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物理學家費曼認為，科學理論的決定性特征是，當它們與實驗證據相沖突時，就會被否定和修正：“不管你的理論有多優美，也不管你有多聰明。如果與實驗不符，那就是錯的。”但西方主流經濟學數十年的發展歷史證明，無論其“積累了多少不利于它的經驗證據”，它從都沒有被否定和修正過，一直“一成不變”。唯一的變化在于其“設計了復雜的防御機制，以保護這些核心理論免受與經驗現實不斷積累的大量沖突的影響”。

　　巴基斯坦發展經濟學院副院長Asad Zaman發表在《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2023）的這篇文章發出了這樣的質問：“為什么經濟學家明明知道經驗證據與這些理論有強烈的沖突，卻還要繼續使用這些理論？”他的答案是：“一旦我們在經濟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下對其進行探究，答案就會變得一目了然：經濟理論是為了保護當權者的利益。”

　　翻譯：趙丁琪

　　原題：“Why Do Economists Persist in Using False Theories?”

　　我們不難發現，經濟學家使用的許多核心理論都是錯誤的。例如，有大量經驗證據表明效用最大化理論是錯誤的。同樣，Romer（2016）記錄了主流貨幣經濟學家是如何堅持認為貨幣政策不會影響實體經濟的——盡管有非常有力的經驗證據表明情況恰恰相反。當經濟學家未能預見到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時，經濟理論的這種失敗就顯而易見了。更糟糕的是，主流經濟學家滿懷信心地預測經濟會持續繁榮，卻對金融市場出現問題的警告置若罔聞。危機發生后，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和從業者意識到，主流經濟理論的結構存在根本性缺陷。

　　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比經濟理論的一次性失敗更為嚴重。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大敗而歸的那些模型，在危機之后仍被繼續使用。被行為經濟學家駁斥得體無完膚的消費者行為模型，仍在微觀經濟學教科書中大放異彩，并被教授給全球毫無戒心的本科生。全球央行繼續根據已知錯誤的模型做出貨幣政策決策。美聯儲前主席丹尼爾·塔魯洛在一篇題為《缺乏有效通脹理論的貨幣政策》的論文中寫道：“目前，我們還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通脹動態理論，足以用于貨幣政策的實施決策。在全球范圍內，各國央行繼續提高利率以對抗通脹，而數據卻壓倒性地與這種因果關系相矛盾。因此，我們可以重復標題中的問題：為什么經濟學家明明知道經驗證據與這些理論有強烈的沖突，卻還要繼續使用這些理論？

　　要回答這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我們必須深入研究經濟理論本身的性質。如果經濟理論不是為了了解經濟系統如何運作的真相，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一旦我們在經濟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下對其進行探究，答案就會變得一目了然：經濟理論是為了保護當權者的利益。我們將在下文中舉三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第一，資本邊際產出。所有經濟學教科書都認為，勞動和資本的回報（工資和利息）是由生產函數中的技術和競爭性市場的運作決定的。沒有一本教科書提到，這是一種隱蔽的道德論點，用以反駁馬克思關于資本家剝削勞動力的說法。由于資本和勞動的回報是在市場機制的運作過程中以對稱的方式決定的，其數學形式完全相同，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雙方都為其對生產的投入獲得了合理的補償。資本和勞動力的報酬與其對生產過程的貢獻成正比。一旦我們意識到這是在進行道德論證，我們就有可能以幾種不同的理由進行反駁。希爾和邁亞特的《反微觀經濟學教科書》第8章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其中一個論點來自于強有力的經驗證據，即價格大部分是由公司設定的，這表明市場并不具有競爭性。如果資本家能夠為其商品制定價格，那么他們也可以制定剝削性的工資。第二個論點來自數學。很容易找到兩個邊際產品（資本和勞動力）超過總產品的生產函數。在這種情況下，從技術上講，不可能向兩種要素支付邊際產品。（考慮一個簡單而現實的固定比例生產函數，即如果生產一單位小麥需要一單位土地和一單位勞動，那么勞動的邊際產品和土地的邊際產品都是這一單位的小麥，因此需要兩個單位的小麥來支付兩者的邊際產品）。為什么教科書從來不提這種情況，而只討論兩個邊際產品正好等于總產品的簡單特例呢？第三個論點直接來自道德哲學。勞動者勞動是為了賺取工資。資本家“擁有”資本，以賺取報酬——所有權是否與勞動一樣可以證明報酬的合理性？我們必須超越所有這些細節，放眼全局：為資本家的報酬辯護并反駁馬克思關于剝削的指控的道德論證，是在數學的偽裝下進行的。

　　第二，凱恩斯革命與貨幣主義反革命。20世紀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興衰清楚地說明了經濟理論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密切聯系。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前，美化市場經濟運作的理論所帶來的信心，使主要的經濟學家預測經濟將永久繁榮。大蕭條之后，凱恩斯開始著手解決經濟理論與現實之間最明顯的矛盾。經濟理論認為，自由市場會自動消除失業，但大蕭條卻造成了持續十多年的高失業率。凱恩斯理論認識到自由市場的這一缺陷，將創造充分就業的責任推給了政府。凱恩斯理論的應用使歐洲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然而，伊甸園里有一條蛇：1930年至1980年間，最富有的1%人口的財富份額急劇下降。

　　最富有的1%通過深思熟慮的多維計劃進行反擊，以扭轉其財富份額的下降趨勢。在里根-撒切爾時代實施的這一計劃的核心內容，是摒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回歸被1929年大蕭條證明是錯誤的凱恩斯主義之前的思想。現代勞動理論教科書繼續教導說，自由市場可以消除失業，卻輕率地忽視了反對這一主張的大量經驗證據。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政府為創造充分就業而進行的干預會在短期內增加就業，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增長會被逆轉。此外，這種干預還會以高通脹的形式給經濟帶來巨大代價。中央銀行的對策是放棄降低失業率的目標，將政策重點轉移到只打擊通貨膨脹上。其結果是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失業率居高不下，削弱了勞動力的力量，使資本主義剝削成為可能，這反映在最富有的1%的人的財富份額迅速上升。另一張圖表顯示，生產率提高了很多，但富人占據了這些收益的絕大部分，而勞動力所占份額幾乎保持不變，如下所示：

　　這清楚地說明了為什么經濟學教科書堅持自由市場創造充分就業的理論，而自由市場顯然不能創造充分就業。允許失業的存在，并阻止政府進行干預以消除失業，這就允許資本家對勞動力進行最大限度的剝削，侵占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所有收益，并剝奪勞動力在利潤增長中的任何份額。

　　第三，稀缺性的稻草人。正如我在“稀缺性的規范基礎”一文中詳述的那樣，經濟學的基礎從關注物質福利的方法轉向了以稀缺性為基礎的方法。當我們問“為什么”時？我們會發現相同的答案：稀缺性的概念旨在掩蓋富人的財富，并保護其免受窮人的索償。這是馬爾薩斯采取的策略的延續，馬爾薩斯在沒有任何數據的情況下，純粹根據自己的想象，認為貧困是由于窮人的高生育率造成的，而給他們食物只會增加這種增長率，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稀缺論的支持者認為，地球上之所以有十多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是因為養活他們的資源稀缺。然而，人均糧食數據卻與這一觀點相悖：

　　數據顯示，在包括非洲在內的各大洲，食物供應和人均熱量一直在增加，并且超過了最低要求。因此，貧困的存在并不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食物供給所有人，而是因為地球資源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正如甘地所說：“每個人都有足夠的食物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但卻沒有足夠的食物來滿足自己的貪婪。”解決貧困問題的辦法顯然在于重新分配財富。但是，由于這會損害富人的利益，這種思路受到了積極的反對。諾貝爾獎得主盧卡斯指出：“在對健全的經濟學有害的傾向中，最有誘惑力的，在我看來也是最有害的，就是把重點放在分配問題上。與增加生產的明顯無限潛力相比，通過尋找不同的方式分配當前生產來改善窮人生活的潛力微不足道。”（《盧卡斯反對盧卡斯：不平等與增長》一文顯示，盧卡斯自己的研究也證明他錯了，不平等的福利成本超過了增長帶來的福利收益）。盡管許多不同的研究方向都認為，消除貧困需要對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但經濟學家們卻頑固地拒絕承認這一點，并堅持認為我們必須創造更多的增長，獲取更多的財富，才能養活窮人。

　　結束語

　　費曼認為，科學理論的決定性特征是，當它們與實驗證據相沖突時，就會被否定和修正：“不管你的理論有多優美，也不管你有多聰明。如果與實驗不符，那就是錯的。”上述三個例子以及其他許多未討論的例子表明，經濟學教科書的顯著特點是，無論積累了多少不利于它的經驗證據，它都一成不變。仔細研究一下經濟理論的進步，就會清楚地發現，其核心一直沒有改變，而演變和進步則在于設計了復雜的防御機制，以保護這些核心理論免受與經驗現實不斷積累的大量沖突的影響。關于這些傾向，羅默寫道：“經濟學家們‘對事實的漠視遠遠超出了后現代的諷刺’，它應該有自己的標簽。我的建議是‘后現實’。”雖然無法將經濟理論的演變理解為對復雜經濟現實理解的逐步加深，但如果將其視為一種旨在保護富人和權貴利益的意識形態，就不難理解其所有對變革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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