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方向仍然是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中國魯迅研究學會會長鄭欣淼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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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元義
熊元義:今年是魯迅誕生125周年、逝世70周年。魯迅研究是一門顯學,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思想的解放,一些新的材料的陸續發現,一些新的理論和方法的應用,魯迅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請您談談近20多年來我國魯迅研究的狀況和特點。
鄭欣淼:新時期的魯迅研究走過了堅實的歷程,是魯迅研究史上極為重要的階段。改革開放,思想解放,使魯迅研究煥發了生機。我們糾正了以往對魯迅的有些“左”的解讀,糾正了對魯迅的曲解和拔高,沖破了許多禁區,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目前全國的魯迅研究者已經組成了一支精干的隊伍,具有多學科相互配合的集體優勢,正符合從多側面研究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偉人的要求。
近20多年的魯迅研究,大致有這么四個特點:一是側重挖掘和把握魯迅的精神特征。人們先后從反封建、個性解放主義、精神哲學等角度,對魯迅文本進行了“重讀”、“深讀”、“細讀”和對魯迅進行了“重估”、“重構”、“重塑”。這些研究大大地豐富了研究課題。還有關于魯迅與日本的研究、關于魯迅生命哲學的思考、關于蘇俄文學與魯迅的探索、關于魯迅史料的梳理、關于魯迅“立人”思想的闡釋以及魯迅研究史的爬梳等,都有不少創見,使這個學科不斷豐富并壯大起來。二是研究越來越細化,學院派的體系建立起來了,“魯迅學”正成為公認的存在。一些史學界、哲學界的人加入了隊伍,研究者在不斷增加。思想研究、文化研究、創作研究、方法論、文獻學等的多方位拓展,走近了魯迅。三是跨國際間的交流增多,美國、俄國、日本、韓國、新加坡、意大利等國,都舉辦過和魯迅相關的國際性學術會議。魯迅作為亞洲20世紀文學的代表性人物,開始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有的學者甚至把他比成基督式人物,認為其原創性和神圣性以及豐富性,已超過了前人。四是民間讀解魯迅一直是一個熱點。關于魯迅的網站、學術期刊一直十分活躍。民間的解讀五花八門,觀點不一。但作為一個存在,人們一直認為魯迅是繞不過去的,這是沒有爭議的。魯迅在中國經久不息地被討論,被言說,恰恰證明了他的價值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地區的魯迅研究。早在1925年,臺灣的報紙就刊登了魯迅的作品。1989年以前,魯迅作品在臺被列為禁書。1989年解嚴,魯迅作品才得以大量出版。目前魯迅作品的出版已非常普遍,甚至被列為高中和大學課程的教材。在解嚴前與解嚴后,臺灣研究魯迅及其作品者大有人在,尤其是解嚴后,逐漸有更多的人士參與研究,從心理學、民族學、美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化批評、比較學、象征詩學等不同面向去詮釋,呈現多樣化的觀點,出版了一批論文和專著。臺灣學者一直把魯迅當作一個作家來對待,正如臺灣有的研究者所說,結果越研究越發現他的偉大。近年來,在以魯迅研究為學位論文內容的人中,已有2人獲得博士學位,12人獲碩士學位。
熊元義:國外魯迅研究也是很活躍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請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鄭欣淼:在冷戰時期,國內魯迅研究中的泛政治化傾向,在國外魯迅研究中同樣存在。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學者夏志清與捷克學者普實克之間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魯迅研究的著名論爭,就十分典型地反映了當時國外魯迅研究中完全對立的意識形態特征。
冷戰結束后,國外魯迅研究也翻開了新的一頁。英語世界有澳大利亞的寇志明從舊體詩看魯迅生平的研究,他把每首詩都譯成英文,然后詳加注釋。張釗貽的“知識傳”(所受知識與學術的影響)研究,他的《魯迅:中國“溫和”的尼采》一書,著眼于魯迅對尼采美學的中心主題的吸收,以及魯迅與尼采哲學的政治因素方面。另外,美國李歐梵的心理學研究,香港卜立德的作品解讀都有很大影響。
魯迅是東亞共有的文化遺產。在日本、韓國、新加坡,魯迅文學作品被廣泛而持續地閱讀著。近來“竹內好與魯迅”、“韓國學者論魯迅”、“日本的魯迅研究傳統”等話題,很引人注意。僅1997年至2003年,韓國的魯迅研究就有3種專著與100篇以上的論文問世,博士論文5篇以上,碩士論文24篇以上,另有海外學者魯迅專著韓譯本4種以上。在日本,關于魯迅的史料實證研究堪稱獨步。這方面的北岡正子與阿部兼也對魯迅的留日經歷進行了嚴謹、精細的考評,貢獻很大。丸尾長喜《魯迅:“人”與“鬼”的糾葛》一書,從魯迅生活的思想文化背景,到他的精神產品的創造,再直逼他的精神世界的結構和系統,可以代表日本魯迅研究的高度和深度。藤井省三的《魯迅<故鄉>閱讀史》,開創了一個接受研究的先例,是獨辟蹊徑、別開生面的。現在,全譯本的日文版《魯迅全集》已經出版,魯迅的作品也被日本的中學國語教科書收錄。可以說,日本人幾乎是把魯迅作為“國民作家”來接受的。
熊元義: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圍繞魯迅曾發生過多次爭論。當前,我們如何站在時代高度理解和把握魯迅?
鄭欣淼:新時期以來,圍繞魯迅問題展開過多次論爭,從重評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歷史功過,到所謂“神化魯迅”,再到魯迅“被專制利用”的問題,乃至“斷裂”“哀悼”事件,一些更年輕的作家對魯迅的貶損等,這一方面反映了魯迅思想的豐富性、復雜性,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魯迅、魯迅的作品、魯迅研究均沒有過時。當下的價值觀念出現了多元化趨勢,人文環境也寬松化了。比起刻板的思想禁錮年代,百家爭鳴的局面畢竟是令人歡欣鼓舞的。這些爭鳴無疑從正反兩方面一次次地驗證著魯迅的永恒性和無限闡釋的可能性。
當然,有些觀點有市場炒作和情緒化痕跡,這是不好的,爭鳴應該限制在學理的范圍內,要從中國歷史的過程中把握魯迅,不能把今天的一些尺度都強加到前人身上。魯迅主張斗爭,是不錯的。人被壓迫了,怎么不反抗呢?魯迅主張“痛打落水狗”,也是有個前提的,就是狗上岸后不再咬人才可。我們分析魯迅的言語,不可斷章取義,要把問題放在歷史的語境里才能顯示出歷史的原色。研究魯迅尤其不能離開魯迅的文本,其實,上述論爭中有的觀點是想當然的,漏洞很多。可以看出,關于魯迅,在論者心中還有很多盲點,在還沒有完全搞清楚研究對象歷史的情況下,就其一點就大聲喧嘩,這是拿魯迅說事兒,搶奪話語權,不是真正的挑戰和創新。針對這樣的不良傾向,魯迅本身的做法就很有教育意義。魯迅善于用發展的、辯證的眼光看人,看作品,比如研究一個人要弄清他的環境,了解他的經歷,熟悉他所有的作品,否則就會發生偏差;對于人的復雜性、多面性,要進行充分的了解,不能只看某個側面。如果不考慮當時的環境,一味苛責,則很容易導致新的偏激或錯誤。堅持全面的、歷史的觀點,堅持實事求是,這應該成為每一個魯迅研究者的基本素質。
熊元義:魯迅主張積極大膽地吸收域外文化。他是怎樣吸收和融會的?這對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有什么啟示?
鄭欣淼:魯迅一生有多半精力是用來譯介域外藝術的。其翻譯的作品近三百萬字,比他文學創作的數字還多。最早是譯介科幻小說,希望把科學幻想與文學結合起來,后來關注反抗者的文學,對尼采、拜倫、裴多菲等頗有熱情。留日時期還譯了東歐與日本的小說,旨在從反抗壓迫者的文字里,尋找中國人新生的道路。后來對蘇聯的文學發生興趣,借著域外思想思考中國新文藝的途徑。其中對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的譯介,豐富了他的思想。晚年又廣泛接觸外國版畫,推動新生的木刻運動。他對外來文化的選擇是有鑒別的,不是無條件地引進,其中也有揚棄的過程。比如早期重視尼采,后來就與這個德國哲學家很有距離。魯迅不喜歡歐美的貴族文學,看重的是平民的、知識分子自我審視的作品。對他而言,關心平民,不斷向小布爾喬亞的習氣挑戰,是殊為重要的。他借助一些翻譯,也是為了引進先進的思想,以及驅趕自己身上的“鬼氣”和“毒氣”。另外,他希望以“硬譯”的方式改變書寫習慣的努力,對漢語的改造意義很大,這種語言學上的努力,現在還沒有引起世人的廣泛注意。
魯迅推崇漢唐氣魄,就是漢唐時候國力強盛,魄力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因此,毫不拘忌地取用外來事物,絕不介懷。他指出,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么做即違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么會做出好東西來?因此一定要有自信心,要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吸取域外有用的事物,做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魯迅的這種氣魄和態度,對今人的啟示是巨大的。改革開放為我們提供了全球多元文化的參照系,我們應該在深入研究和不斷探索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有個性的文化。這種文化不是簡單地追隨西方,而是帶有東方人的色調,同時又匯入了現代意識。在封閉的意識里產生不了魯迅這樣的思想者,在洋奴、“西崽”的環境里也誕生不了自由的民族新文化。魯迅是在一種悖反的價值沖突與文明沖突里,找到了東方現代的精神表達式的。今天,面臨著轉型和復興的中國文化,需要有魯迅這樣既有深厚中國文化根基,又吸收了豐富的外國文化營養的先哲為榜樣。
熊元義:人類傳統文化對于一個文化研究者和一個文化創造者是不同的,一個文化研究者根據一些文化創造者接受文化傳統的不同可以區別精華和糟粕;而一個文化創造者對任何文化傳統都是一視同仁的。魯迅既是一個文化研究者,更是一個文化創造者,我們如何看待魯迅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
鄭欣淼:魯迅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是個很復雜的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魯迅是以徹底地“反傳統”的面目出現的,這與《新青年》同人是一致的。從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衰落,西學東漸,以及民族危亡的背景來看,《新青年》的這種“反傳統”,實則反映出他們變革中國社會和思想文化的急迫心情和激憤情緒。對魯迅的反傳統,還有幾點應該注意:其一,魯迅較之同時代許多人,對中國傳統的積弊的感受更為深切,在他看來,歷史轉折期的傳統積弊憑借強大的社會力量和根深蒂固的習慣勢力而存在,使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變革尤為艱難。他并不把民族文化作為一個純粹的文化問題來考慮,而是將此與人的解放和社會的改造與進步相聯系。他的思想邏輯起點是人的自由,人性的正常發展。中國之所以難以改革,原因之一也在這里。其二,魯迅的反傳統不是籠統的,而是從改造國民性主旨出發,對長期桎梏、影響國民精神的封建專制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批判,特別是維護封建秩序的等級制度,魯迅斥之為“吃人”的制度。魯迅還對社會上各種反映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的光怪陸離的現象進行了堅決的揭露和剖析。這種深刻的“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已成為魯迅思想遺產的重要部分留給了我們。其三,魯迅曾反復申明“我來自舊營壘”,并且對瞿秋白評價他為“逆子貳臣”深以為然,他文化批判的最終指向是在傳統文化的“染缸”中浸潤出來的種種國民劣根性,而首先面對的是自己靈魂中的“鬼氣”和“毒氣”,毫不留情面地剖析自己。其四,魯迅對傳統的認識也有一個轉變的過程。他后期對于文化的新與舊、現代與傳統的關系有了更為科學的說明:“新的階級及其文化,并非突然從天而降,大抵是發達于對于舊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發達于和舊者的對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于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顯然魯迅的“反傳統”,同時又是對傳統的一種繼承,是在批判中繼承,是“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
一直以來,大家似乎公認魯迅在文化上的貢獻是“破”大于“立”,解構大于建構。其實,魯迅看似偏激的反傳統姿態,是一種文化策略上的選擇,不是最終目的。實際上,魯迅是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不但文學作品的用語深得中國古典文學美的神韻,更著有《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術專著。魯迅在日常生活中的處世行為也與傳統文化并不相悖。魯迅不是一個民族虛無主義者,而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生命活力的因素的拯救者和闡揚者。可以說,魯迅的破傳統,是破除傳統文化幾千年的流弊,是反對“奴才式”的破壞和“盜寇式”的破壞的,他力主要做“革新的破壞者”,對待傳統文化遺產主張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以“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的精神,“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分別作出不同的處理。
熊元義:過去,我們在人的發展上犯過片面的錯誤。今天重溫魯迅提出的“立人”、“致人性于全”的思想,我們仍然感到魯迅的思想是深刻而超前的。魯迅的這些思想沒有過時。
鄭欣淼:是的。魯迅早期提出的“立人”思想,現在引起人們的廣泛重視。魯迅考察了當時歐美的強盛,認為“根抵在人”。一個國家要在列國中站住腳,最重要的是“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也才能建立“人國”。“立人”就是讓人懂得個性之尊嚴,人類之價值,也就是民族精神的建設,人的素質的現代化。因此,魯迅與同時代許多知識分子,以民主和科學為武器,對國民進行深刻的思想啟蒙,反對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以新的理性精神去開啟中國的心智,以現代健全的人格向民族“硬化”了的精神展開強有力的挑戰,以達到“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魯迅始終關注的是人,是以人為本的,對于個人乃至人群的重視與肯定構成了他人文價值關懷的中心。
“致人性于全”,是魯迅1907年在《科學史教篇》中提出的一個十分深刻的思想,對于“立人”有著特殊的意義。魯迅十分重視科學技術,認為它是“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強盛都離不開科學技術。但對一個社會來說,則需要全面發展,不能走極端,不僅要有物質文明、科學技術,還要有精神文明、人文素養。他說了這么一段有名的話:“蓋使舉世唯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于無有矣。”魯迅認為,片面追求科學和物質文化,可能給人生帶來負面影響;不能把知識、科學當成人生的目的,否則會丟掉人性健全發展這一根本。精神的力量影響長遠。他提醒人們,要防止社會發展的偏頗,不能“日趨為之一極”,如果逐漸失去了精神,“則破滅亦隨之”。這是不可忽視的大問題。因此,人們所需要的不僅是科學家牛頓,也呼喚莎士比亞這樣的詩人和劇作家;不僅要有拉斐爾這樣的藝術巨匠,也要有物理學家、化學家波義耳這樣的科學大師。“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見今日之文明也。”魯迅的論述在當時很有針對性。從歐洲來說,進入19世紀后出現了“重物質而輕精神”的偏向,“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于平庸”,人們精神的光輝愈是黯淡;從國內來說,以康有為的《物質救國論》為代表,興業振兵之說日騰于口,“僅眩于當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諦”。當然,魯迅并不是要抵制物質文明,不是反對科學進步,他認為中國要向西方學習科學和物質文明,但是應注意吸取西方的教訓,不能以為“科學萬能”,還應警惕從西方可能傳過來的“新疫”。在近一個世紀之后來看魯迅的這一觀點,對我們仍有深刻的啟示。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物欲橫行、人文虧蝕、道德滑坡等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今天提倡科學發展觀,就是要使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地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一起抓,科技與人文相融合。這也是“致人性于全”的發展觀。要建設一個偉大的強國,要使中國實現現代化,當然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需要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現代化,但如果沒有精神力量的支撐,沒有人的素質的現代化,現代化就不會真正實現,暫時實現了也不會長久。可見,魯迅的“立人”、“致人性于全”思想是深刻而超前的。
熊元義: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他的創作和理論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堅實基礎,他的作品充滿著恒久的魅力。請談談魯迅的文學創作主張對我們今天的啟示。
鄭欣淼:魯迅棄醫從文,走上文學道路,是出于改變國民精神的啟蒙主義。魯迅認為改變國家面貌,“第一要著”是改變人們的精神,而文藝則能很好地起到這個作用。他說過:“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他的目的很明確,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正是從對文藝的社會功能的認識出發,魯迅的創作態度十分嚴肅,有著強烈的責任感,總是考慮作品的社會效果。有一次一個學生買他的書,從衣袋里掏出的錢還帶著體溫,這體溫烙印在魯迅的心上,他說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他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從改造國民性的宗旨出發,魯迅的創作始終與現實人生緊密相抱,關注著下層人民的生活、命運,大膽地承認和揭露矛盾,體現了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但是,中國人向來缺乏正視人生的勇氣,害怕直面現實,便只好瞞和騙。魯迅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瞞和騙,強調真實和真誠的文學,要求作家敢于正視人生,毫無粉飾地反映令人顫栗的現實生活,用“為人生”的文學來克服國民精神的危機。要大膽暴露社會人生,但這種暴露又不是光怪陸離、紛然雜陳的社會現象的羅列,也不是為暴露而暴露,而要顧及作品的社會效果。怎么做到這一點呢?魯迅認為,重要的是作者要有“理想之光”。魯迅指出世間有兩種毀壞:一種是“奴才式”的破壞和“盜寇式”的破壞,即志在掠奪或單是破壞;一種是革新者志在掃除的破壞。二者的區別在于后者內心有“理想之光”。這個理想是對美好未來的殷切希望,是建立在真實基礎上的理想。對于一個革命的、進步的作家來說,首先必須有理想,有追求,緊跟時代步伐,執著地向往美好的未來,這樣寫出來的作品才會顯出“亮色”,在促人猛醒的同時,還能夠激勵和鼓舞大眾同一切不合理的現象進行斗爭,滿懷信心地爭取美好的未來。
在文藝與人民的關系上,魯迅堅持既要為人民大眾歡迎,又要提高大眾的審美趣味。他認為,要發揮啟蒙的作用,就要把作品交給大眾,讓大眾能看懂、能接受,堅決反對那種“作品愈高,知音愈少”的偏見。但魯迅又認為,大眾化并不是“迎合大眾”。那種“主張什么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于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的論調和做法,是不會于大眾有益的,甚至“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閑的”。媚悅、遷就一些人思想中落后的、不健康的地方,這是一種庸俗化的做法。進步的、革命的文藝作品,必須符合美的要求,通過它去提高群眾的審美趣味和思想水平。
魯迅關于文藝的社會功能、作家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作家與社會現實的關系、作品的社會效果等方面的論述與實踐,在今天仍然有著重要的啟示。在當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時期,文藝更應該發揮引導國民精神前途燈火的作用。當前有人慨嘆文藝日漸邊緣化。這種狀況的產生不是文藝在社會生活中不重要了,或者位置發生變化了。無論在革命時代,還是在建設時代,文藝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一樣的。現在文藝之所以邊緣化,是因為有些作家自我放逐和自我邊緣化了。因此,我們仍然需要向魯迅學習。
熊元義:魯迅文藝批評思想和實踐是豐富的,這對于我們今天開展積極的健康的文藝批評有什么作用?
鄭欣淼:文藝批評對于讀者、創作者,和文藝本身的發展,都是很重要的。魯迅十分重視文藝批評,他一再說,“文藝必須有批評”、“必須更有真切的批評”,這樣才能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才有真的新文藝和新批評產生的希望。文藝批評要擔負起引導讀者、為創作者提供借鏡、促進文藝健康發展的任務。好的文藝批評,對于端正讀者的欣賞態度,培養讀者健康的欣賞趣味,和鑒別香花毒草的能力,會起到積極的作用。文藝作品內容的好壞,也需要有正確的、真切的批評來加以匡正、提倡和引導。批評家通過揭示文藝作品的美點和缺點,使佳花得以更好地生長,使美得到張揚。創作者如果拒絕一切批評,批評家也“一律掩住嘴”,這看似“文壇已經干凈”,然而文藝的發展,所得的結果倒是相反的。
魯迅提出要科學地把握批評家的主觀作用與批評對象的辯證關系。文學批評既可以只說“是”,也可以只說“不”。這不取決于批評家自身,而取決于批評家所把握的對象。文藝批評如果沒有正確地把握所是和所非這種客觀對象,而是盲人摸象或睜眼說瞎話,那么,無論是鮮明的“是”與“非”,還是熱烈的“好”與“惡”,都可能陷入捧殺與棒殺的尷尬境地。因此批評要有對批評對象的真切了解,要有正確的標準,“必須用存在于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心里的尺來量”。在此基礎上,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能“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說或不屑說,或者發一通不偏不倚的公論。魯迅反對“罵殺”或“捧殺”,他說:“批評的失了威力,由于‘亂’,甚而至于‘亂’到和事實相反,這底細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時也就相反了。所以現在被罵殺的少,被捧殺的卻多。”魯迅認為,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他滿腔熱忱地扶持青年人,反對在嫩苗的地上馳馬的惡意的批評家。作品起初幼稚,不算恥辱。
“因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會生長,成熟,老成”。
現在市場經濟發展了,文藝界也出現了一些不太好的風氣。有些評論家受商業利益驅動,炒作宣傳,這是對社會、對讀者不負責的態度。而有些創作者對外界批評反應過激,也沒有體現出應有的學養。文藝界要講和諧,不是說不要爭論和交鋒,大家一團和氣,而是要在批評與創作之間建立健康和諧的互動互補關系,營造良好的文藝批評生態環境,這需要文藝家與批評家之間互相尊重,善意溝通,對話式地平等交換意見,以促進文藝園地的繁榮。
熊元義:什么是魯迅的方向?今天為什么還要提出堅持魯迅方向的問題?魯迅是中國重要的思想文化遺產,今天應該如何對待這個遺產?
鄭欣淼:毛澤東同志在上世紀40年代提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這種看法在現在仍是正確的。魯迅的方向就是建立一種健全的現代人文理性和科學理性的“人的文化”,就是汲取傳統有意義的因子,用“拿來精神”攝取域外文明,創造一種平等、自由、富有創造性的開放的東方文化。
現在糾纏人們的仍然是如何看待傳統,如何面對外來文化,以及如何認識現實公平發展的問題。魯迅在這些方面的思考都很有建設性。他否定了舊文明中“主奴”的邏輯方式,也否定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主張在人類共有的文明里建立普世的、合理的文化,倡導真的、無偽的價值。一方面直面現實,另一方面又要懷抱著美好的夢想。在困境里有一種不屈的韌的精神,尤其是那種在沒有路的地方走路的勇氣,仍是感人的。魯迅的方向不但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且是當代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魯迅以其博大、深刻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精神內涵和人格魅力,已成為現代理性和民族良心的卓越體現者,成為民族文化精神的杰出代表者,并成為對民族的后來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思想文化遺產。在當今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在中華文化轉型與重構的過程中,繼承、弘揚魯迅的遺產有著重要的意義。
魯迅遺產的特點在于,它是精神的一種開始,永遠在進行中。他的思想建立在一種人的潛能的調動的基點上,不會讓人停在一個框子里。魯迅讓人從“鐵屋子”里走出,到曠野里去,有一種陽剛的、朗然的狀態。“人各有己,自他兩利”,是他的價值態度。“人各有己”就是應有獨特的自我;“自他兩利”就是要彼此處于和諧的狀態,是非暴力的對立。這種既強調個性意識,又關注社會良知、道德的心緒,是十分可取的。
魯迅是具有殉道感和斗士氣的人。他思想的核心就是向一切奴役之路開戰,反對對人的壓迫和奴役。魯迅的反壓迫的方式,搏擊的方式,呈現出了他的思想底色,這種硬骨頭精神是十分可貴的品格。魯迅的硬骨頭精神,就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斗爭的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對增強我們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我們的民族自信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個精神是我們民族精神的具體體現。在我們爭取民族獨立的過程中,這種精神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認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這種精神也是不過時的。
今天,我們要珍愛魯迅的寶貴文化遺產,但不能把他象牙塔化、學究化,這是十分重要的。魯迅有學術上的價值,但他反對八股和一切形式主義的東西。學習魯迅,首先不要忘記的是現實情懷,但不能把魯迅實用化,正像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一樣。魯迅的偉大在于立足于現在時,直面身邊的問題。反對一切超時空的“永恒”和“純粹”。既不逃遁于過去,也不沉醉在未來的夢幻里。現實的拷問與選擇,構成了他思想靈動的一面。如果放棄魯迅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就離他的世界很遠了。
20多年的魯迅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我們不能滿足。魯迅的價值與意義還需要進一步闡發,新時期的研究成果還需要全面地整理,有些基礎性的工作還有待進一步加強,特別是在魯迅思想和著作的普及方面還大有可為。這些年,我們在魯迅著作的普及方面有了顯著成績,出版了適合各個層次讀者閱讀的魯迅讀本,有多部以魯迅著作改編的影視作品上演。但普及的路必須繼續走下去。社會上出現的對魯迅的冷漠、輕視乃至否定,大部分起因于對魯迅缺乏正確的了解。我們還要運用教學、展覽、朗誦、研討、戲劇、影視等多種形式向廣大讀者宣傳魯迅的精神。讓高深的思想為普通群眾所了解,本身就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一項繁難的工作。魯迅逝世前不久說過,“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們要學習魯迅這種關懷大眾的精神,為廣大群眾提供更多優秀的文化食糧。
【原載】 《文藝報》2006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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