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人民日報》1975年3月21日第6版。

　　日益嚴重的蘇聯農業狀況，早已是舉世共知的，也是克里姆林宮內部爭斗的一個焦點。但是，勃列日涅夫總是千方百計加以掩飾，甚至無恥吹噓。

　　最近，勃列日涅夫指令蘇聯報刊為他上臺后在一九六五年三月舉行的中央全會十周年發表文章，宣傳這次全會是蘇聯農業的一個“轉折點”，開創了“新階段”，而勃列日涅夫在發展農業方面“作出重大的個人貢獻”云云。

　　蘇聯報刊的這些言不由衷的吹捧，倒引起了人們的興趣。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蘇聯的農業這十年來出現了怎樣的“轉折”，勃列日涅夫又作出了什么“重大的個人貢獻”。

　　在這十年里，蘇聯糧食和其它一些主要農產品的產量極不穩定。十年中有六年糧食減產。而在目前正在執行的第九個五年計劃的前四年里，糧食就減產三次。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糧食比原訂計劃少生產了一千二百四十五萬噸。去年產量比前年少二千七百萬噸。

　　根據蘇聯官方公布的數字，作為制糖和榨油主要原料的甜菜和向日葵籽，以及居民生活中消費量很大的土豆，第九個五年計劃前四年的平均產量，全都低于第八個五年計劃的年平均產量。一九七三年，甜菜、向日葵、土豆、蔬菜的收購計劃都未完成。一九七四年，這些作物又比一九七三年有大幅度的減產。

　　畜牧業的狀況更為嚴重。早在赫魯曉夫統治時期，畜牧業就是蘇聯農業中最落后的部門，勃列日涅夫上臺后，情況仍然很糟糕。十年來，豬的存欄頭數多次大幅度下降。

　　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兩年內就減少九百萬頭。一九七三年初比一九七二年初減少四百八十萬頭。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間，只有三個年頭達到或略微超過一九六三年的水平。這十一年間，豬每年的平均存欄頭數比一九六三年減少約八百七十萬頭。

　　奶牛和羊的存欄頭數近十年來始終徘徊不前，一些年度也大幅度減少。第九個五年計劃前四年，肉、奶、羊毛生產都沒有完成原訂計劃指標。

　　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計劃預算委員會主席瓦申科最近承認：“在發展飼料基地，提高牲畜產品率和牲畜繁殖方面的落后現象阻礙了畜產品生產的擴大。”

　　面對糧食歉收和其它農產品嚴重不足的局面，勃列日涅夫向資本主義國家大量購買糧食，加緊盤剝其“大家庭”的“兄弟”，以求擺脫市場供應緊張的困境。在這方面，勃列日涅夫倒真是作出了“重大的個人貢獻”，開創了“新階段”。

　　近十年來，蘇聯共進口糧食七千多萬噸，比這以前的十年間增加了十倍。一九七三年是蘇聯歷史上進口糧食創紀錄的一年，達二千三百九十萬噸。蘇聯除長期從古巴進口食糖外，還從巴西等國搶購食糖。

　　它的蔬菜、水果、肉、奶等，也需仰賴于東歐。蘇聯商業部長供認，從這些國家進口的蔬菜、水果和果品蔬菜罐頭“對我國這些產品的銷售量的增長有著相當大的影響”。

　　勃列日涅夫一再吹噓的“使農業生產得到很大增長，從而近幾年內即可不斷擴大和改善居民的食品供應和工業原料的供應”的牛皮，實際上早已破產。

　　蘇聯農業之所以出現如此嚴重局面，是因為在這十年里，勃列日涅夫在執行修正主義的農業路線和政策方面，比他的前任赫魯曉夫走得更遠。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權以后，使蘇聯原來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蛻化變質，農業勞動者重新淪為受壓迫、受剝削的雇傭奴隸。

　　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制訂了《土地立法原則》、公開廢除三十年代的《農業勞動組合示范章程》而代之以新的章程，從立法上肯定了農業中的業已復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結果，農村中兩極分化更加尖銳，勞動人民備受剝削壓迫，喪失勞動積極性，農業生產力進一步遭到嚴重破壞。農民不堪受剝削與壓迫，紛紛流出農村。

　　據蘇聯《記者》雜志透露，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年，每年平均有一百五十萬人流出農村，近年來，每年達二百萬人。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全會和以后的一些會議上，勃列日涅夫一伙多次表示要“堅決加強”農業的“物質技術裝備”，給農業提供大量機械、化肥和電力，并把這說成是實現農業發展綱領的“保證”，是解決農業問題的“途徑”。

　　然而，由于勃列日涅夫在推行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方面比赫魯曉夫更加瘋狂，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擴軍備戰，這方面的許諾大都落了空。

　　在第八個五年計劃期間，向農業提供的拖拉機、載重汽車和谷物聯合收割機等主要設備和物資，都沒有完成原訂計劃。第九個五年計劃前四年，向農業提供拖拉機的計劃年年完不成，谷物收割機除一九七一年達到原訂指標外，其余三年也都沒有完成計劃。

　　根據蘇聯官方的材料計算，現有農業機械裝備比需要量少三分之二，動力裝備少五分之四到六分之五，農業用電量比需要量少三分之二，化肥少百分之七十一至七十五。

　　由于勃列日涅夫集團在企業中大力推行利潤掛帥的資本主義經營方針，工業企業不愿生產盈利少的農業機械及其零備件，這也是為農業提供物質技術設備計劃連年完不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這些企業生產的為數不多的農業機械，還都是粗制濫造的，質量極差。某些機器花費在保養和維修上的費用“超過機器原價數倍”，本來規定的使用期為八、九年的機器，實際三、四年就報廢了。

　　據蘇聯報刊透露，目前農業中使用的機械有百分之六十一到六十五已經磨損需要更換，而由于缺乏零備件，“一些大的農業區……農機修理工作很落后”，“許多地區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農業機器不能使用”。

　　勃列日涅夫上臺后，曾經多次表示要實行“廣泛的土壤改良計劃”，十年過去了，蘇聯農田基本建設仍然十分落后。耕地面積不斷縮小，大量土地荒蕪和被鹽堿風沙侵蝕的現象繼續嚴重存在。水利建設速度緩慢，常常不能按時完工。有些水利設施長年失修，已不能再用。改良過的土地使用效率也很低。

　　蘇聯《經濟報》透露：“在非黑土地帶、遠東、烏克蘭的波列西耶地區和白俄羅斯的許多地區，（土壤改良）工作情況是十分落后的。”

　　到目前為止，蘇聯水澆地在耕地面積中僅占百分之五左右。在谷物種植面積中只占百分之二左右。農業抗災能力差，勃列日涅夫許下的“縮小農業對自然力的依賴”的諾言落了空。

　　但是，勃列日涅夫從不承認自己農業政策的失敗，而且總是把一切錯誤推到別人身上。在一九七二年農業大減產之后，勃列日涅夫把農業部長馬茨凱維奇撤了職。當水利工作進展緩慢而受到各方面責難時，勃列日涅夫集團則以黨中央名義作出決議，把責任推給土壤改良和水利部。再不然，就把減產歸咎于“天氣不好”。

　　在農業一再減產的情況下，蘇修統治集團在農業政策上的爭吵進一步激化。去年蘇修中央十二月全會前后，勃列日涅夫親自主管的、被認為是勃列日涅夫“作出重大的個人貢獻”的農業工作，受到指責。

　　去年十一月，柯西金在吉爾吉斯的講話中，抱怨農業落后“影響了其它經濟部門”。十二月全會之后召開的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巴伊巴科夫指出，由于“缺少農業產品”，影響了消費品工業計劃的完成。聯盟院計劃預算委員會主席瓦申科批評農業工作存在“重大缺點”。

　　從十一月下旬開始，《消息報》連續發表大談一九七四年農業“教訓”的文章，指責農業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批評了“盡管天氣不好，收成還不壞”的說法。

　　事實表明，過去的十年，是勃列日涅夫農業政策破產的十年。在這種情況下，還大談什么“轉折點”和勃列日涅夫“重大的個人貢獻”，不僅是可笑的，簡直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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