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主義的李融榮先生上當受騙了　　

　2010年5月19日　　　

前言：　2010年3月21日，創建中國新文化（北京）論壇召集32位學者及媒體工作者，在一起研討“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希望能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找到一條出路。這些學者的研究搞出怎樣的結果呢？他們并沒有搞出什么新鮮東西，只是把胡錦濤總書記的“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結合論”發揚光大了一番，讓人們認識得更加清楚罷了，這也算是“成績斐然”吧。他們告訴人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結合，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融合。在他們眼里，社會主義是公平、正義和公共利益至上的代名詞，但是效率低下；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高效率的同義語，卻又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公平、正義的缺失，因而需要社會主義來校正和彌補。因此，他們斷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融合“已成為不可阻礙的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傳統社會主義基礎上引進市場經濟、嫁接資本主義”。應當承認，這些學者的“結合論”或者“融合論”在當前理論界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很有市場和影響的，著實迷惑了不少人。但是，謬誤終歸是謬誤，它永遠也成不了真理。　　

要解決“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首先就得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這是無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問題，是繞不開的問題。而我們的這些學者恰恰沒有弄清楚什么是真的社會主義。因此，他們不知道天底下還可以有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生產方式，還可以有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高效的市場經濟，還可以有能夠實現效率與公平完美統一的社會經濟制度。當然，他們更不可能得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必然生長物”，“是內生的而非嫁接的”這樣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這些學者的研究及成果恰好反映了現今中國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發展狀況，也恰好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狀況。在這樣的資源高度集中的國度里，真理必須服從權力。權力是掌握在領導人或者精英的手里的，所以領導人的觀念就成了“真理”，而學者們的科學研究就是把領導人的觀念以學術的形式表現出來，使它看上去更像“真理”。因此，學者們研究“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需要弄清楚什么是真的社會主義，只需把學者、教授、專家、權威的名頭拿出來晃一晃就可以了，哪怕他對所研究的對象一無所知，也照樣可以高談闊論，作出似乎是唯一“科學”的結論來。這樣缺乏真理追求的“科學”的盛行，或許就是我們國家、我們民族的最大的悲哀。　　

有學者說“社會主義”這個詞有很多種解釋，人們莫衷一是，似乎沒有真理可言。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有一個故事可以讓大家明白這個道理：從前，有四個盲人很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樣子，可他們看不見，只好用手摸。胖盲人先摸到了大象的牙齒，說“大象就像一個又大、又粗、又光滑的大蘿卜”；高個子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耳朵，就說“大象是一把大蒲扇”；矮個子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腿，以為“大象只是根大柱子”；而那位年老的盲人摸的是大象的尾巴，于是嘟嚷道：“大象哪有那么大，它只不過是一根草繩。”四個盲人爭吵不休，都說自己摸到的才是真正大象的樣子。而實際上呢？他們一個也沒說對。這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大象只有一頭，眾盲人去摸，所摸部位不同，對大象的認識也就各不相同，因此有很多種說法。但是真理是存在著的，這就是人們面前的實實在在的大象。“社會主義”的確存在很多種解釋，就像“盲人摸象”一樣，是因為人們的視角不同，考察的對象不同，認識結果也就不同。可是真理也是存在著的，而我們的任務就是探索真理、發現真理、認識真理，并以此造福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人民。　　

為了讓人們有比較地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以及“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作為與學者們的“結合論”或者“融合論”的辯論，我把自己的舊作《機會主義的李融榮先生上當受騙了》一文再次網發出來，謹供大家參考。　　

正文：據網絡媒體報道，中國國資委主任李融榮先生有兩個著名的說法，其一是“企業能不能搞好與所有制沒有關系”；其二是“遵循企業發展規律，國有企業一定能搞好”。根據報道，在過去李融榮掌管國資委系統的六年間，中央企業國有資產從2003年的約2萬億增加到目前的5.5萬億，翻了一倍多，這似乎證明了　李融榮　先生的說法是對的。于是，人們產生一個疑問：難道馬克思錯了嗎？　　

多少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人都知道，馬克思以他的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創立了共產主義理論學說，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科學。馬克思認為，一定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是當時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并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于：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見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按照馬克思的這個觀點，企業作為現代社會生產的基本單位，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直接作用于企業的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無疑是企業能不能搞好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和最關鍵的因素。　李融榮　先生的說法與馬克思的觀點明顯是相互對立、相互否定的，不由得人們不產生疑問。　　

一　　

為了弄清楚李融榮先生的“著名的說法”是不是真經，我們不妨首先探究一下他的認識的來源。李融榮先生一定以為：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在他看來，中國的國有企業與西方的國有企業本質上是一樣的，如果實施“資本化”，即在國有企業建立按“資”分配制度和雇傭勞動制度，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除了老板——資本所有人不同之外，其它都是相同的，因此 “企業能不能搞好與所有制沒有關系”；而在“資本化”的條件下，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的生產、經營及管理方式也都是一樣的，是企業一般規律的表現，因此才有“遵循企業發展規律，國有企業一定能搞好”之說。若非如此，他又如何能夠得出這兩個“著名的說法”呢？同時，他不遺余力熱衷于中國國有企業“資本化”和“私有化”改制的事實，恰好也說明他就是這樣認為的。

李融榮先生的這個認識實際上恩格斯早已揭露和批判過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一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是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末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由此可知，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里，國有化并不一定就是社會主義。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和輿論把西方的國有企業說成是社會主義的，甚至把美國奧巴馬政府為拯救美國金融業而向美國金融機構大量注資，也說成是搞社會主義，其實是在混淆視聽，蒙騙和愚弄善良的人們。而李融榮先生就這么糊里糊涂地上當受騙了，已經跌入資產階級的國有企業“資本化”的陷井里去了，他的兩個“著名的說法”完全是在為國有企業“資本化”張目，為他在國有企業進一步推行按“資”分配和雇傭勞動制造輿論。　　

那么，什么是真的社會主義呢？怎樣的國有企業才是社會主義的呢？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的著作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就是在歷史上必然會存在的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特別時期和特別階段。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者低級階段。在這個時期和階段，生產資料已經不是私有財產，它已歸整個社會所有。“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這就是說，只有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國有化才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國有企業才是社會主義的。因此，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全新的發展方式》一文中寫到：“中國的國有企業與西方的國有企業在性質上是不同的，中國的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中國國有企業的性質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國有企業，在于中國的國家政權是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里，是由我們國家政權的性質所決定的。”美國以及其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有不少國有企業，但是沒有一家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它們仍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是為資產階級的政府所掌控，符合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的，并且是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管理的。　　

由李融榮先生的兩個“著名的說法”可以看出，李融榮先生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自然他也就不知道如何真搞社會主義，因此他上當受騙跌入資產階級的國有企業“資本化”的陷井是難以避免的，是一點都不奇怪的。如此說來，盲目相信李融榮先生的“著名的說法”，對他搞好中國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寄予厚望的人們，恐怕要失望了。　　

二　　

李融榮先生之錯，錯在不辨真偽，把冒牌的社會主義當成了真的社會主義，他的兩個“著名的說法”就是這種認識的產物。與李融榮先生的認識主張相反，我們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與西方的國有企業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搞的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及企業制度與西方的國有企業是根本不同的。接下來我們就來說說這個道理。

（一）搞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中國為什么要搞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中國要搞怎樣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些問題在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全新的發展方式》一文中已經研究過了，在文中我認識到：“搞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在生產資料公有的基礎上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訴求，是中國必然的歷史的選擇，是由中國的現實的基本的國情所決定的。”

毛澤東同志說過：“中國社會的性質，亦即中國的特殊的國情，這是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的最基本的根據。”中國的國情有兩個內在的基本點：一是中國人口多、底了薄，社會生產力比較落后，現代性質的社會生產資料遠遠不能滿足全社會勞動者勞動的需要；二是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國家政權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里。我們的認識就是以此為根據而得到的。　　

馬克思指出：“并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國社會生產力之落后，根本性地表現為現代性質的生產資料還遠遠不能滿足全社會勞動者勞動的需要。在這樣的物質生產條件面前，為了謀生，勞動者不得不設法首先滿足自己勞動的需要，不能不要求個人占有社會生產資料。馬克思說過：“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它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所以，個人占有社會生產資料是當前社會勞動者最基本的物質需要，是勞動者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顯然，個人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并不是個別勞動者的意識和要求，而是中國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共同意愿和要求，是客觀的、普遍的社會意識存在，是不容忽視或者輕視的。

中國的經濟雖然比較落后，但卻是現代性質的，現代性工業的產值已占了我們國民生產總值的主要部分，我們的國有經濟現在幾乎完全是建筑在現代性質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的。眾所周知，現代性質的社會生產資料是勞動者共同創造積累下來的勞動的結晶，并且它只有通過社會許多勞動者的集體活動，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勞動者的集體活動，才能被運用起來。因此，在社會生產資料面前勞動者是平等的，他們對社會生產資料實行個人占有的權利是平等的。那么，如何才能實現勞動者對社會生產資料平等的個人占有呢？馬克思指出：“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測量。”（見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因此，只有在勞動的過程中，以勞動者自己的勞動為占有的條件、手段和測量的尺度，才能實現勞動者對社會生產資料的“平等”的個人占有。勞動才是實現“平等占有”的唯一途徑和“法器”。所以，實行平等的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是中國絕大多數勞動者的根本利益訴求，只要不是站在資產者的立場上，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

要實現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不廢除私有制，不首先實行生產資料社會公有制，顯然是辦不到的。在社會生產資料不能滿足全社會勞動者勞動需要的物質條件下，生產資料作為私有財產要拿出來讓全社會勞動者實行平等的個人占有，無異于與虎謀皮，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因為如此，當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英勇不屈的斗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可以自己當家作主的時候，廢除私有制，把生產資料收歸國家所有，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也就是確定無疑、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現在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搞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不是隨意的和無緣無故的，而是由中國的現實的基本的國情所決定的，是中國歷史的必然的選擇。同時我們也清楚地認識到，中國要搞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不是“人人皆無生產資料”，而是“平等擁有生產資料”。所以不僅僅是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而且要在這個基礎之上，由勞動者在自己勞動的過程中，并且只在他自己勞動的過程中，進一步實現對社會生產資料的無償的個人占有，即實行勞動者平等的個人“勞動占有”。這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中國普通勞動者的共同意愿和要求。中國無論是政黨還是政治人物，如果背離了中國人民的這一根本利益，違背了中國普通勞動者的共同意愿和要求，都是沒有前途的。

（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　　

中國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這是怎樣的基本經濟制度呢？就是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的基本經濟制度。實行這一基本制度，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在企業勞動者自己勞動的過程中，并且只在他自己勞動的過程中，實際是歸勞動者自己所有的。通俗地說，就是“誰勞動，誰占用，生產資料就歸誰所有”。這里必須強調的是：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歸勞動者自己所有，只存在于勞動者個人勞動的過程中，一旦勞動者的勞動過程完成或停止了，他對生產資料的無償的個人占有也就結束了，生產資料又回復到了社會公有（即國家所有）的狀態。由國有企業的職工對企業的生產資料實行個人“勞動占有”，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就真正成了勞動者自己的生產資料，勞動者就從與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隔絕狀態變成了生產資料直接的主人，從而成了自己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完全的主人；企業勞動也不再是“資本化”條件下的雇傭勞動，而是勞動者自主的聯合勞動。由此，一種新型的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就出現了。

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的社會，這同過去有階級以來的一切社會都是不一樣的。而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就是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的直接經濟形式，也是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的必要經濟基礎。沒有這個形式和基礎，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乃至人民當家作主就不能落到實處，而只能是一句空話。　　

中國國有企業必須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這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國國有企業也能夠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因為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與之相反，西方的國有企業盡管生產資料也歸國家所有，但絕不可能讓勞動者去實行個人“勞動占有”，因為他們的國家政權掌握在資產階級的手里，如果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存在的條件就不復存在了，資產階級通過“資本化”和雇傭勞動剝削工人剩余價值就無法進行下去了，它的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就被損害了。因此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少數企業的“國有化”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而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國有企業生產資料卻是資產階級萬萬不可以接受、絕對不能允許的。“資本化”和雇傭勞動制作為資產階級生存的必備的條件，是西方國有企業的必然的唯一的制度選擇，在無產者要求實行平等的個人“勞動占有”的利益主張面前，它的資本主義性質就暴露無遺了。所以，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由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才能辦到，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表現。顯而易見，這一基本制度是與“資本化”和雇傭勞動制根本對立的，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徹底否定。是否實行這一基本制度，是否讓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是區隔國有企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分水嶺，是檢驗真假社會主義的試金石。　　

（三）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由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是真正搞好中國國有企業的必由之路和唯一出路。　　

中國的國有企業不可以實行“資本化”，因為這不符合中國工人階級和其它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為工人群眾所反對的。可是國資委主　任李融榮　先生卻一門心思要在中國國有企業搞“資本化”，他明顯代表的不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他究竟代表誰的利益呢？他為什么非要這樣做呢？　　

在中國，主張國有企業“資本化”的主要是兩類人，一類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和代言人，他們大多以學者、專家、教授和權威的面目出現，常常打著改革的旗號招搖撞騙，“國退民進”就是他們的口號和標簽。他們鼓吹國有企業“資本化”，并不是要搞好中國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而是要割斷工人群眾與國有企業生產資料的直接聯系，把職工群眾從國有企業剝離出去，為國有企業“私有化”即為資產階級瓜分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掃清障礙，鋪平道路；另一類是機會主義者，代表的是極少數當權的所謂“精英”們的利益。他們并不反對國有企業“私有化”，但是他們明白，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事關國計民生根本的大型國有企業絕不能落入國際壟斷資本之手，否則，中國就將淪為國際壟斷資本的附庸。他們苦于中國民族資本之弱小，缺乏接盤大型國有企業的實力，而不得不暫時承擔起監管大型國有企業的責任。可是他們實在不知道如何搞好中國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只好套用西方國有企業的“資本化”的管理模式。對于他們而言，國有企業“資本化”與“私有化”之間，只有一紙之隔，一旦條件成熟，這層窗戶紙隨時都是可以捅破的。他們主張國有企業“資本化”，事實上是以“國家”的名義剝奪了職工群眾作為企業主人的基本權利，而維護的是精英們無代價、無風險地掌控和支配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超額占有國有企業生產經營成果的特權和利益。李融榮先生不過是機會主義的一員罷了，他究竟代表和維護誰的利益是不言自明的。

機會主義的李融榮先生其實很無奈，他不得不維護精英們的特權和利益，因為他要在國有企業搞“資本化”，完全得依靠這些精英。李融榮先生雖然糊涂，但并未“糊涂透頂”，起碼他懂得要搞好中國的國有企業，必須首先解決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無人負責的根本性問題，而他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的靈丹妙藥，就是實行“資本化”，把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交給精英們管理和經營，由精英們對國家和企業負責，而對這些精英則施與高薪收買。李融榮先生的靈丹妙藥是否真有那么靈驗呢？他所依靠的精英們是否靠得住，是否真的對國家和企業負責呢？事實勝于雄辯，央企高管高薪不養廉的一個又一個事實和國企不務正業高風險的投資行為已經很能夠說明問題了。

央企高級管理人員領取天價薪酬是公開的秘密，雖然李融榮先生極力為他們掩飾和辯護，稱“現在央企高管的薪酬定得并不高，年平均薪酬也就是60萬元左右”，但香港《東方日報》2010年1月11日文章指出：“‘平均薪酬’只是數字游戲，央企主要負責人的薪酬其實遠高于60萬元，而且這只是公開的收入，很多‘灰色收入’根本無法統計。事實上，近年央企高管的薪酬不斷大幅上升，年增幅達一成四”，“在企業內，這些人的工資是普通員工的數十倍，甚至上百倍，而央企員工的工資本來就比其它企業員工高，因此央企高管與普通百姓的收入差距更大”。盡管央企高級管理人員領取天價薪酬，可是近年央企老總貪污受賄事件仍然層出不窮，中石化原總經理陳同海貪污近2億元，接著中核集團原總經理、黨組書記康日新收受巨額賄賂的問題被查處，最近前中國移動通信集團黨組書記、副總裁張春江又被揭發“嚴重違紀”的問題。“而這些人都享有天價薪酬，公款消費更不受限制，可見高薪酬并不能阻止他們走上腐敗道路”（見2010年1月11日香港《東方日報》）。人們不禁要問：這些占據著國企高管之位的精英們為什么一個個都如此貪得無厭呢？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中國社會正在走向“私有化”和“資本化”，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中，精英們所要謀取的絕不僅僅是天價薪酬，而是要謀取私有資本，以使他們能夠躋身于資產者的行列，這才是他們的根本利益和要達到的目的。而把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轉變為自己的私營企業和私有資本，對于掌控和支配著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的精英們來說既不是什么新鮮事，也不是什么不可企及的事情，這些年來中國的眾多中小國有企業不是被“私有化”改制了嗎？不是有不少的國企高管搖身一變成為改制企業新的私營業主了嗎？在中國社會“私有化”和“資本化”的預期下，在資本逐漸主宰社會，決定人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情況下，只要存在條件和可能，無論他是不是精英，都會想方設法謀取私有資本，甚至不惜挺而走險。所以，在中國“資本化”程度日益加深，“資本化”預期不斷加強的社會環境里，精英們一個個走火入魔走上腐敗的謀取資本的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李融榮先生即使給與他們再高的高薪，也是阻止不了的。　　

一心一意想要謀取私有資本的精英們是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搞好中國國有企業的，他們是靠不住的。精英們要謀取私有資本，就不可避免地要以損害國家和國有企業的利益為代價，即使不貪污受賄，也會以其它方式進行利益輸送，謀取個人私利。香港《東方日報》指出“因為央企高管的薪酬與業績掛鉤，部分企業竟不務正業，大舉投資房地產市場賺快錢，令企業經營風險大增。”而據國資委副主任李偉披露，國際金融危機中68家央企不務正業，涉足金融衍生產品業務浮虧114億元。他們的這些行為表明，精英們并沒有多少對國家和國有企業負責的意識，為了謀取私有資本，他們甚至可以不顧國有企業的生死。更加奇妙的是，精英們不負責任的經營行為幾乎不需要承擔什么個人風險，李融榮先生的“資本化”的制度設計是精英們只負盈不負虧，即使造成企業嚴重虧損，只要不嚴重觸犯法律，至多也就是拍拍屁股走人，并不付出實質性的代價。所以，精英們謀取私有資本可以毫無顧忌、不擇手段地進行，只要價錢合適，他們隨時可以出賣國家和企業的利益。

不錯，這些年來國有大型企業的確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對國家經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但這并不能作為精英們負責任地搞好中國國有企業的證據，因為“這些企業的發展關鍵，不是靠高管們的英明決策，而是靠國家政策支持的壟斷地位，正如有人說，只要高管不是傻子，央企都會賺大錢”（見2010年1月11日香港《東方日報》）。因此，指望精英們對國家和國有企業負責，依靠精英們搞好中國的國有企業，只會是緣木求魚，是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結果的。

不負責任的精英們遲早是要搞垮國有企業的，這樣一來中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就在所難免了。所以，李融榮先生的“資本化”的靈丹妙藥并沒有解決、也不可能真正解決中國國有企業無人負責的根本性問題，反而有可能把國有企業推向不負責任的危險境地，其最終結果就是走向“私有化”。由此我們認定，國有企業“資本化”和“私有化”的改革方向是錯誤的，是背離了中國絕大多數勞動者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遭到日益覺醒的工人群眾的堅決抵制和反對，是沒有出路的。2009年7月下旬發生的吉林省“通鋼事件”就是一個證明。

資產階級圖謀搞垮和瓜分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精英們又根本靠不住，因此，要搞好中國國有企業，只能依靠中國工人階級，唯有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是與搞好中國國有企業的目標相一致的，是真心實意要搞好中國國有企業的，是唯一靠得住的。而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就必須在國有企業實行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生產資料，就必須讓職工群眾自己當家作主。只有忠實地代表和維護中國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把職工群眾動員和組織起來，充分調動他們的主人翁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真正搞好中國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才是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希望所在，除此之外，別無它路。

（四）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及現代企業制度是全新的、先進的，必然造就中國國有企業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

我們怎樣搞好中國的國有企業呢？就是堅持、鞏固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讓職工群眾自己當家作主，在國有企業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化”。其關鍵在于正確認識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關系，確立適合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社會主義的現代企業制度。

1、中國國有企業的基本經濟關系是怎樣的呢？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全新的發展方式》一文中我得出結論：“中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所確立的就是這樣一種基本經濟關系：生產資料歸全社會勞動者共同所有（或國家所有），由勞動者在勞動中實行個人‘勞動占有’，勞動產品歸生產者所有。”

中國國有企業的勞動產品不是歸資產者（國家或者政府）所有，而是歸生產者所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國有企業搞的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雖然歸國家所有，但是由勞動者在勞動中實行無償的個人“勞動占有”。勞動者運用他們在勞動中無償占有的生產資料生產的產品，理所當然是歸勞動者自己——生產者所有。具體地說，由個體生產者生產的產品，直接歸個體生產者所有；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中，由集體勞動共同生產的產品，歸生產者的集體所有。盡管這時勞動產品仍然屬于個人私有的范疇，但是和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的產品私有根本不同的是：這時勞動產品歸誰所有不是取決于是誰的生產資料，而是取決于是誰的勞動。

在勞動產品歸生產者所有的基礎上，由社會從生產者的勞動產品中扣除以下的部分，在經濟上是必要的：

第一，用來補償在生產中消耗掉的生產資料部分；

第二，用來擴大生產，進一步滿足勞動者勞動需要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

第四，同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社會管理費用；

第五，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公益服務設施等；

第六，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

扣除這些部分并沒有改變勞動產品歸生產者所有的歸屬，因為從一個處于私人地位的生產者身上扣除的這一切，是用來直接或者間接地為處于社會成員地位的這個生產者謀福利的。在完成了這些必要的社會扣除之后，勞動者所得到的就是他自己的勞動成果，至此，“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也就實現了。　　

中國國有企業實行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由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基本經濟關系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明顯與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不同的。之一，企業的勞動者是國有企業生產資料的主人，而不是資本的奴隸；之二，企業的勞動者都是平等的，是因為共同勞動聯合在一起的。而中國國有企業就是勞動者自主聯合勞動的載體；之三，企業勞動者的勞動成果是完全屬于企業勞動者自己的。企業制度乃是企業基本經濟關系的集中反映，只有認清了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關系，我們才能確立適合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社會主義的現代企業制度，才能正確地解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2、中國國有企業應當建立怎樣的現代企業制度呢？

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關系，決定了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有三個基本的特征：　　

第一、   它是企業職工自己當家作主的民主管理制度。

中國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為企業職工個人“勞動占有”，而生產的產品又歸企業職工自己所有，因此，企業全體職工完全享有對企業生產資料和物質產品進行管理和支配的權利，必須在企業實行職工民主管理。由企業全體職工民主選舉產生，并且受企業全體職工監督的企業民主管理機構，是企業經營管理的最高決策和權利機構。

國有企業實行職工民主管理制度，是企業職工自己當家作主的實現形式和組織方式。國有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并不意味著要否定企業經理負責制，恰好相反，是要在企業職工民主管理和監督下更好地實行企業經理負責制，企業經理必須對企業全體職工負責，必須對企業民主管理機構負責。企業經理以及其它高級管理人員只能由企業民主管理機構來任免，并接受企業民主管理機構的考核與監督。企業的重大問題必須提交企業民主管理機構集體決定。

要在國有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制度，國家首先必須把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授予企業全體職工生產和經營，由企業的全體職工承擔國有企業資產的保值增殖責任，確立企業全體職工的主人翁地位。隨之而來，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也改變了，國有企業不再從屬于政府，而是一個個獨立的社會生產經營單位。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職能，一是向國有企業的職工，最終向全社會勞動者無償地提供勞動所需的生產資料；二是清產核資，審計監督，確認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保值增殖，并以行政和專政的手段確保國有資產的安全；三是承擔對國有企業及職工的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

第二、   它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制度。

中國國有企業以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其生產完完全全是商品生產。即使沒有私有資本的參與，即便沒有其它所有制經濟成份，中國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也能夠獲得充分而深入的發展，其存在與發展的條件是完全具備的。中國國有企業的生產之所以完完全全是商品生產，在于國有企業的勞動產品是分屬于各個不同的生產者或生產者的集體的，是歸生產者私人所有的。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由于社會勞動分工愈來愈細，任何人都不能離開其它人的勞動產品生產和生活，國有企業的職工要獲得其它任何人（包括其它國有企業職工）的勞動產品，都只能以自己的勞動產品同別人相交換，即是說在國有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甚至在國有企業內部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也必須通過商品交換。因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國有企業是無處不在的。商品生產是國有企業物質生產的一般經濟形式，商品交換是國有企業勞動者社會聯系的必要經濟紐帶。所以，中國國有企業必須毫無保留地發展商品生產，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同時又是商品經濟制度。　　

中國國有企業的生產雖然是商品生產，但卻不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盡管它們都處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由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基礎不同，它們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其一、在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勞動者以自己的勞動在勞動的過程中對社會生產資料實行個人占有，勞動者的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它們都不是商品；其二、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是在國家的有效控制、引導和調節下進行的，是服從和服務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協調發展的要求的。由于國有企業的資產歸國家所有，主要由國家投資生成，因而國家對于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通過對企業的投入和其它經濟、行政手段，國家一方面能夠直接擴大和調整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又能通過改善社會商品的供求關系，對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進行正確引導和宏觀調控，達到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協調發展的目的；其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國有企業進行商品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榨取剩余價值，而是為了滿足全體職工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就整個社會而言是為了滿足全社會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實現共同富裕。除了這些本質的區別之外，國有企業的商品交換在生產者之間進行，不僅存在于企業的外部，而且存在于企業的內部，存在于企業生產的每一個環節，貫穿于企業生產的全過程，這也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交換所達不到的。鑒于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它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截然不同，我們說國有企業的商品生產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單位。中國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因此也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制度。　　

第三、   國有企業實行崗位競爭、優勝劣汰的勞動用工制度。

中國的國有企業由企業職工自己當家作主，勞動成果也完全歸企業職工自己所有，這在其它任何企業都是辦不到的，因此，中國國有企業無疑是社會勞動者勞動的首選之地和向往之地。可是在中國當前社會生產力條件下，國有企業并不能滿足所有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生產資料的要求，而要滿足部分勞動者個人“勞動占有”生產資料的要求，就必須在企業內實行定崗定員。如此，它所提供的勞動崗位必定是有限的，因而社會范圍內勞動者對國有企業崗位的競爭是激烈存在的。所以，國有企業實行崗位競爭、優勝劣汰的勞動用工制度勢在必行，是必然的和必要的。　　

中國國有企業是勞動者聯合勞動的載體，勞動者聯合的目的是為了生產符合社會需要的優質產品，只有具備良好勞動技能，能夠生產優質產品的勞動者，才能通過崗位競爭參與到這個聯合體中來，才能為這個聯合體的其他勞動者所接受、所聯合，才能上崗勞動。因此，一個勞動者能否成為企業職工，能否上崗勞動，取決于企業的其他職工，即取決于企業的全體職工，是由企業職工民主管理機構決定的。而在企業職工民主管理制度下，實行崗位競爭和優勝劣汰的勞動用工制度對于每一個企業職工而言都是公平和公正的。　　

循著這些基本特征，中國國有企業應當建立怎樣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很明顯，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中國國有企業無論是基本經濟關系還是現代企業制度都是全新的，在世界上還從來沒有過，在任何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曾出現過。因此，我們構建中國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不能照抄照搬別國的經驗和模式，而只能從自己的實際出發，走我們自己的路，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民主化”的改革與發展之路。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中國國有企業柳暗花明的光明前途是完全可以預言。　　

3、中國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先進的，其競爭優勢是其它企業無可比擬的。

中國的國有企業一定能夠搞好，但不是在國有企業“資本化”的基礎上，而是在國有企業“民主化”的基礎上。按照國有企業“資本化”的辦法，無人負責的國有企業缺乏市場競爭力，只能依靠壟斷經營才能生存，這或許就是　李融榮　先生對國有企業“抓大放小”，讓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較強行業退出的真實原因。而我們在國有企業“民主化”的基礎上搞好中國國有企業，依靠的不是國家政策支持的壟斷地位，而是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先進性，依靠的是國有企業“民主化”所造就的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

企業競爭歸根結底是企業人的競爭、人才的競爭，中國國有企業的競爭優勢首先就表現為企業人的優勢和人才的優勢。之一、中國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能夠實現勞動者個人勞動價值的最大化，因而是社會勞動者勞動的首選之地和向往之地，在崗位競爭和優勝劣汰的勞動用工制度條件下，只有最優秀的勞動者才能參與到國有企業中來，才能成為企業職工。所以，中國國有企業是人才的聚集之地，職工隊伍由最優秀的勞動者所組成，其整體素質之高是其它企業無法達到的；之二、中國國有企業的全體職工（包括經營管理人員）作為企業的主人，是有覺悟的勞動者，他們自己當家作主，完全為自己進行生產和經營，因此，他們每一個人對企業的生產和經營都高度負責，其主人翁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是空前的，是其它企業無法相比的；之三、中國國有企業實行企業職工自己當家作主的民主管理制度，企業生產經營成果完全歸企業全體職工所有，在職工中“按勞分配”，它所營造的人盡其才、團結協作的制度環境和人文環境是其它企業所沒有的。

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其競爭優勢又直接表現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優勢，表現為中國國有企業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方式的先進性。在中國國有企業，商品交換在生產者之間進行，不僅存在于企業的外部，而且存在于企業的內部，存在于生產的每一個環節，貫穿于生產的全過程，因而國有企業以商品交換為紐帶連接整個生產經營活動，其生產經營方式與其它企業相比是更加先進的。在企業全體職工（包括經營管理人員）高度負責，人的積極因素充分發揮的基礎上，中國國有企業組織之嚴密，管理之科學，關系之協調，生產經營的效率之高、質量之優、耗費之省、效益之大，是其它企業難以望其項背的。

如上所述，中國國有企業的競爭優勢，源自于企業制度的創新與革命，源自于中國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民主化”，是根本性的、戰略性的，是其它企業無可比擬的。有了這樣的市場競爭優勢，中國國有企業一定能夠搞好，其前途必定是光明的。　　

三

現在擺在人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李融榮先生的國有企業“資本化”的路，這是冒牌的社會主義的路，是通往資本主義的路，其最終結果就是國有企業走向“私有化”；還有一條是勞動者自己當家作主的國有企業“民主化”的路，這是真正充滿希望的社會主義之路，這條路通往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從而消滅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消除剝削與壓迫，實現人的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和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筑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生產和產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中國目前仍處在國際壟斷資本的擴張包圍之中，國內也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我們能否消滅私有制呢？我們如何消滅私有制呢？我們通往共產主義的現實之路究竟在哪里呢？當我們對中國國有企業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認識更加深透之后，我們的回答是：從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實際出發，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以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充分發揮中國國有企業在生產方式和發展方式上所具有的不可比擬的經濟優勢，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通過“平等”的市場競爭，用經濟手段逐步淘汰私有經濟，最終消滅私有制。這就是我們通往共產主義的現實之路，它就在我們的腳下。　　

我們主張中國以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首先是因為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是國家的政治意志，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訴求，是由我們國家政權的性質所決定的，是不可置疑的。其次，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生產方式是先進的，有著不可比擬的經濟優勢，完全能夠在平等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必然發展壯大起來，是經濟的自然法則的不二選擇。中國以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能夠達成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統一，能夠達成效率與公平的統一，能夠達成生產與消費的統一，能夠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協調發展，是與中國社會生產力又好又快發展的要求相適應的。

在以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的同時，堅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平等競爭在當前仍然是必要的。這是因為我們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僅僅依靠公有制經濟還不能滿足全社會勞動者勞動的需要，同時社會生產也不完全是現代性質的社會化大工業生產，因此，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狀況還將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平等競爭中發展和壯大，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其它所有制經濟所占的比重將逐漸縮小，這種狀況最終是要結束的。　　

中國以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就必須創造有利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環境和條件。我們知道，以中國國有企業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現階段必須走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之路，無一例外都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單位。因此，建立適合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的市場經濟體制和環境是十分必要和至關重要的。在商品生產作為當前社會物質生產的一般經濟形式，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市場必然要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的積極作用。　　

那么，我們所要構建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怎樣的呢？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內生的而非嫁接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必然生長物：　　

第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為主體，適合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發展的市場經濟。中國國有企業及其它公有制企業都是相互獨立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單位，它們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　　

第二、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參與，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　　

第三、遵循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是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是社會商品生產單位相互聯系的必要的和唯一的經濟紐帶；　　

第四、是由國家宏觀管理的，有利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協調發展的市場經濟。國家制定市場規則，監督市場運行，維護市場秩序，保護市場參與者的合法利益。　　

第五、是以我為主，面向世界的市場經濟。　　

綜上所述，中國要搞真社會主義，而不是搞假社會主義；要以社會主義方式搞好中國國有企業，而不是以資本主義方式；要全心全意依靠中國工人階級搞好中國國有企業，而不是只依靠極少數的“精英”。　李融榮　先生如果真想搞好中國國有企業，就必須改弦易轍，從資產階級的國有企業“資本化”的陷井中爬出來，站到中國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在中國國有企業搞社會主義“民主化”，讓職工群眾自己當家作主。如果真是這樣，李融榮先生還是可以救藥的。　　

　2010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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