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寧主義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產生在意大利、瑞士國而具有極大危害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流派。

　　巴枯寧主義是“從蒲魯東、圣西門等人那里乞取而拼湊成的廢話”（《馬克思致弗·波爾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5頁），是用極端革命的詞句裝扮起來的冒牌社會主義。它比蒲魯東主義更加兇惡。巴枯寧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早出現的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分裂主義者、反革命兩面派。

　　巴枯寧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任何政治活動，鼓吹一條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無政府主義、分裂主義路線，瘋狂地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抗，妄圖分裂和破壞日益高漲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當馬克思主義在第一國際內部剛剛戰勝蒲魯東主義的時候，巴枯寧就跳了出來，拋出機會主義綱領，組織陰謀集團，大搞陰謀詭計，千方百計地混入第一國際，力圖以巴枯寧主義代替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篡奪國際的領導權。

　　因此，巴枯寧主義就成了第一國際后期（一八六九——一八七二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巴枯寧主義和巴枯寧陰謀集團給第一國際和各國工人運動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危害。

　　馬克思主義者在批判巴枯寧機會主義路線的同時，著重同巴枯寧集團的陰謀詭計和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前后大約經過七年尖銳復雜激烈的斗爭，馬克思主義終于戰勝了巴枯寧主義，粉碎了巴枯寧陰謀集團。

　　巴枯寧主義的創始人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巴枯寧（一八一四——一八七六年），出生在俄國提威爾省托留克縣耶穆細羅村的一個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是沙皇政府的外交官，同時擁有七百個農奴，其母是高級軍官的女兒。

　　巴枯寧從小就受家庭出身的很深影響，總想出人頭地往上爬。他十四歲進彼得堡炮兵學校，十九歲畢業后當了沙皇的軍官。三年后，即一八三六年他又到莫斯科繼續上學，這時他就接受了黑格爾哲學中保守和反動的方面。

　　一八四〇年后巴枯寧先后到德國、法國、瑞士等國學習，受到各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潮的影響，尤其是蒲魯東主義和魏特林依靠少數人進行密謀活動的思想對他影響很大。

　　他于一八四四年三十歲時結識了蒲魯東，對蒲魯東推崇備至，吹捧蒲魯東是“我們共同的導師”。

　　在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中巴枯寧到處奔走，推行冒險主義，大搞政治投機。

　　他參加了一八四八年布拉格（當時屬奧地利）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失敗后逃到德國，又參加了一八四九年德累斯頓（當時德國的一個邦國——薩克遜王國的首都）的起義，于五月十日被捕，被薩克遜法院判處死刑，后改為無期徒刑。

　　他在德國和奧地利被囚禁了兩年多，于一八五一年被引渡給俄國沙皇政府。在監獄中，他多次向沙皇哀求赦免。一八五一年七、八月間，他給沙皇尼古拉一世寫了長達十萬言的《悔過書》，承認自己是個“十惡不數的大罪犯”，吹捧沙皇是“偉大帝國的偉大皇帝”，是“活生生的偉大人物”（見《巴枯寧著作書信集》，一九三五年莫斯科俄文版）。

　　一八五七年二月，他又給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上書，請求減刑。一八五七年四月巴枯寧被減刑，改判流放西伯利亞。在流放所他繼續給沙皇寫信求繞。

　　特別應當指出，巴枯寧在西伯利亞流放所期間，曾三次寫信給赫爾岑（俄國民主主義者，當時在國外主編《鐘聲》報，該報發表過一些揭露東西伯利亞總督尼尼·穆拉維約夫的專橫統治的文章），為當時的東西伯利亞總督、沙皇侵華的得力干將、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穆拉維約夫進行辯護和評功擺好。

　　他把這個反動家伙吹捧為“具有第一流將領的全部才能”的“真正天才的行政長官”；把這個反動家伙強占我國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沿岸大片領土的侵略行為吹捧為“偉大的愛國主義事業”，“在我國是史無前例的”（見《巴枯寧給赫爾岑的信》。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七日）。

　　這就充分暴露了巴枯寧是沙皇侵華政策的積極支持者和辯護士。一八六一年四月，巴枯寧從西伯利亞逃往日本，經美國到達英國，后來又到意大利。

　　巴枯寧這個無恥的叛徒跑到西歐后，完全隱瞞了自己背叛革命的丑惡歷史，居然以一八四八年的“老革命”自居，發表了一篇《告俄國、波蘭和全體斯拉夫族友人書》，吹噓什么“我保持著戰無不勝的思想的勇敢精神”，“把我的全部余年貢獻給爭取俄國的自由、爭取波蘭的自由、爭取全體斯拉夫人的自由和獨立的斗爭”（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90頁）。

　　實際上他是打著“自由”、“獨立”的旗號為沙皇致府效犬馬之勞。六十年代初期，東歐各地的斯拉夫人為反對奧地利、德意志和土耳其的反動統治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巴枯寧卻極力鼓吹泛斯拉夫主義，即大斯拉夫主義，號召各地的斯拉夫人在俄國沙皇領導之下組成聯邦，極力掩蓋、美化沙皇擴張領土的野心。

　　早在一八四三年，巴枯寧在巴黎曾經和馬克思見面認識。馬克思耐心幫助和教育他，但是他絲毫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一八六四年第一國際成立后，巴枯寧在倫敦又見到了馬克思。他虛偽地表示愿意努力為國際工人協會工作，可是他混入第一國際后卻沒干過好事。

　　他跑到意大利、瑞士鬼混了幾年，躲在陰暗的角落里炮制他的反革命路線。巴枯寧主義就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后期最終形成的。到一八六八年九月，他拋出了“一個離奇的社會主義的綱頓”（馬克思和恩格斯：《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頁），“突然以一個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態出現”（馬克思：《機密通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04頁）。

　　巴枯寧主義的主要反動謬論有以下幾點：

　　第一，宣揚個人絕對自由，鼓吹“各階級的平等”。巴枯寧從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出發，認為“人性只有在獲得自由時才能出現，而自由就是個人的個性不受任何限制”（見《上帝與國家》），他胡說“人的全部不道德行為的三個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不平等”，因而“解放人的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通過自由和平等使社會人道化”（見《國際兄弟革命組織的綱領和目的》，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8頁）。

　　所以他把“實現各階級和個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平等”（見《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綱領》，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2頁）作為其秘密組織首先的奮斗目標。

　　他在一八六八年九月的一次演說中說：“我不能想象在沒有自由的情況下還會有任何屬于人類的東西”，“我希望個人之間和階級之間都得到平等”（見《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一八六八年伯爾尼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既要保留現存的階級，又要實現各階級平等，這是自相矛盾的極其淺薄的謬論。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不可容忍的荒謬見解一下子就表明這個家伙的可恥的無知和淺薄”（《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年四月十九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84頁）

　　“‘各階級的平等’，如果照字面上理解，不過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所宣揚的‘資本和勞動的協調’的另一種說法而已”（《馬克思致恩格斯》·一八六九年三月五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56頁）。

　　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的奮斗目標只能是階級的消滅，而決不是階級的平等。

　　第二，反對一切國家，否認任何權威。巴枯寧從資產階級唯心史觀和人性論出發，否認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他胡說國家是由于少數幾個人物為維護自己的特權而產生的，是“對人性的否定”（見《國際革命協會的綱領》）。

　　他本末顛倒地硬說國家是產生私有制和階級的根源，“資本家只是由于國家的恩賜才擁有自己的資本，……廢除國家，那時資本就會自行完蛋”（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00頁）。

　　他還抹煞不同社會形態的國家的不同階級實質，胡說任何國家的統治都表現為剝削和奴役；公開叫嚷：“這個權威不管是叫做教會、君主國、立憲國、資產階級共和國或者甚至是革命專政，都不重要。我們把它們一律看做是剝削和專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視和反對”（見《國際兄弟革命組織的綱領和目的》，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0頁）。

　　巴枯寧既然認為“國家是主要禍害”（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00頁），所以他主張必須首先一下子消滅國家，而代之以理想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

　　在無政府的社會里，將沒有任何權威，人人都“具有享有平等、自由和人性的權利”（見巴枯寧：《聯邦主義、社會主義和反神主義》）。巴枯寧這一謬論披著反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外衣，其要害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消滅資產階級，才能達到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平等。

　　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寧無政府主義關于廢除國家的反動謬論時指出，它同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差別是本質性的：要廢除國家而不預先實現社會變革，這是荒謬的”（《恩格斯致泰·庫諾》·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00頁）。

　　國家不是被廢除的，而是逐步消亡的；但是國家的消亡是有前提的，這就是：“工人階級應當首先掌握有組織的國家政權并依靠這個政權鎮壓資本家階級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組織社會”（《恩格斯致菲·范一派頓》·一八八三年四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38頁）。

　　否則，無產階級革命的整個勝利成果就會前功盡棄，工人階級就會人頭落地。列寧在批判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考茨基之流把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誣蔑為無政府主義的反動謬論時，明確地劃清了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界限，深刻地揭穿了無政府主義的根本錯誤。

　　列寧指出：

　　（1）馬克思主義者的目的是完全消滅國家，但他們認為，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把階級消滅之后，在導向國家消亡的社會主義建立起來之后，這個目的才能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則希望在一天之內完全消滅國家，他們不懂得實現這個目的的條件。

　　（2）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之后，必須徹底破壞舊的國家機器，用新的由武裝工人組織組成的公社式的國家機器來代替它；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破壞國家機器，但是，他們完全沒有弄清楚無產階級應當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樣運用革命政權；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否認革命無產階級運用國家政權否認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3）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利用現代國家準備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無政府主義者則否認這一點。（《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69頁）

　　第三，主張“完全放棄一切政治”，反對進行任何政治運動。巴枯寧認為國家是主要禍害，不應當做任何事情來承認、維持或建立新的國家，因此，他反對無產階級參加選舉進行爭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斗爭，更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竭力鼓吹“完全放棄一切政治”（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00頁）的謬論。

　　他胡說：“任何政治運動都是反動的”（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1頁），“進行政治活動，尤其是參加選舉，那是背叛原則的”（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00頁）。

　　他提出，廢除國家，建立無政府社會的途徑，不是依靠無產階級有組織的階級斗爭，而是依靠象他那樣的天才人物的計謀和領導，以流氓無產者和破產農民為核心，進行“暴動”，進行“社會革命”；這種“社會革命”不需要任何準備，不需要聚積革命力量，只要少數有魔膽的骨干執行先知籌劃的密謀策略，就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一舉消滅國家，實行“摧毀一切”（見《國際兄弟革命組織的綱領和目的》，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1、509頁）。

　　巴枯寧把這種無政府主義的破壞行動美其名曰“社會清算”，并說“這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見《國際兄弟革命組織的綱領和目的》，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09頁）。在巴枯寧的這一套“社會革命”說教中，他以天生的先知和救世主自居，把社會革命看成是先知的唯意志的行動，把群眾看作是實現其陰謀野心的墊腳石，這充分暴露了他的唯心主義天才論和英雄史觀。

　　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了巴枯寧主義反對一切政治運動的反動濫調。馬克思指出：“一切階級運動本身必然是而且從來就是政治運動”（《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84-385頁）。

　　放棄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實巴枯寧的所謂放棄任何政治，只不過是反對工人去搞無產階級政治，是要工人去受資產階級政治的愚弄和統治。他曾情不自禁地供認：“放棄政治——這是詐騙者為了愚弄白癡而想出來的蠢事。”（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67頁）

　　這就自我揭穿了巴枯寧的反革命兩面派騙術。馬克思和恩格斯尖銳地指出：“向工人宣傳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放棄政治，這就等于把他們推到傳教士或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的懷抱里去”（《恩格斯致泰·庫諾》·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01頁），充當“統治階級手中的玩物”（《馬克思致弗·波爾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6頁）。

　　第四，鼓吹以“廢除繼承權”作為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要求和起點。巴枯寧認為，不是私有制產生了繼承權和階級的不平等，而相反，由國家法律規定的繼承權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的主要條件；因此，社會革命應該從“廢除繼承權”開始，把它作為“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要求”（轉引自《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84頁）。

　　他胡說什么“只要遺產還存在，就將存在世襲的經濟上的不平等”，即“人為的階級的不平等”（見《聯邦主義，社會主義和反神主義》》；而要實現各階級和個人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平等，就“應當從廢除繼承權開始”（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2頁）。

　　馬克思指出：巴枯寧的這種理論“完全是以陳舊的唯心主義觀點為依據的，這種觀點認為現在的法學是我們經濟制度的基礎，而不是把我們的經濟制度看作我們法學的基礎和根源！”（《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84頁）

　　“承認廢除繼承權是社會革命的起點，只能意味著引誘工人階級離開那實行攻擊現代社會真正應持的陣地。”（《總委員會關于繼承權的報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5頁）

　　馬克思還指出：宣布廢除繼承權還“會使全體農民和整個小資產階級團結在反動派周圍”（《馬克思致保·拉法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84頁）。

　　所以馬克思斬釘截鐵地說，廢除繼承權這一謬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反動的”（《總委員會關于繼承權的報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415頁）“廢除繼承權不會使社會革命開始，而只會使社會革命完蛋”（《卡·馬克思關于繼承權的發言記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2頁）。

　　第五，主張在無政府社會里實行“集產制”。巴枯寧自供說：“我是集體主義者，而不是共產主義者，……因為共產主義將不可避免地使財產集中在國家手里”（見《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一八六八年伯爾尼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因此，他反對生產資料國有化，主張在廢除國家、建立無政府社會后，實行“集產制”。所謂“集產制”，就是“使土地、勞動工具以及任何資本都成為整個社會的集體財產，并僅僅由從事勞動的人使用，即由農業協作社和工業協作社使用”（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2頁）

　　這種“集產制”與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根本不同的。它各自為政，分散經營，反對任何自上而下的集中領導和統一計劃，這必然加劇自由競爭和兩極分化，促使資本主義到處泛濫。

　　可見，巴枯寧所鼓吹的“集產制”根本不是什么社會主義，而是改頭換面的資本主義。巴枯寧主義的這套反動謬論并不是什么新鮮貨色，而是從圣西門、施蒂納、蒲魯東等人那里剽竊來的。

　　馬克思指出，巴枯寧是“社會理論領域中一個最無知的人”（《機密通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04頁），“他的綱領是東一點西一點地草率拼湊起來的雜拌”（《馬克思致弗·波爾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5頁）。

　　他所宣揚的“階級平等”、“廢除繼承權”，是販運圣西門主義者的胡說。他所鼓吹的“廢除國家”、“放棄政治運動”，則是發展了施蒂納和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蒲魯東說的那種無害的、單純語源學的無政府狀態（即沒有國家政權），如果不是巴枯寧把施蒂納的‘暴動’的大部分吸收到它里面去，那它永遠也不會成為現在的無政府主義學說。”（《恩格斯致麥·希爾德布蘭德》·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7頁）

　　巴枯寧抄襲和拼湊起來的這套無政府主義雜拌，除了講一些反對剝削的空話以外，沒有提供任何東西。

　　列寧指出，無政府主義的根本錯誤在于：“（1）不懂得剝削的根源；（2）不懂得社會在向社會主義發展；（3）不懂得階級斗爭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創造力量。”（《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列寧選集》第1卷第218頁）

　　拿這種根本錯誤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來指導工人運動，只能瓦解無產階級的組織，煥散無產階級的紀律，破壞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和反動派效勞。這就是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反動實質。

　　馬克思指出：“對巴枯寧先生來說，學說……過去和現在都是次要的東西——僅僅是抬高他個人的手段。如果說他在理論上一竅不通，那么他在干陰謀勾當方面卻是頗為能干的。”（《馬克思致弗·波爾特》·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5-396頁）

　　巴枯寧“為了使其他人承認自己是國際的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頁），進而篡奪國際的領導權，光有無政府主義的綱領還不行，還“必須以另一支軍隊的領袖的身分出現，這支軍隊對他本人的絕對忠誠應當由一個秘密的組織來保證”（馬克思和恩格斯：《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5頁）。

　　他在意大利、瑞士鬼混的幾年，就是為實現這一陰謀計劃東奔西走，招降納叛，網羅死黨。一八六五——一八六七年間，巴枯寧曾在意大利建立了一個無政府主義的秘密團體——“國際革命協會”，準備進行“破壞一切”的暴動，但并未取得什么成效。

　　一八六八年十月，巴枯寧一伙終于在日內瓦又建立了一個名為“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半秘密團體。在它背后還有名為“國際兄弟會”、“民族兄弟會”的秘密組織。

　　國際兄弟會由一百名“身有魔膽的人”（見《國際兄弟會章程》，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新全集》第18卷第502頁）組成，是“獨裁者巴枯寧的禁衛軍”（馬克思和恩格斯：《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6頁）。

　　民族兄弟會分布在歐洲各國受國際兄弟會嚴格控制?？傊?，這是一個里外三級、派中有派、層層控制、由巴枯寧直接指揮的反革命陰謀組織。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同盟是一個匪幫，其中除了受騙者外，還有大量騙子、冒險家、欺詐者、警探、投機鉆營分子和懦夫”（《流亡者文獻——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91頁）。

　　這個匪幫集團的反革命陰謀計劃是：“把打擊專門對準國際。最初他們想控制國際，而當這一手沒有得逞的時候，他們便圖謀破壞國際”（馬克思和恩格斯：《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87頁）。

　　可見，巴枯寧集團是一個由一小撮社會敗類結成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有目的的反革命陰謀集團。

　　巴枯寧主義的形成和巴枯寧陰謀集團的出現，有極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階級根源和思想認識根源。

　　巴枯寧主義是破了產的無業游民的心理狀態和要求的反映與產物。巴枯寧特別起勁地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國的破產小資產階級分子中進行蠱惑性的煽動，招募自己的黨徒。

　　這是因為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意大利等小生產還占絕對優勢的后進國家，資本主義也逐步迅速發展起來，造成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大批破產，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人數眾多的無業游民階層。

　　這些人被資本主義弄得傾家蕩產，流離失所，產生了一種絕望的心理、盲目破壞的情緒和立刻復仇的思想。巴枯寧正是在意大利等國的長期活動中，從那些破產的、絕望的無業游民身上看到了他所謂的“社會革命”的力量和希望，因而形成了一套貌似激烈的無政府主義反動謬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巴枯寧主義兜售的那一套“反權威主義、無政府狀態——這就是非常適合……這些‘毫無升官發財的前途，看不到出路’的‘游民’的胃口的“動聽辭句”（《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85頁）。

　　他們還指出“在意大利，同盟并不是‘工人聯合會’，而是一幫游民。”（《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25頁）

　　列寧指出：“無政府主義是絕望的產物。它是失常的知識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狀態，而不是無產者的心理狀態。”（《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列寧選集》第1卷第218頁）毛主席也明確指出，游民是“流寇主義和無政府思想的來源”（《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609頁）。

　　極端的個人主義思想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是巴枯寧主義產生的思想認識根源。由于小生產者一方面力圖自保因而形成了以小我為中心的極端頑固的個人主義思想，另一方面小生產者受小生產的狹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所以在認識論上表現為極端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

　　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一整套反動謬論正是這種極端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反映。馬克思指出：巴枯寧“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會革命，只知道關于社會革命的政治詞句。在他看來，社會革命的經濟條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會革命的基礎是意志，而不是經濟條件。”（《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反府狀態>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5-696頁）

　　恩格斯尖銳地揭露說：無政府主義者是“十足的‘唯一者’，他們唯一到這種程度，以至于在他們中間找不到兩個可以和睦相處的人”（《恩格斯致麥克斯·希爾德布蘭德》·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7頁）。

　　列寧深刻地指出：“無政府主義是改頭換面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無政府主義整個世界觀的基礎。”（《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列寧選集》第1卷第218頁）

　　巴枯寧主義和巴枯寧陰謀集團的出現，是國際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階級斗爭日益激化和第一國際內部兩條路線斗爭深入發展的產物。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后期，國際階級斗爭日趨尖銳化。一八六六——一八六八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席卷整個歐洲，各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日益激化，歐洲各國的工人運動蓬勃高漲，罷工浪潮洶涌澎湃，第一國際在斗爭中不斷壯大，威望日高。

　　這就引起了國際資產階級和反動派的極端恐懼和仇視。歐洲各國反動政府在血腥鎮壓工人運動的同時，采取了迫害和破壞第一國際的反革命兩手策略。

　　他們一方面發動了對國際的大規模誹謗和迫害運動，誣蔑第一國際是“陰謀團體”，并有計劃地在政治、經濟和組織上對國際進行瘋狂的迫害，另一方面力圖尋找代理人，設法打入第一國際，從內部破壞這個無產階級的堡壘。巴枯寧主義和巴枯寧陰謀集團正是適應國際資產階級和反動派的這一反革命需要而出現的。

　　此外，第一國際經過前期兩條路線的激烈斗爭，已經戰勝了蒲魯東主義。這時，再想以赤裸裸的右傾改良主義來反對馬克思主義，以公開的宗派主義和合法手段打入第一國際，篡奪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權，都已極其困難和不可能了。

　　因此巴枯寧陰謀集團便用極端革命的詞句把自己的反動實質掩蓋起來，以便反對馬克思主義；并采取陰謀詭計和分裂主義的手法，來進行其破壞第一國際的罪惡活動。這是第一國際內部兩條路線斗爭深入發展的必然現象。

　　恩格斯在分析巴枯寧主義和巴枯寧陰謀集團的出現時指出：“在工人階級斗爭的歷史中，我們第一次在工人階級內部遇到了一個目的不是要摧毀現存的剝削制度，而是要摧毀為反對這種制度而進行最堅毅斗爭的協會本身的秘密陰謀。”（《代表總委員會向海牙代表大會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報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第158頁）

　　巴枯寧主義的流毒和巴枯寧集團的陰謀活動，給國際工人運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成為第一國際后期的主要危險。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親自領導下，第一國際和各國的先進工人同巴枯寧主義和巴枯寧陰謀集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激烈斗爭。

　　斗爭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一八六九年第一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前后，馬克思主義者反對巴枯寧集團陰謀奪國際領導權的斗爭；巴黎公社后至一八七二年第一國際海牙代表大會，馬克思主義者粉碎巴枯寧陰謀集團分裂活動的斗爭，海牙代表大會后，馬克思、恩格斯為從思想上清除巴枯寧主義的影響而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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