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薩爾是一個醉心權勢、投機革命的資產階級野心家、反革命兩面派、投降派、叛徒、內奸和工賊，是德國工人運動史上機會主義的祖師爺，也是早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臭名昭著的機會主義頭目。

　　拉薩爾主義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出現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右傾機會主義。拉薩爾主義鼓吹無產階級用合法手段去爭得直接普選權，通過普選取得議會多數，建立“自由國家”，并依靠普魯士王朝的“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以實現所謂“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轉引自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的假社會主義。

　　拉薩爾認為，這是無產階級得到解放的“最合法、最公平又最簡單的方法”（見《公開答復》）。

　　拉薩爾主義是繼承了反動資產階級思想家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法國天主教社會主義者畢舍的依靠“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以及機會主義頭子蒲魯東等鼓吹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階級調和、階級投降等黑貨而炮制出來的。

　　拉薩爾主義的要害是鼓吹改良，主張倒退，大搞投降主義，瘋狂反對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妄圖以拉薩爾的假社會主義取代科學共產主義，借以破壞無產階級革命，維護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拉薩爾是炮制“和平過渡”、“全民國家”等修正主義謬論的祖師爺。

　　拉薩爾主義對于十九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具有極大的危害。從它出籠的第一天起，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就對它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并對拉薩爾及其門徒進行了長期的、堅持不懈的斗爭。

　　一八七五年馬克思寫的《哥達綱領批判》，是馬克思主義戰勝拉薩爾主義的戰斗總結，是對拉薩爾主義的致命的一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拉薩爾主義的斗爭，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樹立了堅持原則、反對妥協投降，堅持革命、反對倒退和敢于反潮流的光輝榜樣。馬克思主義同拉薩爾主義的斗爭不僅對于發展德國工人運動，而且對于推進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具有重大和深遠的意義。

　　拉薩爾主義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德國工人運動重新活躍起來的新形勢下出籠的。

　　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失敗后，德國依舊處在地主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封建專制制度下，在政治上仍處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據狀態。德國的資產階級由于比英、法資產階級出世晚，當它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同地主階級爭奪權力的時候，德國無產階級已形成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

　　因此，德國資產階級害怕無產階級甚于害怕地主階級，它缺乏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勇氣，甘愿屈服在地主政權下發展資本主義。雖然如此，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畢竟是封建勢力阻擋不住的。在五十到六十年代，德國資本主義仍有相當大的發展，工業生產大約翻了兩番，大機器工業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步確立起來。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德國無產階級的人數和力量也隨之增長。一八四八年以前，產業工人不到六十萬，到六十年代初，產業工人已增加到一百五十萬。

　　德國無產階級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后，完全處于封建專制統治的白色恐怖之下，集會結社被禁止，革命人士受迫害，革命組織遭破壞，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德國的許多革命者被迫長期流亡國外，馬克思主義的著作被列為禁書。

　　在工人群眾中進行活動的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學者，以及天主教教士影響下的教育協會和互助會等組織。它們力圖引誘工人脫離政治斗爭，阻撓馬克思主義在德國的傳播，阻撓無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獨立的政黨和組織。

　　六十年代初，德國的工人運動在經過十多年的低潮后重新走向高漲，這是由于德國無產階級深受地主、資產階級雙重的殘酷壓迫和剝削，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由于工人隊伍的壯大和力量的加強；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國際工人運動在六十年代初重新走向高漲的影響。

　　一八六一年，不少工人已經提出參加政治生活并建立獨立的工人組織等要求。一八六二年，菜比錫、柏林等地的工人已經開始籌備召開全德工人代表大會，以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獨立的政治組織。

　　德國的地主資產階級對工人運動的重新興起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它們在加強武力鎮壓的同時，也乞靈于政治欺騙。地主、資產階級千方百計地想在工人運動方興未艾時，就把這一運動控制在自己手里，引入改良主義的歧途。

　　尤其是當時德國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俾斯麥，更處心積慮地想把德國的工人組織控制在他的手中，實現他兩方面的目的：一方面阻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以便把德國工人運動引入歧途；另一方面利用工人組織來嚇唬資產階級，使其不敢與地主階級爭奪政權。拉薩爾主義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適應德國地主階級的需要而產生的。

　　拉薩爾主義的創始人斐迪南·拉薩爾（一八二五——一八六四年），出身于德國布勒斯勞的一個信奉猶太教的富商家庭，他的父親是個綢緞商。

　　一八四〇年春，拉薩爾到來比錫一個商業學校學習。一八四一年秋，他開始上大學，先后在布勒斯勞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文學和哲學。

　　還在上大學以前，拉薩爾就沾染了投機取巧、欺詐拐騙等資產階級惡習，形成了他的愛好虛榮和“伸手去取王冠”（拉薩爾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九日日記——見伯恩施坦：《斐迪南·拉薩爾及其對工人階級的意義》）的政治野心。

　　拉薩爾極力想擠入貴族和上層社會，他拼命追求金錢和聲望。為此，拉薩爾從一八四六年起便包攬了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的離婚案件。他虛張聲勢，無恥地把這種貴族家庭的內部糾紛，渲染為處于“無產者”地位的伯爵夫人反抗權貴的斗爭。

　　拉薩爾曾抱著政治投機的目的，參加過一八四八年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失敗后，拉薩爾留在國內，但他對革命灰心喪氣，便把全部精力用來為哈茨費爾特夫人打官司，前后花了七、八年的時間。

　　因此他撈到了很大一筆金錢，并同這個伯爵夫人鬼混，過著它夢寐以求的上層貴族的糜爛生活。對此，恩格斯后來曾痛斥他是一個“從頭到腳污穢不堪的人”（《恩格斯致保·拉法格》·一八八〇年五月四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19頁）。

　　拉薩爾對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一貫采取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的態度。他當面或在給馬克思的信件中自稱是馬克思的學生，背后卻極力阻撓和破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德國的傳播，在工人中間從來不提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

　　拉薩爾為了沾名釣譽和撈取政治資本，在五十年代后期東剽西竊地寫了一些東西，例如《愛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學》（一八五八年）、《弗朗茨·馮·濟金根》（一八五九年四月）、《意大利戰爭和普魯士的任務》（一八五九年六月）。

　　這些書所宣揚的觀點，是同馬克思主義根本對立的：在思想理論上是唯心主義和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在政治上則表現為對普魯士王朝和德國資產階級兩面討好的態度。

　　用戲劇反對馬克思主義并為反動統治階級效勞是拉薩爾的一大發明。歷史劇《弗朗茨·馮·濟金根》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這個劇本美化德國中世紀小封建領主（騎士）的代表人物濟金根（一四八一——一五二三年），把他吹捧為創造歷史的“英雄”、“強力的現實的政治家”、“革命家”。

　　實際上，濟金根不過是一個夢想在農奴制基礎上建立中央集權君主國的小丑。拉薩爾把濟金根的失敗歸之于他“外交的錯誤”，即沒有能和德意志皇帝建立起同盟。

　　拉薩爾在劇本中還把皇帝恭維一番，并要求他來領導運動，這是為了討好當時德國的封建統治者。反之，拉薩爾在劇中對農民群眾則大加污蔑，否認農民革命戰爭的偉大作用。

　　歷史事實是，在濟金根死后兩年，一五二五年，德意志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農民戰爭。當馬克思、恩格斯看到該劇本后，都寫信批判了拉薩爾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指出他“沒有充分表現出農民運動在當時已經達到的高潮”，“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恩格斯致斐·拉薩爾》·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45頁）。

　　馬克思還指出，濟金根的“覆滅是因為他作為騎士和作為垂死階級的代表起來反對現存制度”（《馬克思致斐·拉薩爾》·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39頁）。

　　這些批評完全擊中了拉薩爾的要害，但是拉薩爾卻拒不接受。這說明后來拉薩爾投靠德國地主階級，鼓吹無產階級與普魯士國王結成同盟，惡毒誣蔑農民革命運動是“反動的運動”（見拉薩爾：《工人綱領》），絕不是偶然的。

　　六十年代初，當德國工人運動走向高漲的時候，政治投機家的拉薩爾看到德國資產階級的怯弱，普魯士王朝的強權在握，感到如果象他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那樣和資產階級站在一起與王朝作對，一定對已不利，而站在普魯士國王的旗幟下，篡奪工人運動的領導權，適應俾斯麥控制工人運動的需要，倒有可能實現自己的狂妄野心。

　　因此，他就從五十年代的對普魯士王朝和資產階級兩面討好的立場一下子轉到完全擁護普魯士國王的立場。為了打入工人運動，騙取工人群眾對他的信任，借攻擊資產階級保護地主階級，拉薩爾表面上用尖刻的語調攻擊資產階級，借以撈取政治資本。但拉薩爾僅僅是在表面上攻擊資產階級，實際上他卻千方百計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從不要求消滅資產階級。

　　恩格斯在揭露拉薩爾的政治投機生涯時指出：“1862年前，他實際上還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波拿巴主義傾向的、典型普魯士式的庸俗民主主義者……由于純粹個人的原因，他突然改變了方針并開始了他的鼓動工作。過了還不到兩年，他就開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權方面來反對資產階級，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麥勾結在一起”（《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89頁）。

　　一八六二年春拉薩爾拋出了《工人綱領》，一八六三年春又拋出了《公開答復》，突然以“社會主義權威理論家”、“工人階級領袖”的架勢向工人說話。

　　“在拉薩爾的鼓動小冊子中，從馬克思那里搬來的正確的東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錯誤的議論混在一起，二者幾乎不可能區分開來。”（《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89頁）.

　　拉薩爾就是采取這種魚目混珠的卑劣手法來向工人販賣他的機會主義私貨。

　　拉薩爾主義的主要謬論有：

　　第一，胡說無產階級的貧困是由什么“鐵的工資規律”決定的。

　　“鐵的工資規律”是拉薩爾從反動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出發臆造出來的。拉薩爾說：“決定著工資的鐵的經濟規律是這樣的：平均工資始終停留在一國人民為維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習慣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見《公開答復》）。

　　這就是說，拉薩爾認為，工人階級的貧困，不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人口增長的自然規律決定的，工人的生活狀況是永遠不可能根本改善的。

　　拉薩爾想用這種經濟理論來掩蓋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掩蓋資本主義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對工人的剝削，對抗馬克思所創立的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基石之一的剩余價值學說。從理論上否定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和消滅私有制的必要性。為了同樣的目的，拉薩爾主義者還鼓吹“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轉引自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他們用這種謬論來誘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產生錯覺，似乎勞動者不具備生產資料就能夠憑空創造出財富，似乎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現象，是由勞動的好壞造成的，而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無關，似乎地主、資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財富不是依靠剝削，而是依靠自己的勞動獲得的，以便他們把工人運動引離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軌道，領上合法的、和平過渡的、向資產階級屈膝投降的邪路。

　　第二，拉薩爾從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國家觀出發，胡說國家是“全體人民的共同體”（見《告柏林工人書》），“國家的使命就在于發展自由，使人類朝著自由的方向發展”（見《工人綱領》》。

　　拉薩爾以此否認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散布對普魯士王朝的幻想，企圖要德國無產階級支持普魯士王朝的內外政策，以此換取普魯士王朝恩賜普選權的決心。

　　第三，胡說取得普選權，依靠“國家幫助”，就能和平實現“社會主義”。

　　拉薩爾說，實施直接的普選權“是改善工人等級物質狀況的唯一手段”（見《公開答復》），因為有了普選權，工人代表就能在議會中占多數，就能建立“自由國家”，然后依靠“國家幫助”，撥款建立生產合作社，拉薩爾甚至胡說，只要有一億塔勒（當時的德國貨幣名稱）“就足以使整個國獲得解放”（見《工人讀本》）。

　　拉薩爾達胡說，在建立生產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實行“公平的分配”，使一切社會成員得到“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這樣，拉薩爾的“社會主義”就實現了。

　　這就是拉薩爾鼓吹的無產階級獲得經濟解放的最和平、最合法、最簡單的方法。拉薩爾的這一套超階級國家觀及其議會道路和假社會主義胡說，完全是無稽之談，是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完全對立的，是同馬克思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完全不相容的，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是為了誘騙無產階級永遠接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奴役。

　　第四，鼓吹建立一個所謂工人階級的，實際上是為資產階級效勞的機會主義政黨。

　　拉薩爾說，“這個黨以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選舉權作為自己的原則口號，作為黨的旗幟”，這個黨的任務是開展“和平的、合法的”宣傳運動（見《公開答復》），爭取選舉權，爭取把象他這樣的“英雄”、“工人領袖”選進議會里去。

　　很明顯，拉薩爾所要建立的黨，不過是普魯士王朝破壞工人運動的工具，不過是象他這樣的野心家實現其個人野心的工具，而絕不是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斗爭的先鋒隊。對于這個黨來說，工人階級不過是一些搖旗吶喊者，而不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和新社會的創造者。

　　第五，百般美化和包庇德國地主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竭力鼓吹無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結成同盟，而把無產階級真正的同盟者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誣蔑為“反動的一幫”（轉引自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拉薩爾及其追隨者這樣做，是為了破壞工農聯盟，孤立無產階級，是為了從普魯士王朝手中討取普選權。為了這種目的，拉薩爾及其追隨者還積極支持德國地主資產階級對外侵略擴張，推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策，破壞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替本國反動統治者效勞。

　　一八六三年五月，當德國各地的工人聯合起來建立“全德工人聯合會”時，拉薩爾掛著“老革命”的招牌，利用他蠱惑宣傳中的欺騙作用，騙取了工人群眾的信任，趁機竊取了“聯合會”主席的職務，并且把他的機會主義理論和策略作為這個組織的指導思想。

　　例如在“聯合會”章程的第一條就規定：“聯合會的宗旨是通過和平和合法的道路，特別是通過爭取公眾的信念，為取得平等和直接的普選權而進行活動。”（見《拉薩爾演講論文集》德文版第4卷）

　　這樣，拉薩爾便把“聯合會”完全變成了他推行機會主義路線的工具。馬克思指出：“拉薩爾的組織是一個純粹的宗派組織，這種組織是和國際所追求的真正工人運動的組織相敵對的”（《馬克思致弗·波爾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33頁）。

　　拉薩爾在剛成立的“聯合會”中不但貫徹了一條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而且也推行了一條機會主義的組織路線。他結黨營私，招降納叛，“極力把一些面目不清和賣身求榮的人拉在自己周圍”（《恩格斯致卡·考茨基》·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89頁）。

　　例如后來在“聯合會”當過主席、曾經風云一時的人物施韋澤，就是出身于法蘭克福的一個非常腐化墮落的貴族家庭，一八六二年本人曾因貪污公款和在光天化日之下向少年兒童耍流氓而被判處過監禁的壞分子。

　　他在名聲掃地、走投無路時，結識了拉薩爾。拉薩爾不顧法蘭克福工人組織的強烈反對，竟接受施韋澤參加“聯合會”，并且無恥地把施韋澤的那些卑劣行為說成是生活小節，反誣工人們“胸襟狹窄”。

　　又如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本人就是一個貴族夫人，又同普魯士王朝有直接的密切聯系，也被拉薩爾尊敬地放在“聯合會”的領導核心中。

　　拉薩爾在“聯合會”中極力鼓吹對自己的個人迷信和建立自己的獨裁統治，凡入會者，都要宣誓效忠拉薩爾。

　　拉薩爾在加緊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控制“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同時，為了推行他的極右的機會主義路線，便積極設法投靠德國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普魯士王朝的首相俾斯麥。

　　為此，拉薩爾幾次在群眾大會上無恥吹捧、美化俾斯麥，說“俾斯麥是一個大丈夫”，“明智的政治家”。拉薩爾對俾斯麥表示，如果俾斯麥同意施行普選，他便“代表”德國工人宣布完全支持俾斯麥的內外政策，支持普魯士王朝用戰爭統一德意志，支持俾斯麥去兼并當時屬于丹麥的領土：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

　　拉薩爾的賣身投靠正合俾斯麥的心意。俾斯麥早就企圖收買一些有名望的所謂“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領袖”，把這些人網羅到自己手里，作為控制德國工人運動的工具。

　　這樣，拉薩爾和俾斯麥便加緊秘密勾結起來。一八六三年，正當德國工人運動走向高漲之時，拉薩爾同俾斯麥多次進行密談，常常連續深談數小時之久，打得十分火熱。

　　有一次，俾斯表竟因拉薩爾在座而拒絕接見巴伐利亞的公使，足見俾斯麥對拉薩爾這個地主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的重視。

　　從一八六三年五月到一八六四年夏，拉薩爾直接拜訪俾斯麥達十多次，還寫了不少密信。例如，一八六四年一月十三日到十六日四天之內，拉薩爾就連寫兩封密信，急切地向俾斯麥呈獻欺騙群眾、加強統治的“仙方”。

　　拉薩爾在和俾斯麥多次密談和通信中，不僅向俾斯麥宣誓他是普魯士國家和君主政體的擁護者和衛士，胡說什么“工人階級本能地傾向獨裁政治……他們都很愿意擁戴國王為社會統治的天然工具”（見一八六三年七月八日給仰斯麥的信）。

　　而且還把聯合會的組織狀況，工人運動的狀況，當時工人階級的行動計劃以及今后的打算統統出賣給俾斯麥。拉薩爾還向俾斯麥出謀獻策，要俾斯麥實施普選權，認為這符合普魯士王朝的利益可以使普魯士王室“轉變為革命人民的社會君主專制”（見一八六三年七月八日給俾斯麥的信）。

　　上述事實說明，拉薩爾完全充當了俾斯麥控制、破壞工人運動的內奸和工賊。盡管拉薩爾同俾斯麥秘密勾結的內幕直到一九二八年才從普魯士內閣的舊檔案中發現，但革命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從拉薩爾言行的種種跡象中已經有所察覺。

　　恩格斯早在一八六三年就尖銳地指出：“這家伙現在簡直是在為俾斯麥效勞”（《恩格斯致馬克思》·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一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51頁）。

　　一八六四年八月底，拉薩爾為了爭奪別人的未婚妻在決斗中中彈而死。但是他的繼承人施韋澤、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等更加瘋狂地推行拉薩爾的機會主義路線，公開地支持俾斯麥的政策，甚至在“聯合會”的機關報上大肆慶祝普魯士國王的壽辰。

　　他們把“聯合會”完全變成了一個效忠普魯士王朝和分裂工人運動的宗派組織，對于德國工人運動長期起著很大的破壞作用。拉薩爾主義后來成為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拉薩爾則是后來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頂禮膜拜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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