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除官僚主義 實行新民主主義
 
毛主席說：“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要使中國改革成功到達彼岸，必須首先深刻認識中國的國情,深刻認識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深刻認識中國改革的性質和改革的對象。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才能產生出科學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否則是不行的。下面我就來把這個問題說一說。
 
（一）、 改革開放前我們是官僚主義

長期以來，我們錯誤地把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國家所有和政府所有等同起來，并在實踐中依次取代。其實質是用官為主取代了民為主，用國家主義、實質是用官僚主義取代了社會主義。官僚主義社會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基本國情。讓我們從所有制入手，從憲法對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國家所有、到政府所有的論述中把他看個明白。
首先，什么是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由此決定了憲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各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和第五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這就是生產資料全民所有的主要含義。憲法的局限在于，沒有明確提出為適應社會主義化大生產的需要,究竟由誰來代表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的代表權.但是上述憲法的解釋已經告訴我們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亦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民所有。
那么，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呢？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段統治的機器。它的主要標志是國家機構。我國的國家機構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家主席、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問題是生產資料國家所有，是由國家的哪一機構所有？是由其中的一個機構所有、幾個機構所有、還是全部機構所有？在此，顯然是模糊的。若由全國人大以外的其他機構所有，則與全民所有的真諦相背離；若由全部機構所有，一則擴大了全民所有的外延，實則易主；二也不符合全民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代表權必須明確、集中的要求。可是，憲法在第七條“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及第九條“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中，把國家所有同全民所有等同起來，并用國家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在我國，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主要表現為政府所有。當國家所有取代全民所有的同時，意味著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已被政府所有悄然取代了。這就完全違背了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的論述。
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歸誰所有；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如何；產品如何分配是生產關系的三個重要方面。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歸誰所有，誰的權力就最大。在我國，既然憲法確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那么全民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代表權就只能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容質疑！可是，我們的憲法卻把這最最重要的東西弄反了！人民因此失去了在全民生產資料中的神圣的主人地位。為人民服務成為空談。向官哈腰進貢流行成風。國家主義實質是官僚主義取代了社會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滿天飛了。
雖然憲法規定自下而上民主選舉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最高權力機關，但是全民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集中代表權卻被政府取代了，使得人大的這一最高權力變成了無根之木，因而大打了折扣；雖然憲法也規定職工代表大會監督評議廠長（經理）的工作，可是當企業的廠長（經理）是行政一把手、工會主席以行政副職的身份屈居在廠長（經理）之下時，這種監督便顯得格外蒼白無力了。在這樣的情形下，確切地說，所謂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已經有名無實。因為它已被純粹的國家經濟、實際是行政經濟替代了。而美其名曰的所謂計劃管理體制也不過是絕對的行政控制體制的化身罷了。又由于執政黨黨政不分，要么以黨代政，政企不分；要么以政代黨，淡化甚至削弱黨的領導，極大制約了黨的監政職能，致使中央的決策在基層屢屢受挫，同時，也為行政和企業腐敗埋下了禍根。
——這是公有制實現形式在根本性質上的嚴重錯位。是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對此，原石家莊紀委書記姜瑞峰和現在的河南省副省長秦玉海均疑惑地說：“我們沒干好工作，沒為老百姓服好務，應該下跪的是我們。可是，現在卻反過來了。”原大連市市長薄熙來尖銳地指出：“現在的有些事情是顛倒的。”說穿了，就是官為主取代了民為主，官僚主義取代了社會主義，這就是結論。

（二）、改革開放至今我們變成了官僚、半官僚半資本和資本主義

改革前我們錯誤地把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國家所有和政府所有等同起來，并在實踐中依次取代。其實質是用官為主取代了民為主，用國家主義、實質是用官僚主義取代了社會主義。官僚主義就是我們的改革對象。不，應該是革命的對象。消除官僚主義，實現民主主義，這就是我們改革的目標，也是我們的改革的性質.
可是絕大多數人并沒有意識到我們把社會主義搞成了官僚主義，一直認為搞的是社會主義。其實哪里有社會主義的影子。分明是在官僚主義的框架里轉圈圈嘛。由于我們沒有這個正確的、深刻的認識，所以改革派在經濟領域匆忙改革的結果，實際是把官僚主義當成社會主義來反對了；而左派實際是極力把官僚主義當成社會主義來保護——他們都錯了。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我們引進了資本主義，企圖通過發展資本主義來實現民主主義。殊不知資本主義一來到中國，就和官僚主義勾結起來，產生了一個新興的官僚資產階級。現在，資本經濟和官僚資本經濟已經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大半壁江山。但中國的政治并沒有大的改觀，政府的宣傳教育卻仍然停留在社會主義的模式之中，只是社會大眾的意識形態早已是一切向錢看和向權看的統一了。中國的國情發生的這個畸形轉化，與我們不能清醒認識中國的國情而采取的“國退民進”式的錯誤改革路線起了決定的作用。
首先是在國有企業推行的“抓大放小”改革政策。因為公有制企業能否搞好，問題的實質不在于企業的大小上，而在于管理體制。管理體制對了，小的可以變大；管理體制不對，大的也會倒塌。“抓大放小”完全拋開事物的實質，只是用大小來區分改革的辦法，實在是一種不敢恭維的改革辦法。因為其“放小”不過是“一賣了之”，就是把他變成了完全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抓大”，也完全沒有具體可行的招數，是“抓而不著”。于是，在放完小后，（其實在“放小”時把“中”的也放掉了）就把目光盯在了大的上面。“抓大放小、一賣了之”是北大光華的主流經濟學家張維迎極力鼓吹的改革觀。這項政策的實施，張維迎“功不可沒”。
其次是在國有企業里推行的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因為“放小”，還有人買得起。大的就不行了。誰能有那么大的實力！于是北大光華的厲以寧出了一招，來個“一股了之”。說穿了，還是變大為小，化整為零，然后再一賣了之。其招數和“抓大放小”如出一轍。不過其中還保留了公有經濟的一定股份，所以，他是屬于半官僚半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還有一部分至今還是國家獨資的壟斷經濟。如鐵路、電力、電信等，這部分是官僚主義的經濟。
伴隨“抓大放小”和“一股了之”這兩項改革政策在國有企業的全面實施，國有經濟的比例大副下降，相反，民營經濟的比例急劇攀升。時至今日，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大半壁江山，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已經形成。中國的經濟由過去單純的官僚主義社會演變成為官僚、半官僚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了。
我認為，中國的這種官僚、半官僚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狀態是維持不了太久的。中國現在正處于一場大變革的前夜。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何以言之？
一、中國經過二十七年的改革，已經從原來的單純的官僚主義經濟演變成官僚和半官僚半資本和資本主義經濟。走資派在經濟領域進行的私有化改造已經基本結束.但是在政治領域基本上還是屬于官僚主義性質的，沒有太大的改觀。這種官僚、半官僚半資本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同官僚主義的政治的矛盾就是我國目前的主要矛盾。在他的背后是非私有制下的人民和官僚特權階層的矛盾、資產階級和官僚特權階層的矛盾、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矛盾、雇傭工人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矛盾、雇傭工人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些矛盾日益激化，嚴重制約了中國各項事業的發展。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二、官僚、半官僚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絲毫未解決計劃經濟下的國有生產資料主體缺位的問題。隸屬于政府的國資委掌管著國有生產資料。在企業里，國有股占絕對控股優勢。那么企業的懂事長、總經理自然是由上面選送，主要也是由上面監管。僅這一點，就會把原官僚體制下的所有弊端如數家珍，一個不剩地全部搬到改制后的企業里面來。
三、改制以后，企業黨委形同虛設，已經沒有任何實權。他無法行使應有的對企業懂事長、總經理的監督權。黨的領導在國有經濟的最基層被合情合理地架空了。工會更是靠邊站著去了。這種局面，造成了企業監管的真空，助長了企業懂事長和總經理的犯罪。
四、由于改制，引進了民間資本甚至是國際資本，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由于缺乏監管，企業的投資、生產、經營、和資本運作等都潛伏著驚人的回扣。它為國有資產的大流失留下了無窮的后患。更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資本的瘋狂涌入，實際是在我們的經濟領域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他不僅要吃掉我國的公有經濟，還要擠垮我們的民族資本經濟，變我國為他們的附庸。這種苗頭已經日益顯現。
五、政府依然是國有生產資料的主體。依然是官為本取代民為本。黨政不分的弊端絲毫沒有解決。同樣，原官僚體制下行政部門的惡習也會連骨頭帶湯一起端過來。又由于市場經濟的影響，權力也悄悄市場化了。買官賣官肆意泛濫，官場愈加黑暗腐敗，黨的肌體受到了嚴重的侵蝕。
六、新興的資產階級對官僚主義是又利用又恨得咬牙切齒。他們恨腐敗官僚的官僚作風，恨他們的貪婪成性。他們要求改革，要求民主。他們要求取消共產黨的領導，成立一個能夠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實行多黨制，要全盤西化。同時，他們中的一些人為了謀求非法所得，又想方設法拉攏政府機關里的干部，充當他們的保護傘。而官則利用手中的權力瘋狂斂財。官商勾結，腐敗愈演愈烈。它不僅損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敗壞了社會風氣，更可怕的是它削弱了中央的權威，使中央的政策在地方很難得到落實。污染、礦難、房價等一些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之所以久治不理，就是由于這個原因。與此同時，地方保護主義得到加強，一些黑惡勢力開始抬頭。
七、另人遺憾的是“三個代表”理論為資本家加入到共產黨的隊伍大開了方便之門。許多野心勃勃的資本家混進黨的隊伍，和黨內的演變成資本家的共產黨干部以及鼓吹自由化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勾結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視的利益共同體，暗暗與中央相抗衡。另一方面，共產黨中的左派和廣大的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目前的軟弱混亂狀況也是極為不滿。共產黨面臨著分裂的可能。
八、敵對勢力的背后操作。他們是不愿意看到一個和平、穩定、發展的中國的。他們惟恐中國不亂，要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實現“和平演變”的目標從來也沒有改變。
九、、在官僚主義、半官僚半資本主義和國內外資本主義的“侍侯”下，我們的老百姓過得實在是不快樂。新時代的“包身工”頻頻涌現，兩極分化加大，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

就象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舊的資產階級推翻不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一樣，依靠軟弱的、兩面性極強的資產階級注定完成不了中國的民主革命。事實再次證明，我們推行的"國退民進"式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改革沒有革了官僚主義的命,相反,他一來到中國，就和官僚主義結合起來,形成了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使資產階級欲反不能了。必須承認一個現實,那就是我們推行的"國退民進"式的民主改革失敗了.

（三）實行現代國家制度 科學落實社會主義

那么中國改革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我給出的辦法是：依照現代企業制度的模式改革國家體制，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配套的現代國家制度，這是中國改革的必由之路。具體為：
由全國人民自下而上民主選舉產生的享有國家最高權力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委員長是當然的法人代表。在地方和企業，則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分別代表地方和企業內人民對地方和企業內的全民生產資料行使所有權，并依次產生地方人大常委會及主任、企業工作及主席。在農村最基層，在黨的領導下，一切權利歸農會，實行村務公開，村民自治。因為地方、企業和農村基層的全民生產資料不只屬于其內的人民，是屬于全國人民的。這就要求有一個能夠代表全民利益、有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組織機構常駐地方、企業和農村，監督檢查他們的行為。這就是監事會。在我國，能肩此重任者，唯共產黨的各級黨委。也就是說，黨中央執政，由共產黨的各級黨委監政，兼監事會職能。監事會監督執行的是中央的精神。她指導地方、企業和農村把中央精神與當地實際有機結合起來，進行創造性地工作，從而保證了全國上下的高度統一。監事會不應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要把他分離出來。把他還給黨，另外，把國資委也要從政府中剝離出來，還給人大。為確保監政有力，監事會成員不得兼任地方人大及行政職務，企業亦是如此。其各項開支要由中央財政統一負擔。
另外，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性要求有一個社會機構來對全民生產資料行使宏觀經營管理權。為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由其產生的國務院對全民生產資料行使宏觀管理權，地方人大授權由其產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生產資料行使地方管理權，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授權由其產生的（而非上級任命的）企業廠長（經理）對企業內生產資料行使直接經營管理權，農會授權由其產生的村委會及主任主持全村的生產經營工作。
現代國家制度確立起來以后,這里面還有一個問題,黨代表怎么產生?黨的干部怎么產生?如何加強對黨的監督?要想辦法在人民和黨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我是這樣考慮的.同級人民代表或人大代表是產生同級黨代表和同級黨的干部的基礎.如果一個級別的黨的干部連同級別的人民代表的資格都不配,那么他就一定不能成為這個級別的黨代表和黨的干部.這要作為一個基本的原則.當然,會有特殊情況.對于杰出人才,可以先提拔上來,但經過一段時期的試用后,一定要回到這個基本的原則上來,要讓人民來檢驗.看是否合格.
人民政協是我們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機構,他的作用重點是參政和議政.但他不具備監政的職能.只有在政府的上面的機構,才能起到監政的功效.如人大和黨委.政協不是.政協的監督最終要通過人大和黨委來實現.我暫且是這樣考慮的.
新的構想，分開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理順了人民、黨、人大與政府的關系，擺正了各自的位置。同時，將政府的集中領導與人民的民主管理、政府的權威領導與人民的有效監督、中央的宏觀調控與地方企業的微觀搞活有機統一起來。它徹底摒棄了“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紅薯’”的為政觀，而代之以“當官不為服務，無能為民服務，必須回家‘種紅薯’”的公仆評選考核機制。它要求由人民來選拔干部、監督干部，罷免不稱職干部。真正落實人民在國家中的主人地位。

這種構想，一方面，由于地方人大設在企業的支部——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對企業內全民生產資料的代表職能，擋住了政府各部門對企業生產、經營、資產重組和資本運營等方面的直接干予，把企業從來自行政的重重束縛中解放出來，使其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另一方面，企業廠長是在職代會上經群眾民主選舉產生的，必深得群眾的信任和擁護，他必盡心竭力，精忠為民。同時，企業廠長在工作中還要實實在在地接受職工和企業黨委的有效監督，所以，他豈敢違背民意、背叛黨心而胡作非為？只要他敢動，一定會就地擺平。決不會無可奈何了。

我堅信，通過這場變革，必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徹底打掉官僚習氣，鏟除腐敗禍根，強化黨的領導和中央的權威，將中央的方針政策落到實處，從而激發出廣大人民群眾無窮的創造熱情，推動著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向前。

依照現代企業制度的模式改革國家體制，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配套的現代國家制度是我的發明創造。這個辦法究竟怎樣？可以讓人們去爭論，但一定要試。試，可以在一個省，也可以在幾個市。在國有大型企業的改革試驗更要作為重點來抓。下面，我針對在國有大型企業的實驗談幾點我個人的看法：
一、這項改革必須由全國人大牽頭，黨中央親自來抓。實行政企分開，人大要從政府那里收回全民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代表權，黨中央從政府那里收回企業監事會職權。保衛我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全國人大和黨中央不能無所作為。
二、由中央選派精干力量進駐企業，組建企業黨委會。黨委會直接對黨中央負責，向黨中央匯報，接受企業職工和中央的監督。
三、由企業黨委整頓各分公司黨支部，把企業黨的班子組建起來。各分支部受企業黨委領導，對企業黨委負責，向企業黨委匯報，接受企業職工和企業黨委的監督。
企業黨委及黨支部在企業的各級機構里處于最高位置，行使監事會職權，監督企業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企業黨委要大力宣傳黨的方針和政策，讓企業職工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四、在企業黨委的領導下，按照現代國家制度下的現代企業制度的模式界定企業的領導班子，給他們重新排序。即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由企業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企業董事會代表企業內職工對企業的全民生產資料行使所有權。由董事會選舉產生企業經理隊伍負責企業的經營管理。兩權必須分離。企業經理必須無條件接受企業黨委和企業董事會的監督。工人必須接受經理的領導和管理。工人對經理的監督要通過企業黨委和董事會來實現。
董事會的上級主管部門應是隸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國資委。國資委應從國務院移交至全國人大常委會。
五、立即停止股權分制改革。企業的全民生產資料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不容瓜分。企業的各項融資活動都要在保持全民生產資料的資產的完整性下進行。
六、黨委進駐企業以后，整頓企業班子是頭等大事。因為我說過，在原體制下，企業領導要想不腐敗，得具備神的品質。他們或多或少都會有經濟問題。我們的態度是向前看！向前看，并不等于對他們所犯的錯誤不理不睬。要限期交代。把問題說清，把貪污挪用的錢拿回來。只要不存在命案，一切都可以從輕處理。如果有能力，還可以在原崗位上帶罪立功。要給他們贖罪的機會。要講清楚，他們也是舊體制的受害者。這是救他們來了。要他們珍惜機會，千萬別存僥幸心理，想著蒙混過關——沒門！誰也不行！一個都別想跑！
限期一過。性質就變了。要發動群眾舉報貪污分子。同時進駐審計部門，審計公司財務。對于查出來的問題，一律交司法部門依法處理。決不留情。
七、、堅持整頓和生產兩不誤，以整頓促生產。決不能因為整頓影響了生產經營的正常秩序。
八、、提高認識。這是在企業里進行的一場由官僚經濟向民主經濟轉變的革命。意義非同尋常。這場革命，只是先從企業開始，在不久的將來，是要星火燎原，燒遍全國的。是要變天的——變官僚主義的天為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天！讓老百姓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

（四）積極吸收和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小平講到：“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這就是魯迅先生早先講過的“拿來主義”。拿來，為我所用。拿來是手段，為我所用是目的。這里的目的就是“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脫離了這個目的，也就失去了拿來的意義；拿來，不是不加分析，要有取有舍。倘若把資本主義制度“拿來”了，把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切腐朽的東西也拿過來了，那就不只是失去意義的問題，而是變成了反動的了。人類創造的許多文明成果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分階級不分國界的，是誰都可以用的。資產階級知道用他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而到了我們國家，有相當一部分所謂的經濟學家竟竟不知道這個道理。想著法子要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出于無知呢還是別有用心。
拿來，還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必須要和中國的國情相結合。不能機械地生搬硬套，犯王明試的錯誤。那么我國的國情是什么呢？
我國最大的兩個國情就是：一、我們原來是以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可是由于我們的失誤，我們把社會主義搞成了官僚主義。現在則改成了官僚、半官僚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二、共產黨的領導。在中國搞任何改革，你不考慮中國的這兩個國情，你注定要犯錯誤。你的改革絕對進行不下去。硬著頭皮往下推，則必將給中國人民帶去災難。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和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就是兩個典型的例證。厲以寧倡導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一個好東西。用在中國的民營企業是完全可行的。用在國有企業也是可行的。但是，一定要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不能生搬硬套。遺憾的是在這一點上，他沒學毛澤東。他忘記了中國這最大的兩個基本的國情。他不是從中國的全局出發。而是把目光盯在了一個個國有企業單位。他把他們和整體割裂開來，然后用他的股份制把他們一個個撕得七零八落。他讓一少部分人因此一夜暴富，卻讓更多的人一夜之間由主人變成了打工崽，還有太多的人因此丟了飯碗。不僅如此，他在不聲不響中，把企業工會和企業黨委也踢在了一邊。他把中國引向了一個危險的境地。就象我當初預料的那樣：老鼠養肥了，又招來了一群狼。
厲以寧的股份制雖然沒有讓黨變成完全的瞎子,聾子,和啞子,卻是絕對變成了癱子.因為他倡導的股份制繳了企業黨委的槍,使其在中國的國有企業形同虛設.這是不爭的事實. 又由于我國政治體制固有的弊端,部分當權者和企業暗箱操作,借改制之機,大肆侵吞和瓜分國有資產,使得中國的改革在經濟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在政治上,由于我們的個別領導甚至是主要領導對自由化缺乏清醒的認識,不批評,不反對,任其發展,使黨喪失了戰斗力,表現得極為軟弱.致使中央的決策在基層頻頻受挫--指揮不動了.在這樣的背景下,吳敬璉倡導的市場經濟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結果呢?毫無疑問,中國被搞亂了.變得無序了.目前國內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上暴露出來的諸多矛盾無不與生搬硬套現代企業制度和機械照搬國外的市場經濟理論有著最直接的聯系。
不錯,中國必須要實行現代企業制度，要搞市場經濟.但前面要加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還要加一個黨的領導.要把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理論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丟了這個,性質就完全變了.結果也大相徑庭.在這個關鍵問題上,厲以寧和吳敬璉都犯了同樣的錯誤.

（五）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中國只要堅持了公有制的基礎地位，只要堅持了黨的領導，我們是不怕發展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的。相反，我們是希望大力發展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的。我們是要努力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非公有制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重要補充，而公有制經濟的基礎地位就象一個巨大的磐石，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穩步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安全的大后方。
那么我們怕什么呢？
我們第一怕的是官僚體制。在這樣的體制下，官為主取代民為主，得勢的是官，吃虧的是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它阻撓著中國的發展；第二怕這種官僚體制和資產階級的結合,產生黑暗的官僚資產階級,權錢勾結，那樣老百姓就慘了。實際上,中國已經有了這樣的發展態勢。我把中國現在的階段叫做半官僚半資本主義。這是最要命的。第三怕走完全的資本主義道路。那是少數有錢的資產階級在上，廣大的無產階級在下，吃虧的還是老百姓。況且依據大中國的實際，一旦走了這樣的道路，國家必然分裂。搞自由化的人就是要把中國引向第三種道路。顯然,高尚權等主流經濟學家對于他們所走路線引起的這個結果,是估計不足的。在中國，主要的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而是官僚主義的東西太多了，這種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勾結的東西太多了。這才是最要命的。共產黨領導人民搞建設，就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嘛。要緊的是中國不能兩極分化，要實現共同富裕；要緊的是我們要反對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高尚道德。
但是有一點需要注意，在發展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的過程中，要加強對他們的監督和管理。要讓他們守法經營。不能讓他們擾亂社會正常的經濟秩序。對于在非公有制企業打工的工人，他們的合法權益必須要得到有效保障，不容侵犯！這一點，一定要引起黨、人大和各級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夏衍筆下的包身工決不能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再現！解決的辦法就是在非公有制企業里必須成立由共產黨領導的工會組織。通過這樣的辦法把工人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使資本家不敢胡作非為。

（六） 把黨 建 設 好

中國未來怎樣？關鍵在黨。中國如果未來出問題，那么也一定是首先出在黨內。所以，一定要把黨建設好。
中國改革已經走過了二十七年。這里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許多失敗的教訓。需要我們好好地去總結。成功的繼續堅持，失敗的則要撥亂反正。以此來教育全黨，使其永葆青春和活力。
一、思想上的撥亂反正。
這些年在錯誤理論的指導下，黨內的許多同志思想極為混亂。他們喪失了共產主義信念，與鼓吹自由化的人同流合污，大肆詆毀社會主義制度，攻擊黨的領導。他們把改革開放中暴露出來的一切麻煩不加分析地統統扣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頭上。這是完全錯誤的。
他們中一些人是認識問題。所以要進行教育。要幫助他們，提高認識。有些則沒這么簡單。對那些頑固堅持自由化立場的，必須堅決清除出黨，決不姑息。觸犯法律的則依法處理，毫不手軟。思想無罪？那是在人的腦袋里。一旦發表，他就不只是思想的問題，而是上升到了行動。對那些公然叫囂反對黨的領導，取消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派，必須堅決打擊！
當前要緊的是重新確立鄧小平理論作為我黨的指導思想。即便是提科學的發展觀，也首先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下的科學發展觀。不提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任何科學而言，更談不上發展，倒退罷了。所以，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必須執行。違反了，就得糾正。倘若一意孤行，則必須下臺。
二、制度上的撥亂反正。
黨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究竟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他需要黨作出現實的回答。這涉及到國家體制的問題、國家憲法的問題。只把黨的領導寫進憲法的序言里是不夠的。以前搞自由化的人就是拿這個做借口來反對黨的領導的。這是有他們的道理的。他暴露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沒有解決好的。現實需要我們作出正確的回答。
現代國家制度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黨中央執政、地方黨委監政，兼監事會職能。上執下監。這是可以寫進憲法的。這樣，就把黨的領導和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
三、組織上的撥亂反正。
這些年來，有相當一些黨員，尤其是黨的干部，他們已不只是思想有問題，作風上、行為上都是有問題的。要限期交代，爭取寬大處理。因為這主要是不完善的制度造成的。他們本身也是受害者。所以，我們的態度應是向前看。但是，對于那些罪大惡極且不思悔改的，則堅決依法處理，決不姑息。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撥亂反正，最終達到一個目的：樹立中央的權威，大大提高地方貫徹執行中央制定的方針政策的能力。作到令必行、禁必止。堅決杜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事情的發生。以胡錦濤為首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有能力的、親民的，是值得人民信賴的。他提出的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均衡發展、搞好循環經濟、打造創新科技的理念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一定要加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的周圍，眾志成城，齊心協力，努力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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