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人類的等級制都普遍存在。等級制往往在剛形成時具有較大的彈性，人們也可以在這個等級中找到上升的機會；然而，隨著它越來越“成熟”、 “健全”后，也就不可避免的越來越僵化，上面的人們越來越不可能下降，下面的人們越來越不可能上升。當它的彈性逐漸消失時，它的自我改良機能也就消失了，除了頂層的少數(shù)人外，它越來越成了大多數(shù)人被束縛、壓迫的桎梏。

在中國，等級制根深蒂固到可以被歸為文化的一部分。被過度強調(diào)的、熟透了的等級制與中國漫長的歷史有關，它蔓延到我們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深入到每個人的毛孔和骨髓。大家時時使用而不自覺，只有當與外來文化碰撞時，才會偶爾發(fā)現(xiàn)它露出的尖角。等級不僅是社會分工的不同，同時在歷史的推進中被累加上了種種額外的標簽，如人的尊卑、稱謂，說話的語氣乃至形體語言，影響著每個的心理、思維、語言和行為。

舉例來說，官本位是最根本的，官員級別不一樣，吃、住、行都有區(qū)別,更重要的是領導的指示很重要，官員們對上要媚，對下要欺。官員講話時，經(jīng)常要加一個開頭語“XX領導指示…”。如果碰到下級反對自己，以前是反黨、反對XX領袖的帽子；現(xiàn)在則是反改革開放，反XX理論。其實“XX領導指示”、“反對XXX”到底是怎么回事未必重要，關鍵是需要這張虎皮來遮掩自己的私貨。幾千年來，官場文化皮子變了，瓤子還一樣。

但官員們的等級思想最嚴重嗎？也不一定，號稱思想開放、與世界先進的民主制度與文化接軌的學術界，也有各種級別，學閥普遍存在，學術觀點的正確更多地與職稱級別、資歷高低、是否留洋、名校畢業(yè)等相關聯(lián)，不同的觀點經(jīng)常被沒有資格而打壓，院士的話則被恭維。這種環(huán)境下，出不了真學術大師是自然的，大師、院士們以勢壓人是符合身份的，文化低的人懷著敬畏的心情仰視大師，乃至奉承也是符合身份的。盡管知識精英最善于表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他們眼里，普通老百姓是沒資格和他說話的，連話語權也沒有，當然也沒有他更有尊嚴。

普通人是否就沒有等級思想呢？其實也一樣,學歷上，有無文化、小學、初高中、大學、研究生；地域上，則有農(nóng)村、縣城、省城、北京上海,東南西北方，不同省市縣；經(jīng)濟上，窮人、中產(chǎn)、富豪等等；學校、班級也有普通、重點，學生父母的綜合社會等級也在他們身上有映射。所以有地域歧視，有嘲笑窮人，有限制低素質(zhì)人口，有論資排輩、嫌貧愛富、彼此攀比、崇洋媚外之類表現(xiàn)；日常用語中，也有“你以為你是誰？”、“你算老幾？”、“我和XX長認識”、“xx真農(nóng)民”等等。大家在一起時，你、我、他都會自覺不自覺地用自己的一套綜合等級評定法來評估其它人。在各個因素中，官位的權重自然是最大的。而評估的結果則被有意識無意識地反應在其與不同對象說話的語氣和肢體語言上，日用而不自覺，成為了我們這個社會里的一種潛規(guī)則。

為什么需要等級制？歷代統(tǒng)治者們發(fā)現(xiàn)強化這種等級制，對于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很有好處，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后，等級制越來越厲害。古代文人主要的才能就是依附于權貴，揣摩主子的心理，通過為他們設計、宣傳、推廣等級制，分得一點賞賜。這種傳統(tǒng)似乎在飽受先進文化熏陶的現(xiàn)代知識精英中流傳了下來，并被發(fā)揚光大，而那些“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文人—國外好象叫“獨立知識分子”，我們今天大概只能在歷史的故紙堆去尋找那屈指可數(shù)的幾個了。他們比普通老百姓更高明的地方在于：老百姓只能直來直往表達自己的意思，不夠“文雅”、沒有“理論高度”，而他們卻能夠引古論今，在里面夾雜著各種花哨的概念、名詞，并舉著科學、民主的旗號，來捎帶自己的私貨。說得難聽點，就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處于等級制中的人，主要的想法就是更上一層樓，典型表現(xiàn)特征是對更高等級的人點頭哈腰、“精神下跪”，比自己等級低的人頤指氣使，對同等級的人稱兄道弟。當然，這些只是外在表現(xiàn)，內(nèi)心里呢，對比自己等級高的人心里不滿也不敢當面表示，心含怨氣，然后向比自己等級低的人撒氣，所謂等級壓迫的按階傳遞吧。可以想象，人一出生就生活在這種等級文化中，會是什么結果？顯然會導致人格分裂，會產(chǎn)生大量的奴才，人會只認強權，不認公平。在官僚階層中，就是瞞上欺下，對所有的政策做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釋和過濾；就是當面一套，背后一套，見風使舵，“打著紅旗反紅旗”。對于等級制中的低層，普通老百姓而言，他們也在這樣的文化中被麻痹，主要的想法就是認命并設法升級，如“跳出農(nóng)門”、“讀書當官發(fā)財”、“攀上高枝”，有朝一日也進入高等級，成為“人上人”。這種奴性文化不僅使官場和企業(yè)里充斥著依附、服從和馴順，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漢奸為什么特別多的主要原因。

等級制與民主本質(zhì)是相背離的。民主的本質(zhì)是什么？是平等及其敢于追求平等的精神，即“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等級制度下，永遠只有官僚、順民，恩賜的民主，哪有什么真正的平等？永遠只有權威、專家，哪有創(chuàng)新、冒險？ 許多自稱為知識精英，并叫喊別人不民主的人，自己骨子里有真正的平等思想嗎？ 他們充滿了高人一等的優(yōu)越感，他們所說的民主，不過當自己依附于權貴時，希望主人對自己多分一點羹的民主，而不是那些他認為是“低素質(zhì)”的愚民都和他一樣平等的民主。有些地方聲稱與國外先進文化接軌的更好，可他們卻歧視外地人、窮人，迎合發(fā)達國家的“高等級人”、有錢人，叫洋奴文化可能更合適一些。

普通老百姓呢？雖然受得壓迫比較多，但也不反對等級制，只是感嘆自己的命運不好。正如今天我們很多人憤恨腐敗的同時，不也暗藏著對腐敗者權力的羨慕嗎？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前腐后繼”。更極端的，有些人一旦脫離了自己的等級，全然忘記了自己曾經(jīng)遭受的壓迫和不公，恨不得從身體里外、祖宗八輩都與以前一個壕溝里的戰(zhàn)友離得遠遠的，他們對自己曾經(jīng)的階層進行壓迫、嘲弄的手段比它人甚至有過而無不及。沒當官的時候，痛罵當官的腐敗，等自己當上了，也一樣腐敗；自己曾經(jīng)因是農(nóng)村人、窮人受別人白眼，等自己成了城里人、富人后，也一樣歧視農(nóng)村、外地人、窮人；當學生時受老師壓迫，等自己成了老師，比當年的老師壓迫學生還厲害。而在反抗壓迫的過程中，也很容易接受“流氓無產(chǎn)者”思想，演變?yōu)椤按颉⒃摇姟薄５覀兇蠖鄶?shù)情況下，都把這種現(xiàn)象歸結于其個人問題，很少歸結于文化問題。

歷史上，只要老百姓沒有到“造反也死，不造反也死”的地步，是不會反抗的。如果反抗成功的話，由于脫離不開等級文化的束縛，所以很快又走了前朝的老路，如果再有文人們的捧場，更上一層樓也說不準。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們所有的人從出生那天起，耳濡目染的就是等級思想，不論是日常生活、平時的言談還是各種文藝作品，概莫能外。我們已被束縛在這樣一個思想框架內(nèi)生活和思考問題，就是遇到了不公平和壓迫而反抗，也僅是針對具體問題而非產(chǎn)生問題的根源—等級文化思想。一旦壓迫解除，就又回到老路上去，所以歷史上總是重復著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換代。

等級制有利于統(tǒng)治階層，在中國，權貴、知識精英是等級制的捍衛(wèi)者，在等級制中被壓迫的人身在其中渾然不覺，他們會抱怨老天的不公；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美國是全球等級制的捍衛(wèi)者。可以觀察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那些整天嚷著民主的人，他們卻在用自己劃定的等級來拒絕民主，你要是想和他們爭論，對不起，你有資格沒有？是否是專業(yè)人士？等等。原來他們的制度、規(guī)范、標準、法律等等的制訂都是針對其他人的，用這些門檻就輕易地剝奪了他人的權利。整天大講什么制度建設，沒有平等思想和敢于為平等而不惜犧牲的精神，給一個制度就能玩得轉(zhuǎn)？現(xiàn)在很多地方搞村民直選，搞來搞去，最后是誰有錢、誰有后臺、誰拳頭硬，誰上去。其實道理很簡單，對于選舉和被選舉者，不是沒有制度，而是沒有平等思想和為捍衛(wèi)平等敢于反抗的精神。制度是人訂的，總拿制度說事，是倒因為果。

釋迦牟尼能成佛，一則生為王子，具備了普通人畢生追求都得不到的一切；二則有解脫生死的大志，因為物質(zhì)欲望的滿足并不能解決精神上的問題，所以要修行，要得到徹底的覺悟。釋迦牟尼不僅自己成佛，也把成佛的道理告訴了眾生，那就是眾人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佛就是覺悟了的眾生。同樣，毛澤東一生革命，堅決打破等級壓迫，作為個人，他成功了,但他看到，那些跟著他革命的人卻并沒有，他要把徹底擺脫壓迫的方法告訴大家。

普通大眾一方面深受等級壓迫之苦，一方面自己又深受等級思想文化毒害，等他們也有了一點權力后，與原來的壓迫者相比也不遜色。共產(chǎn)黨的革命也是如此，在革命早期，因為總有強大的敵人，必須要官兵一致、軍民一心，不這樣就無法立足。所以每次在短暫的偏離毛澤東思想后，嚴酷的生存現(xiàn)實又立刻迫使其回歸。

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后，生存壓力解除，龐大的官僚等級制迅速建立了起來，毛澤東思想在很多干部眼里過了時。毛澤東明確反對軍銜制，反對“資產(chǎn)階級法權”，反對干部特殊化，反對一切會導致等級分化的做法，但許多干部卻從內(nèi)心里不愿意，因為他們覺得“天下是老子打的”，“沒功勞也有苦勞”，因此就陽奉陰違。“反黨”、“右派”、“反毛主席”成了維護他們個人利益，打擊提不同意見人的最好借口。這說明，社會主義革命雖然進行了，而相應的文化價值觀并沒有建立起來，大部分的官員、知識分子、普通百姓，頭腦里充斥的仍然是等級思想。

毛澤東眼里的等級是井岡山式的：官兵一致，干部只具有軍事指揮權，但其它方面則與士兵平等,士兵可以監(jiān)督干部。毛澤東希望有一種比資本主義國家還要徹底的大民主，他富有遠見和智慧地看到，“文化”，即每個人頭腦深處的等級價值觀，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大敵，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最后共產(chǎn)黨中的權力獲利者會逐漸修正自己的路線，回到歷史的老路上去，今天的“左派”也可能就是明天的“右派”。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怎么把消除等級壓迫的辦法告訴大家？只有繼續(xù)革命，讓每個人的頭腦中都建立起徹底的平等思想。民主不應該是少數(shù)“精英”才有資格高談闊論的特權，而是每個平民百姓都能夠?qū)崒嵲谠谙碛械臋嗬?/p>

但要這么做，就要損害少數(shù)“精英”的利益，并艱難地喚醒民眾。

毛澤東一生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建立了形式上的人民民主政權。但不論是孫中山推翻一姓王朝還是共產(chǎn)黨建立新中國，離實現(xiàn)真正的人民民主還有一定距離，因為所有人腦子深處的思想并沒有變，仍然是“改朝換代”，期盼著“明君出世”，形式上的改變更大于實質(zhì)。看著那些曾經(jīng)跟著他革命的們戰(zhàn)友正一步一步的走向傳統(tǒng)、走進歷史，重新形成千百年來的執(zhí)政格局，毛澤東決心要做第二件大事。“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對毛澤東來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他發(fā)動了文革。

這個革命要消滅人們頭腦中的等級觀念，完成教育的普及和平民社會的構建，使知識分子文人、官僚等級制度等從此成為歷史名詞，從而“六億神州盡舜堯”，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精神革命。但這個革命遭到等級高端的干部隊伍、知識精英等的強烈反對—或者說對毛澤東對他們這些少數(shù)人不“民主”的“抗爭”，他們采用了西方政治學中所謂的“打不過你，就加入你”的手法。當權階層以及其紅色子弟中許多人一開始就以一種半有組織的形式將整個運動引向歧途，策劃了最初的各種打砸搶等破壞行為，等級思想的變種—血統(tǒng)論、天命論被他們借尸還魂拿出來。對于許多長期受壓迫的群眾，雖然參與到了這個運動中，但因頭腦深處仍然是等級思想，因此在爭取民主及權利的運動中，許多人表現(xiàn)出來的卻是專制和跋扈—這是中國歷史上革命的怪圈，由此也就產(chǎn)生了所謂的文革“亂象”。

文革結束后，一些知識分子、官僚子弟、城里人因為僅僅過了幾天普通老百姓、農(nóng)民的日子，就訴苦訴了幾十年，好象只有他們的“苦難”才是苦難，而今天那些死亡的礦工、失學的兒童、職業(yè)賣血人、愛滋病患者、賣身的婦女等等似乎不存在。他們在控訴自己“不平”遭遇的同時，一再透露出一個信息—我是多么地高人一等啊。歷史就是這樣書寫的，被那些掌握著話語權的少數(shù)人任意涂抹，少數(shù)人的歷史似乎成了全體人民的歷史。

毛澤東一生痛恨等級壓迫，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訴中國社會里上上下下都被等級思想浸淫已久的人們該如何做，如同一個高明的醫(yī)生，告訴重病病人該如何根治疾病。但由于病人病得太厲害了，無法理解并配合醫(yī)生的治療過程，于是在治病過程中就產(chǎn)生了一系列反應。其實不論是反右的擴大化，大躍進中的荒唐，乃至文革中人性的扭曲，都只是在等級文化中長大的人—不論是官員、知識精英們還是普通群眾，在沖突中為維護自身利益不同程度的自我釋放而已，這個幾千年的病根到現(xiàn)在也是存在的。因此以前的畝產(chǎn)萬斤糧變成了今天的GDP、各種評估指標等的造假和鼓吹，以前的打擊“右派”變成了現(xiàn)在的迫害上訪、告狀者，以前語錄不斷變成現(xiàn)在的空話、奉承話連篇，等等。

盡管毛澤東開出了“文革”這樣的猛藥來摧毀這腐朽的價值體系，并試圖建立一個嶄新的價值觀，但所有的病人并沒有真正的反思自己的病癥，一部分人不停地訴苦說醫(yī)生害了自己，另一部分無知的人則隨聲附和。沒有文革這樣的猛藥，在每個人的頭腦深處進行革命，徹底肅清等級思想的話，中國歷史的輪回告訴我們，革命者是很難跳出其宿命怪圈—即最初為了反抗壓迫、追求民主而革命的人，自己終究又得沿襲了幾千年的等級思想，成了新的壓迫者。

雖然文革沒有成功，但也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樹立起了大眾的平等觀，包括把毛澤東自己從神位上請下來，即毛澤東所說的自己死后會被“打得粉碎”，也是他的目的之一吧？因為他自己就處在他號召要推翻的等級金字塔的頂端—盡管是被人身不由己推上去的，將毛澤東請下神壇，正是思想解放重要的一步，也應是文革的目的之一。基督被猶大出賣，不得不死，他選擇了死，并扛著那個釘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場。毛澤東不得不也扛這樣的一副十字架去死，這個十字架就是“文革”。與基督不同的是，毛澤東自己精心的、自覺自愿的打造了這個十字架，并把自己釘了上去,毛澤東“釘死”了自己，而人民獲得了自由。

仔細想想，沒有文革，哪有之后的思想解放和反思？遺憾的是，這種反思被人為地引向了針對個人—而不是針對我們每個人—你、我、他等頭腦深處的等級思想。文革是對我們這個民族及其文化缺陷的一個深層次剖析和暴露，也是民主思想的啟蒙。事后把幾億人的種種行為都歸結于唯一指出問題的偉大導師，這是可笑的，是這種文化缺陷的進一步延續(xù)。捫心自問，我們每個人，有多少勇氣來面對自己真實的內(nèi)心呢？現(xiàn)實中，那些越是有“知識”的人，似乎越會為自己開脫，那些曾經(jīng)很“左”的人，搖身一變，又成了“右”得不行的人。

毛澤東被請下神壇是不夠的，只有通過重新評估文革才能了解其深遠意義及我們文化中的糟粕。為了發(fā)動文革，繞開官僚、知識精英們的反對，毛澤東不得不采用了一些對他們來說不“民主”的政治手段。然而比起全體人民的覺醒，國家長遠的發(fā)展，自己身后的評價又算得了什么呢？但隨后那些復辟者的表現(xiàn)則令人有些不齒了—他們完全出于自己的私心，盡管在文革中其靈魂的丑陋得到不同層次的暴露，但事后卻痛苦流涕地訴苦，扭曲了整個運動的真相。

官僚階層、知識精英們邊指責毛澤東對他們的不民主，邊剝奪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和民主，用官位、資本、職稱學歷、地域、…、等等構建起了一道道軟性的、無形的等級藩籬。只有等級高端的人能夠高談闊論民主，俯視那些向上掙扎的“低素質(zhì)人”，他們讓世人見識了，戴眼鏡的匪徒比拿刀子的強盜更加隱蔽的兇殘、冷漠和自私。普通老百姓沒有說話的渠道，沒有影響法律、制度、政策的能力，因為他不具備種種等級資格。大部分人在等級臺階中痛苦掙扎而不覺，為自己在其中前進了一步而自喜。

如果說文革有什么不足，那就是不徹底，沒有“七八年來一次”，人民的覺醒僅停留在不自覺的萌芽階段，并沒有建立起自覺的、真正為平等敢于反抗的精神，還希望有一個權威的“毛澤東”來幫助他們。這顯然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因為人民的命運只能自己把握，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這正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任何民族，如果只有貌似強大的GDP或科技，如當年的宋朝對遼、金、蒙古；大明對清；大清對日本等，而沒有強大的精神作為支撐，這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正是毛澤東，給我們懦弱的民族精神注入了血性，敢于反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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