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魂》編輯部：
    最近我在一家報紙的“理論前沿”上讀到一篇文章《澄清關于基本經濟制度的幾個誤識》（《北京日報》2006年6月 12日），判定如今人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若干認識都是所謂“誤識”，非糾正不可。然而，在我看來，此文所要糾正的“誤識”并非誤識。例如，我們既講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即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又講我們現在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很明顯，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包含在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之中的。但是，作者卻斷言，這是“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等同起來”了，因而是一種“誤識”；為了糾正這種“誤識”，就必須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截然分開，看作是毫不相干的兩碼事。這難道正確嗎？作者所要糾正的“誤識”大抵都是如此。這樣的文章，真是不看還清楚，越看越糊涂。為此，我特向你們求教，希望你們能夠把我的信轉給在這方面有研究的老師，抽空給予解答，不勝感激之至。謝謝！
                            致 以
崇高的敬禮！
                                           學生 李毓厚

親愛的李毓厚同學：
    你的來信已由《中華魂》編輯部轉給了我。你說的那篇文章我也讀過，為了回答你提出的問題，我又把它找出來重讀了一遍。在我看來，此文所要糾正的“誤識”并非誤識，倒是真知；而此文據以糾正“誤識”的種種說法卻并非真知，而是地地道道的誤識。黑白之顛倒，邏輯之混亂，寧有逾此！

唯物史觀還是庸俗生產力論？

   作者提出要糾正的第一個“誤識”是“認為落后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你可能也知道，“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說法是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中提出來的。這里有一個典故：公元前321年，羅馬軍隊在卡夫丁峽谷吃了敗仗，被迫要在敵軍陣列的長矛交叉下通過，以蒙受羞辱。馬克思運用這個典故，意在說明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不必完全經歷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全部屈辱和苦難而進入社會主義。當時馬克思提出這個說法的具體對象是俄國。由于俄國存在農業公社等特殊條件，馬克思曾經設想“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65頁）當然，這個設想并沒有成為現實。但是這決不是說，某些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一定要亦步亦趨地經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曾經走過的每一步，才有可能邁向社會主義。
    從世界歷史來看，一種社會制度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的突破口，往往不是在原來的社會制度充分發展的地方而是在原來的社會制度欠發達的地方。封建制度代替奴隸制度，最初并不是在奴隸制度高度發達的希臘、羅馬，而是在奴隸制度不很典型的中國。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封建主義制度，最初也不是在封建制度高度發達的中國，而是在封建制度相對欠發達的西歐。這恐怕是具有規律性的現象。對于這一點，有的西方資產階級學者也注意到了。例如，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就曾經指出：“每一種社會制度趨于腐朽且將被新的社會制度所淘汰的時候，率先發生轉變過程的多半不在中心地區的富裕的、傳統的和板結的社會里，而是發生在外緣地區的原始的、貧困的、適應性強的社會里。”（《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上冊第22頁）
    誠然，唯物史觀的一條基本原理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但是對此也不能作機械的理解。恩格斯曾經精辟地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5—696頁）這里所講的“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主要是指革命政黨和革命形勢等。再說，一種社會形態的建立歸根到底要有一定的相應的社會生產力作為基礎，但是沒有也不可能規定這種生產力的具體水平。指望用藥房的天平毫厘不差地來確定什么樣的生產力水平才能搞社會主義，那就是迂腐到了極點，那就是把自己固有的學究氣硬加在馬克思主義身上。
    強調經濟因素是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而不是唯一決定因素，這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并不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但卻是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是各種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需要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匯集得最充分的地方。列寧、斯大林和俄國黨沒有像迂腐到極點的機會主義者那樣，無所作為地坐等資本主義生產的進一步發展，而是不失時機，因勢利導地抓住歷史機遇，領導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去奪取革命斗爭的勝利，然后改造生產資料所有制，恢復國民經濟，在此基礎上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從而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法西斯提供了物質保證。這是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實際應用及其偉大勝利。
    舊中國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更加落后，但卻是資本主義世界許多矛盾集中的焦點，是資產階級統治比較薄弱的地方。這里的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受災難最深，反抗也最烈，是革命形勢比較成熟的地方。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并沒有因為生產力還不夠發達而束縛自己的手腳，坐等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實際上，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多重壓迫下，民族資本主義也很難發展），而是以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和極嚴格的科學態度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并在此基礎上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根據我國私有企業中已有相當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實際，采取一系列的過渡形式，逐步地和平地把資本主義私有制改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變革極大，社會震蕩極小，生產持續發展。這同樣是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實際應用及其偉大勝利。
    此文作者批判“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打的是唯物史觀的旗號。但如上所說，這恰恰是違背了唯物史觀。那么，這是什么呢？這是庸俗生產力論。鄧小平對此有過警辟的論述：“列寧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產力論時講，落后的國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也是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我們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農村包圍城市。當時中國有了先進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有了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加上國際條件，所以在一個很不發達的中國能搞社會主義。這和列寧講的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一樣?！保ā多囆∑侥曜V<1975—1997>上卷第223頁》這頂“庸俗的生產力論”的帽子戴在此人頭上真是再合適也不過了。

社會主義與初級階段

    作者聲稱要澄清的另一個“誤識”據說是“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等同起來”。這更暴露了作者邏輯的混亂。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正式在黨的文件中出現，是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盡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定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這就明確地告訴我們，我國雖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的階段，但是已經不容置疑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既然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那就必然具有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憲法規定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表明，盡管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不可能充分具備社會主義的所有特征，但是它已經具備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作者企圖從這里找出什么“誤識’味，實屬瞎子點燈白費蠟。
    嚴格說來，社會主義本身還要劃分階段，并非始自《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問題，毛澤東在1959－－1960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提出來了。他說：“社會主義這個階段，有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保ā睹珴蓶|文集》第8卷第116頁）1961年初，我國老一輩經濟學家王學文曾提出“我們現在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有“各種經濟因素”的說法（《見王學文〈資本論〉研究對象》，《經濟研究》1961年第 1期）。但那只是個別學者的看法，并未引起人們的重視，更沒有成為共識。而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成為系統的、科學的理論，則是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進一步結合起來才形成的。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我們的社會既然已經具備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例如，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民主專政，兩個“為主”，那就理所當然地屬于社會主義社會。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堅決反對改變社會主義的某些本質特征，例如，照搬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取消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等。我們不禁要問：此文作者是否正是此類主張的大力鼓吹者呢？否則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氣來澄清“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等同起來”的“誤識”呢？其實，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沒有人把初級階段應當具備的社會主義的某些本質特征同成熟階段的社會主義的全部特征等同起來，恰恰相反，倒是有人企圖把初級階段同社會主義割裂開來，那樣，我們的社會就不復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是別的什么社會了。我們面前的這位作者難道不正是這樣嗎？
    古時候有個詭辯家公孫龍子，曾提出過“白馬非馬”的命題，這無疑屬于詭辯。現在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也是一位詭辯家，他不過是把“白馬非馬”換成“幼馬非馬”而已。這算什么創造發明！幼馬盡管還不成熟，但畢竟是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盡管還不成熟，但畢竟是社會主義。即使有如簧之舌，恐怕也是難以改變這個事實的。

公有制與社會主義

   作者要澄清的又一個“誤識”，據說是“把公有制形式和社會主義制度劃等號”。其實，這純屬作者的臆造，誰也沒有認為所有的公有制都是社會主義。原始公社當然不是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告訴我們人類歷史經歷的是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即從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到階級社會的私有制，再從階級社會的私有制到共產主義的公有制。至于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國有經濟，但決非公有制，決非社會主義。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講得好：“無論是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F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 753頁）我們說不是所有的公有制都是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卻是同公有制相聯系的?？茖W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得出來的客觀規律。資本主義生產是社會化的大生產，但是這種社會化的大生產卻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實現的。于是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便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由此派生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各個企業中生產的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積累必然導致經濟危機，使生產力的發展受到阻礙和破壞。解決這些矛盾，根本的出路是用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具有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股份制經濟乃至國有經濟不同的本質特征：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者所有，勞動者在生產資料面前人人平等，在生產過程中團結互助，按照自身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領取報酬，因而不存在剝削和壓迫。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的 ABC，想不到現在卻要向我們面前的這位作者來重復這個 ABC，這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作者斷言：“公有制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主要取決于三點：是否具有高于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是否覆蓋到全社會；是否實行聯合勞動?！焙眉一铮≌沾苏f來，至少在一百年內，我們的公有制不可能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因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生產力盡管有了舉世矚目的發展，但較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仍有不小的差距，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毛澤東說得好：“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冊第 102頁）難道僅僅因為我國還不具有高于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我們就要否定我國公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嗎？至于作者提出的其他條件也站不住腳，因為他陷入了“不全則無”的形而上學思維之中。應當看到，現在要求把公有制覆蓋到全社會，這是完全不切實際的。因為我國生產力的發展還很不平衡：一部分現代化工業與不少大大落后于現代化水平的工業同時存在，一部分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與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一部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與較為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的狀況同時存在。生產力水平的多層次，加之社會需求的多層次，決定了所有制的多形式。公有制經濟不可能覆蓋全社會。以此來否定現在公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那是形“左”而實右。勞動的性質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決定的，只有在公有制條件下的勞動者才能既是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者，又是勞動聯合體中的一員。這樣的企業怎么不是社會主義的呢？按照作者的說法，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都不是社會主義的了。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乃至憲法的有關規定都是“誤識”了。我想，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同意這種說法。

問題的實質——為私有化呼號

    作者要澄清的再一個“誤識”據說是“把所有制的性質和對于生產力發展的優越性等同起來”。這也令人莫名其妙。我們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不就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社會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從人均勞動生產率看，以1950年為100，1955年公私合營工業為314，增長兩倍多，私營工業為158，僅增長半倍多。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也就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期間，工業總產值增長128.3%，平均每年遞增18%，其中生產資料生產增長210%，平均每年遞增25.4%，消費資料生產增長83%，平均每年遞增12.9%。工業生產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100年。全國物價基本穩定，居民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三分之—強。這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但作者卻獨具只眼，硬說這也不能說明我們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性質。那么請問作者：什么樣的公有制才算是社會主義的呢？
    毋庸諱言，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中，也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轉變過快的缺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特別是脫離實際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純”（順便說一句，作者強調公有制只有覆蓋到全社會，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不正是要求重蹈“一大、二公、三純”的覆轍嗎？），加之在階級矛盾已經不再是社會主要矛盾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政治運動不斷，以至發展到“文化大革命”這樣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嚴重損失的動亂，教訓極為深刻。但是任何不存偏見的人都知道，這些不能歸咎于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不能因此而懷疑公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
    現在我們可以把作者所要澄清的所謂“誤識”歸納一下了：一是我國沒有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制度，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社會主義，三是我國的公有制不是社會主義性質，四是我國的公有制即使表現出巨大的優越性也不能說明它的社會主義性質?？傊痪湓?，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橫也不是，豎也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及作為它的經濟基礎的主體－社會主義公有制罪莫大焉，非徹底清算不可。這難道不是一種地地道道的奇談怪論！
    毋庸諱言，當前我國的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確實存在許多問題，其原因主要是：社會輿論氛圍不利，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企業管理比較混亂，領導班子軟弱渙散，加之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沉重，又享受不到“國民待遇”，要求它們在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的競爭中占據優勢，不亦難乎？其中特別不能忽略的是私有化思潮對人們思想的腐蝕作用。既然按照有些人的說法，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能相容，公有制經濟注定效率低下，那就只有私有化之一途，遲化不如早化，在這種輿論環境下要辦好公有制經濟，談何容易！
    必須指出，作者在這方面也難辭其咎。例如，最近他在一篇題為《我們處在什么樣的初級階段？》的文章（《中國青年報》2006年 6月 4日）中，就大聲疾呼：“商品生產和價值形式的普遍發展，一方面，必須要求有較多的私有制經濟、雇傭勞動形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之相適應；另一方面，又會瓦解那些缺乏競爭力的公有制經濟?！蹦敲闯雎泛卧谀?？“靚女先嫁”論，“冰棍效應”論，不是早就為我們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了嗎，還猶豫什么呢？這就是作者此文的用意所在。
    以上愚見，僅供參考。順 致
同志的敬禮！

你未曾謀面的老年朋友 吳 旸

（《環球視野》摘自2006年第9期《中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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