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中心”談起　　

——對基本路線反思之一　　

于泮泉　　

鄧小平同志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這是一個老革命家留給我們的一段深刻驚醒。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以平均每年近兩位數的高速度增長，即使面臨世界上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考驗的時候，仍能保持8%以上的高增長，中國正在崛起成為世界第三、接近第二經濟大國。這是我國一些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和社會精英們津津樂道的事情。但是，這些發展的成果都落到了誰的身上了？是否惠及到每一個中國人了呢？應該承認，同三十年前相比，幾乎每個中國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這種“不同”之幅度可是太大了，以致0.4%（大約520萬）的富翁們就占有財富總量的70%；而另外99%（13億）以上的人則只能享有剩下的30%。這個數字是否可靠，我一直是報懷疑態度的。但它能在互聯網上廣泛流傳，就說明它絕非空穴來風。一些精英人物往往熱衷于“總量”與“人均”，請問在如此懸殊差距的情況下，那個“總量”與“人均”還有什么實質意義嗎？逃往國外的4000名貪官就卷走了500多億美元的社會財富，加上其無法帶走的，主流媒體承認，平均每人貪腐的總量起碼也有近1億元人民幣，但這些漢奸、賣國賊們至今仍逍遙法外，我們的政府對此束手無策，且不能亡羊補牢，杜絕此類事情發生；而大量工人、農民終年艱辛勞作，年收入超不過1萬元人民幣的恐怕大有人在，即使按照聯合國的規定，每人日收入不足1美元的家庭在我國也絕不是極少數。2007年800名富豪就擁有資產3.4萬億元，竟然占我國當年的GDP總量的10%以上。其中作為中國首富的張茵一家就擁有資產270億元，想想看，這是一個多么巨大的天文數字啊！他一家的財富總額就直逼全國一年GDP總量的千分之一。我國一個普通地級市全年創造的經濟總量可能還抵不過這姓張的一家人的財富多；可我們還有多少農民工兄弟連區區幾千元血汗錢、救命錢也收不回來。我們早就知道，美國實質上是由八大財團所統治的，繼續發展下去，這樣的局面離中國還會太遠嗎？堂堂的國資委主　任李榮融　先生大言不慚地宣稱，國有企業的老總們的工資“并不算高”，“只有”（好一個“只有”！）60多萬元（說得多么輕巧）！真不知這位大人的心中“只有”誰?！李大人想沒想到，通鋼工人最低月工資只有區區300元，而更多的農民兄弟連這些可憐的數字也達不到！如果想到了，你還能如此心安理得地高呼“只有”嗎？據中華全國總工會調查，全國26.7％的普通工人，在過去5年內未增加過工資，而物價不斷上漲，實際工資是下降的。三十年前，國際上作為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我國是最低的，只有0.18，可三十年后的今天已經達到了0.49的高位，比美國的0.41還要高，更大大地超過了0.45的警戒線！精英們說，當年毛澤東親手發動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大錯特錯了，而且簡直就是罪惡滔天！因為據說那時作為階級的剝削階級已經消滅，階級斗爭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了，從而就不應該搞什么“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可今天，遍布全國各地的“民營企業家”算不算資產階級？外資企業的老板算不算資產階級？掙得天價年薪的國企老總們算不算資產階級？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大量貪腐官員們算不算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已經卷土重來了（雖然如果處理得好，我們同這些人的矛盾大多仍然可能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范疇）！與此同時，幾千萬下崗職工算不算雇傭工人階級？幾千萬農民工算不算雇傭工人階級？鄧小平同志的擔心已成現實。我看還是不要再玩弄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把戲而取不承認主義了吧？所謂我國今天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斗爭，而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如果在改革開放初期說來，也許還有點說服力，到了今天則完全變成了一個連小孩子也欺騙不了的虛假命題了。拿我國現在大量地存在著的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來說，按照我國現有的生產力水平，誰都清楚，要真正解決它，完全是一件易于反掌的事情。它之“難”完全是由人為因素造成的，“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它是我國經濟遭遇剝削階級話語綁架的必然結果。　　

大家都知道，我們黨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唯一宗旨的政黨，在我們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里，人民面臨著這種種“難”，有條件解決卻遲遲得不到解決，甚至覺得根本無法解決，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在基本路線上出了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這是一些中國共產黨人當年對待毛澤東同志所謂晚年錯誤的正確態度；也應該是今天我們反思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正確態度。三十年改革開放成績是主要的，決不能徹底否定，正如十年文革也不能徹底否定一樣。十年文革的主要錯誤在于“踢開黨委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主要錯誤則在于，“一個中心”選錯了，脫離了工農大眾，沒有堅守住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這條基本路線的主要內容可以簡稱為“一個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我們就從這“一個中心”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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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來，我們黨一直奉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公開宣稱，除了發生了大規模的外敵入侵，一切工作都要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都要圍繞著這個中心進行；即使出現了外敵入侵，打完仗后仍要回到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上來。可見，這個決心是何等地大！所以，本來是經濟建設要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務，可執行起來竟然變成一切都要為拉動需求，進而拉動經濟發展、“保8”的目標服務——目的同手段的關系完完全全地被搞顛倒了。具體說來，本來應是房地產業要為人民“住有所居”目標服務、醫療衛生事業要為人民“病有所醫”目標服務，教育事業要為人民“學有所教”目標服務，可執行起來就嬗變為這些統統要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大局”；進而房地產業要為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和富翁們發財致富的愿望服務，教育事業要為“富二代”接替“富一代”的香火服務，醫療衛生事業要為富翁富婆和官僚新貴服務……一句話，一切工作都要為經濟建設服務、為“發展”生產服務、為GDP的增長服務，為領導人的“政績”、“臉面”服務。如此以來，我們哪里還會有解決三難問題的絲毫精力?!　　

必須強調，經濟建設當然是十分重要的。經濟建設搞不好，國家不能盡快地富強起來，人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顯著的提高，社會主義優越性發揮不出來，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不能算作最終戰勝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就沒有實質意義。所以，我們不僅要把經濟建設工作提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上來，而且，它的確還應成為黨和政府一個經常性的中心議題，但這絕不意味著一切工作都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共產黨人在經濟建設中，必須首先解決為什么搞經濟建設、解決經濟建設為了誰的問題。在任何情況下，為什么人的問題都是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會辛辛苦苦又稀里糊涂地為他人做嫁衣，甚至成為“被自殺”的幫兇，或成為為出賣自己的人販子數錢的傻帽。兩耳不聞其他事，“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讓舉國上下的一切人，以及這一切人的一切工作始終圍繞著經濟建設打轉轉，始終“服從”、“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實質就是讓一切工作始終圍繞著幾個處于金字塔頂端的領導人的臉色打轉轉，為領導人的“政績”服務，為資本家階級發財致富的美夢服務，其結果，就必然造成道德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物欲橫流、私欲橫行；思想上信仰缺失、精神支柱坍塌；政治上不問姓社姓資；經濟上的利潤掛帥、一切唯GDP馬首是瞻，社會上則黃賭毒黑卷土重來，官場上前腐后繼……，最終，人民群眾就會同我們黨離心離德，甚至站到我們黨的對立面上去。因此，偉大的列寧曾反復強調過，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毛澤東同志也一再強調，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政治工作離開了經濟建設等實際工作就是空頭政治；而經濟建設離開了政治指導，就會走到邪路上去。這些，本來都是馬克思主義常識、馬克思主義ABC，可許多年輕人恐怕從來也沒有聽聽過，許多老同志可能也十分陌生了（但這又能怪誰呢？我們黨大概有三十年都不講這個話了。）這正像革命戰爭年代，打仗與訓練是我們的一項經常性的中心工作，但中心工作并不等于其他一切工作始終都只能圍繞著、服從和服務于打仗這個“中心”，打仗本身也必須首先解決為什么打仗、為誰打仗的問題。那時，如果說有所謂的“一個中心”，也只能以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國為中心，而決不能以打仗為中心。而且，我們的軍隊絕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她還同時肩負著生產和做群眾工作、建立革命政權兩項任務。所以，毛澤東講，紅軍既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和生產隊。不能這樣去認識問題，那就是單純軍事觀點。這些，連作為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朱德和陳毅等同志，也是在毛主席的教育下，通過長期革命斗爭實踐才逐步懂得的。不肅清單純軍事觀點的影響，就沒有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我們的軍隊能夠從小到大、以弱勝強，不是因為我們的武器多么精良，不是因為我們軍隊的人數多么眾多，也不是指揮員受過多么良好的教育，我們的戰士受到多么良好的訓練，更不是因為堅持了什么“以打仗為中心”，而是因為我軍有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終同廣大人民群眾站在一起；建國以后，我們僅憑老百姓的兩只手和愚公移山的精神，就在遍布全國各地修建了數不清的水庫、渠道等大型水利工程，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日后的經濟“奇跡”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錢學森、華羅庚、李四光等一大批一流科學家能冒著生命的危險、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而返回一窮二白的祖國；我們能在蘇聯人背信棄義、撤走一切專家的情況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兩彈一星”，為我們日后的經濟“奇跡”打下堅實的科學技術基礎；我們能讓延續了幾千年的黃賭毒黑等社會丑惡現象在神州大地消失，黃繼光、老孟泰、王進喜、陳永貴、雷鋒等大公無私的先進英模人物頻頻涌現，為我們日后的經濟“奇跡”打下堅實的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基礎；甚至日后我們的“改革開放”能夠順利推進，很大程度上也是借了“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光……。所有這些，我們靠的不是金錢掛帥、物質刺激、現成的條件或任何神奇的魔法，更不是什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靠的同樣是我們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靠的是我們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靠的是全國各族人民的艱苦奮斗。思想政治工作是我黨、我軍和我國人民特有的政治優勢。讓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害怕的不是我們的任何所謂經濟奇跡，而是我們這個特有的政治優勢。正如美國人所說，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只怕中國軍隊毛澤東化。如今我們竟主動地放棄這個百戰百勝的無價法寶，去相信什么狗屁“普世價值”，實在是自毀長城、甚至是自掘墳墓！我們十分重視經濟建設工作，無疑是正確的，但若死抱住單純經濟觀點不放，為生產而生產、為經濟建設而搞經濟建設，發展下去就十分危險了。如果說在革命戰爭年代，即使是朱德、陳毅那樣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抱有單純軍事觀點還是可以理解的話，那么，在歷史發展到了今天，許多人更頑強地死抱著單純經濟觀點不放，就實在讓人捉摸不透了。　　

我們知道，所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就是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因為生產力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是起著最終的決定作用的，這樣一說，它似乎就成為真真切切的“馬克思主義”真理了。這迫使我們必須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將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弄清楚。我認為，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觀點應該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都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雖然在一般情況下和總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二者之間絕不存在著一一對應的關系。在承認前者對后者的決定作用的同時，必須看到，后者并不總是處于消極的被動地位，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都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而且我們所說的決定作用也只能發生在世界總體的大背景條件下，而并不是一定會存在于任何國家的每一個別場合。在生產力沒有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就不能產生和形成更高級生產關系、建立起更先進的上層建筑、造成新的社會存在（這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可整個世界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嶄新階段的情況下，雖然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低，但這個國家或地區已經完全融入到世界中來、成為整個世界發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個國家或地區就仍然有接受外界影響而產生更先進的社會意識（這仍然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現實可能性，具有在先進社會意識指導下建立起新的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現實可能性（這體現出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巨大反作用）。這是我們能夠越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在處于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環節的一個或幾個國家首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理論依據；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仍然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危險性的理論根源。我們看，具體說來：　　

只有社會生產力飛躍發展到（工業革命）一個嶄新階段，使資本主義徹底戰勝封建制度而鞏固起來，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內外矛盾充分顯現出來的情況下，才能夠產生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后，世界領土被瓜分完畢，整個世界都被納入到帝國主義經濟鏈條之中。這時，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完全可以為處于資本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環節的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所掌握，并且可以通過革命，“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這仍然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然后，無產階級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不僅可以在俄、中這樣落后的國家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而且完全能夠在革命勝利后，利用新生的國家政權的力量，及時地在整個社會上建立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話語權，在不斷強化與完善國家政權力量的同時，“將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到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形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初步基礎——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　　

社會主義初步基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建立后，就會充分地調動起當家做了主人的廣大人民群眾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從而在新生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框架內，批判地吸收人類歷史上一切有益的優秀成果，“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會促使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日益雄厚起來，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日益完善起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的統治地位日益鞏固起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馬克思主義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掌握，會進一步促進社會主義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的鞏固、完善與發展和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進步——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　　

……　　

由此，社會主義制度從產生，到鞏固、完善、發展，直至實現共產主義的過程正是社會基本矛盾內部相互作用、良性循環的過程。　　

同時，反過來說，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如果我們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到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影響，讓人家鉆這個制度各個環節中尚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種種缺欠的空子，首先在不知不覺之中奪回他們已經失去的話語權，從而在任何一個環節中打斷社會基本矛盾內部的良性循環互動過程，恢復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社會上的統治地位，也就水到渠成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這一步一旦變成現實，他們又可以打著“發展生產力”、“搞好經濟建設”的幌子，通過“休克療法”或“溫水煮青蛙”式的改革，變社會主義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就是輕車熟路、易于反掌了。這一步一旦實現了，新生的資產階級又會要求政治上的權利（如爭當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擠進共產黨的隊伍中來，進而要求與共產黨輪流執政、要求共產黨下臺、要求實行資本主義的兩黨制、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制度），最終改變黨、國家、政府的顏色（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蘇聯已經走過的路，我國也完全具有步其后塵的現實危險。蘇聯的現實想必大家都清楚了，我國以“管理層收購”、“引入戰略投資者”等名義將國企“改制”成“民企”即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并讓幾千萬國企職工下崗，通過推廣小崗村“經驗”讓幾億農民分田單干，以及伴隨而來、接連不斷出現的大量群體性事件，都是這個危險日益逼近的真實寫照。所以，所謂“補課論”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所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即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為它將社會基本矛盾內部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完全孤立起來、攔腰割裂開來，將其中的所謂“決定”作用無限夸大，無視、甚而完全否認其中的反作用。這就將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改造”成機械唯物論、機械生產力論，即“改造”成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無害而有益的東西。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惡意修正（雖然修正者也有出于善意可能性）。我們知道，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是唯物史觀的主要內容，而正是由于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這兩大發現，才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科學。現在，唯物史觀被這樣一修正，“真理向前跨過了一小步”，立即就“變成謬誤”，堂而皇之地變成為人家復辟資本主義的理論工具了（何況剩余價值理論在許多人的眼睛里也不再被看好了）。　　

  那么，社會主義條件下，究竟有沒有一種東西能夠成為其他一切工作賴以運轉的中心，從而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始終圍繞著，并服從、服務于這個中心呢？有！這個東西就是“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無產階級是肩負著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使命的。解放全人類就是要解放全世界中的一切人，就是要讓“全人類”中的每個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發展。人所共知的短板理論告訴我們，一個木桶儲水量的多少不是由最長或次長的木板決定的，而是由最短的木板決定的。同樣，看人類解放的程度，也不能以經濟上最富裕或次富裕、政治上地位最高或次高的人為標準，而只能以經濟上最貧窮、政治上地位最低的人做參照。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就是這個道理。因為無產階級在任何情況下，總是社會上最貧窮的人群，無產階級也只能是全人類中最后獲得解放的階級——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理論是正確的，共產黨人也只能做“后富”的英雄，而決不能成為“先富”的楷模。任何一個“先富”起來并進而成為“民營企業家”、掙高薪的國企老總、腐敗官員的人，都是一個脫離了無產階級隊伍的人（除非他完全自覺自愿而將自己手中掌管的一切資本都主動交出來為公眾的利益服務，從而完全主動地斷絕自己同剩余價值的直接聯系），當然更不配“共產黨員”這一光榮稱號了。所以，解放全人類就一定要從解放每個人做起，特別要從解放經濟上最貧窮、政治上社會地位最低的人做起。“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在中國社會上出現了多少富翁、富翁們的財富總量達到了何等程度，都不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榮耀；我們“人均”財富有多少，也不一定能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驕傲的本錢。只有中國最窮的人的物質生活條件達到了什么樣的水平，最窮的人的社會地位提高到了何等程度，才是中國共產黨人應時刻予以充分考量的問題。我們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農民（如陳永貴）可以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一個普通工人（如吳桂賢）可以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如李素文）可以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更多、更大量的工人、農民（如邢燕子、申紀蘭）可以當選為中央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這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值得炫耀、最值得大書特書的“光環”。　　

以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中心，我們的一切經濟工作，首先要解決生產資料歸誰掌握、社會財富歸誰占有、勞動成果被誰享用的問題，都要為滿足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需要打下雄厚的物質基礎服務。例如，住房業的發展就要為每一個人“住有所居”服務，原則上就應保證全國每一個家庭都有、且只能擁有一處符合一定標準的住房；而不能允許任何人把住房當作投資、理財和發財致富的工具。否則，我們就不是在干社會主義，當然也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同樣，糧農業的發展，就要滿足每個人吃好、吃飽、吃出健康來，讓整個中華民族的身心素質越來越好；而不能讓該死的轉基因把十三億中國人當成小白鼠，更不能為了所謂的經濟發展讓孟山都把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玩弄于股掌之中進而打入萬劫不復的死地。　　

以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中心，我們的一切政治工作，就都要為保證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提供政治保障。例如，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動員和組織起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浩浩蕩蕩群眾大軍，管理國家、監督政府，管理企業、管理文化教育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讓一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統統不敢懈怠、不能腐敗，而只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保證每個人從而一切人自由民主權利的充分實現和聰明才智得以充分發揮；保證對敵視、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切敵對分子和敵對勢力進行有效專政，并盡可能快地把其中的大部分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保證人民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保證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都能沿著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不斷地向前發展。　　

以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中心，我們的教育、科學、文化、體育、衛生工作，都要為不斷地提高每個人的思想道德素質與科學文化素質服務。例如，我們的教育事業的發展就必須保證每一個人平等的受教育權利的實現，絕不允許楊元元悲劇重演；我們的科研工作，就必須打破常規，制定出長期趕超發展戰略，充分利用我國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等政治優勢，充分發揮各族人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以我為主，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大國和科技強國。決不能繼續走僅僅依靠“引進、吸收、消化、創新”的老路子。　　

以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中心，我們的一切社會工作，歸根結底都要始終圍繞著和服務于每個人首先是工農大眾整體意志和根本利益來進行，而不是圍繞著少數精英打轉轉。例如，我們社會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要不斷地加強我們黨同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實現并不斷地加強黨群一體化進程。必須明確，在任何情況下，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都是共產黨最堅定的依靠力量。在革命戰爭年代是這樣，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也是這樣。有了人民群眾的支持，我們就無往而不勝，脫離了人民群眾，共產黨就會處處碰壁，寸步難行。我們所遭遇到的通鋼事件、林鋼事件、“3·14”西藏事件、“7·5”新疆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鄧玉嬌事件、“開胸驗肺”事件、小磚窯事件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我們黨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所造成的。河南鄭州的那位逯軍局長大人發出了“你是代表共產黨說話，還是代表老百姓說話”這種“雷人”之語，絕非毫無道理，它至少說明，今天許多穿著共產黨員外衣的人，甚至一些共產黨的組織，已經不能代表老百姓的利益了，已經站到老百姓的對立面上去了。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黨群關系是的的確確的魚水關系，那么，現在雖不能說它已經蛻變成了水火關系，但也只能算作船與水的關系，而且老百姓這些載舟之水完全有著變成覆舟之水的可能性。這些都充分說明，鄧小平同志的驚醒之語太英明了。都說文化大革命混亂至極、不堪回首，可毛澤東主席坐著敞篷車在諾大的天安門廣場上先后八次接見一千多萬紅衛兵，沒有出現任何事故。請問當今世界上有哪一位領導人有如此膽略與氣魄？其中的訣竅就是，毛主席總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一刻也不脫離群眾；而其他任何人都沒能做到這一點。至于大慶中要收繳菜刀，在美國瘋子們炸我使館、撞我飛機的情況下，連允許老百姓游行示威的勇氣都沒有，更是可笑至極！哪有共產黨怕人民群眾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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