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約瑟夫·熊彼特[1]對馬克思經濟理論有一個駭人聽聞的指責。根據他的學說，馬克思的理論無法發展出與他的“利潤”（即剩余價值）理論[2]相對應的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但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實現了理論與歷史的統一，這不僅是因為馬克思從對所謂“政治經濟學范疇”的歷史暫時性——即社會決定——特征的理解出發，而且因為他的研究模式是一種遺傳學的研究模式，它將這些范疇的出現、發展和消亡視為一個歷史過程。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馬克思特別強調資本的歷史和經濟起源以及歷史上特定的剩余價值形式，這取決于我們所面對的是前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兩者（即資本和剩余價值）要么是從貨幣流通中產生的，要么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3]

　　馬克思關于資本的理論（資本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是基于對交換經濟的過程的辯證理解。在一個仍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中產生的簡單商品生產中，工人和農民進行的簡單商品流通過程（C-M-C）和貨幣流通過程（C-M-C'）允許第一種形式的剩余價值——基于不平等交換，體現在高利貸和商業資本中——共同發展。資本原始積累的第一階段——貨幣資本的原始積累——發生在中世紀早期，這意味著資本通過剝削其他社會階層來侵占剩余價值：封建領主和國王將自然利率調換成高利貸資本；落后地區或外國人以比歐洲市場上更少的收益來交換這些商品。資本的起源在于這種不平等的交換，隨著貨幣經濟的擴張，這種交換涵蓋了越來越多的社會階層，直到造成了人口對貨幣資本的普遍負債。[4]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一過程轉向它的對立面。現在，等價交換成了準則，敲詐勒索成了例外，他們只發生在經濟社會的邊緣。剩余價值（M-C-M'）的占有不再發生在簡單生產閉環中，而是涉及整個生產過程。在貨幣流通過程中，只有當貨幣被用于購買機器、原材料等（固定資本）和購買勞動力（可變資本）時，貨幣才會變成資本。然后，貨幣通過生產過程中的生產增值轉化為生產商品。最后，在這些商品出售后，貨幣具體化為包含已實現剩余價值的重組資本。

　　但是，如果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本在等價交換的基礎上增值產生了剩余價值，那么這就不是等價交換。資本和勞動力的交換（資本購買勞動力）是價值平等的不平等交換：對資本來說，勞動力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可以創造比其本身成本更多的價值[5]，這是由互市貿易的不同國家的不同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6]

　　因此，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剩余價值創造和占有的歷史過程構成了三個不同階段的辯證統一：不平等的交換，建立在價值不平等的基礎上；平等交換，建立在價值平等基礎上；基于價值平等的不平等交換。只有考慮到這三個歷史階段，才能回答資本是如何在西方世界形成、增長和擴張的問題。在前兩個方面，我們遇到了西方資本與所謂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特殊關系，既有前資本主義時期的不平等交換，也有當今世界貿易中的不平等互市。這種具體關系將在本文中討論。

　　二

　　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張之前，資本主要通過不平等交換來侵占剩余價值。中世紀的高利貸和商業資本只是侵占剩余價值的初級階段；中世紀的高利貸和商業資本解釋了在一個幾乎完全以自然經濟為特征和貨幣資本極度短缺的社會中，大量貨幣和資本的積累和擴張是如何發生的。最近的歷史研究無疑證實了——引用馬克思的話——“海上搶劫、殖民、掠奪和販賣黑奴不等價交換”，在9至10世紀前后的意大利城市最初發展中發揮的決定性作用。早在中世紀，前資本主義時期的資本競爭就存在于商人和銀行資本領域，甚至涉及一定的利潤率平均化。[7]

　　然而，上述過程大多發生在經濟生活的邊緣地帶，即生產和直接參與生產的流動之外。高利貸、皇家信貸以及外國商品和奢侈品的批發貿易是這些資本流動的主要領域。盡管在這種流動中有時也會有相當大的資本積累，但在仍以封建關系為主的社會中，資本永遠不會成為經濟和生產的控制者。資本在政治上仍然受制于封建大土地所有權或城市行會的保護主義統治。

　　只有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出現的原始積累的第二階段——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資本才征服了在經濟和社會中的霸主地位。隨著第一批大型股份公司的出現，現代公共債務和證券交易所的出現，第一批現代銀行的發展，商業資本的巨大擴張，資本對工農業生產的投入（如比利時、意大利北部、法國北部和后來的英國的“新窗簾”[15、16世紀出現的一種新型紡織業]、出版業、制造業和現代農業的發展）——這些都是西方資本在“原始積累”時期的著名進步階段，它先于18世紀中期的工業革命，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成為可能。

　　這一歷史轉型帶來的經濟問題是巨大而復雜的：要求用于生產的但是突如其來的巨大資本積累從何而來？社會關系的快速變化是如何使這場沖擊取得成功的？在變革的基礎上，政治力量關系的發生了什么轉變？在新的變革力量的壓力下，農村的封建主義和城市的行會制度是如何維持的？是什么技術變革——不僅在生產技術方面，而且在銷售和財會技術方面，特別是在會計方面——促成和促進了這一轉變？

　　在《資本論》第一卷著名的第二十四章中，專門討論了“所謂原始積累”，馬克思特別強調這種資本積累的基本社會條件：首先，大量生產者與傳統的生產和食品（主要是土地和土壤）的暴力分離，以及掠奪中積累資本的經濟來源：掠奪外國（殖民制度），掠奪國內人口（重稅和保護關稅制度）和掠奪本國（公債制度），正如我們可以用恩格斯對古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評論所說的那樣。[8]因此，重點非常明確在不平等交換上，明目張膽的搶劫和掠奪只是不平等交換的最終表現。

　　鑒于所謂發展中國家的當代問題，至少粗略地量化這些國家對歐洲工業資本“原始積累”的貢獻是有用的。馬克思寫道：“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9]目前的研究已經證明馬克思是絕對正確的。事實上，有人甚至可以說，馬克思仍然低估了殖民者對第三世界的掠奪對西歐工業資本積累的意義。

　　我們在其他地方[10]試圖計算1500年至1750年期間通過直接搶劫、奴隸貿易和“正常”貿易掠奪殖民地的主要罪項：

　　（a）E·J·漢密爾頓估計，1503年至1660年間，西班牙人從北美和南美帶到歐洲的黃金和白銀價值為五億比索金幣。

　　（b）柯倫勃蘭臺估計，在1650年至1780年期間，荷蘭東印度聯合公司從印度尼西亞拿走的戰利品價值為六億金盾。

　　（c）神父林瓊（Rinchon）估計，18世紀法國資本僅從奴隸貿易中獲得的利潤接近五億法國金盾，這還不包括西印度群島種植園奴隸勞動的利潤，后者是前者的數倍。

　　（d）根據H·V·維澤曼和《劍橋大英帝國史》，英屬西印度群島的奴隸勞動收入至少達到二億至三億金鎊。

　　（e）最后，僅在1750年至1800年期間，對印度的掠奪就為英國統治階級帶來了一億至一億五千萬金鎊。[11]

　　當我們把這些金額加起來時，我們得到了超過十億金鎊，即超過1800年前后所有歐洲工業企業的總投資價值。16世紀至18世紀末，這些巨額資本涌入歐洲貿易國，不僅為資本投資和“創業精神”創造了有利的氛圍，而且直接資助了幫助發起工業革命的大型制造業和工廠設施。[12]

　　歷史上的相似之處可以解釋這種財富在國際上集中的程度，這正是工業革命的開始。眾所周知，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初期，在撒哈拉、萊茵河—多瑙河、黑海和印度之間的整個古代文化區，埃及、巴比倫、波斯和亞歷山大帝國先后積累的寶藏匯聚到羅馬，幾個世紀以來為羅馬帝國的軍事力量和統治階級的奢侈提供了資金。類似的國際財富集中發生在15世紀末至18世紀末。在五大洲（不包括中國和日本）發現的大量貴金屬流入西歐，在那里，它們基于奴隸貿易、奴隸勞動和不平等交換世界貿易的收益成倍增加。

　　在一個仍然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中，高利貸和商業資本的出現并不是典型的歐洲現象。它發生在古代，拜占庭、穆斯林帝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中國和日本（在他們與歐洲殖民者接觸之前），是的，甚至在前哥倫布時代的阿茲特克帝國“征服者”出現前夕。這一過程的經濟機制大體上與歐洲中世紀相同：高利貸、銀行和商業資產階級（分別從國家財富中）侵占了一部分地租和國家收入。貨幣資本的原始積累是巨大的，在數量上往往比歐洲更重要。[13]工業革命的技術基礎（即技術知識、生產系統、與地理上遙遠的國家互貿中可能存在的市場營銷等）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比歐洲更早出現在這些文化中。

　　然而，工業革命發生在歐洲，而不是其他地方，這絕非巧合。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了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但沒有充分闡述。我們必須從國家權力與資產階級關系的差異中尋求它們：在那里（非歐部分）一個占主導地位，另一個占弱勢；這里（歐洲）則是一個很弱，另一個占優勢。前者導致了資本的不連續積累，但在后者這里是連續的。歸根結底，東西方資本發展的不均衡取決于農業的差異性，以及土地、水和人口數量關系的差異性。在東方，這導致了以灌溉為基礎的農業，剩余產品高度集中，但在西方，農業經濟以許多小塊土地為基礎，社會剩余更加分散。[14]

　　盡管如此，人們不應該過度注意不同社會中貨幣資本積累的不均衡性。至少有一個案例，即日本的案例，證明了盡管與西歐資本形成相比，16世紀一些社會的資本形成滯后了幾個世紀，但從貨幣資本的原始積累到產業資本的原始積累的飛躍確實是可能的。換言之，如果不是從16世紀初開始，資本的國際集中也有可能在某個歷史節點突然開始。

　　發展中國家的雙重悲劇在于，它們不僅成為這一國際資本集中進程的受害者，而且后來仍不得不努力消除其工業落后，即在西方發達工業已經向全世界提供工業商品時，繼續進行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換言之，盡管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在16世紀至19世紀期間極大地推動了西方的工業化，主要是通過原始資源和貨幣資本流入西歐，成為工業資本原始積累的主要來源之一，但國際市場和國際經濟自19世紀末以來一直是第三世界工業化的主要障礙之一，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

　　三

　　中世紀晚期和文藝復興早期的西歐社會所擁有的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資源，自19世紀以來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存在，自20世紀以來幾乎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存在。在所有所謂的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看到，由于貨幣經濟和商品生產的入侵，以及農民逐漸與土地土壤分離，無論是通過暴力驅逐、債務還是通過增加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傳統的部落和村莊社區緩慢解體。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和腐敗的政客向農民竭盡所能地敲詐勒索。原始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在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大量流動；這意味著農民的苦難、周期性或長期的饑荒、嚴重的失業和越來越多的農村逃亡，導致“貧民窟”、“棚戶區”和“窩棚房”的惡性增長。[15]

　　如果我們以印度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16]波恩教授估計，印度村莊，一塊土地也不再擁有的成年男性人口的比例從1822年的750萬上升到1933年的3500萬和1944年的6800萬。[17]1950/51年至1956/57年期間，印度境內被完全剝奪土地的農場工人家庭的比例從50%上升到57%，與此同時，負債農場工人的比例從45%上升到64%，這一事實也證明了這種剝奪土地的速度有多快。[18]要牢牢記住——農場工人占村莊男性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幾乎是五分之二）。59%的農業“產業”的土地不足5英畝（1英畝= 0.4公頃多），即處于破產邊緣。[19]

　　在西歐，這一過程一方面導致農民破產和貧困，實際上導致了他們大規模地無產階級化，另一方面導致了工業資本的形成和工業公司數量的不斷增長。在發展中國家，這一進程只有前一方面完全重復：另一方面只是部分重復，而且重復的程度完全不夠。因此，必須研究原因，為什么快速增長的原始貨幣資本積累沒有或只是在不充分的程度上導致第三世界的真正工業化。只有考察第三世界的整體社會和經濟結構，以及其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具體形式，才有可能回答這個問題。

　　將發展中國家納入世界市場是在西方資本的倡議下進行的，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西方資本既沒有機會——第三世界缺乏需求，也沒有興趣——不愿為自己的工業制造競爭——在那里建立起一套現代化工業。它希望為發展中國家生產商品的市場主要處在這些國家本體之外。因此，其（應指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只涉及到與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相對應或相輔相成的那種投資：礦物、單一原材料和食品的生產。”[20]

　　這在世界市場上形成了一種特定的分工，這種分工與地理或氣候條件無關，基本上只符合西方在一定歷史發展水平上對資本增值的需求。[21]所謂發展中國家的“現代”經濟部門局限于種植園、礦山和石油資源，導致了臭名昭著的“種植單一化”或“生產單一化”現象，這使第三世界依賴于世界市場價格波動和控制本國資源的主要商品托拉斯。[22]

　　這種單方面的國際分工一方面坐實了所謂發展中國家工業資本原始積累的一個主要來源即該國生產的大部分剩余價值的枯竭。這是在世界市場上實現的，（本國的工業資本原始積累）要么根本不返回該國（例如，假設托拉斯公司設法在生產、運輸和銷售公司之間實施復雜的法律形式的利潤分享，所有這些公司都是同一融資集團的子公司），要么在其臨時返回后，以股息、獎金、利息，銀行和保險費等回流到西方。[23]

　　另一方面，這種勞動分工是建立在不平等交換基礎上的世界貿易結構之上，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經典分析的模式：“投在對外貿易上的資本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率，首先因為這里是和生產條件較為不利的其他國家所生產的商品進行競爭，所以，比較發達的國家高于商品的價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雖然比它的競爭國賣得便宜（……）處在有利條件下的國家，在交換中以較少的勞動換回較多的勞動，雖然這種差額，這種余額，同勞動和資本之間進行交換時通常發生的情況一樣，總是會被某一個階級裝進腰包。”[24]

　　當代貿易條件消極發展對所謂發展中國家的破壞性影響的分析，證實了這一理論推斷。因為，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看，除了它們越來越多的勞動（體現在殖民地商品中）必須出口以購買等量的加工制成品外，貿易條件的惡化還意味著什么？此外，處于不同工業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也依賴于不平等價值的交換，工業化國家占有了貧窮國家生產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25]

　　因此，在貨幣持有者出現在第三世界國家之前，這些國家的潛在積累公積金已經有很大一部分流向國外，并在實際積累過程中流失。這一損失遠遠高于分配給第三世界的所有“發展援助”，因此，這種“發展援助”根本不為工業發展服務，而只是為所謂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產品的出口提供資金（以及為反對社會革命的某項社會保險政策提供資金），這一點無需仔細闡述。這些數字闡述了清晰的事實。[26]盡管如此，如果這種“發展援助”的一部分用于新的制造業，即便是只能被視作一般政策的副產品的這種制造業，這一種副產品也會遭到西方資助界愈發尖銳的批評。

　　但現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貨幣持有者已事實上出現在了舞臺上。我們知道，貨幣資本的原始積累是不間斷的。然而，這種資本的一部分（或在國外以附加資本形式形成的價值）一部分流入了國民經濟之中。然而，剩下的仍然足以加速工業化進程。如果這種情況沒有發生，那只是因為在特定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下，當地的貨幣持有者沒有興趣將他們的貨幣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

　　要了解這種情況，必須簡要提及兩個因素：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工業資本的風險和潛在利潤，另一方面是這些國家其他類型資本投資的風險和可能利潤。

　　有利可圖的私營企業快速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是：該國的高貧困率、相對狹窄的需求、大量人口生活在貨幣經濟（所謂的“現代經濟部門”）的邊緣化或完全處于貨幣經濟之外的事實、來自工業化國家的物美價廉的大批量產品的競爭，缺乏將農村與大規模工業生產聯系起來的現代通信和貿易網絡等。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工業不僅會帶來一定的風險，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幾乎是不可能的。[27]

　　然而，另一方面，還有資本投資，其有著比建立工業企業更高和更穩定的回報。這主要適用于土地購買和土地投機。農村人口過剩和就業不足的巨大壓力導致地租持續上漲。農村人口遷徙和大城市的快速擴張決定了城市地租一樣持續上漲。此外，農村早期的資本主義農業獲得了巨大的回報，[28]這意味著只要當前的社會關系繼續下去，向此類的投資的資本回報將超過新工業企業的許多倍——與工業不同，資金所有者也幾乎沒有任何風險。

　　所謂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持有者在進出口業務、貨幣借貸和銀行業也有類似的機會，更不用說第三世界頗具影響力的“流氓資產階級”的秘密貿易和顯然見不得人的做法了。事實上，這里的風險比房地產行業或購買耕地的風險更高；但高回報抵消了風險，并有可能快速過渡到合法業務。這種關系無疑也存在于工業資本原始積累的西歐；19世紀和20世紀初，他們在東歐和地中海的存在更加明顯，但這里的整體社會狀況有利于從“流氓資產階級”向工業巨頭的轉變，至少在西歐地區是這樣。在今天的發展中國家，他們的作用恰恰相反。

　　馬克思和熊彼特的關于資本主義工業化概念之間的差異在這里得到了明確的表達。在考慮資本主義的總體經濟發展和工業周期時，兩者都主要強調生產性投資的作用。這意味著雙方都將資本家置于調查的中心。但是，通過強調“創新”時刻并將其提升為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29]熊彼特將企業家活動的一個方面從資本積累的整體一致性中剝離出來，從而有可能陷入試圖用“心理學”因素解釋經濟發展的死胡同。

　　無數的論文都致力于探討為什么這個或那個人或多或少地“傾向于”企業家的追求，以便以這種方式“解釋”許多國家工業化日益明顯的放緩。這種“解釋”所帶來的奇跡般的結果，最好地展示了中國的例子。在中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民族，幾個世紀以來，他們為許多東亞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商人階級，他們的勤奮和技術實力聞名于世，他們在香港和夏威夷等地的工業舉措意義重大，然而，當中日戰爭爆發時，他們沒有為自己國家的工業化做出多少努力。用“缺乏創業精神”來解釋這種拖延顯然是荒謬的。[30]只有對那些有利于貨幣資本原始積累而不利于工業資本原始積累的社會經濟條件進行研究，才能解釋第三世界未能徹底工業化的原因。

　　四

　　在現代經濟理論中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章節中，原始資本積累問題以“貧困惡性循環”理論的形式出現。這些國家較低的人均收入導致了低儲蓄率，因此由低儲蓄率決定的低水平投資活動不允許人均收入大幅增加。這就是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很難擺脫貧困的原因。[31]這篇論文陷入了發展中國家因為貧困而貧困的同語反復之中，因而不能說有多少啟發。在受到努爾克斯的質疑之后，保羅·A·巴蘭對這一論點進行了主要的抨擊。美國經濟學家諾克斯的學說已經表明，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主要可以追溯到失業——更準確地說，可以追溯到數量和質量上的失業。[32]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有效戰略的關鍵之一從而被人們發現。保羅·A·巴蘭為諾克斯的發現補充了一個同樣重要的發現，他觀察到，發展中國家的“盈余”——我們更愿意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社會剩余產品”——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通常不低于工業化國家，而是高于工業化國家。[33]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真正困難不在于缺乏資源，換句話說，不在于缺乏貨幣資本，而在于阻礙動員和生產性利用現有社會剩余產品的社會經濟條件。

　　根據馬克思的資本原始積累理論，可以很容易地綜合諾克斯和巴蘭的理論。只有當農村自然經濟的解體、商品生產普遍化、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治權力的同時國家作為該階級抵御外國競爭者（現在主要是對抗已經工業化了的國家）的手段、形成有利于工業化的社會經濟整體的時候，貨幣資本的原始積累才會轉變為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如果這樣一個社會經濟整體不存在，那么最有可能的是，巨額資金會間或滲入其他渠道。工業化的機會是存在的，必要的手段是可行的，但在現有秩序的框架下，沒有一個社會階層擁有必要的權力和令人信服的興趣來嘗試朝著這個方向突破。如果這種秩序被克服，工人階級依靠貧窮的農民和城市知識分子掌握政治權力，它肯定有能力動員和集中可用的、部分未使用的勞動力和可用的、一部分浪費的社會剩余產品，以使得工業化的加速成為可能。可用的經濟資源沒有任何變化，只是社會關系被推翻了。這證實了工業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礙不在于經濟落后或貧困，而在于社會結構。

　　羅斯托對工業“起飛”條件的調查考慮了其中一些因素，但低估了其他因素，得出了一個不充分的結論：至少在第一階段，集中在“那些想要實現經濟現代化的人”身上。[34]在現有的社會條件和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關系下，這些“現代化者”的利潤是主要用于建立工業，還是損失在建造現代公寓和旅館[35]、建立現代進口公司、購買農業大宗商品上——如果這些錢沒有消失在瑞士銀行里的話——這個核心問題仍然沒有答案。

　　羅斯托指責馬克思的人類觀是片面的；馬克思認為他們完全受理性和逐利的引導，而他的羅斯托理論則認為人們主要渴望權力、休閑、冒險、生存的連續性和安全。[36]當然，馬克思從未打算對人類的“利潤欲望”做出一般的人類學陳述。他只注意到，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普遍化的貨幣和商品經濟導致了對物質財富的普遍追求，而物質財富后來成為資本所有者行為的主要決定因素。不想冒被競爭車輪壓垮的風險，因而這些人被迫遵守“積累，積累！”的原則。

　　我們不想在這里討論這樣一種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分析——關于其是否與19世紀的社會歷史圖景和20世紀的社會學景觀相一致，馬克思正是因為對物質財富的普遍追求而想要廢除資產階級社會，因為對物質財富的普遍追求在他看來不人道或至少導致了不人道的后果。羅斯托似乎不明白的是，如果不是對每個人，至少對整個資產階級來說，“權力、休閑、冒險、生存的連續性和安全”主要但不完全與資本積累和私人財富相吻合。

　　通往現代工業的道路肯定是不同的：俄國和中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還有一些我們仍然未知的道路，一些發展中國家明天可能會進入這些道路。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一個由社會階層主導的經濟體中，其權力取決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個人財富的積累，只有在整體社會經濟形勢迫使這些階層對工業化產生強烈興趣的情況下，工業化才有可能實現。馬克思描述了從貨幣資本積累到工業資本積累的飛躍的整個聯系：“起初，商業是行會手工業、農村家庭手工業和封建農業轉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前提。它使產品發展成為商品，這有時是因為它為產品創造了市場，有時是因為它提供了新的商品等價物，為生產提供了新的原料和輔助材料，并由此開創了一些一開始就以商業為基礎的生產部門，它們既以替市場和世界市場生產為基礎，也以世界市場造成的生產條件為基礎。”[37]

　　如果最后一句話中描述的過程沒有發生，或者——除其他外，由于外國商品的競爭和對國內市場的過度限制——條件仍然不夠充分，那么工業中的積累過程就會癱瘓，或者進展緩慢，以至于人們再也無法談論有效的工業化。如果統治階級面臨更大的障礙，同時又有許多后備選擇[38]，那么“現代化”和半封建或社群主義部落社會經濟結構的崩潰將導致貨幣資本的原始積累，而不是工業資本的原始累積。許多人民和今天的十幾億人都經歷過這種差異。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一個多世紀前就對其進行了描述。

　　原文鏈接：https://www.iire.org/node/1043

　　[1]《馬克思主義關于第三世界原始積累和工業化的理論》。這篇文章首次出現在《理論的后果》上。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隨筆（美因河畔法蘭克福，1965年），是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一百周年之際出版的一本文集。

　　[2]約瑟夫·熊彼特：《商業周期》第一卷（紐約，1939年），第229頁。

　　[3] 馬克思發展其原始積累理論的主要段落有：《資本論》，第一卷（倫敦，1976年），第四章：資本的一般公式，第八部分：所謂的原始積累，第十一章：剩余價值的比率和質量，第二十五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資本論》，第三卷，（倫敦，1981年），第20章：關于商人資本的史料，和格朗德萊斯（Grundrisse）（倫敦，1973年）：關于貨幣作為資本的章節，第239—250頁，以及《資本的生產過程》（第251—252頁）和《資本的原始積累》（第459—471頁，第836—851頁，第872—880頁，部分471—516頁）的第一部分。

　　[4]交易中的欺詐行為是交易的基礎，因為它是獨立出現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第859頁。“只要商業資本是對不發達的共同體的產品交換起中介作用，商業利潤就不僅表現為侵占和欺詐，而且大部分是從侵占和欺詐中產生的。”《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8頁。

　　[5]在《剩余價值理論》（莫斯科，1975年）中，馬克思引用亞當·斯密和理查德·瓊斯的話，將勞動換取資本與勞動換取收入區分開來。這里的決定性因素是勞動力是否被吸收到商品生產中。這兩種交換形式之間的差異“表達了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全部差異”，第432頁。

　　[6]“因此，強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比強度較小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價值，而這又表現為更多的貨幣。但是，價值規律在國際上的應用，還會由于下述情況而發生更大的變化：只要生產效率較高的國家沒有因競爭而被迫把它們的商品的出售價格降低到和商品的價值相等的程度，生產效率較高的國民勞動在世界市場上也被算作強度較大的勞動。”《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5頁。另見：第三卷，第264—265頁。

　　[7]參見R·洛佩斯（R.Lopez）的文章《中世紀歐洲的貿易》，載于《劍橋歐洲經濟史》第二卷（劍橋，1952年），第334頁及其后。

　　[8]“在東方，政府總共只有三個部門：財政（‘戶’，掠奪本國）、軍事（‘兵’，掠奪本國和外國）和公共工程（‘工’、‘戶’，管理再生產）。”日期：1853年6月6日，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6—1895年通信》（1934年，倫敦），第67頁，精選通信。中文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9頁。

　　[9]《資本論》第一卷，第915頁。中文版參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0—861頁。

　　[10]厄內斯特·曼德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倫敦，1977年），第443—445頁。中文版見《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下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11月，第58—59頁。

　　[11]資料來源：E·J·漢密爾頓：《美國財富與西班牙的價格革命》（劍橋，1934年），第34、37、38頁；H.T.Colenbrander博士，《Koloniale Geschiednis》（Den Haag，1925），第二卷，第247頁；R.P.Rinchon，Le trafic négrier（Bruxelles，1938），第22、129、130、211、304頁；H.V.Wisemann，《英屬西印度群島簡史》（倫敦，1950年），第50、58頁；《大英帝國劍橋史》（劍橋，1929年），上，第380頁；珀西瓦爾·格里菲思爵士：《英國對印度的影響》（倫敦，1952年），第374、375、402、403頁。

　　[12]引自加斯頓·馬丁（Gaston Martin）：《法國殖民地逃亡史》（巴黎，1948年），第90—91頁在18世紀，每一次（販賣奴隸的船只——E·M·）的回歸都導致了制造業、煉油廠、棉花染色廠、染色廠和糖果廠的建立，其數量的不斷增加證明了商品流通和工業的擴張。例如，在18世紀的南泰爾，建立了十五家煉油廠、五家棉花廠（……）、兩家大型染色廠、兩家糖果廠……”。關于對印度的“原始”掠奪與英國工業革命開始的關系，見Brooks Adams，《文明與發展》（巴黎，1899年），第375—380頁。

　　[13]舉幾個例子：穆哈辛的遺孀，哈里發穆克塔迪的大臣，不得不向她的統治者支付70萬黃金第納爾，在這之后，她仍然相當有錢。魯本·勒菲（Reuben-Levy）：《伊斯蘭教的社會結構》（劍橋，1962年），第307頁；公元前144年去世的夏皇子（當指西漢梁孝王劉武）據說留下了四十萬“斤”黃金的寶藏——一“斤”相當于大約六百克。楊聯陞：《中國貨幣與信貸史》（馬薩諸塞州劍橋市，1952年），第4頁。

　　[14]見格蘭德萊斯（Grundrise），第473—479頁。

　　[15]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早在1925年的《新經濟學》中就明確指出，即使在不發達國家的生產資料社會化之后，城市和農村之間（工業中的社會主義部門和農業中的私營部門之間）的不平等交換也是“原始社會主義積累”的主要基礎。然而，他補充說，這將不會伴隨著農民的貧困，而是伴隨著他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為這一過程的基礎必須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其成果將在農民和城市之間共享。由于斯大林實施了加速工業化（包括第一個拖拉機廠的建設），但過于倉促地實施了農業集體化，他破壞了這些必要的比例，導致農民大規模貧困，農業勞動生產率突然下降，這意味著蘇聯在近30年的經濟和人口中做出了不必要的犧牲。

　　[16]《資本論》第一卷，第876頁。中文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44卷，第823頁。

　　[17]阿爾弗雷德·波內教授：《經濟發展研究》（倫敦，1957年），第173頁。

　　[18]V·K·R·V·勞（V.K.R.V.Rao）編輯：《印度農業勞動》（孟買，1962年），第29、52頁。

　　[19]A·R·德賽（A.R.Desai）：《印度農村社會學》（孟買，1959年），第125頁。

　　[20]參見馬克思的預測，即英國資產階級通過在其他國家發展棉花生產，將擺脫對美國南部各州令人討厭的依賴（評論：1850年5月至10月，《新萊茵報》評論，在線：[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0/11/01.htm]。印度和埃及棉花種植的發展證實了這一預測。

　　[21]然而，今天，這些利益可能會發生變化，工業化大國的出口越來越多地由機械和工業設備組成，而這些設備向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在一定程度上以這些國家的工業化為先決條件。因此，西方國家的機械和成品工業在“發展援助”方面的利益之間產生了矛盾。

　　[22]關于這個主題有很多文獻。在這里，我們只舉一個例子：斯塔西·梅（Stacy May）和蓋洛·普拉薩（Galo Plaza），拉丁美洲聯合水果公司（Austin，1958）。

　　[23]印度的例子清楚地說明了當前償債服務對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的影響有多大：1966年，這項服務已經占印度出口總值的20%；到第四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它將占到這一數額的28%。

　　[24]《資本論》第三卷，第345、346頁。中文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4—265頁。

　　[25]我們說的是“工業化國家”，而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為擁有社會化生產資料的國家也適用這種不平等的交換，只要它們以所謂的世界市場價格進行貿易。

　　[26]僅在1950年至1960年期間，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就從30%下降到20.4%，這主要是由于貿易條件的演變對它們不利（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1962年世界經濟概覽》，一、《世界貿易中的發展中國家》，第2—3頁）。1962年，原油價格平均比1954年的水平低38%，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損失了110億美元，而當年他們獲得的“發展援助”約為80億美元。

　　[27]如果不是大工業本身，至少是許多西方國家的工業制造業的開端也是如此。唯一重要的區別是，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新”產業如今面臨著已經飽和的世界市場。

　　[28]1966年饑荒后，印度政府制定了所謂的“新糧食供應戰略”，其重點完全是富農對集約農業的發展。

　　[29]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1961年，紐約），第65—94頁。

　　[30]日本的例子也很有啟發性。1880年左右，當政府資產被出售時，是舊封建貴族的一部分用財產損失補償和國家貸款的收益來購買這些資產，從而為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決定性的動力。

　　[31]羅斯托：《經濟增長的階段》（劍橋，1962年），第39頁。羅斯托甚至將“起飛”定義為投資率提高5%至10%。然而，見W·阿爾圖·路易斯（W.Arthur Lewis）：《經濟增長理論》（倫敦，1963年），第236頁，他也反對“貧困惡性循環”的理論。

　　[32]拉格納爾·魯爾克斯（Ragnar Nurkse）：《欠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牛津，1953年），第35—38頁。

　　[33]保羅·A·拜蘭（Paul A.Baran）：《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957年，紐約），第227頁。

　　[34]羅斯托：《經濟增長的階段》，第58頁。另見W·A·路易斯（W.A.Lewis）：《經濟增長理論》，第235頁：“這意味著，對一些‘工業革命’的基本解釋，即資本形成程度的突然加速，在于賺錢能力的突然增強。”劉易斯在這里犯了同樣的錯誤，將貨幣積累等同于工業資本積累。畢竟，當這種“突然有可能賺更多錢”發生在工業部門之外時，會發生什么？

　　[35]貝魯特有許多公寓和酒店，甚至是空的，阿拉伯石油酋長們“安全”地將資金投資于這些公寓和酒店。即使是間接地，也幾乎沒有任何大型工業公司從這種投資中脫穎而出。

　　[36]羅斯托：《經濟增長的階段》，第149頁。

　　[37]《資本論》第三卷，第45頁。中文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6卷，第375頁。

　　[38]保羅·拜羅克（Paul Bairoch）的幾部作品（如《1900—1966年世界經濟診斷》（Diagnostic de l’érevolutionéeconomique du tiers monode 1900-1966）（巴黎，1967年）都致力于農業生產力的快速增長，即真正的“土地革命”必須先于西方的實際工業革命。這完全符合馬克思的觀點（比較《資本論》，第一卷，838—840頁）。拜羅克認為，第三世界經濟的主要弱點在于，其平均農業生產力僅為西方在工業革命前夕實現的生產力的50%左右（Diagnostic de l’éRevolutionéeconomique 63）。如果這是真的，并且由此引出了資本流向農業而非工業的另一個令人信服的原因，這只會證實我們的論點。顯然，這種資本投資消除了就業機會，而不是建立新的就業機會，從而不僅在相對方面，而且在絕對方面增加了第三世界的痛苦。事實上，在印度國大黨的土地改革實施后，農場工人的實際收入下降，而不是上升，部分原因是這些改革為富農提供了更多的現代農業技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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