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貼發的這篇文章，雖為舊作，但至今讀來，自覺仍未過時，且文中所提到的三大思潮似有愈演愈烈之勢，很值得人們關注。究竟應該謀求一條怎樣的中國社會發展之路？希望讀者諸君通過本文而作進一步深入思考。

危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三大政治思潮　　

        韓西雅   張勤德   陳寒鳴  　　

當前，全國各族人民正在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而努力奮斗。但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所存在的三大政冶思潮及不時授起的風浪，卻嚴重危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一是自由主義的西化思潮。自由主義的西化思潮由來已久，而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危害也最深最烈。譬如，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最主要之點，猶如一根紅線，牽動全局，貫穿始終。國有企業改革本是要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通過調發廣大職工群眾作為主人翁的責任感和積極性、激活企業內在活力、加強科學管理、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來不斷發展狀大社會主義公有經濟。但現在回顧起來，由于自由主義西化思潮的嚴重干擾和破壞，30年的國企改革是在兩個情況下進行過來的：一是一些人們頭腦中總認為中國在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展的情況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是超越了社會發展階段，這樣的社會主義是搞不好的，因而要補資本主義的課；二是實際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體系，特別是有了強大的國有經濟，怎樣才能把它們改變成多像資本主義私有經濟那樣的企業？并不清楚應當怎么辦，只好“摸著石頭過河”、“大膽地闖”。這就便改革開放走了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許多做法是不準確、不成功，甚至是失敗的，國家為之付出了巨大代價，國有企業長期陷入困境，工人階級和勞人民作出了慘痛的犧牲，社會出現并積累起許多問題。　　

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一步棋是擴大企業自主權，簡政放權、減稅讓利。這是1978年提出的。提出這個主張，就是因為受自由主義西化思潮影響的改革主持者們認為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同資本主義企業比不像“企業”，不是自己到市場上去自主經營、自找飯吃，而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必須改變這種狀況。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擴大企業自主權還剛要試點，還沒有眉目的情況下，1979年卻匆匆忙忙作出了一個極端的、從此使國有企業一蹶不振的給企業“斷奶”的決定----“撥改貸”。　　

原來，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和經常性的流動資金都是經上級行政機關核定以后由財政撥給的。從1979年到1983年期間，國務院先后批轉有關部門文件，規定財政不再給國有企業撥付固定資產投資和經常性流動資金，全由企業自己向銀行貸款，并負責還本付息。　　

與此同時，從1983年到1988年，國家規定對國有企業征收實現利潤的55%的所得稅，并且要求稅后還貸。　　

這樣一種政策規定，實際上是要國有企業代替國家完全承擔出資者的經濟責任，國家或為既不出資、也不對投資經嘗后果承擔責任的出資者和所有者。正像有人所說：“‘老板’要辦企業不出錢，讓經營者自己向銀行借貸。企業建成以后則要歸‘老板’所有，而且企業虧損了，‘老板’沒有責任，有了利潤又是‘老板’的。要企業有償使用資金，不考慮企業還貸的資金來源。不說企業經營并不都能賺錢，就算有了利潤，先要繳55%的所得稅以及其它種種上繳，過重的稅收和上繳，使企業根本無法進行積累，無法歸還銀行本金。事實上大部分企業連利息也難以承擔，只能靠再貸款來支付利息。借新債還老債，結果債務越積越多，終至不能自拔。”“撥改貸”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是致命的。而國有企業高額負債不能償還，使得大量銀行貸款有去無回，形成大量的呆壞帳，銀行的金融資產質量不斷惡化。許多國有企業因為不能還貸，銀行也不再肯貸款給他們，被逼到了死路之中。而那些不負責任的人們，卻又以此來證明國有企業搞不好。　　

最最受苦的是工人階級。許多企業出現了停產、半停產，大量工人下崗、領不到工資，生活陷入困境。　　

這種狀況一直拖到1999年，在許多企業早已回天無術，而銀行危機深重以后，才不得不采取“債轉股”的辦法，由財政從發行的特別國債中撥出資金，組建四個資產管理公司，分工收購、管理和處置幾大銀行的不良資產，把銀行原來對企業的債權轉變成為資產營理公司握有企業的投資股權，然后再由資產管理公司把握有的企業股權向社會押價拍賣。這樣一番周轉的結果：銀行收回了不良資產；企業還掉了債務，卻賣出了股權；社會資本從拍賣中以廉價占有了國有企業的股份，國家在資產管理公司押價拍賣企業股權中付出了一定的損失。總算把“撥改貸”所造成的具體困境在銀行和一部分企業中解開了。但更根本的是整個國有企業經過這二十年的折騰消耗，早已大喪元氣，許多已經無可挽回；而這些企業中的工人階級早已吃盡苦頭，許多人已經離廠失業去了。“撥改貸”也以策劃者自認認識誤區的一場嚴重失敗而載入了改革的史冊。　　

在“撥改貸”保持長期影響的情況下，1983、1984兩年，國家又搞了兩步“利改稅”。“利政稅”就是把國有企業的上繳利潤改為按國家規定的稅種及稅率交納稅款，稅后利潤完全歸企業支配，逐步把國家與國有企業的分配關系通過稅收關系固定下來，用稅收這種法律手段來規范國家與企業的利潤關系，解決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問題。問題是企業向國家上繳利潤，經營有利才上繳，多利多繳，少利少繳，無利不繳，作為所有者的國家是要承擔這個用險的。而稅收卻是依法必須繳納的。將投資收益變為強制性的稅收，實際上把風險完全給了企業，國家作為所有者變成只有贏不能輸的固定收益者。在兩步“利改稅”推行了，出現了全國國營企業實現利潤連續22個月滑坡的局面，國有企業又在這方面遭受了一番傷害。“利改稅”也因此以失敗宣告終結。　　

兩步“利改稅”失敗以后，國企改革如何深化？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有人說：“為增強企業活力，國家勢必要進一步給企業放權讓利。但是，為了保證財政收入，國家又必須加強對企業的控制和管理。正是這極為矛盾的兩難操作，交替書寫著國企改革的歷史。”這倒是實事求是的說法。這里透露出來的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倒底誰吃了誰的“大鍋飯”？改革的獻策者們認定是職工吃了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了國家的大鍋飯，但從不說國家的“大鍋飯”是企業上繳的，企業的“大鍋飯”是職工創造的！國家固然怕企業搞不活，但同樣怕拿不到企業的上繳。　　

在這樣的制約下，從多種方案比較中，國家決定從1987年下半年起全面推行承包責任制。到當年年底，全國實行各種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國營大中型工業企業已達到82%，國營大中型商業企業也達到60%以上。　　

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在“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補”的原則下，有多種多樣的不同做法。　　

就企業內部勞動人事制度而言，一般是由企業主要負責人成領導班子同企業上級行政機關簽訂承包合同。許多承包合同“暗箱操作”，不經職工民主決定。承包人一經確定，為了達到“優勝劣汰、減員增效”的目的，整個企業由承包人“重新組閣”、“競爭上崗”，企業原有干部、職工由承包人重新選聘、雇傭，許多干部、職工因此下崗失業。承包人成了“老板”，干部職工的去留全由“老板”決定。誰上誰下，許多企業實際是由同承包人的關系疏密好惡決定的。一些企業實行全員抵押承包，或要求職工入股，職工只有繳納了抵押金或股金才有上崗的權利，不然就不能上崗。職工們憾嘆：“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一些企業承包以后并沒有搞好，職工們的抵押金、股金也泡了湯。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工人階級的主人地位第一次受到全面性的沖擊。　　

承包制從1987年到1990年的三年間雖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顯露了許多弊端，主要是承包是有期限、有指標的，承包者個人只有在承包期內獲利才可以多得，這就自然地使承包者只顧承包期的短期利益，普遍地出現擴大虛假利潤，以達到增加承包者自身收入的目的。此外，拚設備、拚材料、拚能耗、拚人員以求利潤最大化，也是眾多承包企業的常見行為，這對國有企業造或了毀壞性的重大打擊。由于承包制存在無法克服的制度性缺陷，使承包制始終無法完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使企業越來越缺乏后勁。盡管改革獻策者提出種種完善承包制的主張，卻一無可取，完善承包制也因徒勞而告終。　　

在推行承包制之前，即1985至1986年間還發生過一個急于要搞國有企業破產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前，某個國有企業沒有搞好，但只要它有搞好的必要，那就是加強其領導，進行整頓、改進的問題。如果這個企業已經存在的必要，那就是關停關轉；生產瓷料、債權債務等由上級機關處置，職工另行安排工作，并無難處。改革開放以后，改革的主持者在國有企業無論如何都搞不好的總的觀念影響下，認為許多企業都已應該淘汰出局了，應該采用資本主義私有企業破產的辦法來處理這些國有企業，因此，急不可耐地要求制訂一部《破產法》。但是，當時我國還沒有一部全面規范工業企業的完整法律，破產只是企業法制中的最后一個問題，應當先制定《工業企業法》，在此基礎上再制訂后為其子法的《企業破產法》。而當時主持改革的領導人刻不容緩，先推動沈陽市制定了一個地方的行政法規，向五家企業發出破產的“黃牌警告”，并在一年后的1986年8月對沈陽防爆器械廠實行了破產。然后，急促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86年12月2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該法附加一條：《破產法》要等《工業企業法》實施三個月后才得試行。當時，《工業企業法》還沒有討論。一部已經最高立法機構通過的子法律要等尚未經最高立法機構討論的主要法律生效三個月后再試行，這是中國立法史上僅有、世界立法史上少見的現象。這實際反映出領導者們對國有企業的厭煩心理。　　

沈陽防爆器械廠原為一些家庭婦女創辦的集體企業，后轉為國有。破產以后，職工失去原有職業，由勞動部門按待業人員進行管理、培訓和組織就業，同時鼓勵他們自謀職業。沈陽市政府規定，全體“待業”職工在半年之內可以領取標準工資的75%，作為倒閉救濟金，半年之后救濟金改為每月30元，領取每月30元倒閉救濟金的兩年之后則將由民政部門按社會救濟金標準發給。職工們陷此境地，痛心疾首，女工們、尤其是當年曾經辛苦創業的“元老”們痛哭流涕；許多職工對企業破產及處置職工之舉十分冷漠，有二十幾人當場聲明不領救濟金，自尋生路，另有二十多人要求提前退休。　　

小小的沈陽防爆器械廠破產，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沖擊波。對于中國廣大工人階級群眾來說，好像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懸在頭上。盡管企業辦壞有許多原因，但無論如何普通職工是不能負主要責任的。　　

改革勞動用工制度，自始就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主要問題。改革開放中，主導改革的不少人認為我國的國有企業，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工人只能進不能出，這樣的企業搞不好。他們并不深入思考國有企業之所以搞不好的原因，完全推脫其所實施的改革舉措將國有企業逼上死路的責任，更全然不顧我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這個期間是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許多企業是新建的，生產、經營、規模都在發展之中，大多數干部、工人都是新上崗位，都很年輕，并無把企業人員經常大批精簡出去的必要。加上中國勞動力多，當時的方針就是高就業、低分配，“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把勞動力培養儲備在企業之中，這有利于社會的穩定，也有利于以后建設的需要。這是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方針。再從根本上來說，我國的社會主義《憲法》明確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國家應當通過各種途徑為公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再說，職工在企業中任職勞動以后領取的工資是他們自力更生創造的，是無可非議的。改革的獻策者們卻硬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看問題，認為資本辦企業就是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用人越少越好，勞動力成本越低越好；勞動力必須流動，必須讓勞動者相互競爭，勞動者只有在隨時面臨喪失職業的壓力之下才會誠實勞動。甚至有人認為社會需要有一支失業的勞動后備軍，用來壓低市場的勞動力價格，以有利于企業和資本。所以，對于我們那種體現職工是企業主人的勞動用工制度必須改革。　　

當時，提出了“優化勞動組合”的主張。從1985年開始，北京、沈陽、青島和株州四城市先后在部分企業進行優化勞動組合的試點。1986年，國務院發布《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度皆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等改革勞動制度的四個規定。這是對建國以來我國勞動制度的重大改革，其深刻的內涵就是把工人階級作為改革對像了。　　

1988年，作為完善企業承包制的配套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原國家經委在全國承包經營責任制座談會上明確提出要大力推行優化勞動組合，推進勞動制度的改革。到年底，全國已有3.6萬個國營企業、1300萬職工實行了優化勞動組合；部分集體企業也開展了這項工作。　　

“優化勞動組合”的最主要之點就是企業的全體人員，從干部到工人，人人取消原有的職務、工資，摔掉“鐵飯碗”；根據精簡機構的要求，重新競爭上崗，優勝劣汰；分配拉開差距，獎勤罰懶。　　

經過優化勞動組合，全國企業出現了一批富余人員。所謂富余人員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精簡機構，經過嚴格定編定員或是由生產調整而多余的人員；二是經過考試考核不合格者；三是老、弱、病、殘不能頂崗者。為了穩定局勢，盡可能減輕社會震動，當時要求企業采取了一些安置辦法：第一類采取重新組合，改上其他崗位；第二類進行辦班培訓，考試合格后重新組合，同時還通過開發新產品、發展橫向經濟聯合、興辦第三產業、創建廠內勞務市場等多渠道安置大上兩類人員；對第三類則通過制定相應政策適當安排，如提前退休、休長假或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等等。　　

一個勞動合同制，通過人人都同企業簽訂一份勞動合同，明確了職工與企業之間只是雇傭與被雇傭的契約關系，職工與企業的生產資料無關了，職工的企業主人地位也就不復存在。在此基礎上經過優化勞動組合，在崗的“鐵飯碗”砸掉了；干部職工都能上能下、能進能出，一大批人下崗失業了。這是工人階級主人地位喪失的又一大過程。　　

198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急風暴雨的一年。改革主持者們下決心下要在這一年闖一闖物價改革這一關。鄧小平多次講話鼓勵“闖關”：“膽子要大一點，不要怕風險。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成路。”結果，闖出了一個全國搶購商品、擠兌銀行存款的風潮；闖出一個官倒泛濫風潮；闖出一個皮包公司擾亂市場風潮；闖出1989年的大動亂。于是，不得不進行治理整頓。然而，改革主持者們的意志是不可動搖的。稍一穩定，又抓緊推進改革，并進一步明確了不要問姓社姓資，中國要實行市場經濟。　　

與此相配套，工人階級的輪位還必須進一步改變。1992年1月25日，勞動部、國務院生產辦公室、國家體改委、人事部、全國總工會聯合發出《關于深化企業勞動人事、工資分配、社會保險制度的意見》，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以來，企業勞動人事、工資分配、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從整體上看，企業內部“鐵交椅”、“鐵飯碗”、“鐵工資”弊端沒有完全破除，影響了職工主人翁責任感和積極性的充分發揮。深化企業勞動人事、工資分配、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在企業內部真正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工資能升能降”的機制，成為當前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的重要任務。國務院批轉的《國家體改委關于一九九二年經濟體制改革要點》也指出：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能高能低的內部分配制度；打破“鐵飯碗”，建立能進能出的勞動用工制度；打破“鐵交椅”，建立能上能下的干部管理制度；建立企業內部多配和建設投資約束機制，不斷完善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根據這兩個文件的精神，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破三鐵”運動。據統計，全國進行三項制度改革試點的企業達6萬多戶，涉及3000多萬職工，占職工總數的30%。　　

前面說了，改革開放以來，對于工人階級的勞動工資制度已經先后采取過一些改革措施，但這樣尖銳地提出“破三鐵”，那還真是建國以來破天荒第一次。對于在舊社會飽受失業、剝削之苦的廣大工人階級群眾來說，解放以后穩定的勞動工作崗位，雖然不高、但也還公平而有保障的工資福利待遇，工人勞動被尊重的地位，那真體會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沒有后顧之憂，大家可以安安心心地為國家建設工作，艱苦樸素，齊心奮斗。現在卻突然全要破掉，實在毫無思想準備。而許多主其事者卻又氣勢洶洶，很不注意工人群眾的實際難處和思想顧慮，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要“以三鐵----鐵心腸、鐵手腕、鐵辦法來砸三鐵---鐵交椅、鐵飯碗、鐵工資”。實際工作沒有做妥當，社會保障制度還遠沒有建立起來，對“優化組合”下來的大量富余人員，政府主觀的政策是“以企業自我消化為主”，“誰家的孩子誰家抱走”。但企業本是因為全產經營狀況不好，開工不足才產生富余人員，現在“優化”下來怎么能找到崗位？如何“自我消化”？政府還號召“大辦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必須消費需求旺盛才能興隆，制造了大量失業又怎么能使第三產業發展起來？　　

簡單粗暴，把工人群眾逼得走投無路，激起了強烈的反抗。在一些地方不時發生被辭或被優化組合掉的職工辱罵、毆打甚至殺害廠長、經理的事。一些失去飯碗的職工，找到主管部門，這些郎門為穩定社會秩序不得不包下來，另行安排。大量富余職工仍被沉積在企業內，沒有出路，最終導致“破三鐵”破產。　　

“破三鐵”的失敗，使人們看到我們有些掌握著改革人權的人是多么的主觀主義，不切實際。而他們那種不顧工人階級群眾死活的貴族老爺式態度，確實使人們感到這些人是另有一種立場、感情的。　　

急急忙忙、不計后果地搞“破三鐵”，體現了改革主持者們的煩燥。“破三鐵”破產了，再怎么辦？在鄧小平南方講話的推動下，順應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要求我們必須是市場紅濟才能參加世貿組織的壓力，黨的十四大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跨出了這一步，使1992年成成為中國改革開放重大轉折的一年。　　

其實，從改革肇始之際，改革主持者們一個心知肚明的思想，就是要使中國經濟、中國企業恩有資本主義經濟和企業那種自覺自動唯利是圖的“生機”和“活力”。但到1992年的十四年來，他們都還是想在保持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的情況下，稍作改動-----如承包制等，使國有企業改出資本主義企業那種“活力”來。結果都達不到目的，相反卻引出許多問題。企業受到損傷、職工遭受痛苦、國家遭受損失，在困境中出不來。　　

到這時候，改革的獻策者們突然醒悟，說：“十多年的國有企業受革所以沒有達到預期目標，是因為迄今為止的改革都是在維持傳統體制框架（引者注：指社會主義公有體制）不變的前提下所進行的利益關系調整，沒有觸及到傳統企業（引者注：指國自企業）的制度基礎，在深化企業改革中出現的各種深層次矛盾，無一不與傳統的企業制度有著直接關系。要解決這些矛盾，就應該從制度建設入手，把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從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性調整轉變到以理順產權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制度創新上來，變革微觀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代企業制度。”他們把“現代企業制度”用16個字來概括：“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他們反反復復地強調“企業制度是經濟體制的基礎”，“企業是市場的基本經濟單元，經濟細胞不活，市場就無法正常發育；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行為不規范，市場就無法正常運行。具有明晰產權、明確職責、行為規范、科學管理的企業，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常運行的基礎。因此，要構造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首要的是重新塑造我國的企業制度。否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人類歷史上，即使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領域中，并沒有一種什么“現代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王玨杜撰“創新”出來的，實際上誰也不知道是什么東西。改革獻策者們都是一些自稱“精英”的“秀才”，他們講了一大堆令人費解的話，究竟要說什么？其內心的真實要求只有他們自己清楚，這就是要有一種資本主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的企業。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私人占有資本，他們為了獲取資本利潤，創辦獨資、合資或股份公司，在市場上自由購買生產資料、雇傭工人，生產經營各種商品，在市場上自由銷售。市場價格浮動，他們敏感，有利就干，無利不干；利大大干，利小小干。賺了虧了，都是資本主自己負責。這就是“精英”們所說的企業生機和活力。　　

可是，“精英”們現在有難處，我們的生產資料是國家公有的，他們還無權、也不可能使之變成私人所有。并且又還必須說我們是在搞社會主義，不能公然宣稱要把企業搞成資本主義私有。這就逼使他們說“應該從制度建設著手”“理順產權關系”，“變革微觀經濟基礎的史產關系”，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那十六個字中，靈魂就是“產權清晰”這四個字。具體目標就是要讓國有企業的主要經營管理負責人的個人利益同資本利潤掛起鉤來。企業利潤高，他的個人收入也高；企業虧了則要受罰。企圖用這樣的辦法來使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即使他們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能夠變成像資本主一樣，一心謀利，唯利是圖。職工也全由其雇傭，哪怕殘酷剝削壓迫也下得了手。像這樣講明實質當然就不大好看，太露骨了，所以，“精英”們不得不用些玄而又玄的詞藻來掩飾，但實質就是如此，掩飾只能蒙騙一時而絕不可能長久。　　

要把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改成這樣的“現代企業”，當然是有許多困難的。生產資料畢竟還是國有的。當時，國家又不給注資，債務累累，要經營者負全責，他怎么負得起？虧了，這么大的企業，他也賠不起。工人階級不同意這種私有化的做法，各方面的認識也不一致，引發了許多爭論。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從1993年提出，直至1995年，一直在各種爭論之中，只在一部分大企業中進行過公司制建設而已。　　

在此期間，廣大面上的國有企業情況越來越惡化。國家不給注資，企業債務沉重，流動資金奇缺，社會負擔沉重。在此情況下，國家經貿委又提出一個“優化資本結構”試點的主張，目的是減輕企業早已債臺高筑的債務負擔；改造明顯落后的設備和技術工藝；分離企業辦社會的職能、分流企業富余人員；沖抵破產企業的呆壞帳和資產損失、安置破產企業失業人員。開始打算試18個城市，所擴大到50個、111個城市。但這主張實在不切實際，無論是增資、改造，還是分流、破產，都必須有錢。試點所能集中到的資金，杯水車薪。真正干了的是“分流”和“破產”。各城市提出，兩年內計劃分流富余人員70萬人，占現有富余人員的一半。1994年統計，16城市達到破產條件的企業156戶，上海、天津、武漢等地都破掉了一些企業。　　

整個社會就業形勢趨于嚴峻。“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城市分流、破產下來的企業職工，盡管國家給予了特殊政策，仍然不可能完全安置。許多國有企業不僅不能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反而需要向社會分流人員。據統計，1996年底國肖單位職工為10949萬人，比上年減少6萬人；集體經濟單位職工為2954萬人，比上年底減少122萬人。全國有數以千萬計的企業富余人員，加上新增勞動力和規模巨大的農業利余勞動力，在勞動力需求明顯不足的情況下，對就業構成了極大的壓力。　　

延至1997年，在111個試點城市中，國有企業破產終結的675戶、被兼并企業1022戶、減人增效企業789戶。通過兼并、破產和減人增效，共分流富余人員1687萬人。　　

整個企業“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從1994年提出，1995年實施，轟轟烈烈地搞了三年，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最后不了了之收場。　　

1995年，改革思路上形成了一種認識：搞好國有企業，不可能全部都搞好、全部都搞活，也不可平均用力，齊頭并進。應該抓主要矛盾，抓住少數關鍵，先把影響全局的大企業搞好。先是重慶市，在1994年提出了“抓大放小”的主張。　1995年9月28日　，中共十四廟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新思路，決意實施“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建議》指出：“要著眼于搞好整個國有經濟，通過存量資產的流動和重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主張區別不同情況，采取“改組、聯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國有小企業改革改組步伐”。當時認為不放活國有小企業，不收縮國有經濟面面俱到的巨大攤子，就不可能實現國氏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的發展。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國有企業普遍虧損，小型企業虧損面最大，虧損率也大于大型企業，這些企業分布于全國各市縣，面廣人多，成為地方政府的負擔。許多企業負責人也早已要求改變局面。“抓大放小”的方針一經提出，立即峰涌而起，許多地方下命令、下指標、限時限量推進。在短短幾年時間，全國中小國有企業、公有企業幾乎全都變成了非公有制。生產資料絕大部分由原來的企業領導人、領導班子這些共產黨員、黨的干部占有，他們變成了“老板”，職工集體參股屬于少數，大多數受雇于新的資本主；許多人買斷了工齡，下崗失業。相當一部分企業政制以后并未成活，相繼破產關閉。由于這種狀況是分布在整個中國各地大、中、小城市和集鎮，中國的城鎮已是私有經濟的天下，影響十分深遠。　　

1997年，出現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對工業生產制約增強，生產能力放空，下崗人員增多，失業問題突出的問題。這是因為多年來重復建設形成的生產能力過剩，使一些產品生產大于需求，銷售不暢。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97年有900多種產品半數以上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下崗人員總數已超過1000萬人。隨著國有企業改革與調整力度的加大，隱性失業將日益顯性化，下崗職工、失業人數增多，加上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向城鎮轉移，失業問題日益突出，成為影響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如何搞好“分離分流”和再就業工詐，將直接影響到工業的正常運行和改革發展。由于企業效益差，職工下崗、分流人數增加，來自國有和集體經濟單位的居民收入明顯下降，從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牧入構成來看，來自國有、集體經濟單位的民氏勞動發入人均3602元，比上年增長2.5%，扣除物價因素，實際下降0.6%。　　

在此形勢下，改革獻策者們又“創新”出新的理論，那就是“人員流動和職工下崗是難以避免的”之說。他們搞市場經濟，失業是難免的；為了壓低勞動力價格，認為需要一支勞動力后備軍，促使勞動者互相競爭，勞動力應當在市場中流動。這“理論”的提出，打破了失業是資本主義的特征、充分就業是社會主義的特征的傳統觀念，打破了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分流應由國家包下來的觀念，樹立了黨和各級政府要采取積極措施，依靠社會各方面力量，關心和安排下崗職工的生活，搞好職工培訓，推進再就業工程，廣大職工也要轉變就業觀念，努力適應改革和發展要求的新觀念。于是，國有企業改制的一大目標，就是“減員增效”，減少企業用工定額。采取“下崗”、“內退”、“提前退休”、“買斷工齡”等等辦法，結果造成三千萬原來國有企業的職工失業下崗。這三千萬下崗職工，卻是原來我國工人階級的骨干力量。他們一般都有初中、高中的文化水平；有十幾、二十、三十年的工齡；都有一門工業、交通、基建、財貿等等的專業技能；他們曾經長期組織在現代大工業和高度社會化的企事業單位中，經受了組織紀律、集體主義的鍛煉；他們長期受到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階級覺悟，是不愧為中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能夠在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中發揮領導作用的先進階級隊伍。

可以說，1997年是國有企業實施兼并破產，減員增效、職工下崗分流，再就業工程的開篇之年，是中國經濟、中國國有企業、中國工人階級社會地位演變采取大動作的一年，影響深遠，很值得后人深思。　　

一方面，到1997年前后，中國國有企業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國有大中型企業虧損日益嚴重，引發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大面積的企業停產、半停產，開工不足；相當數量的職工下崗、失業；職工工資收入下降；大量企業拖欠銀行貸款本息；企業缺乏流動資金進行簡單再生產，更不用說進行技術改造和新產品開發。在財政不愿提供虧損補貼、銀行不愿提供貸款的情況下，國有虧損企業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影響穩定的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盡管國有企業已經面臨重重困難，但是，國有企業作為國家財政發入主要來源的支柱作用沒有減輕。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國有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已降到全部工業產值的1/4左右，國有企業卻仍然承擔著國家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1980年，國有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為76.0%時，相應地，國有經濟單位為國家提供的財政收入占86.9%；1990年，國有工業企業的產值降到54.6%，相應地，國有經濟單位為國家提供的財政收入占71.3%；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降到33.9%，而國有經濟單位為國家提供的財政收入仍占71.1%。1997年，全國工商稅收的總收入為6861.2億元，其中國有企業提供的工商稅牧為3864.86億元，占56.3%，但當年國有工業企業的比重只占25.5%，集體企業的產值占38.1%，城鄉個體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占17.9%，其他經濟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占18.4%。多元經濟并存的格局使產出的所有制構成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國家稅收的所有制構成并未相應同步變化。國有企業以1/4的產出提供1/2強的稅收。在整個改革進程中，國有經濟承擔了大量的改革成本，實際上是以國有企業的犧牲換來了非公有經濟的大發展。　　

黨和國家從1997年開始，堅決實行“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實現再就業工程”的方針，目的是要爭取國有企業三年脫困，搞好國有企業，并堅信“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年脫困、三年建制的目標能夠實現”。但進入1999年，國民經濟總體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如有效需求不足。從消費來看，由于部分企業效益還不理想，1999年兼并破產力度加大將使下崗人員增多，部分誠鎮居民收入增長放慢甚至下降；居民對住房、醫療和教育等各項改革預期支出難以改變；由于糧棉價格下降，鄉鎮企業不景氣，農民負擔依然較重，農業結構調整位度大，農民收入缺乏新的增長點，農村市場在短期內難以有效啟動；再加上抑制消費的體制因素尚未改變，消費需求難以有更高回升。一般產品總量過剩嚴重。下業企業資金結構性緊張。工業企業效益不穩定。下崗工人激增，社會保障等配套改革長期滯后。市場秩序混亂問題愈益突出。結果，到年末，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總數達到1174萬人（一說是1190萬人），當年新增564萬人，其中，通過各種途徑實現再就業的492萬人（一說是450萬人），退休、自然死亡等減少32萬人；年末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65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0萬人。93%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其中90%以上領到了基本生活費。全國667個城市、1682個縣已全部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共有526萬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救濟。　　

針對這個情況，國家要求加強下崗職工勞動合同管理。要求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都應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并嚴格按國家有關規定簽訂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協議。下崗職工在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期間已實現再就業以及三年協議期滿仍未再就業的，企業應當依法及時與其解除勞動合同。對已經與新工作單位有了半年以上事實勞動關系的企業職工，原企業應當及時與其解除勞動合同；新的用人單位應當依法與其簽訂勞動合同，建立新的勞動關系。對領取工商執照并已從事半年以上個體勞動的企業職工，企業應當與其解除勞動關系。下崗職工已實現再就業的，原來的社會保險繳費年限連續計算。企業解除下崗職工勞動合同后，要依法妥善解決好與下崗職工的債權債務問題。下崗職工通過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保障其基本生活，最長時間為三年；期滿后仍未就業的，按規定領取失業保險金，最長時間為兩年；享受失業保險兩年仍未就業的，按規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國家的這套辦法，倒真是環環相扣，滴水不漏。采取這套辦法，說目的是為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搞好國有企業，搞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實際上卻是把數千萬中國工人階級成員先同國有企業、國有生產資料割斷關系，取消他們企業主人的資格；如果再不能就業，就連失業工人、也就是一般的工人階級的資格都取消掉，把他們完全降為一般的居民。原來那支特別富于革命精神、特別能戰斗的中國工人階級隊伍就這樣被瓦解掉了！中國工人階級居然落到這種冷酷的下場，那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無數的革命先烈、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和廣大工人階級成員們所完全想像不到的。　　

更令人吃驚的，就在這1999年，出現了一篇石破天驚、令人振聾發聵的文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表了一篇系統分析近二十年來國企改革思路的研究報告。　　

正當改革的領導者們還在那兒信誓旦旦地聲稱要努力實現國有企業三年脫困之時，這篇報告卻提出了一個焦點思想：國有企業同市場經濟不能兼容，這等于坦言發展市場經濟不是為了搞好國有企業。報告說：國家既已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那末，國有企業的改革目標就首先必須服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雖然報告說國家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其用以闡明觀點的立論根據卻是一般的、天下通行的市場經濟。該報告的核心在于指出非公有經濟對市場經濟的重要性，稱：“市場經濟是在市場交換逐漸發展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市場交換有兩個前提：存在社會分工和不同所有有。”所以，非公有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天然兼容的，它們互為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和條件。”“可以說，沒有非公有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報告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能夠與之相應的、相容的微觀基礎上，這種微觀基礎與計劃經濟賴以存在的微觀基礎是根本不同的。傳統的（引者注：實指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與計劃經濟天然兼容，可以說沒有國有企業就沒有計劃經濟。”因此，在單一的國有經濟基礎上，或者在國民經濟中國有經濟占較大比重的基礎上，是無法建立或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即使部分地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也難以正常運行。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從宏觀層次上對國民經濟的所有制進行改革，對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有制結構不能是國有經濟占絕對優勢比重的結構，而只能是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的混合經濟結構。在這種微觀基礎上，才可能形成真正意義的市場關系和真正意義的市場競爭。不首先從宏觀層次上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重組，只著眼于從微觀層次上對一個個的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不能解決使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兼容的問題。　　

這份報告從近二十年來的國有企業改革思路中得到的教訓是：“改革以來，我們對國有企業改革長時間以來沒有跳出僅僅從微觀層次上著眼國有企業的改革，只針對國有企業手身存在的問題，考慮如何把國有企業改革成運行良好的國有企業。例如，擴大企業自主權、利改稅、實行承包制、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及其他種種改革，都是針對國有企業本身存在的問題而實施的。”“自從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國有企業改革方向以來，負責全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國家經貿委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有更趨惡化之勢。”　　

讀這些論斷，不是令人大吃一驚嗎？原來此前二十多年中對國有企業所進行的各種改革，路子都不對，致使“迄今國有企業改革沒有取得應有的成功”！那么，究竟應如何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呢？報告給出了一個路子，就是“國有企業的改革應分為兩個層次來考慮和進行：一是宏觀的層次，在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后，國有企業改革目標首先必須服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要對國有經濟的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確定哪些部門國有企業需要繼續保留和發展，在哪些部門國有企業需要退出；在國有企業需要保留和發展的部門中，在哪些部門國有企業需要保持壟斷或控制的地位，而在哪些部門國有企業無須保持壟斷或控制地位。二是微觀的層次，國有企業微觀層次的改革目標必須服從其宏觀層次的目標。要使那些應從國民經濟中退出的國有企業有序地退出，使那些應該在一部門中讓出壟斷和控制地位的國有企業有序地讓出；對那些應該保留和發展的國有企業按不同類別（如公益性、政策性、壟斷性、國有獨資、國有控股等）進行改革，對那些需要先發展后退出的國有企業，在退出前也要進行政革。宏觀層次的改革是微觀層次改革的前提，工者應結合進行。”報告在論述國有企業去留時，最簡括的一句話是：“讓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部門，讓其在公益性、政策性、保障國家和社會安全等部門保留和發展。”　　

這篇報告的具體部分就是提出了一系列國有企業退出的方案。與此相應，主張“允許非國有經濟進入那些無須由國有經濟控制或壟斷的部門，并在各方面破除對非公有經濟的歧視”。盡管報告也說了句“國有經濟為主導”，但并未說明為什么國有經濟為主導，相反地卻明確肯定“在國有經濟內部不存在真正意義的市場交換”，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有制結構不能是國有經濟占絕對優勢比重的結構。”所以，所謂“國有經濟為主導”實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話。據此，報告留給國有企業出只是“公益性、政策性、保障國家和社會安全等”并不主導市場交換和競爭的部門。　　

我們認為，這篇報告的可貴之處在于它敢于坦言，說了實話。它的主部論斷，既宣布了二十多年來包括建立現代企業在內的對國有企業的各種改革都沒有找對路子，都是不成功的；又明確斷定“沒有非必有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主張國有經濟從競爭領域中退出，放手發展非公有經濟。它實際上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規定。這篇報告用“非公有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天然兼容的”這一簡明的語言揭開了人們多年來不予揭開的一個客觀真理：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之前加上“社會主義”這個前置詞沒有實際意義。西方國家在中國參加世貿組織問題上逼迫我們承認自己要搞市場經濟、放棄計劃經濟，實際就是要我們承諾要搞生產資料私有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放棄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在此情況下，如果中國經濟因此而也具有了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那種“活力”，那末，我們“搞活”的實質上也只是一種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遵循并運用同一種“游戲規則”、相互間毫無本質區別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結果，對于那些要在中國補資本主義課的人們來說，當然是完全符合心意的。而對于被重新淪落受剝削受奴役地位的無產階級來說，當然只是一種災難，是無法滿意的。　　

這份報告起了劃階段的重大作用。從此，盡管慎重的黨和國家深知《憲法》規定的根本原則不能輕易變更，但在實際上作中，我們卻可看到一系列“潤物無聲”的進展，如1999年《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有這樣一段：“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要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完善結合起來，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高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在堅持國有、集體等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前提下，鼓勵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國有經濟有著廣闊發展的空間，總量將會繼續增加，整體素質進一步提高，分布更加合理，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會有所減少。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加強，這種減少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　　

如此這般地推演到2003年，各地進一步對中小國有企業采取改組、聯合、租賃、承包經營、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種形式的放開搞活，國有小型企業的改制達81.6%。相當一批國有企業關閉破產，截至2003年底，全國共實施政策性關閉破產項目3307戶，涉及職工600萬人。初步估算，全國正有一半以上需要退出市場的國百大中型特困企業和資源枯竭礦山實施了關閉破產，一些沿海地區長期積累的需退出市場的國有企業絕大多數已經關閉破產。　　

經過這樣一種實際是由自由主義西化思潮主導的國有企業改革，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呈現出“五化”狀況：一是雇傭化。目前約有一億多職工在個體、私營和“三資”企業等各類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約占全部職工的一半。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指出，職工在私營企業勞動是具有雇傭性質的。不少集體企業和絕大多數鄉鎮企業，名為公有而實為私營，在這類企業中勞動的職工自然也是雇傭勞動者。至于國有企業，通過種種改革舉措，實行了“小賣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被賣給了中外資產者，變成了私有企業；一部分經營者或管理層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質也有了部分變化。在后類企業“改制”過程中，有些企業也搞點“工人持股”，這其實不過是蒙騙工人的手段，因為即使每個工人分得幾百、千把元人民幣的股權，也絕不可能改變其實際的階級地位；有的，甚至還要工人給企業投入現錢以作為其參股的必需條件，不投便不能上崗。這樣做既使工人受害，又模糊了工人的階級意識。這些“改制”，很多由少數人“暗箱操作”，并不經過職工代表大會議決，遭到工人群眾的強烈反對。在改制過程中，不認真評估，甚至有意低估企業資產，在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同時，人為造就了一批資產者。　2000年8月7日　的《浙江工人日報》刊登了一篇新華社記者關于國有中小企業“改制”的調查報告，題為《“新百萬富翁”震蕩大江南北》。該文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國有中小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經營者持大股”被認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業界的廣泛推崇。通過多種多樣的購股方式，相當一批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在“一夜之間”驟然擁有數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股份，社會生活領域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新百萬富翁”群體。這些人在經營管理國有企業時無所作為或很少有所作為，并把國企衰敗的原因歸咎為“產權不明晰”，工人素質低下，而一到化公為私式的“改制”時，便各顯神通，想方設法地破解籌資難題，有的向親朋好友借款，有的以個人資產做抵押向銀行借貸，更有當地政府從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借”給經營者，或政府獎勵經營者一部分技術或管理要素獎，讓其“虛擬入股”，而其本人并未出一分錢或只出很少錢的經營者卻搖身一變成為持大股者。還有的經營者居然動用職工工資節余基金配股，使自己占有大部分股額。這樣一些獲得了大股的經營者坦言，與過去“一刀兩斷”了，從此為自己好好干！而在經過如此改制后的企業從事生產勞動的職工群眾，其身份亦有了本質性變化，即由原來的企業主人翁淪變而為雇傭勞動者。此外，國有大型企業實行股份制，有外商或國內私有企業主入股，國有股部分則強調經營者是產權代表，作為產權代表的經營者及以之為核心的管理層持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享獲高額年薪，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職工的十幾倍、幾十倍乃至上百上千倍。在這樣的股份制企業中從事生產勞動的職工群眾，實質上也成為雇傭勞動者。更重要的是國家勞動制度上規定“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和利務的協議。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這就從根本上取消了職工企業主義的地位；即使是完全國有企業中的職工，也只是雇傭勞動者了。二是貧困化。比之于私營企業主、個體經營者和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上層，我國工人階級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處于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狀況。20余年來，我國私營企業能夠迅猛發展起來，外商投資者愿意來華經商辦企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這從又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狀況。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階級中還有一部分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即連最低生活水平都難以維持。這有兩種情況：一是只有最低工資收入或最低工資線以下的收入；一是雖然收入高過最低工資線，但同他原來的工資收入相比大大下降，加上其本人或家庭成員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災害，基本難以維持下去，陷入絕對貧困的窘境。絕對貧困的職工究竟有多少？這似可從一個數字作出推算：全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萬人，還有數目難以統計的漏保者不在其中，故而處于最低生活水平線以下的人當遠遠不止這2053萬。他們維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難，更難以養老撫幼、子女上學、看病買藥、住房消費等等負擔。在他們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發生過“賣血”“賣淫”之事，甚至自殺身亡的慘劇也并不鮮見。三是無權化。當今社會輿論和傳播媒介對職工群眾有“困難群體”的稱謂，這主要是就其生產狀況而言的；又有“弱勢群體”的稱謂，這則就其政治生活狀況而言的。本來，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具體說來，職工群眾最切身感受到的政治民主權力乃是其在企業有參加管理之權。過去，盡管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在實際操作中有流于形式之弊，但職代會和工會組織在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方面還是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廣大職工群眾由此而感受到了自己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主人的地位。但現在企業中的職代會則普遍存在形式主義，有的干脆不召開職代會，連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棄置不用。像企業如何改制、企業對職工實施“買斷工齡”或“一刀切”的舉措等諸如此類直接關系到企業和職工命運的重大事宜，很少讓職工參與討論，職工幾無知情權，更遑論參與日常管理和參與企業經營方針、發展方向的討論決策了。至于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據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研究報告》一書披露，1993年以來，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共產黨員比例逐年上升，而產業工人中黨、團員比例則不斷下降。現今的工人、尤其是下崗失業者，與黨組織幾無聯系，很少參與、也很少關心黨組織的活動或有關政策精神的宣傳學習。思想理論上諱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把私營企業主等新生資產階級界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實質上是要磨滅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本質區別，掩蓋剝削者同被剝削者的根本矛盾，模糊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又反反復復地強調“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社會主義要經過幾十代人的努力，“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未來的事情有具體如何發展，應該由未來的實踐去回答”，“不可能也不必要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以往的經驗教訓已充分說明，這樣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有人甚至說，中國究竟是否要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得讓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樣一個二三千年后的人去做決定。這樣一些“主流”性的鼓倡，嚴重地動搖和渙散了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成員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企業基層黨組織很少對職工群眾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而是聽任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損人利己、享樂主義等腐朽思想在工人群眾中傳播，工人群眾、尤其是青年職工難以樹立起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在這種情況下，說普通工人群眾與黨的關系逐漸疏遠、情感淡化，絕非毫無事實根據。此外，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工人、農民的代表為511名，僅占代表總數2984人的18.46%；有人認為，工人、農民民主意識薄弱、素質能力低下，缺乏參政議事能力，不能當選為代表，而只應由那些“精英”或中產階級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去參與討論決策國家事務。這也反映出工人政治地位的下降。更根本的是：企業已為資本所有，由資本主自己或其代理人------經營管理人員掌權，他們用資本購買無產階級的勞動力。要買你、不買你，買來了怎么使用你，勞動力價格、工時、勞動強度、安全衛生條件等等，一切都由出資購買者決定，無產者只能服從，如不服從，就不買你。無產者連組織工會的權力也得不到保障；工會也無權發揮作用。四是分散化。工人階級本是靠社會化大生產培育起來的最有組織、最有紀律并最富有戰斗力的隊伍。企業是工人階級產生的基地和成長的搖藍。工人階級在企業中通過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科學實驗鍛煉成長。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既是經濟組織，又起著社會基層組織的作用，黨、政、工、團等企業基層組織把職工群眾緊密而又有層次地組織起來，職工群眾也形成以企業為家、同心同德、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優良傳統。但現在只強調企業是經濟組織，職工群眾與企業的關系依靠一紙合同來維系，契約存續期已無多少親和力、凝聚力，而一旦終止合同或“買斷”工齡，職工群眾就與企業了無關聯，再也找不到組織了。所謂“減員增效”的改革舉措導致數千萬國企職工下崗失業，無依無靠的職工群眾只能另尋生路，個人顧個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為雇傭勞動者，有的做點小買賣而成為個體勞動者，工人階級隊伍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個體化傾向。大慶職工被“買斷”工齡后，黨員連組織關系都不知往哪里轉，他們反映不但買斷了工齡，連黨齡都被買斷了！而這種狀況絕非僅見于大慶，而是在全國范圍。中國工人階級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十年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下，經過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的鍛爍本已建玫成為特別能戰斗的先進階級，但經過將近30年的改革開放，工人階級的戰斗力不斷被削弱。特別是“減員增效”、“下崗分流”，把這支隊伍中的數千萬人剝離出來，強行把他們拋到社會上，渙散掉了。這是對中國工人階級最慘重的摧殘，從而也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主體力量和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職工群眾主要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和捍衛國有資產而發生群體事件時，往往甩開黨、政、工、團組織，自發組織起來進行抗爭。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共勢力正虎視眈眈地妄圖插手我國的工人運動，試圖顛覆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一方面利用國際勞動組織等向我方施加壓力，另方面或通過海外的所謂“民運”分子、或在我工人群眾或其他社會人士中豢養工賊和特務向我進行滲透，企圖挑撥工人群眾同黨、政府和工會組織的關系，建立并發展非法組織，制造事端，破壞我國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干擾乃至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在國內腐敗未除、階級矛盾有所發展，相當一些地方黨、政府和工會又都并不真正認真代表和維護工人群眾利益的情況下，有些工人群眾確有被利用的危險，波蘭團結工會、瓦文薩式人物的出現及由之而造成的危險并非絕對不會在中國出現。至于在新補充進工人階級隊伍的上億農民工中，工會的組建率和入會率都很低，其維權亦多采取分散的、個體的形式進行，黨和工會更不對他們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難以組織化、整合化為工人階級的生力軍。總之，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我國工人階級從整體上看，無論在經濟生活、還是在政治生活中都正逐漸地被社會邊緣，并積累著社會矛盾。既然無產階級被迫到這樣的階級地位上，他們終將覺醒起來，為爭取新的解放而斗爭。五是災難化。這些年，不僅“包身工”和童工這些1949年后滅絕了的現象均驚現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血汗工廠”、“人間地獄”式的私有企業。私有企業主們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強令工人超時加班，許多工人經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時，嚴重損傷工人體質。許多工人難以支持而離職不干；許多中途病倒；許多工傷事故正是在過度疲勞中發生；有的力不能支，暈倒車間；還有過勞猝死。許多工廠企業、特別是那些私有、港臺、外資企業，廠房、工作場地不合標準，狹小擁擠，通風、照明、降溫、保暖不全；車間、倉庫、宿舍混處；通道不暢、門窗鎖閉，消防設備不達要求；機器缺少應有的安全防護裝置；生產使用有害有毒物質，不采取保健防護措施。煤礦等采掘工業，安全防護措施百病叢生，違章操作，帶病超產，管理混亂。在此情況下，煤礦特大、惡性事故接連發生，愈演愈烈，毫無改進。許多工廠有害有毒物質傷害工人，塵肺病、血液病成群發作。機器軋斷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許多工人因工致傷、致殘，許多終生喪失勞動能力，許多因工致死。惟利是圖的企業主不顧職工死活。出了事故，瞞報、以多報少，威脅利誘，強使職工家屬私了，給點錢，推出不管之類現象，不斷發生。許多工廠企業后勤供應極不重視。工人宿舍常常讓數十人擠在一幢簡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溫，冬不保暖，人多噪雜，又臟又亂，工人無法安穩休息。企業食堂，伙食質量低劣，工人勉強充饑。許多工廠、特別是那些私有、港臺和外資中小企業，任意奴役壓迫工人。許多工廠在雇傭保安專門用于鎮壓工人；管理人員；保安人員，亂罰工人，打罵工人；進出廠門，實行抄身制；一旦認為廠里丟了東西，亂懷疑工人偷竊，強令男女職工脫衣裸體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隸勞動，要求辭職，還不容許；逃走被抓回來，就遭毒打、罰跪、禁閉，甚至把女工關在狗籠里恐嚇；侮辱婦女，有的資本主在女廁所中安裝攝像境頭。至于二億多農民工更普遍遭受著經濟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嚴重剝削、壓迫和賤視。　　

二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是同科學社會主義相對立的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淵源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而發展成為社會黨國際所堅持的意識形態，認為共產黨人所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不民主”，只有它才是“民主”的。在西歐一些國家中執政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的實踐表明，民主社會主義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潮，在社會形態上則表現為作了若干改良的資本主義制度。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民主社會主義是西方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內因力量，是導致社會主義蛻變為資本主義的橋梁。蘇共喪失政權、蘇聯解體重要內在原因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泛濫，戈爾巴喬夫直言不諱地坦陳：“我的理想是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滅共產主義”；“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而這些年來，民主社會主義的論調也早已有人在鼓倡了，逐漸形成發展起一股思潮，并對現實社會社會生活發生了相當影響。　　

譬如，劉吉在為《與總書記談心》一書所作序中說：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代表了人類生產方式的方向”，“從而為世界大同奠定了經濟基礎”。徐景安在由其網文匯集而成的《中國走向》中講：“中國改革的實質是什么？我認為，就是社會主義與西方現代化的嫁接。”“西方式現代化，中國有必要補上這一課”；現在，我們要“按照西方現代化的目標繼續前進”。他在“創新”社會主義理論的名義下提出“社會主義的三大目標或三大標準”：“第一，社會成員共同富裕，或者社會能提供覆蓋面廣、水平高的公共產品”；“第二，個性自由和解放，有實現自我的自由、條件和空間”；“第三，實現社會和諧，即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和諧”。并謂：“用這個三個標準來衡量，我得出如下結論：‘我國改革開放前，實在稱不上是社會主義’，‘我國改革開放后，有了社會主義因素，歐美似乎更象社會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社會主義“與西方市場經濟的嫁接”。厲有為提出要“形成一個有產的勞動階級的大平臺，社會上最富有剝削階級和最貧窮的無產階級兩頭是極少數。這樣我們共產黨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目的就實現了”（轉引自《交鋒》第364頁）。辛子陵在他寫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的結束語中大談：“瑞典社會民主黨雖是小黨，但它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典范，它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這“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為辛子陵這書作序的謝韜亦頌揚道：“社會民主黨人既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他還說：“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生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貧富差距”，“工人階級用不著起來革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不是伯恩斯坦‘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倒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理論，提出了在落后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因此，“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又作出這樣的判斷：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一系列新政策屬于民主社會主義，但為了避免‘修正主義’之嫌，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江澤民主持下，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廢止計劃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02年加入WTO，與世界經濟接軌。胡錦濤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保護私有制的重要條文載入憲法，這標志著中國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與謝韜的判斷無獨有偶的是趙生暉，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說：“改革開放就是拋棄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把反了幾十年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再‘請’回來。在國內是解散人民公社，改造國有經濟；在國外是引進外資，允許外商在國內投資、辦企業，等等。……這樣的社會主義，叫作‘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公平公正與資本主義的先進文明相結合。這場巨變是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實現的，鄧小平在指導這場巨變中作出了前人所未有的貢獻，所以很自然地人們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稱作是‘鄧小平理論’。由此我們黨獲得了新的指導思想。這個理論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但它卻是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一個是絕對排斥資本主義，一個是全面借鑒資本主義。”“在深入的改革開放中，黨的指導思想------鄧小平理論，也得到了發展。這就是江澤民2000年2月在廣東考察時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它把發展生產力作為黨的第一要務，而不是不斷的搞上層領域的革命，搞階級斗爭；它以一切先進文化（包括資本主義的、傳統的）武裝自己，而不是沒完沒了的搞意識形態斗爭，排斥異己文化；它宣稱自己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而擺脫了傳統的‘無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狹隘提法。……它宣示了我們的黨是全體人民的黨，是為發展生產力和先進文化而奮斗的黨。”十六大后“把黨的新的指導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推向新的境界，提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和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新的思想。這就是說我們黨的立黨宗旨和一切活動都是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為依歸，是全體人民的政黨；它最終拋棄了（說好聽點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僵化教條式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使經濟社會發展轉入科學發展軌道；將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階級斗爭思想轉入到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新思想上來，徹底拋棄了人斗人、世界革命的過激思想。”趙生暉還依據他的判斷及其所謂“馬克思主義觀”提出四條建議，試圖對將要召開的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產生影響：“一、將黨的各稱中國共產黨改為中國社會黨。”“二、這個黨的性質為全體人民的黨，即全民黨。”“黨的指導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四、黨的奮斗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中國成為先進的發達國家，現階段是在數十到一百年內使中國成為小康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目標夠我們黨奮斗幾百上千年的了。以后是什么目標，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進步，后人自會予以確定，用不著前人予以圈定了。”如此等等，林林總總，難以盡舉。　　

正是在這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重大影響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私營企業的發展呈迅猛勢態。私營企業戶數從1989年的9.56萬戶上升到2004年的365.1萬戶，分別比對私改造前的1949年12.31萬戶、1952年14.59萬戶增長28.7倍和24倍；雇主或老板（亦稱投資者）從1989年的21.4萬個增到2004年的948.6萬個，分別比1949年的16萬個、1952年的81萬個增長58.3倍和10.7倍；雇工人數從1989年的164萬人增到2004年的5017.3萬人，分別比1949年的296萬人、1952年的367萬人增長15.95倍和12.67倍；注冊資本從1989年的84.5億元增到2004年11月底的50700億元，分別比1949年的14.4億元、1952年的21.9億元增長3519.8倍和2314.1倍；創造的工業總產值從1989年的97.4億元增到2004年的30898.6億元，分別比1949年的68.3億元、1952年的105.2億元（按現價計算）增長451.4倍和292.1倍。私營企業近10年來快速增長，每年入榜的200或400個“富豪”，其平均財產也以5億多元上升。但私營企業納稅僅占財政收入的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國有經濟（又稱民營經濟）共計繳納工商稅2435億元，僅占當年全國總稅收的11.9%。此外，當今中國還存在大量對公有制企業進行“改制”后形成的由私人控大股的私有制股份公司或責任公司。2005年，僅工業股份公司就有130491個，擁有總資產114660.3億元，平均每戶資產達0.8787億元。此外，20多年來又大力引進外資，據孫學文同志據相關資料統計，截至2005年底，實際利用外資額已達8056.45億美元，比改革開放前29年借用設備貸款13.9億美元高出56.8倍，比當初設想引資500---800億美元要多出9.0---15.1倍。截至2005年底，累計批準“三資企業”552946個，合同外資額10966.1億美元，外商已實際投入6224.9億美元。2005年中國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603億美元。據統計在注冊登計的20多萬戶“三資”企業中，外商占全部注冊資本的比重已由1994年的62.9%上升到2004年的76.6%，即整個“三資”企業都是外商控股控權的私人企業。在外貿領域，到2005年，外企占中國外貿總額的58.5%、出口占58.3%、進口占58.7%，外商已控制了中國外貿主導權。據權威人士指出，早在1995年外商已對中國橡膠、輪胎、啤酒、造紙、洗滌用品、碳酸飲料、醫藥、電梯、機床、彩管、錄像機、光纖光纜、移動電話、程控交換機、計算機、微電機、電子元件、轎車等20多個行業或煮產品形成了“控制”局面。如電子工業五大行業中，有四大行業外企占絕對優勢：通信設備占62.5%、電子元件占56.7%、日用電器占68.6%、計算機占72.7%。絕大多數二級行業，外企幾乎一統天下，如集成電路占91.3%、計算機外部設備占85.7%、通信終端設備占75.7%、收音機和錄音機占77.5%。可以說，外企、尤其是跨國公司已經壟斷了中國的電子工業。2004年第5期《工商行政管理》刊發的《在華跨國公司限制競爭行為表現及對策》說，跨國公司已壟斷了中國感光材料（膠卷）行業、手機、計算機、操作系統軟件市場、照相機、無菌軟包裝和輪胎等行業。2005年6月4日《經濟參考報》所載文則說中國每個對外開放產業的前五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28個主要產業中，外商已控制了21個產業，占75%。外企還分別占1991----2005年中國新增貿易額、出口新增額和進口新增額的61.7%、62.3%和60.9%。中國實有淪為“經濟殖民地”之憂。據記者黃雯在2004年11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文說：中美紡織品貿易的利潤，國內企業只占10%，90%都被美國進口商和零售商賺去。可見，中國不過是“國際加工場”而已。外商在華投資享受減免稅收等優待，加上高報進口價低報出口價、轉移利潤、虛增成本、虛虧實盈等等，千方百計偷逃低率的稅收，已經賺取了中國數十億美元的利潤，而且將按投資年限無限期賺下去。2004年，僅韓國三星集團在華銷售額就達240億美元，LG在華銷售額也達100億美元。據2005年7月19日《工商時報》所載文形容中國招商引資的政策，是外商拿出30%的資本、擁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潤。而那種貼牌生產（“三來一補”），外商更拿走92%的利潤，中國最多只拿到8%的加工費。可見中國只是“國際民工”而已。在工業領域，僅以年銷售額在500萬元以上的大中型工業企業比較，2004年有外商工業企業42753個，占企業總數的19.5%；雇工人數1444.5萬人，占工業企業就業總人數的23.7%；擁有總資產47951.1億元，占工業企業總資產的24.6%。平均每戶資產11216萬元，都是億元戶。外企創造的工業總值從1985年的27.1億元增到1999年的18954億元，按現價計算在14年內增長了698.4倍，年增長率59.5%，超過同期別的經濟成份，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0.28%上升到15%。2005年僅規模以上的外企工業增加值就達18977億元，占大中型工業企業28.6%，占全國工業增加值24.9%，即對中國工業增加值貢獻率在1/5，若加上規模以下外企，估計貢獻率在1/3。長期以來對外企稅收優惠，如據2004年6月4日《經濟參考報》報道說，設在天津的LG自1996年10月正式投產以來，累計產值超過320億元，而歷年累計上交稅金僅為4.5億元，綜合稅率僅為1.4%。另，據摩根士丹利2004年的一份報告說，在過去10年里，中國的廉價商品使美國消費者節省了6000多億美元。這實際上是中國為美國消費者提供了巨額的消費補貼。事實充分表明，單純的外向型發展戰略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并無太大助益。　　

而公有經濟呢？公有制是否還是現實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國有經濟還處于主體地位嗎？從有統計數據的產值結構來看，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中，國有商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0.5%下降到1998年的20.7%，降低了69.8個百分點；集體商業從7.4%上升到16.5%，提高了9.1個百分點：公有經濟商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97.9%下降到1998年的37.2%，降低了60.7個百分點。按規模以上零售額推算，到2004年，國有、集、股份合作、聯營等公有制商業零售銷售收入合計807.5億元，僅占全國銷售總額的1.7%，而非公有制商零售銷售收入卻占全國銷售總額的98.5%；規模以下主要是個體商販或自由市場，其銷售額高達48003.3億元，占全國零售總額的89%。可見，非公有制商業從1998年起已占中國商業經濟的主體地位，私營商業已起主導作用。再從工業總產值來看，公有經濟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100%下降到1999年的37.5%，下降了62.5個百分點；不包括國有控股部分，1999年公有經濟只占29.7%，下降70.3個百分點。其中，國有工業由77.6%下降到27.6%，下降了50.0個百分點，若不包括國有控股部分則只占19.8%，下降57.8百分點；集體工業由22.4%下降到9.9%，下降了12.5個百多點。2000年以來對國有工業進行戰略性調整，對集體工業則實行私人控股的股份制或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造，遂使2004年國有工業包括控股部分工業總產值為65971.1億元、僅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9.6%，不包括控股部分33058.2億元、下降到只占14.8%；2004年集體工業創造的工業總產值為10586.4億元，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下降到4.7%。這樣，到2004年，公有制工業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已下降到34.3%。至于非公有制經濟，從不占比重，發展到2004年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占65.7%。其中，個體工業的工業總產值從1980年的0.8億元猛增到1999年的22928億元和2004年的4762.5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80年的0.04%上升到1999年的12.1%和2004年的21%；私營工業所創產值由1989年的97.4億元增到1999年的7688億元和2004年的30898.6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0.5%上升到1999年的6.1%和2004年的13.9%；由私人控股操縱的股份制企業所創產值由1999年的13746.0億元增到2004年的80785.8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10.9%上升到2004年的36.2%。據2005年2月28日的《人民日報》報道，在40個工業主要行業中，非公經濟在27個行業中的比重超過50%，在部分行業已占70%。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于2005年2月在《人民日報》上發布文章，稱國有、個體、外資已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國務院在2005年2月24日發出的一份文件中說，私營、個體經濟已占GDP1/3以上。2006年3月4日《中華工商時報》發表全國工商聯《十五期間民營經濟形勢分析報告》推算，2005年，內資民營經濟占全國GDP的比重為49.7%（外資經濟占15---16%，兩者之和為65%）。由此看來，中國工業經濟到2004年已總體私有化了。看看上述事實，再深深扣問一下這問題，便不難感受到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已從經濟基礎上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構成了重大危害。　　

正是在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重要影響之下，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在當今中國涌生了。據美林集團統計，2003年中國內地有百萬美元以上富翁23.6萬個，比上年的21萬個增長12%，擁有總財富9690億美元（合80204億元人民幣），相當于中國2003年GDP117390.2億元的68.3%；每戶平均財富410.6萬美元，合3398.5萬元人民幣，相當于當年全國人均GDP9101元的3934.2倍。到2005年，中國內地擁有百萬美元的富豪已達32萬個，比上年增長6.8%。這些富豪們是如何發家的？2005年8月18日《中國青年報》刋載的洪巧俊《還有多少可以一夜暴富》，該文先引述別人的文章道：“相當部分中國富豪并不是通過勤勞致富或者資本經營而成為富豪，他們大多通過‘發現’國有資產的價值，并且用低廉的價格購買國有資產，從而在一夜之間獲得巨額利益。”接著舉了一些事例后說：“富豪們極富戲劇的暴富經歷，也使我們社會中的一些弊端暴露無遺。追溯原因，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其個人主觀因素的考量上，更應該注意制度層面的思考。”譚雄偉在2006年2月9日的《中國青年報》發表題為《高素質的新富豪是“呼吁”不來的》一文說：我們的改革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這個過程中，由于政府掌握著絕大部分的資源，資源主要由政府來配置，可是我們又缺心可靠的權力制約機制。既然政府權力不受監督制約，同時又讓政府直接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這就等于把老百姓的資源都交給不會被問責的當權者去支配，這當然就給了當權者以權力尋租的機會。這意味著，誰能夠與權力掛上鉤，誰能夠與政府或政府中的某些關鍵人物建立“關系”，誰就能發財，權力關系決定著誰能夠成為富豪。這種權力格局逼著每個想發財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結之路。在上世綸八九十年代社會上流行的一句話：“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典型地說明了某些人發家致富的背景。某些善于鉆營的“膽大”者利用時代提供的“機遇”，拉擾關系、依托權力迅速發財。這也造成了發展機會的不平等，當某些人不光彩地一夜暴富的同時，他們也會利用極力與金錢將其他人擠出發財的“快車道”。此外，富豪們又主要是通過剝削廣大工人勞動者發起家來的，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監察部門有關人士曾詳細揭露了部分企業克扣工人最低工資的多種違法手段：（一）將不屬于最低工資組成部分的收入列入最低工資，這是支付工資低于最低工資標準案件中最常見的一種情況，在勞動密集型企業比較普遍。如某服裝廠職工每月拿到手的工資大約1000元，看上去企業支付的工資超過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690元，但實際上該企業加班現象嚴重，在1000元工資里面加班費大約要有500元左右，因此工人的實際工資只有約500元，低于上海市690元/月的最低工資標準。某電子廠規定職工工資是690元/月，這似乎正符合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規定，但其中包括飯貼30元、車貼50元，而根據有關規定，飯貼和車貼都不作為最低工資的組成部分。（二）試用期人員的工資低于最低工資標準。如某金屬制品公司規定所有新進人員工資一律按600元/月支付，經過一段時間不等的“試用期”并經單位考核為熟練工后，再按照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底薪。（三）計件定額過高導致職工收入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某制衣廠實行計件工資制，所規定的計件定額奇高，根據規定的計件定額標準，職工在提供正常勞動情況下所得的月工資僅為420元。（四）實行年薪制或按考核周期兌現的出力動者，企業預付的工資低于最低工資標準。如某銷售公司對部分職工采取的是按考核周期兌現工資的工資支付方式，公司規定每季度考核一次，考核后計發工資，平時則每月預支500元給職工作生活費。（周凱：《誰動了我的最低工資》，2006年9月2日《中國青年報》。）在盤剝工人以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資本家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呵！

而與資產階級、權貴階層的暴富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工農勞動群眾處于貧困化之中。在當今中國是哪些人構成了貧者呢？“低收入者主要包括城市下崗職工、退休職工、進城務工人員和大部分農民及其家庭，是人口最多、錢袋最癟、競爭能力最弱而又最不應忽視的群體，如果加上勉強擺脫衣食困擾的更低收入者，這個群體更龐大。”（雯子：《讓低收入者有能力消費》，載　2004年8月23日　《人民日報》。）其實，這里沒有提到的全國在職的工人階級群眾，月工資平均到不了1000元，他們上有老、下有小，就算夫婦倆都工作，供應一個三、四之家的生計，還要解決老人的瞻養、子女上學、購房、看病等諸多問題，同樣緊吧吧的。這樣加起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中的絕大部分都成為了當今中國社會生活中的貧者。具體說來主要有下列七種人構成了當今社會生活中的貧困階層：　　

（1）長期失業者。一般每月發50----100元生活補貼，許多地區不發失業費；　　

（2）下崗失業人員。一般每人每月發80----320元生活費，不少城市未按最　　

低生活費標準發放，有的以“自謀職業”為名將其推向社會。　　

（3）其他靠社會救濟者。因有病及殘疾不能工作的人、無親友撫養或贍養　　

的人，一般按每人每月60----230元的城鎮最低生活保障金發放，至于農村“五保戶”原則集體保證供應，“大包干”后，開始由每戶輪流供應，現在不少地區、尤其是那些貧困村，已無人顧及而任其“自生自滅”了。　　

（4）自然環境惡劣、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在一些最貧困農村地區人均年　　

收入不足100元。　　

（5）早年退休人員。不少退休人員每年只有3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自然很艱辛。　　

（6）停產半停產國有企業的職工。黑龍江森林工人每人每月補助15元，其他靠自己在土里刨食吃。　　

（7）多子女家庭和重災重病戶家庭等。據民政部統計，2003年上半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對象已增到2182.7萬人，1---6月累計支出“低保”資全71.04億元，每人每月平均補助金額，最高的北京市231元、最低的河北省僅35元，全國平均每人每月55元、每人每天1.77元。　　

中央　黨校　教授吳忠民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目前以工人和農民及其親屬為主的貧困人口的數量很大，大量的工人和農民生活十分窘迫。”“對工人、農民來說，他們關心的是付出的勞動沒有得到公正的回報。”（肖云祥：《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公正社會》，見2004年8月1日《中國青年報》。）發展到2006年，我國城市貧困問題并沒有因經濟持續增長而有所減輕，相反表現出明顯地加重，這使城市貧困群體呈發展趨勢。“專家們注意到，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的城市貧困群體，主要是無勞動能力、無經濟來源、無法定的贍養人和撫養人的‘三無’人員，而新出現的城市貧困難體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沒有工作機會。”“在專家的眼中，這樣一個龐大群體可能來自：國有企業改革和調整導致失業的群體；資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勞動能力的城市居民；退休較早、僅依賴退休金生活的老人；流入城市、成為城市新貧困階層的大量農村人口。同時，社會保險、教育培訓、醫療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與失效，也在隨時隨地制造和產生著新的城市貧困。”（《城市貧困群體呈發展趨勢》，見　2006年2月9日　《中國青年報》。）

權貴與資本相結合，在當今中國推演了一場以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鬧劇，而在這場鬧劇中培育出了多少“煤老扳”、“黑磚窯主”式的富豪，更使億萬勞動者陷入貧困化境地。這不真實地表明這種“改革”實際已蛻變為改向------使中國社會發展方向偏離出科學社會主義軌通了嗎？“主流學者”、“精英人物”無視這種事實，不準許人們反思、批評其推展的“改革”，動輒即給反思、批評者扣上“極左”、“保守”、“僵化”、“仇富”等帽子。在他們看來，中國的貧困人口還不夠多、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基尼系數不科學”、“超過0.4也不必擔必”。他們一方面在鼓噪當前中國的關鍵是要“制造中產階級”、“培育高素質的有產者”，另方面又在宣揚“低保制度養懶漢”之說，還將他們的那一整套思想主張標榜為“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我們真不知這些大人先生們還要把中國導引到什么路途上去？真不知他們還想怎樣禍害中國普通百姓！　　

三是文化保守主義的“大陸新儒學”思潮。這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逐漸形成發展起來的一股思潮。九十年代“放棄激進的社會/政治批判話語，轉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話語”，回歸傳統、反對近現代社會變革，主張漸進改良，疏離主流文化的意識形態等等，出現了所謂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在這股思潮中，最值得重視的就是公開標舉現代新儒學旗幟的“大陸新儒家”的出現，他們表述了各種各樣的“復興儒學”觀點：“有人公開主張要用儒家的‘天人合一’哲學、‘仇必和而解’的調和哲學、‘兩端執中’的中庸哲學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它被歪曲成為只講斗爭不講同一的‘斗爭哲學’）；有人認為‘以仁為體，以和為用’的儒家思想是東亞國家和地區實現現代化的主要思想資源，因此也可以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思想基礎和‘動力源’；有人全盤肯定儒家倫理道德，認為它不是在個別方面，而是整個說來‘在今天仍有用處’，主張以儒家倫理為基礎，來重建今日中國的道德體系。有的大陸學者無條件地認同全面認同港臺新儒學，主張認港臺新儒學‘反哺’大陸，以實現儒學‘返鄉復位’的目的；有的學者則呼喚在大陸形成‘有異于港臺地區的新儒家群體’，并認定‘大陸新儒家的出現為勢所必然’；還有個別學者提出了建立‘馬克思主義新儒學’或‘社會主義新儒學’的構想。發表上述觀點的學者的立場、感情、態度可能很不一樣，但有一共同趨向，即高度評價儒學的現代意義和價值，認為它能夠解決中國現代化的精神動力和指導思想問題，有人甚至樂觀地估計21世紀將是‘儒學的世紀’。”（方克立：《評大陸新儒家“復興儒學”的綱領》，原載《晉陽學刊》1997年第4期，今收入《方克立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這些形形色色的“新儒家”，經過15年的醞釀、準備和分別發展，到2005年貴陽“儒學會講”（即“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峰會”），以“南蔣北陳”為代表的各派經過整合，終于以“大陸新儒家學派”的姿態正式浮出面。“大陸新儒家”有四大基本立場：一是文化保守主義。他們認為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尚未解體的當代世界，文化保守主義是應對全球化沖擊和實現民族認同的有效途徑。他們主張要“從中國歷史的內在性和一貫性來理解和認識中國，積極揮索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表達式”，更提倡“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文化保守主義”，認為文化保守主義必須完成整理國故、社會動員與制度化三大任務，并為此提出要使儒學教育進入正式學校教育體系；國家要支持儒教，將儒教定為國教，國家支持、精英領導、全民參與，建立組織體系，實行民間自治；要使儒教進入日常百姓生活，成為全民性宗教；要通過非政府組織向海外傳播儒教。二是重建儒教。他們鼓倡要“把儒學重塑為與現代社會生活相適應的、遍及全球的現代宗教”，認為面對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戰，必須全方位地復興儒教，以儒教文明來回應西方文明才能完完成中國文化的全面復興。而“當今中國儒家學派的建立、儒學體系的建構、儒家文化的回歸都是為了復興中國獨特的儒教文明”。為了“重建儒教”，他們不僅提出“上行絡線”（即通過儒者的學術活動與政治實踐將“堯舜孔孟之道”作為國家的立國之本寫進憲法，上升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從而使儒教的義理價值成為中國占主導地位的統治思想，建立中國式的“儒教憲政制度”；建立新的科舉制度與經典教育制度，用儒教經典取代各級黨校、行政學院過時的意識形態經典，使其成為各級黨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與歷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內客，同時在國民教育系統中恢復小學中學的“讀經科”、大學則恢復“經學科”）和“下行路線”（即在民間社會中建立儒教社團法人，成立有參與政治、獲得國家土地與財政撥款和實物饋增、設計國家礎教育課及國家重大禮儀、代表國家舉行重大祭典諸多特權的“中國儒教協會”，以之為組織形式從事儒教復興的事業），而且還擬定了內容涉及政治形態、社會形態、生命形態、教育形態、慈善形態、財產形態、教義形態、傳播形態、聚會形態、組織形態等十個方面內容的儒教復興方案。三是反對民主政治。他們一方面認為民主是一種普適的價值觀念，另方面又認為其不具有超越歷史文化的普遍性，故而得出自相矛盾的結論：“現代儒學開新外王純以民主為標準，在政治制度的建設上郎與主張西化者無別。”他們不僅以其“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理論來否定民主政治（包括社會主義民主）的合法性，而且更干脆拒絕民主化，如康曉光就認為現代民主已成了一種“迷信”，民主化只是一個禍國殃民的選擇，民主政治根本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當代中國應該實行的只應是“儒士共同體專政”。四是反對馬列主義。在他們看來，“在中國大陸，一種外來的異族文化-----馬列主義------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之下取得了‘國教’的獨尊地位”，“有馬統則不能有儒統，有儒統則不能有馬統，二者不可得兼”。為了達到其崇儒反馬的目的，他們竭力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性，貶斥“馬列主義只是一種狹隘的個人學說，而不是從神圣本源中產生出來的普遍真理……馬列主義只是一種個人理性構想出來的偏激的意識形態”；“馬列主義表達的只是一種反對早期工業文明帶來的后果的極端情緒”；“馬列主義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社會批判學說……不具備建設性的功能的功能，既不能安立國人的生命，又不能維護社會的和諧”；“馬列主義是一種政治批判哲學……而不是一種道德學說或者說倫理思想，馬列主義中沒有安身立命、修道進德的成分，只有批判否定、造反革命的內容”。所以，他們明確宣示“‘儒化’的原則是‘和平演變’。儒化的策略是‘雙管齊下’，在上層，儒化共產黨，在基層，儒化社會”，而“儒化共產黨”就是要“用孔孟之道代替馬列主義”。（詳參張世保《背景、立場、問題及其命運------評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陸新儒家》，見《大陸新儒學評論》，線裝書局2007年版。）

“大陸新儒家”以“復興中華文華”、“復古更化”等為標榜，很能迷惑人，并且，正如方克立同志在《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關于大陸新儒學問題的三封信》中所指出的：“很多人分不清弘揚優秀民族文化與‘復興儒學（教）’的界限，分不清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傳統文化批判繼承綜合創新與無批判地認同傳統、頌古非今的界線”；“有些媒體記者并不全面了解大陸新儒家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就康價地做了他們的義務宣傳員。許多同志對自由主義‘西化’思潮有一定警惕，而對保守主義‘儒化’思潮同樣可以顛覆、毀滅社會主義卻認識不足，警惕性不高。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確實是十分令人擔憂的。”　　

盡管以上三股思潮也有著種種區別，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即在經濟上都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在政治上都反對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的共產黨的領導，反對工農勞動民眾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在意識形態上都竭力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而且，目前這三股思潮似有一種自覺或不自覺地合流勢態，如自由主義西化思潮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鼓倡者對那些暴富起來的權貴勢力、私營企業主推崇備至，認為“資本家是社會的經濟管理階層，在現代企業中處于主導地位，既是先進生產關系的代表，又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屬于民主社會主義的治國理念……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不必附馬克思、毛澤東的驥尾”（辛子陵《旗幟鮮明地反對極左借尸還魂的妖風》）。而對基于工農勞動民眾立場強調公平和平等者則扣以“反對改革開放”的大帽子，認為強調公平和平等會降低效率。“大陸新儒學”思潮的鼓倡者則反對民主，主張“精英壟斷權力”：“儒家反對‘主權在民’，主張政治精英壟斷政治權力”，“它直截了當地宣告人與人是不平等的，政治是屬于精英的事業，精英實行統治，大眾接受統治。圣人的責任是確立‘天道’。君子的責任是‘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民眾的責任是聽從圣人　和　君子的教誨，循禮守法，安居樂業。”“少數人統治、剝削、愚弄多數人是最基本的政治現實。古今中外一切國家都是如此，社會主義國家和自由民主國家也不例外。……面對全新的階級結構，統治者必須重新回答：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鎮壓誰。也就是說，需要重新調整‘階級聯盟策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這樣的調整結束了。政府明智地拋棄了工人和農民，與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結成了聯盟，我把它稱之為‘精英聯盟’。‘三個代表’就是這種聯盟的政治宣言。”（參閱康曉光：《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載《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4期；《文化民族主義論綱》，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我為什么主張“儒化”----關于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見北京大學的燕南網站等。）如此等等，表明三者合流，共同構成當前我國思想理論界不容低估的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主要內容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這種狀況的存在，已經并且還將嚴重危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山雨欲來風滿樓”。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面對著這樣股兇兇逆流，應以“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襟懷，大無畏地迎接并回應挑戰，以挽救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危機。　　

我們也希望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能夠立即在全國展開一次馬克思主義的學習運動，使全黨同志能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充分認識到自由主義的西化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大陸新儒學”思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嚴重危害。同時，全面、認真、深刻、科學地對近三十年歷史進行總結和檢討，汲取經驗和教訓，并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昭示天下中國共產黨是以徹底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的工人階級政黨，重塑科學社會主義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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