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少 奇 論 工 人 階 級 及 其 政 黨
陳 寒 鳴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 天津市 300170 ）
[內容摘要] 劉少奇關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有關論述，不僅已經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有重要貢獻。劉少奇這方面的思想至今仍有重大意義。
[關 鍵 詞] 劉少奇；無產階級；共產黨
長期領導中國工人運動，為中國工運事業作出卓越貢獻，并因之而被譽稱為“中國工人運動領袖”的劉少奇，不僅對中國工人階級充滿深厚感情，而且非常了解中國工人階級，對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有十分清醒、正確的認識。1926年5月1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劉少奇在會上作了題為《一年來中國職工運動的發展》的報告。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對1925年五卅運動以來中國職工運動的經驗作了全面、系統的總結，更針對當時中國共產黨內的思想狀況，列舉大量事實說明中國民主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這就為中國革命運動指明了前進方向。他在這報告中分析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指出在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買辦資產階級統治下的近代中國社會，特別黑暗。工人階級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外國資本在華投資辦廠、開采礦業、修筑鐵路而誕生。因此，從其誕生之日起，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就受到雙重剝削，即既受到帝國主義的剝削，又受到封建主義的剝削。工人工作時間之長、生活待遇之差，“勞動條件之惡劣，是世界各國所沒有的。”工人和貧苦農民一樣，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經濟地位十分低下。政治上，工人階級被剝奪了一切權利，行為受到嚴重限制，自由被取消，稍有舉動即會遭逮捕以至殺戮。反動統治階級到處制造慘案，隨意捕殺工人運動領袖，查封工會，破壞工人運動。“各地慘案均因鎮壓罷工而起，慘殺結果以工人死傷為最多。”總之，充當著帝國主義走狗的反動統治者，在經濟上剝削工人，在政治上壓迫工人，已經使工人階級無法繼續生活下去。中國工人階級所處的這種經濟、政治地位，表明他們是中國近代社會受剝削壓迫最深的階級之一。這決定了他們不僅倡導并積極參加革命，而且在革命中必然會表現出特別能吃苦耐勞，任何艱苦的斗爭都能堅持到底，任何艱難困苦都能克服的精神。同時，工人階級比較集中，且與先進的生產方式相聯系，故而特別富有組織紀律性，易于形成的革命的戰斗集體。具有著這樣一些特點的中國工人階級，在自己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自己的科學理論——馬列主義的指導下，必然要、并且一定能夠取得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而“五卅”以來工人運動的實踐，表明“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能領導一切民眾向帝國主義與軍閥進攻。”此外，劉少奇在這報告中比較詳盡地闡述了工人階級對農民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所應采取的態度、方法和策略。他說：
農民為國民革命之重要勢力，是工人階級天然的同盟軍。中國工人階級應切實提
攜農民，進行中國的革命。各處的工人應幫助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及指示奮斗方法，在
農民的一切奮斗中，工人應以實力援助之。工人階級確定自己的奮斗方式時，必須顧
及農民的利益。
而對資產階級則應認識到其兩面性：“中國資產階級本來受帝國主義與軍閥壓迫，他們有參加國民革命之可能，但資產階級參加國民革命終究是妥協的，不能徹底的。而且當無產階級起來參加革命時，或要求生活改良時，資產階級就馬上反動起來了。”這樣，工人階級就應對資產階級采取“又聯合、又斗爭”的策略：“我們工人階級在某一個時候，即在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沖突最厲害的時候，應與資產階級合作，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以增強反帝國主義運動之勢力。但當資產階級一有妥協之傾向，或壓迫工人運動時，工人階級應極力反對，以防備資產階級騙賣自己。”至于“中國小資產階級，包括小商人、學生，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過去一年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中，證明小資產階級是有力量的，能革命的。工人階級應與之聯合，建立聯合戰線。工人階級并應促進小資產階級之左傾，以補救其游移保守之根性，而不為大資產階級所利用。”（1）就是說工人階級應促進、幫助小資產階級增強革命性，克服、消除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劉少奇的這些論述與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的相關思想，在基本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與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的不斷展開以及新中國成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變化了的社會經濟、政治形勢相適應，劉少奇不斷思考著中國工人階級的地位、作用及其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等重大問題，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確思想。茲僅舉述數例：其一，城市工作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全國解放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作出全黨工作中心由鄉村向城市戰略轉移的重大決策，但究竟如何搞好城市工作？劉少奇認為，城市工作千頭萬緒，但自有其中心，只要抓住中心，動員一切力量突破，工作自然能有所進步。我們城市工作的總路線，就是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人民，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條戰線上，以便向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作堅決的斗爭。而這一切工作的中心，就是做好群眾工作。只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才能夠管理好城市，建設好城市。他又認為，共產黨依靠工人階級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革命勝利以后，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國家的主人，有許多事要工人辦。但究竟應該怎樣依靠工人階級呢？如何才能真正發揮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作為國家主人的作用？關鍵在于把工人組織起來，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運動的成功只能靠團結和聯合的力量來保證。”（2）為了把工人發動、組織起來，真正成為一支可以依靠的階級力量，就“必須加強工人階級教育，提高工人的階級覺悟”，要向工人“著重講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唯物史觀、勞動創造世界、剩余價值、階級斗爭）及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在此基礎上，搞職工會，“應規定只有出賣勞動力為生者才可以加入工會”；同時，還要“在工人中發展黨的組織，原則上黨在工人中應大量發展”。這樣，“工人政治覺悟提高，組織上有了工會，還有大量黨員，那末工人群眾就成為最可靠的力量，并且同我們互相了解。”“于是，共產黨依靠工人，工人也靠了共產黨，相互依靠，我們與工人群眾就結合起來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掌握工業，掌握城市。”（3）其二，必須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以后，劉少奇強調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已經成為中國的領導階級。正因為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它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實現自己的歷史任務，它就能團結全國人民，保證我們的國家逐步地走上富強康樂的境地，逐步地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他還基于“人類世界以至人類本身乃是從勞動中創造的。勞動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勞動者乃是文明的創造者。因此，勞動應該成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事情，勞動者應該成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們”的認識，提倡社會主義時代應該形成新的良好的社會風尚和新的尊重知識的道德標準。他說：
中國人民是勝利了，中國勞動人民是解放了，但是在中國社會上存在了幾千年的
尊敬那些無所事事不勞而食的社會寄生蟲、賤視勞動和勞動者的觀點和習慣，是仍然
存在著的。這樣一種完全錯誤的、使勞動人民受到極大冤屈的觀點和惡習必須堅決地
加以肅清。我們必須給勞動者、特別是那些在勞動事業中有重大發明和創造的勞動英
雄們和發明家們以應得的光榮，而給那些無所事事、不勞而食的社會寄生蟲以應得的
賤視。這就是我們的新道德的標準之一。（4）
他尤其注重發揮先進生產者的作用，指出：“先進生產者是人類經濟生活向前發展的先驅，也是人類社會歷史向前發展的先驅。”但“在舊社會中，先進生產者的先進經驗和各種發明創造的利用和發展，總是受到各種限制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沒有人禁止學習和利用先進生產者的先進經驗，相反，它要求先進生產者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要求其他的生產者認真地學習和利用他們的先進經驗。”“這就是說，在人民民主制度的條件下，先進生產者不但是人民群眾的先驅，而且成了人民群眾的核心，成了國家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重要紐帶。先進生產者是社會和國家的領導力量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沒有先進生產者，也就不可能有完全正確的領導。”（5）其三，必須關心群眾生活，切實維護工人利益。劉少奇說：“共產黨要為工人階級生活的改善而斗爭，……如果我們不給工人階級以希望，那末工人就會講，國民黨時代如此，現在也如此，你們與國民黨一樣。”（6）又謂：
職工群眾有許多困難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只有在社會主義建設得到更大的
發展以后才能解決。我們還需要艱苦奮斗，不應當只顧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忽視
全國的和長遠的利益。這一點必須向職工群眾說明。但是，在另一方面，片面地強調
全國的和長遠的利益，而忽視職工的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也是不對的。目前職工生
活中的有些問題是必須解決而且是可能解決的，其所以沒有解決，只是因為企業的領
導者、工會組織和有關主管部門沒有積極努力。我們必須堅決反對這種不關心群眾痛
癢的官僚主義態度。（7）
從這樣的思想出發，他指出：“共產黨贊成工人們團結在工會之內，保護自己的一切正當的不容侵犯的利益。而在工會中工作的一切共產黨員，務必最周密的關心群眾一切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福利，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情，也必須予以關心。”“共產黨員和工人中的先進分子只有這樣堅持不懈地周密地關心和保護工人群眾一切正當的不容侵犯的利益，才能把最廣大的工人包括政治上落后的工人都團結在工會之內和自己的周圍，并取得工人們對工會對自己的信仰”，主張“工會工作必須從代表工人的要求出發，力求實現他們一切合理的能夠實現的要求，然后逐步地提高工人們的覺悟，來實現我們黨的要求和目的”，要求從事工會工作的共產黨員“一時也不能離開普通工人對于工會的要求，即經常保護工人們正當的不容侵犯的各方面利益；同時，又不能遷就落后工人的有損于工人階級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的要求，而要不斷地說服工人，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覺悟，以至達到共產黨所要求的那種水平。”（8
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指出：
無產階級是專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而不是靠某一種資本的利潤來獲得生活資料的
社會階級。
劉少奇依據這一思想，分析中國實際情況，提出工人階級的概念：所謂工人階級，就是工錢勞動者，他自己找不出貨物來出賣，而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靠工錢、薪水吃飯；換言之，工人階級指的是依靠自己的勞動力作為自己生活的全部來源或主要來源的人。他又指出，工人階級有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分。他認為，工人階級的中堅部分是產業工人，這些工人在建國初期不過幾百萬人，人數雖然少，但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是工人階級中最進步的力量，在經濟上、政治上都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次是廣大的手工業工人和服務業的工人，這些人雖然與近代大工業生產沒有直接聯系，但他們同樣是靠出賣勞動力獲取薪水維護生活的人。此外，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政府中的公務人員、事業單位的職工以及中小學教員、大學教授、新聞記者等也是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他們是腦力勞動者，但具有工人階級的本質屬性。工人階級內部可以劃分出不同的組成結構，而不同結構間雖然不可避免地會存在著一定的矛盾，但由于同屬一個階級，具有內在本質上的一致性，因而并不存在難以調和的根本利害沖突。譬如，體力勞動是腦力勞動的基礎，腦力勞動是由體力勞動產生出來的，這兩種勞動都是社會進化分工的結果。社會主義社會的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在具體勞動形式和勞動內容上有異，但在以勞動換取生活來源這一點上沒有質的區別，因而都屬于工人階級。這樣，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會存在一定利益關系上的差異和矛盾，但共同肩負著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尤其是腦力勞動者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思想意識上有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觀點，與工人階級的本位即體力勞動者有些對抗，但這只是思想上的對抗，只要他們把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去掉，則與工人群眾就沒有對抗了。又如，社會主義社會的國營企業，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其“內部就再沒有階級對抗和剝削關系存在了，工廠管理機關與工人們的關系就從根本上變為一種同志的關系了。”但國營企業內是不是就沒有矛盾存在呢？不是的，“現在，我們在國營工廠中必須來處理另外一種新的矛盾和關系，這就是國營工廠管理機關與工人群眾之間的矛盾和關系，以及由這種矛盾和關系所發生出來的各種問題”。“這種矛盾與資本家工廠中的階級對抗完全不同，它是一種在根本上非敵對的、可以和解也應該調和的矛盾。但它是一各不容否認的、客觀存在的、真正的矛盾，是在長時期內要我們來認真地加以調整和處理的矛盾。”（9）至今看來，劉少奇的這些思想仍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于我們分析、研究當今中國工人階級的內部結構仍能有所啟迪。
共產黨是由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先進分子組織而成的工人階級政黨。無論是在革命年代，或者是在建設時期，工人階級要承擔并完成其歷史使命，都必須自覺接受本階級政黨的正確領導。這樣，共產黨自身的建設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劉少奇十分重視黨的建設，他在這方面有許多光輝論述，茲擇其要者略述三端于下：
第一，黨的性質及與之相關的問題。
劉少奇在中共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黨的性質作了闡析，指出：
我們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它在現階段為實現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而奮斗。它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
這里至少內含著四大要點：其一，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起來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黨從它產生之時起，就有明確的階級自覺，就以無產階級的立場去領導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工人運動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具有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各種優良作風。因而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這就是說，“我們黨從來就是而現在尤其是一個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全新式的黨。”其二，由于“中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在各個時期都是一致的”，因此，作為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的中國共產黨也就必然地“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譬如，“黨現在所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僅只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是中國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只有當它是站在全體人民的利益上，而不僅是站在本階級當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當它是組織與團結整個民族與全體人民，面不僅是組織與團結本階級來進行奮斗，它才能勝利。無產階級如果不能解放全體人民，它自己也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只有中國工人階級與全體勞動人民，才是中國民族的主體，只有他們的利益，才構成民族利益與人民利益的基礎。中國共產黨在目前為實現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是代表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也是代表全體民族和全體人民的利益，在將來為實現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制度而奮斗，也同樣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因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即是全人類的最后解放。”其三，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革命取得偉大成就，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們的黨從最初建立時起，就是一個完全新式的無產階級政黨，是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而在最堅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黨。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規定了徹底代表中國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革命綱領與革命政策，不但和中國民族與人民的敵人及一切違反中國民族與人民利益的反動政治派別作了不調和的斗爭，并且粉碎了黨內各種各色的機會主義。我們黨正是在這種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集合了中國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最忠實、最勇敢、最覺悟與最守紀律的代表，從而使它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使它在和民族與人民的敵人作斗爭時十分堅決、十分勇敢，并且知道如何去打擊敵人與如何避免敵人的打擊。”二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實行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原則，這“使我們黨成為建立在人民群眾中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系，而且有嚴格的紀律的黨。它有嚴格的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有自覺的鐵的紀律，有嚴肅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黨內不容許有小組織和派別活動，慎重接收黨員，每個黨員都 要直接參加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等等。所有這些組織原則，都是為著領導人民達到徹底解放的目的。”正是“由于我們的黨是按照這些原則組織起來的黨，就保證著黨的政治任務的執行，在斗爭中的行動一致，以及各種艱難困苦的克服，并領導人民獲得偉大的勝利。”（10）其四，中國共產黨人從來就是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現階段歷史任務和最終目的高度統一者。而最高綱領、最終目的是寓于最低綱領、現階段歷史任務之中的，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忘記或背棄最高綱領、最終目的。
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部分是處在農村中，黨的絕大多數是出身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工人成份很少，但這并不影響黨所具有的無產階級性質。劉少奇認為：
僅僅是黨員的社會出身，還不能決定一切，決定的東西，是我們黨的政治斗爭與
政治任務，是我們黨的思想教育、思想領導與政治領導，而我們黨的總綱及黨的組織
原則，則保障了無產階級的思想和路線在黨內居領導地位。……我們黨員的社會出身
不能決定我們黨的性質，亦如歐洲某些國家工黨中黨員的社會成分不能決定工黨的性
質一樣，在那些工黨內的黨員，雖然大多數是工人出身，然而他們并不是代表工人階
級的黨，它們不能執行工人階級在這些國家的任務。
在他看來，“我們黨的無產階級的性質，是由以下一些條件來決定的：（一）我們黨是在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接受了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中最優良的傳統，從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及革命以前偉大的工人運動的基礎上產生與發展起來的，并與中國工人運動有不斷的聯系；（二）黨是一貫地遵循毛澤東同志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及其所制訂的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而發展起來的（凡是違反這個路線的都受到了歷史的懲罰），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及其無限威信，和大批久經鍛煉的、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其中并有許多是直接從工人運動中產生的干部，足以擔當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所指導的事業；（三）我們黨的無產階級的綱領與政策，區別于任何其他政黨，并以這種綱領和政策獨立地組織和領導了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最大限度地實現了中國無產階級在目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任務，實現了無產階級對人民大眾的領導權，并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為自己的最終目的；（四）黨的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每個黨員都必須遵守，不得逾越，每個黨員都必須遵守黨綱黨章，并成為黨的一個組織內的工作者，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無產階級的統一，是一直保持著與加強著的，黨清除了自己隊伍中的異己分子及不可救藥、不可改造的機會主義分子出黨；（五）二十余年的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對于我們黨的鍛煉，幾十萬黨員長期脫離了他們原來的社會職業，轉入革命的軍事集體生活與生死斗爭中，使他們在思想上、組織上受到了嚴格的教育與鍛煉，這樣，就提高了他們的階級覺悟與集體的意志，加強了他們的組織性與紀律性，使他們懂得在敵人面前形成全黨利害的一致，而要求全體黨員無條件地服從黨的集中領導，并使動搖分子在嚴重的革命斗爭中從黨內不斷地自然淘汰出去；（六）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使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實行思想上的徹底改造，改變原來小資產階級的本質，使他們具有無產階級先進戰士的性格。經過這樣產生、又經過這樣鍛煉與教育出來的黨，與任何資本主義國度內的無產階級政黨比較，至少是毫無愧色的。”因此，他認為：“在中國有大批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加入到我們黨內來，這也是很好的現象，我們黨不應該拒絕他們。我們黨應該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進分子入黨，但還必須大量吸收一切勞動人民中的先進分子入黨，才能使我們黨成為一個廣大群眾性的、強有力的黨。無產階級要從小資產階級中不斷補充自己的隊伍，乃是一個必然的歷史法則。”（11）
但這絕不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要成為一名中共黨員，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1951年3月，劉少奇根據當時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發展狀況以及黨所面臨的歷史任務，提出“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
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分。中國革命在過去
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在以后更需要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黨員必須承認此點。
二、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
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最后要為實現共產主義
制度而斗爭。……一切黨員必須具有為黨的這些目的而堅持奮斗的決心。
三、因此，現在的人做一個共產黨員，必須是一輩子都要堅持革命斗爭。如果在
中途不能堅持革命斗爭，就不能再做共產黨員。這種革命斗爭是包括政治的、經濟的、
思想的斗爭在內，并且還要和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進行武裝斗爭（但不是說要當一輩
子兵）。
四、一切共產黨員進行革命斗爭，必須在黨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因此，一切黨
員必須執行黨的政策和決議，積極參加黨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嚴格地遵守黨的紀律，
對于黨內黨外一切損害黨的利益的現象必須進行斗爭。否則，就不能做一個共產黨員。
五、一切黨員必須把人民群眾的公共的利益，即黨的利益，擺在自己的私人利益
之上，黨員的私人利益必須服從人民和國家的公共利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為
人民犧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產黨員。……
六、一切黨員在革命斗爭中，必須勇敢堅決，不能在嚴重的艱苦的環境中退縮，
不能向敵人投降，不能叛變共產黨與共產主義。否則，就不能做共產黨員。
七、一切黨員都必須為人民服務，使黨與人民建立很好的關系，認真地了解人民
群眾的要求和意見并及時地向黨反映，把黨的政策向人民群眾作宣傳解釋。……
八、一切黨員為了能夠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項，都必須努力地學習，使自己懂
得更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使自己的覺悟更加提高。不努力學習的人，
就不能做好一個共產黨員的。（12）
同年4月，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所作的總結報告中，指出：在戰爭年代，“革命還沒有勝利，反動派還統治著中國，加入共產黨的人，還要擔負遭受反動派迫害的危險，而黨也處在嚴重的戰爭環境中，一切條件都是很艱苦的。在這種情形下，落后分子、投機分子、反動分子自然就不來或很少來加入共產黨。這是過去我們發展黨員的一種自然的客觀的限制。但是一到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勝利以后，戰爭的勝負誰屬，已經完全明白，這種情形就完全改變了。今天，革命已在全國勝利，情形就更不同了。在有些人看來，現在加入共產黨，不獨不要擔負什么艱險，而且可以獲得個人的許多保障以及榮譽、地位等等。這時，落后分子、投機分子、反動分子就會希望加入我們黨內來，而且有不少的壞分子積極地要鉆入我們黨內來。客觀的自然的限制沒有了，如果我們又不在主觀上加強限制，就是說，不更加提高黨員的條件，不更加嚴格入黨的手續，那就會有大批的落后分子、投機分子、反動分子混入到黨內來。這對于我們黨則是一種嚴重的危險。”因此，他鄭重地向全黨發出“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斗爭”的號召，指出：
列寧主義的黨從來就不允許把黨員的條件降低到普通群眾的水平，從來就從原則
上堅持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員必須具有比普通群眾更高的覺悟程度和堅定的革命
意志。在接收黨員時，任意地降低黨員的條件，顯然是違背了列寧主義的這項原則的。
并據之而要求“現在必須把黨員的條件提到盡可能的適當的高度。這就是說，以后接收的新黨員，都必須經過考察，經過教育，都必須是成分好的，即是從工人或其他勞動者出身的人，至于從剝削階級出身的人，則必須是在基本上拋棄了剝削階級的立場、觀點和作風并決心 為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解放而斗爭的人，都必須是歷史清楚、沒有政治問題的人；都必須是對黨忠誠、愿意為黨的事業終身奮斗的人；都必須是在群眾斗爭中受到階級教育，有了實際的基本的階級覺悟，并在工作、生產和學習中表現出這種覺悟，發揮了革命積極性的人。對于具備了以上各項基本條件的人，還必須向他們進行共產主義與共產黨的教育，以使在更高的水平上提高他們的覺悟，即把他們提高到黨員的覺悟水平上來，然后才能接收他們入黨。這就是說，必須是成分好、歷史清楚，對黨忠誠，有實際的階級覺悟并表現積極，又懂得共產主義與共產黨的事業愿意遵守黨綱黨章的人，才能被接收為黨員。”（13）顯然，絕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或者說，并不是因為某個人的思想和行為符合黨的現行方針、政策（甚至在黨的方針、政策之下還做出了一定業績），語言上又宣稱認同、遵守黨綱黨章和黨的路線，就可以將其接收為黨員。在共產黨成為執政黨的情況下，尤應高度注意這一點。否則，中國共產黨就會喪失其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
劉少奇很早就注意到，由于中共黨內出身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者比較多，“自然在我們黨內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問題，這就是在黨內反映了大量的小生產者的思想意識，甚至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的思想，也時常經過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傳達到黨內來，這就是黨內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及政治上組織上的機會主義的社會來源。”這就使得“在我們黨內，最本質的矛盾，就是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無產階級思想與農民、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只有這個矛盾的逐漸解決，只有在黨內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科學思想的教育與鍛煉，不斷克服小資產階級及其他各階級反映在黨內的思想，我們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才能進步，才能發展。相反，如果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起來，甚至侵奪黨的領導，壓抑無產階級思想的發展，我們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就要后退，就要縮小。因此，我們黨的建設中最主要的問題，首先就是思想建設問題，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去教育與改造我們的黨員、特別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問題，就是和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進行斗爭并加以克服的問題。”（14）這樣，為堅持和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而開展黨內思想斗爭就成為十分必要的。“黨內斗爭是保持黨的純潔與獨立，保證黨的行動在代表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上進行，保持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所完全不可缺少的。”當然，“這種黨內斗爭，主要的是思想斗爭，它的內容是思想原則上的分歧與對立。在黨內，也有同志間原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實質，它的內容，基本是還是一種思想斗爭。所以沒有思想原則分歧的黨內斗爭，同志間沒有原則分歧的相互傾軋，就是一種無原則的斗爭，無內容的斗爭。這種無原則無內容的斗爭，在黨內是完全不必要的，對黨是有害無益的，每一個黨員都是應該切實避免的。”（15）
劉少奇的上述思想很有意義，至今看來，仍不無啟迪。這里僅簡述三點，以期引起人們的深思：其一，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這樣說并不意味著黨改變或放棄了工人階級立場和工人階級性質而成為全民黨，相反地，正是由于“我們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分，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才使黨能夠“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這不僅僅因為“只有中國工人階級與全體勞動人民，才是中國民族的主體，只有他們的利益，才構成民族利益與人民利益的基礎”，而且更因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在各個時期都是一致的”。因此，在我們講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代表者的時候，必須同時、甚至首先著重強調黨所具有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其二，固然“我們黨員的社會出身不能決定我們黨的性質”，但絕不能因此而在無原則、無條件的情況下，將任何社會出身、社會成分的人都吸納到中國共產黨內來。尤其是在黨長期執政的社會條件下，加入這樣的黨“不獨不要擔負什么艱險，而且可以獲得個人的許多保障以及榮譽、地位等等”，懷有各種各樣的動機的人都會想方設法地鉆入黨內。這就“必須把黨員的條件提高到盡可能的適當的高度”，并且必須“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斗爭。”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黨的政策鼓勵、扶持下形成起來的私營企業主，只能在經過長期考驗表明其確實“基本上拋棄了剝削階級的立場、觀點和作風并決心為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解放而斗爭”的情況下，才能考慮接收其加入中國共產黨。否則，“在接收黨員時，任意地降低黨員的條件”而又美其名曰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執政的社會群眾基礎，則不僅違背了馬列主義的黨建原則，而且“會有大批落后分子、投機分子、反動分子混入到黨內來。這對于我們黨則是一種嚴重的危險。”其三，對于諸如此類關系到能否保持黨的工人階級性質，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則問題，是應該并且必須展開黨內斗爭的。在這樣一些問題上，不爭論是不行的，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第二、 黨內民主與民主集中制原則。
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證明，共產黨要堅持自己的性質和宗旨，完成自己的歷史
任務，要取得并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加強和改善對政權的領導，要支持和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必須首先實行和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內民主理論和民主制度建設。
馬克思主義認為，黨內民主是工人階級政黨應當并且必須具有的一個重要屬性，是工人階級政黨把自己組織和團結起來，發動、領導本階級和其他勞動階級的民眾為實現黨的偉大歷史使命而奮斗的重要保證。因此，自工人階級政黨誕生以來，就始終重視黨內民主的理論與制度建設。恩格斯曾稱揚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其“組織本身完全是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并隨時可以罷免”；其章程由各支部討論并由黨的代表大會審查通過；黨內生活的“一切都按這樣的民主制度進行”。（16）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黨內民主思想貫徹到由他們起草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用黨章的形式對黨內民主制度的基本內容作了規定。（17）列寧從俄國工人運動當時所處的歷史條件出發，在建立一個集中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爭取實現黨的革命目標的過程中，十分重視黨內民主的理論建設，指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是民主地組織起來的。這就是說，黨內的一切事務是由全體黨員直接或者通過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無例外的條件下來處理的；并且，黨的所有負責人員、所有領導成員、所有機構都是選舉產生的，必須向黨員報告工作，并可以撤換。”（18）他從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際出發，把黨內民主概念發展為“民主集中制”，并將之確立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基本組織原則制度。他還把這制度推行到共產國際，如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19）第13條規定：
加入共產國際的黨，應該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在目前激烈的國
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法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近似軍事紀律那
樣的紀律，黨中央機關成為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黨員普遍信任的權威機構，只有這
樣，黨才能履行自己的職責。
在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民主集中制作為黨內民主概念的完整、辯證表述，得到各國共產黨的認同；民主集中制作為一項根本的組織原則，則被運用于共產國際及其所屬支部，為各國共產黨普遍奉行。中國共產黨是加入共產國際的黨，也就必須實行這種民主集中制。當然，民主集中制在實踐中也面臨著如何實現民主與集中的辯證統一、民主制與集中制的有機結合等問題。
黨內實行和發揚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和實踐過程中形成起來的優良傳統和基本原則。黨和黨的領導人十分重視黨內民主理論建設。如劉少奇對民主集中制有許多十分精彩的論述。他在中共“七大”會上所做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既批評“有些同志，不了解黨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如是就使自己的領導脫離黨內民主，脫離黨員群眾，并把此種狀態名之曰‘集中’。他們認為自己的領導上的權力，無須由黨員群眾授予，而是可以自己攫取的。他們的領導地位，也無須經過選舉，無須取得黨員和下級組織的信任，而是可以自封的。他們的指導方針與決議，也無須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并經過群眾的通過，而是可以獨斷的。他們是站在黨員群眾之上，而不是結合于黨員群眾之中。他們是站在黨的組織之上來命令黨，支配黨，而不是站在黨的組織之內來服從黨，受黨的支配”，又批評“有些同志，不了解黨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制，如是他們就使自己的行動脫離黨的集中領導，脫離黨的整體。他們不顧大局，不顧整體的長遠的利益，按照他們自己的興趣和自己的見解在黨內任意地自由地行動。他們不嚴格地遵守黨紀，不執行黨的領導機關的決議，在黨內傳播各種非組織的、非政治的，非原則的言論，……甚至利用黨員群眾一時在思想上沒有準備的盲目狀態，來表決自己的要求，利用‘多數’的名義來實現自己的企圖等”。他指出：
黨內反民主的專制主義傾向，和黨內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是黨內生活上的兩種極端
現象。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又常常當作專制主義傾向的一種懲罰而出現，凡是專制
主義傾向較嚴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現極端民主化的現象。這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
都極大地妨害與破壞黨內的真正的統一與團結，全黨必須警惕，嚴防這些現象的發生。
強調“現在必須放手地擴大我們黨內的民主生活，必須實行高度的黨內民主，同時，在實行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黨的領導上的高度集中。”
什么是黨內民主？劉少奇通過對黨內民主實質的論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黨內民主的實質，就是要發揚黨員的自動性與積極性，提高黨員對黨的事業的責任心，發動黨員或黨員的代表在黨章規定的范圍內盡量發表意見，以積極參加黨對于人民事業的領導工作，并以此來鞏固黨的紀律和統一。只有認真地擴大黨內民主，才能鞏固黨內的自覺的紀律，才能建立與鞏固黨內的集中制，才能使領導機關的領導工作臻于正確。為此，黨章規定：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必須遵照黨內民主的原則進行工作。”他提出“擴大黨內民主的中心一環，在于啟發黨員和干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要啟發黨員和干部對黨的政策與工作的積極負責精神，要使他們考慮問題，敢于與善于提出問題，發表意見。為此，各級領導機關的負責人，對于自己領導下的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必須首先進行充分的自我批評，在黨中央委員干部中以身作則，必須有充分的接受別人批評的精神準備，萬不可在遇到別人批評時，即沖動暴躁，或采取壓制打擊等辦法。只有如此，黨內民主才可順利發揚，否則，即使按期召集各種大會和會議，仍然可能是死氣沉沉的、人云亦云的、照例聽報告和舉手的、沒有生氣、沒有民主的大會與會議。……可見單是多開會，還不是民主，還必須把會開好，必須發揚民主精神，開展批評與自己批評。”（20）
當然，“黨內民主，必須保證是有利于黨的事業（即人民的事業）的方向進行，不能松懈黨內戰斗意志與戰斗團結，不能被暗害分子、反黨分子和黨內的分裂主義者與投機家、野心家所利用。”為此，劉少奇在強調必須嚴肅黨的政治紀律的同時，又對民主集中制原則進行了論述。他說：
要在黨內放手實行高度的民主，決不是要削弱黨內的集中制，相反，要在實行高
度民主的基礎上，同時實行高度的集中。要使高度的民主與高度的集中統一起來，不
要使二者對立起來。只有實行高度的民主，才能達到領導上的高度集中；只有在以民
主為基礎的高度集中領導之下，才能實行高度的民主。
指出：“黨內民主的集中制，照黨章規定，即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黨的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系，反映黨的上級組織與下級組織的關系，反映黨員個人與黨的整體的關系，反映黨的中央、黨的各級組織與黨員群眾的關系。”(21)又認為：“黨內民主的集中制，即是黨的領導骨干與黨員群眾相結合的制度，即是從黨員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黨員群眾中堅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黨內的群眾路線。”（22）
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根本改變了人民大眾的社會地位。“在人民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群眾能夠體驗到國家與社會的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不可分的，是一致的。在人民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有了完全的民主權利，同時也有完全的義務。人民群眾完全地行使了國家權力，也就會以主人的身分盡完全的義務。”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絕不容許為了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和自由而妨害大多數人的利益和自由，妨害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23)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成為“我們國家的領導核心。黨的這種地位，決不應當使黨員在國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權利，只是使他們必須擔負更大的責任。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必須在遵守憲法和一切其他的法律中起模范作用。一切共產黨員都要密切聯系群眾，同各民主黨派，同黨外的廣大群眾團結一致，為憲法的實施而積極努力。”（24）
在黨處于執政地位而成為社會主義國家領導核心的情況下，真正擴大和實行黨內民主更為重要。劉少奇指出：
為了力求黨的領導工作符合于客觀實際，便利于集中群眾的經驗和意見，減少犯
錯誤的機會，必須在黨的各級組織中無例外地貫徹執行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擴大黨內
民主。一切重大問題的決定都要在適當的集體中經過充分的討論，容許不同觀點和無
拘束的討論，以便比較全面地反映黨內外群眾的各種意見，也就是比較全面地反映客
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側面。每個領導者都必須善于耐心地聽取和從容地考慮反對
的意見，堅決地接受合理的反對意見或者反對意見中的合理部分。對于由正確動機，
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對意見的任何同志，必須繼續和睦無間地共事，絕不要采取排
斥的態度。只有這樣，才會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體領導，才會有真正的而不是形
式的黨內的團結，黨的組織和事業也才會日益興旺。（25）
他重申民主集中制原則，對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系以及實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進行論析，說：
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徹底的民主制，是在人民內部實行的根本制度，是
在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民下的高度民主。在這里，民主和集中
是互為前提、互相依賴、互相滲透的，是不可缺一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決不能
離開廣泛的人民民主，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同那種脫離人民群
眾的少數人或個人的專制，同極端反動的國民黨專政或者法西斯專政，是根本對立的。
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決不能離開高度集中的指導，它同分散主義或者無政府主義是互
不相容的。我們必須充分發揮群眾的自覺性和積極性，了解各方面的真實情況，把人
民群眾的真實意見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意見，又在實踐中、在群眾的行動中，繼續
補充，發展或者改正這種意見，并且使正確的意見在群眾中堅持下去。只有把民主和
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在人民內部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才能既反對不要
人民民主的少數人或者個人的專制，又反對不要集中統一的分散主義或者無政府主義。
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根本制度。沒有
這種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工人、農民和其他各民主階級、階層的人民
既要求民主，也要求集中統一。……工人和農民都怕政出多門，怕政策和計劃多變，
要求定于中央。任何部門、任何地方，如果發生了破壞民主制的現象，也就必然同時
出現分散主義、地方主義、破壞集中統一的現象。這些，都不符合社會主義建設多快
好省的要求，都不符合工人、農民和全體人民的利益，完全違反他們的愿望。（26）
他又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對實行民主集中制和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相互關系問題作了分析，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制度，是在黨章和憲法中明白規定了的，是我們在工作中必須遵守的。但是，最近幾年，由于我們提出了一些過高的超出了實際可能的經濟任務和政治任務，而且不顧一切地采取了各種組織手段，去堅持執行這些任務，因而，我們也就在組織上犯了許多錯誤。這些組織上的錯誤，最主要的就是我們在黨的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違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首先是有不少的負責人，沒有充分地發揚民主，沒有把任務提交給群眾和干部，讓他們認真地而不是形式地進行討論，并且由他們根據實際的可能作出決定。然后，這些負責人又在群眾和干部中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批評和斗爭，混淆了是非，壓制了民主，使群眾和干部不敢講話，不敢講真心話。這樣，黨的組織、國家組織和群眾組織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起來的所謂‘集中領導’，只能是沒有群眾基礎、違反群眾意志的領導。這樣的領導，是沒有不犯嚴重錯誤的。最近幾年工作中發生的錯誤，有許多是同我們沒有嚴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辦事有關的。”（27）
劉少奇關于黨內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論述，不僅豐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有關理論，而且至今看來，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中國共產黨本有發揚民主，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誠如鄧小平所說：“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也比較正常。”（28）正因為黨和黨 的領袖群體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堅持發揚民主，實行民主集中制，才使中國共產黨從弱小到發展壯大，使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斷取得勝利。而一旦違背民主集中制原則，不發揚民主，僅僅只是凸顯少數人或個人的權威、地位、作用，黨和人民的事業就必然會遭受挫折。正反兩面的歷史經驗充分表明，是否真正能夠做到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內民主監督，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黨能否跳出數千年中國歷史興亡周期率，永葆革命青春活力的關鍵所在。結合現實實際，重溫劉少奇的論述，我們能獲得許多有閃啟迪。譬如，他提出“擴大黨內民主的中心一環，在于啟發黨員和干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各級領導機關的負責人“必須有充分的接受別人批評的精神準備，萬不可以遇到別人批評時，即沖動暴躁，或采取壓制打擊等辦法。”但這些年來，盡管講了不少關于加強黨內民主，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話，在實際上，卻往往以“不爭論”為遁辭來試圖淡化或消解不同觀念、批評意見，似乎對問題一爭論、對某些消極現象一批評就會浪費時間，影響穩定。這其實是毫無道理的。應該說，對于非原則問題，不搞爭論是對的；但對于涉及黨的思想政治路線、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方向這樣一些重大原則問題，怎能不事先在黨內認真聽取各種各樣的不同意見，認真在黨內組織討論、甚至辯論，通過反復對比，深入研究，集思廣益，力求得到正確結論，再由領導集體決策呢？只有在經過認真討論，甚至辯論的基礎上，才能求得真理，才能保證決策正確。這樣做了，才能形成合力，調動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性，贏得做好工作的時間。至于充分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而不是搞表揚與自我表揚、甚至吹捧與自我吹捧，文過飾非、掩蓋存在著的矛盾和問題，動輒即稱某種“創新”出來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新的里程碑”(29)，才能夠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內民主監督，堅持民主集中制，從而真正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第二，共產黨員的修養。
與近、現代的大工業生產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工人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階級。
而作為這階級之政黨成員的共產黨黨員，則是這階級中的先進者，是近代以來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革命者，是改造社會、改造世界，并進而最終實現人類最崇高、最偉大理想——共產主義的現代擔當者和推動者。而共產黨員要自覺認識并很好地完成自己所擔負的神圣歷史使命，就必須在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同時，不斷改造和提高自己。要通過在革命實踐中加強自己的修養，使自己無愧為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劉少奇對此非常重視，曾語重心長地指出：
我們的黨員，不但要在艱苦的、困難的以至失敗的革命實踐中來鍛煉自己，加緊
自己的修養，而且要在順利的、成功的、勝利的革命實踐中來鍛煉自己，加緊自己的
修養。有些黨員受不起成功和勝利的鼓勵，在勝利中昏頭昏腦，因而放肆、驕傲、官
僚化，以至動搖、腐化和墮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這在我們共產黨員中，是
個別的常見的事。黨內這種現象的存在，應該引起我們黨員嚴重的警惕。（30）
他所強調的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修養，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
一是政治修養，即必須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政治立場。每位共產黨員都必須自覺認識到自己所代表的是“被剝削而不剝削別人的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不能只是自己解放自己，它必須爭取一切勞動人民的解放，爭取自己民族的解放，爭取人類的解放，才能實現自己的徹底解放。無產階級必須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才能使自己獲得真正的最后的解放。”(31)因此，“無產階級的堅定立場，就是要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代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我們并且要了解這也就是無產階級的最大的階級利益。”（32）只有站在這樣的無產階級立場上，才能真正明白參加共產黨的目的，絕非謀取個人的名利，而是為了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只有站在這樣的無產階級立場上，才能真正懂得“一切共產黨員，不論職位多高，都是人民群眾的勤務員，都應該把自己看成普通勞動者，沒有任何特權，都必須關心群眾生活，和群眾同甘共苦。”（33）劉少奇正是從共產黨員必須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政治立場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出發，提出“一個好黨員、一個好領導者的重要標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狀況和勞動狀況，關心人民痛癢，懂得人民的心；他堅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能夠接受人民的批評監督，不在人民面前擺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眾商量，群眾有話也愿意同他說。”認為“只要我們的黨是由這樣的黨員組成的，我們就永遠有無窮無盡的、不可征服的力量。”（34）
二是思想修養，即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聯系實際，樹立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劉少奇指出：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科學，是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的科學。只有徹底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人，以無產階級的理想為理想的人，才能徹底
了解和掌握它。沒有堅定純潔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和理想，是不能徹底了解和真正掌握
馬克思列寧主義這門科學的。如果他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是無產階級的徹底的革命
者，不是要在全世界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他不想革命，或者不想
堅持革命到底，而想半途而廢，那末，馬克思列寧主義這門科學，對他也是沒有用處
的，或者是用處不大的。(35)
就是說，“一個共產黨員如果沒有明確而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沒有正確而純潔的無產階級思想意識，要徹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并使之成為自己的革命斗爭的武器，是不可能的”；同時，“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不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如果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他要在一切革命斗爭中堅持無產階級的立場，體現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這也是不可能的。”每一位共產黨員都應加強自己的思想修養，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徹底了解和真正掌握它的立場、觀點、原則和方法。要理論聯系實際，而不能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用馬列主義的原理來解釋中國社會歷史實踐，并指導這種實踐。”要通過學習，在對于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方法及對于中國和整個世界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把握過程中，更要在現實的革命斗爭實踐中，樹立起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我們共產黨員，要有最偉大的理想、最偉大的奮斗目標，同時，又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實的實際工作。這是我們共產黨員的特點。如果只有偉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切實的實際工作，那就不是一個好共產黨員，那只能是空想家、空談家或學究。相反，如果只有實際工作，沒有偉大而高尚的共產主義理想，那也不是好共產黨員，而是庸庸碌碌的事務工作者。只有把偉大而高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切實的實際工作、實事求是的精神統一起來，才能成為一個好的共產黨員。這就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經常強調的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的標準。”
三是品行修養，即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共產黨員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確堅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即黨性、階級性）。”每一位共產黨員都應明白自己“不是什么普通的人，而是覺悟的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他應該成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意識的代表者。因此，他的個人利益完全不應該在黨和無產階級的利益之外突現出來”，懂得“黨的利益高于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全心全意地為黨的利益和黨的發展而奮斗，并且應該把黨的、階級的成功和勝利，看作自己的成功和勝利。黨員都應該努力提高自己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努力增加自己為人民服務的本領。但是，只能在爭取黨的事業的發展、成功和勝利中，來提高這種能力，增加這種本領。不能離開黨的事業的發展而去爭取什么個人的獨立發展。”這樣，在一個共產黨員的思想意識中，如果只有黨的共產主義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無私，沒有離開黨而獨立的個人目的私人打算，如果他能夠在革命的實踐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中，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覺悟，那末，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產主義道德，可能有最大的革命勇敢，可能最好地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愛心，對待同志最能寬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能夠忍受各種誤解和屈辱而毫無怨恨之心，能夠為了堅持、擁護、捍衛真理而犧牲個人的一切，能夠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堅定性和革命氣節。具有這樣一些品德修養的共產黨員，也就具備了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道德。“這種道德，不是建筑在保護個人和少數剝削者的利益的基礎上，而建筑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的基礎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類、拯救世界脫離資本主義災難、建設幸福美麗的共產主義的利益的基礎上，建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上”，因而這是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道德品質。每一位共產黨員都應加強這種品行修養(36)。
劉少奇有關共產黨員修養的論述并未過時。這些年來，消極腐敗現象一直以相當嚴重的態勢蔓延，不僅腐敗案件迅速增加，而且涉案金額越來越大、職務級別越來越高，以至黨的威信嚴重受損，人們對前途喪失信心。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以“一切向錢看”、追求個人的利益為價值取向，背棄共產主義理想和無產階級立場，放松自我政治、思想、道德修養，則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因此，在反腐倡廉的實踐中，加強制度建設，加強法律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的同時，還必須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必須要求所有共產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為自己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而切實加強自身的修養。這也正是我們今天重溫劉少奇有關論述的現實意義所在。
（1）以上引文分別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1、2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國際工人協會章程和條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01頁。
（3）《關于城市工作的幾個問題》，《劉少奇選集》上卷第423、423、424、423、424、425、423—424頁。
（4）《在慶祝五一勞動節大會上的講話》，上書下卷第11、10、11頁。
（5）《在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上的祝詞》，同上第195、196、196—197頁。
（6）《關于城市工作的幾個問題》，上書上卷第422頁。
（7）《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上書下卷第233頁。
（8）《國營工廠內部的矛盾和工會工作的基本任務》，同上第99頁。
（9）參閱陳君聰、曹宏遂：《劉少奇工運思想研究》第292—293頁。
（10）《國營工廠內部矛盾和工會工作的基本任務》，《劉少奇選集》下卷第92、93頁。
（11）以上引文俱見《論黨》（中共“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收入《劉少奇選集》上卷。
（12）《劉少奇選集》下卷第62—64頁。
（13）《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斗爭》，上書第67—68、67、69—70頁。
（14）《論黨》，上書上卷第323、327頁。
（15）《論黨內斗爭》，同上書第180、179—180頁。
（16）《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00頁。
（17）總的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所提出的黨內民主，主要包括這樣一些內容：一、工人階級政黨徹底拋棄其前身“德國正義者同盟”的宗派、等級、密謀等做法，其組織在性質上是完全民主的，黨內成員一律平等，有義務在一切場合下相互幫助。二、黨內實行民主選舉，自下而上地選舉產生黨的各級機構。三、黨的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決定全黨的一切重大問題；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的執行機構，有義務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四、黨內實行民主決策，由集體審議和決定重大問題。五、黨內實行民主監督，黨員可以隨時罷免和撤換他們選出的代表。
（18）《社會民主黨和杜馬選舉》，《列寧全集》第14卷第249頁。
（19）該文件是列寧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所準備的諸多文件中具有很重要意義的文件之一。
（20）《論黨》，《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59—360、360、361、361頁。
（21）同上，上書第365、363—364頁。
（22）同上，同上書第366、365—366、358、359頁。
（23）《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上書下卷第162、161、168頁。
（24）《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同上書第270頁。
（25）《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同上書第364—365頁。
（26）《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同上書第432頁。
（27）《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0頁。
（28）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執政之基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力量之源是以工農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大眾。這是由黨的性質所決定了的。也是由80余年黨的歷史和黨執政50余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了的。
（29）《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01—102頁。
（30）同上，同上書第102、118頁。
（31）《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上書下卷第401頁。
（32）《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同上書第275頁。
（33）《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同上書上卷第113、115頁。
（34）《答宋亮同志》，同上書第222頁。
（35）《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同上書第128—129頁。
（36）同上，同上書第133、130、134—135、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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