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的原理

■一刺

私有制的原理并不在于人的本性是否自私這種生活常識的判斷上。我們不需要研究這種永遠爭論不休的論斷，而人類也從來無力依靠道德意識來維持社會秩序。在生活中，作為無辜的一員，不管你是否自私，最終你都必須在行動上無私地養肥別人。那么，就讓我們從直觀的生活現象中去探討私有制的原理吧。

“有限公司”這樣的字樣是街頭巷尾、報紙熒屏中出現頻率相當高的標志了。我們就從這里開始分析。企業是經濟生命的細胞，而有限責任公司在今天幾乎成為企業的同義詞。有限責任公司的出現被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一致地譽為人類智慧的巨大創造，因為它標志著物與人的真正分離——企業成了客觀存在的、不帶有人身依附關系的“身外之物”。相應地，公民（自然人）與法人這樣的概念也開始在法律體系中被清楚地界定出來了。社會認識到：人是人，他只跟肉體與精神有關；企業是企業，它是人類活動的衍生物，是獨立存在的，人只是參與其中。在有限責任公司中，投資者的責任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為公司本身就代表一種由社會機制來運行的社會事物，而不是業主個人的生活行為。一句話，社會化是公司的本質。

現代社會的公司法明確規定，投資者不能在法律意義上宣稱他所開的公司是他的個人財產。如果你將90萬元投入銀行儲蓄，這筆款項屬于你的個人財產；如果你利用這筆款項與別的投資者（股東）合資建廠或開立一家賓館，它就成了社會財產。你可以搗毀自己的電視機，可以燒毀自家的房屋，所得的懲罰只屬于治安管理的范圍；如果你破壞你投資的公司，或私自占有你公司的財物，這都是違法與犯罪。因此，資本主義產生以后，社會財富開始從人身關系中分離出來。有限公司成為企業的普遍形式，而那種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離的帶有業主的獨斷專行色彩的無限責任公司則只是作為政策性的需要在極其微小的范圍內存在。在中國大陸，無限責任公司甚至不允許存在。回顧人類社會的歷史，我們可以列出一個財富的社會化進程式：古代社會的業主（封建主、奴隸主、商人、工場主等）——早期個人獨資的資本家——現代個人獨資的無限責任公司——由兩個以上的自然人成立的有限公司——帶有法人投資者的有限公司——所謂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所謂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這個進程式反映了資本與各生產要素的社會化的發展過程，其中每一步的發展都是讓財富脫離業主的主觀意志而不斷成為人們的“身外之物”的一種努力。

但是，公司存在的社會化并沒有完全帶來公司收益的社會化。社會化主要在于公司的經營、成長、存續或消亡的過程中。比如，一家棉紡公司因經營不善而破產，即使將資產全部抵壓，它也無力還清全部的銀行貸款。而這家公司的兩個投資者（股東）——一個是億萬富翁（自然人，即公民），另一個是業務蒸蒸日上的紡織品出口商（法人）——卻無需為此承擔任何經濟賠償責任。因為，作為獨立的市場角色，公司的成敗完全是由經營棉紡這一客觀行為引起的，而與任何人（包括兩個投資者）的命運無關。公司一成立，它就成為市場的元素，即成為社會化的事物。但如果情況相反，即公司沒有破產，而是獲得了巨額的利潤，那么這些利潤便為兩個投資者所享有。可見，利潤并沒有那么社會化。所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原理在于這樣一種基礎：投資者承擔有限責任，享有無限利潤；而勞動力永遠是商品。有限責任的原則在于公司的社會化本質，而無限利潤的原則在于公司收益的按資分配的本質。

以這種責任與收益的矛盾對立為基礎而把千千萬萬人的經濟命運聯結在一起，按理這應該會導致社會斗爭的總爆發。但今天的形勢尚未完全應驗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災難性矛盾的預言。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后，科技的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雖然貧富差距被成倍地拉大了，富人變得更富，但窮人沒有變得更窮。哲學家與共產主義者所描述的“人的異化”現象至少在經濟上被極大的緩解了。資本主義認為，它可以合理地存在。

資本主義是有理由樂觀的，而且還有更深刻的原因保證這種樂觀。投資者承擔有限責任，這是企業自身變成人身之外的社會事物的必然要求。而投資者享有無限利潤這一現象雖然不合理，但資本主義通過各種形式將按資分配的形式無限地豐富化了。分配形式一旦豐富化，公司收益也就帶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化（不完全的社會化）。不僅作為勞動者的員工可以持股，而且證券的出現使投資操作大眾化。另外，比如上述棉紡公司的兩個投資者中，一個是自然人，一個是法人。如果兩個投資者都是自然人，公司管理、運作與利潤都完全集中到了個人身上，社會化程度極其微小；如果兩個投資者都是法人，社會化程度就要大得多，因為法人畢竟是社會組織。跟資本主義早期不同，在當代社會，除了經營規模極其微小而有限的小公司，對市場具有實質性作用的一般公司都很少是以全部的自然人作為投資者。于是，企業法人越來越成為公司的股東。由于法人天生的組織性與公共性，它自然給公司的形象帶來了去人格化的氣息，使公司存在的客觀性盡量擺脫資本家個人情緒的影響。如果說，以自然人投資成立的公司帶有強烈的資本家個人創業的色彩，那么以法人為投資主體的公司則通過雇用職業人員的管理而使公司更像一個社團。

為了更好地說明投資主體，我們在這里使用一個新概念：代。代是指以資本為紐帶而形成的企業個體之間的關系，它相當于生物的遺傳系統。我們假設上述棉紡公司的投資者之一是一家紡織品出口商，這家出口商便被定為第一代公司，而棉紡公司作為它的子公司或參股公司便成為第二代公司；如果棉紡公司又與別的投資者組建新的公司，那么這家新公司便為第三代公司；以此類推。再比如，四川長虹電子集團有限公司為第一代公司，四川長虹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為第二代公司，四川長虹汽車運輸有限責任公司為第三代公司。如今，規模較大的公司都具有子公司或參股公司，進而形成企業集團。經過不斷發展，資本主義早已產生了幾十代，甚至上百代的公司。代數越高，公司的社會化就越向縱深程度推進，從而使資本關系像一張無極之網錯落于經濟世界中。由于每一代都比上一代的產權集中度更加被稀釋化，隨著代數的上升，人們更加難以感覺“老板是誰？”。這無疑使有產階級顯得更加無形，從而模糊了階級分化的強度。當社會化發展到最高階段時，便產生壟斷。當壟斷的公開性和透明性已經對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的經濟造成重大影響時，人們不禁會問：為什么不把這種屬于整個社會的企業變成全民所有？因為它能發展到這個程度，早已超越了任何個人與單位的努力，是整個社會參與的結果。但資本主義對此的反應會很明確：企業屬于市場，而市場是客觀世界。我們沒有必要人為地改變已經有效運行的機制。這就是它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現實基礎。

的確，現代私有制的資本產權、市場秩序、雇傭勞動與剩余價值等仍在有效地運行。通過企業的社會化，資本主義本身就代表著經濟機制的某種程度的完整性。因為，既然企業已經成為社會化的客觀事物，那么一種客觀事物所形成的環境都有其持久存在的理由；企業的環境——資本主義經濟機制同樣不例外。但是，不管其經濟機制如何促使企業個體本身走向社會化，資本產權的專屬化卻仍未改變。也就是說，無論作為業主的投資者是個人還是法人（社會組織），它都是專屬于控制企業運行從而享有企業利潤的主體，而不是像企業本身一樣作為市場元素而走向社會化的客體。這就像人的存在對于社會的意義一樣：從整體上說，人是社會的產物，他必須成為社會生活的客體，不能自給自足地作為絕對的自我而存在；但控制其個人行為的卻是他的主觀意志，這個主體地位具有天生的排他性。

因此，與社會化相反，資本產權的專屬化只是使生產資料集中到少數個人與集團的手中。在當代社會，雖然私有制企業中的法人投資不斷地稀釋資本結構中個人的影響力，但少數個人的聯合卻是法人本身的組織基礎，而少數個人控制千千萬萬人的命運仍然是整個社會的生活基礎。即使是社會化程度已經達到壟斷性的企業，其個人的影響力也仍然是決定性的。雖然我們決不相信福特、比爾·蓋茨、李嘉誠這些超級壟斷資產階級的個人作用真的像他們所認為的那么關鍵，但這些個人仍然是生產資料的最大所有者。毫無疑問，正如太陽系決定了地球的公轉，投資者控制了企業的運行，盡管沒有控制企業本身的客觀存在。企業的存在屬于整個社會，但企業的受益人更多地屬于專屬化的投資者，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模式。而社會的管理者——國家雖然在法律上強制企業成為社會財產——抽象意義上的社會財產，但在如何使具體的財產分配也成為社會化這一作用上卻顯得無能為力。

按照最通俗的看法，社會的這種無能無力來自企業天生的競爭機制。這也是困擾無數代人的問題。就連雨果這樣的浪漫主義者也不忘在他《悲慘世界》里那些大段鋪張的抒情議論中對共產主義點評幾句：共產主義取消競爭，是行不通的。雨果的擔憂似乎顯得那么樸素而正確，基本上反映了社會主義國家在過去幾十年的教訓。而當代資本主義在對外宣傳中也常常嘲笑共產黨人不會理財。競爭機制認為，既然企業是有獨立生命的經濟元素，它便應脫離投資者的生命而存在，并在物競天澤的競爭環境中維持其作為個體的生存。而公有制的公共投資者卻取消了企業的獨立性，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業主一樣讓企業成為其“身內之物”，以主動承擔無限責任的方式對企業進行無限干預。這樣，千千萬萬的各種企業實質上蛻變成國家意志進行物資調度的各條流水線而已。企業失去了自身的生命，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利益，失去了競爭的必要。一切經營都只是一種復制，而一旦面臨外部世界的競爭，經營變成了內耗。于是，低效率、腐敗與共同落后隨之漫延。

但是，正是資本主義企業的社會化給人們帶來了一個資本主義自身不愿意接受的啟示：企業是獨立存在的，它獨立于投資者的主觀意志之外。而公有制的業主也是一種投資者——公共投資者，因而企業也可以獨立于公共投資者的主觀意志之外。資本主義的一切社會化都只是公有制社會化的基礎。而資本主義有效運行的市場秩序、雇傭勞動與剩余價值等構成競爭的因素，都可以毫不例外地為公有制所采用：雇傭勞動在形式上存在，剩余價值可以收歸國庫，再進行全民分配，因而使勞動力在終極目的上不再成為商品，企業的一切競爭都將維持，公共投資者對其投資的公司承擔有限責任。公共投資者維持企業存在的個體性，尊重其生死存亡的客觀規律。每個企業自身的利益應優先于整個社會的利益，國家不應以服從大局為由損害企業的個體利益。公司的經營管理可以通過社會招聘的形式讓企業家去執行，而由眾多法人投資者組成的私有制企業也正是這么做的。所有這一切，中國現在都在實行，這就是國有企業仍然存在的原因。

私有制的成功實踐使我們更加警醒，因為它通過企業的社會化將人類創造財富的主觀行為變成資本展現自身的客觀行為。不是人類的活動去安排資本的運作，而是資本成為調節人類活動的天然紐帶：這就是現代社會的財富的邏輯。從長遠來說，私有制的企業社會化反而證明了一種最高級別的社會化——公有制的可行性。前提是，實現真正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必須符合馬克思本人所考察的資本的原理：資本主義越發達，社會主義的成份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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