] 《全而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而》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頁。　　

[⑬]周新城：劃清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1期第14頁?！　?/p>

[⑬]參見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版，第8-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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