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說，關于毛澤東的檔案之所以沒有完全公布，不是擔心有損毛澤東的形象，而是可能有損其他一些人的形象。
原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有十三冊，而且為內部發行，并明確指出“這部文獻集，由于部分文稿具有一定的機密性，只發行到地市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的高級專業人員，請妥善保管，不得外傳和翻印。除公開發行過的文稿外，非經征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同意，不得引用。”
這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公開發行，而且新增1069篇文稿，從原有的13冊增至20冊。
通過2023年首次向全國公開發行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我們可以看見——毛主席關于預防黨的變質的理論的深刻，以及他對一系列問題都是迅速糾正、解決。我在這里把比較重要的文獻梳理出來，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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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4日
毛主席在關于攀枝花鋼鐵聯合企業建設問題報告上批語——“此件很好”。
其中，這個報告提到需由國外進口設備清單已提交有關部門。這份文件有力回擊了污蔑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的謬論。
1965年8月15日
根據《群眾反映》，退居二線的毛主席發現備戰備荒期間部分地區征購糧食任務過重的問題，第一時間告訴李先念——“務必達到藏糧于民的目的，絕對不可以購過頭糧。”
1965年8月20日
根據《群眾意見》，退居二線的毛主席發現農村存在隨意沒收社員自留牲畜、有些地方硬性向社員攤派水電工程集資任務、引起群眾不滿的時候，毛主席表示必須要糾正這些問題，請主持一線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去辦。
1965年11月20日
毛主席對林彪所提出的五項原則，批示“同意”。其中“五項原則”包括“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戰術。”這足以駁斥污蔑當時“只念語錄不練兵”的謬論。
1966年3月12日
毛主席給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到：“……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可見毛主席反對征糧過多。
1966年3月、4月
毛主席認為，樹立工人階級在思想文化上的領導權，是長期、艱巨的斗爭——上層建筑要革命，無產階級要占領意識形態陣地，需要幾十年幾百年的努力，工人階級先鋒隊要預防資產階級思想文化作風的腐蝕，堅持工人階級的黨性原則。
毛主席認為，文藝必須為工農兵服務，和工農兵相結合，要使勞苦群眾，首先使工人階級獲得文藝工作的領導權。
毛主席強調：“古人、外國人的東西也要研究，拒絕研究是錯誤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為今用，外為中用。”
毛主席在審閱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時候，主動刪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主動刪去關于他自己著作“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最高峰”，可見毛主席反對個人崇拜。
1966年3月30日
毛主席提出——“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毛主席提出：“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就要反。”
1966年4月14日
毛主席特別重提他曾經在1949年說的一段話，也就是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會以各種方式搞破壞、企圖復辟的陰謀一定要警惕。重提這句話，可見毛主席當時對預防“和平演變”戰略的重視。
1966年4月
毛主席深刻指出——思想靈魂領域、文藝領域、意識形態領域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建立，和捍衛無產階級專政密切相關。如果有部分干部支持思想靈魂領域剝削階級腐朽殘余的泛濫，那么這類干部就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這是捍衛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問題。
上層建筑領域，無產階級也必須實現專政，不僅文化上層建筑要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政治上要專政腐化變質的一部分先鋒隊成員（一小撮、一部分腐化變質的干部，一旦時機成熟，就要復辟人剝削人的制度，這是危險的）。有些腐化變質的力量，阻礙工農群眾文藝的發展，卻讓很多腐朽的剝削階級思想大行其道，不接受上層建筑領域的無產階級領導，這樣做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
1966年5月17日
章士釗認為防修反修可以“速戰速決”，而毛主席批語：“不可能這樣快”。可見毛主席對腐朽力量強大程度認識的深刻，對未來的洞見——今天，兩條路線的斗爭還在繼續。
章士釗認為他研究柳宗元的《柳文指要》是 “為一個封建社會文藝僵尸涂脂抹粉”，毛主席卻認為“此語說得過分”，不至于這樣嚴重；章士釗認為他自己“墮入反黨反人民的黑線之內，得受膺懲”，毛主席卻認為“何至如此”。可見毛主席對待知識分子、對待舊文化的看待是非常客觀的，恰恰是章士釗對他自己批判過于嚴苛的時候，毛主席認為沒那樣嚴重。
1966年7月8日
毛主席在給他妻子的信中寫道：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
可見毛主席對于剝削階級復辟的擔憂、對于歷史規律的洞察，以及對于個人崇拜的反感。
“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
可見毛主席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面對人剝削人復辟萌芽存在的現實，不惜粉身碎骨，也要去探索無產階級當家作主、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道路。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干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
“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可見毛主席作為高瞻遠矚的戰略家，對于將來的極大預見力。以及對尊重群眾過火行為、矯枉必過正的馬克思主義正確斗爭觀的堅持。
1966年7月12日
北京語言學院的學生給毛主席寫信，批評很多干部當了“官”，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就不如以前了，有些甚至腐化為了特權階層，希望對此改革，組織干部參加勞動，制裁腐化干部。
毛主席認為：“他們所談的問題，確實重要，應在運動中解決。”
1966年7月、8月
毛主席修改文件草稿，把“為的是使各項工作做的更多、更好、更快、更省”，改為“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靈魂革命化”，觸及人的靈魂。
8月3日晚送審的文件中，毛主席加寫了很多整段內容，主要觀點包括：
第一，要推翻一個政權，首先要制造輿論，做意識形態工作，無論是革命還是反革命。
第二，群眾要自己解放自己，反對包辦代替。
第三，反對在細枝末節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
第四，無產階級要和剝削階級帶來的一切腐朽產物進行最徹底的決戰。
第五，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
8月7日送審文件中，毛主席做了修改補充，包括：
“對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
這一文件收入了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的幾個重要論述，主要觀點：群眾要自己在實踐中教育自己，辨別對錯；改變學校狀況，無產階級在教育樹立領導權；學生不能脫離社會生活和工作實踐，也要學工、學農、學軍；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1966年7月25日
毛主席將文件中的“最高指示”改為“指導方向”。
毛主席指出：以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
可見毛主席反對個人崇拜！
1966年8月1日
毛主席給青年學生的復信：
“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想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這里可見毛主席打擊腐化變質的干部、打擊一切剝削壓迫的決心。
“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于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后，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
這里可見毛主席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對一棒子打死犯錯誤的人。
1966年8月12日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講話中，毛主席講：“對犯錯誤的同志總要給他出路，要準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
1966年8月18日
毛主席在接見各地群眾時講：“革命要靠自己。”可見毛主席深知先鋒隊包辦代替一切的體制的弊端，堅持通過群眾斗爭預防先鋒隊變質，堅持群眾在斗爭中鍛煉出自己的骨干力量。
1966年8月28日
有社論稿講：青少年要向解放軍學習，堅持在揭露黑暗的時候擺事實講道理，要文斗，反對武斗。
毛主席批示：照辦。
8月27日，江青通過關、戚的報告，發現了北京出現了捉人、打人、抄家等等擴大化的現象之后，就把這篇報告報送給了主席。
8月28日，發現問題的毛主席希望這個文件印發各位同志，重視起來，“應當討論”。
1966年8月30日
面對章士釗反映的問題，毛主席指出，對章士釗“應予以保護。”
1966年9月5日
毛主席指出——揭露黑暗面也必須擺事實、講道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1966年9月3日
毛主席保護傅連暲，認為“似應予以保護。”
1966年9月4日
毛主席對中央給西北局和新疆電報的批語：“照發。”
電報主要內容：保護賽福鼎、允許在機關、企事業單位內揭露問題。為保證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穩定，要注意秩序。外地學生不能進入串聯。
1966年9月7日
毛主席反對挑動群眾斗群眾、反對組織工農斗學生。毛主席指出：組織工農斗學生、群眾斗群眾“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不準各地這樣做”“北京就沒有調動工農整學生”。
1966年9月8日
四位美國留華專家（其中一位是今天還感謝毛時代、捍衛毛時代的偉大功績的陽和平的父親陽早）主動貼了大字報，他們說：“我們堅決反對政治、生活上的特殊待遇，堅決要求成為堅強的革命者，成為堅定的反修戰士……我們決心鍛煉和考驗自己。我們的后代必須成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決不容許成為修正主義分子。為此，我們要求:(一) 以階級兄弟看待我們，而不是以資產階級專家看待我們。(二)允許并鼓勵我們參加體力勞動。(三)幫助我們進行思想改造。(四) 允許并鼓勵我們緊密地結合工農。(五) 允許并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六)我們的孩子和中國人的孩子受到同樣待遇和嚴格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級工作人員一樣。(八)取消特殊化。”
毛主席批示：“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凡自愿的，一律同樣做。”當時，國內外專家還是有一定的特殊照顧的。但是自愿取消特殊待遇的，我們也鼓勵他們這樣做。
1966年9月9日
一位奧地利人寫給中共中央馬恩列…著作編譯局的信中贊賞了中國此次反對人壓迫人的大民主探索實踐，還對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駐奧地利商務代表處代表的用品豪華做了批評。
毛主席批語：“這個文件寫得很好明智的一切駐外機關注意，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
1966年9月15日
毛主席審閱周恩來講話稿，批示：“同意。”
周恩來講話稿重要內容：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產，工廠和農村不能停止生產干革命，廣大學校師生還要去農村幫助農民生產、參加勞動。
毛主席審閱《人民日報》社論，批示：“照發。”
社論內容：生產不能停，農村秋收大忙的時候師生不要串聯、干預經濟生產。
1966年10月24日
毛主席批示：要在文稿中注意加上“抓革命，促生產”。
文稿反對唯成分論、血統論，反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也反”的謬論。對此，毛主席批示：“改稿看過，很好。”
1966年10月25日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講：“過去，沒有全盤抓起來。我說這個責任在我。誰讓你沒有系統地抓起來呀？”可見毛主席對于意識形態領域實現工人階級領導權的決心。
毛主席特別指出，要保證黨的不變質，要“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并提出“趕快總結經驗吧。”他還堅持對事不對人：“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
1966年
毛主席對蕭華報告的批語：“同意。”
蕭華報告主要內容：軍的機關按師以下部隊做法，進行正面教育，各軍區必須保持秩序穩定，加強正面教育。
1966年11月16日、12月2日
毛主席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串聯問題的通知稿和補充通知稿的批語都是：“退總理照辦”。表示同意。
通知主要內容：勸說各地串聯青年返回原地，為了經濟建設需要，加速物資運輸，集中交通力量，妥善安排串聯群眾返回原地，不得延誤。
毛主席審閱時，刪去了對他個人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這些定語。可見毛主席反對個人崇拜。
1966年11月28日
毛主席修改李進在文藝界大會講話稿的時候，毛主席親自刪去了“忠于毛主席”。
1966年12月15日
毛主席對中央關于農村運動意見的批示提到：“退總理辦”，“旋即發出。”
中央關于農村運動意見的主要內容：既要思想改造，又要注意生產，揭露陰暗面的時候要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包辦代替，需要打擊的腐化變質的干部是一小撮，只有農村生產以外的空閑時間才能串聯，反對武斗，反對挑動群眾斗群眾。
1967年1月11日
毛主席對上海方面五份材料的批示認為：“很好。”
其中，《關于制止腐蝕群眾組織的通知》提到：少數腐化變質干部用大批金錢物資收買、腐蝕群眾組織，為了抵制群眾對他們的揭露，這種現象要制止。
其中，《關于廣播電臺問題的通知》提到：反對挑動群眾斗群眾，凡是發生兩派斗爭的地方，一律要盡可能制止，實行穩定環境的管理。
1967年1月28日
毛主席審閱“軍委八條”，主席認為“很好”。（八條是徐向前建議下、毛主席進一步指示下當時修改通過的）
八條指出：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守崗位而不能擅離職守，擺事實講道理，不要武斗，串聯在外的不要逗留，在外者要迅速返回，軍隊的戰備系統不得沖擊。
1967年1月31日
毛主席對《紅旗》雜志社論稿的批語和修改內容提到：人民內部矛盾不能打成敵我矛盾，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對“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對犯錯誤的人，要鼓勵他們“將功贖罪”。而且，腐化變質干部和一切舊社會腐朽力量，造謠惑眾，欺騙和拉攏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挑動群眾斗群眾，收買職工，停止生產，中斷交通，破壞秩序。對這種力量和行為要堅決反對、打擊。人民軍隊要對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力量進行斗爭，要想盡辦法制止群眾互斗，保護群眾生命安全。
1967年2月3日
毛主席同卡博、巴盧庫談話中提到：我們需要的就是“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1967年2月9日
在毛主席修改的關于軍隊在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民主實踐中不準任意開槍的規定中提到：對于徒手群眾，不管哪一派，都不能開槍；對殺人、放火、放毒、搶劫等確認無誤的反革命違法分子，可依法鎮壓；相信大多數群眾是好的，即使是反革命組織內的，也要爭取教育改造和保護，壞人只是極少數。
1967年2月9日
毛主席對中央軍委關于軍隊隊伍凈化的相關規定的批語提到：“同意。”
規定體現：有爭執的時候絕對不能發生武斗，由于軍隊自身的特殊情況，軍隊本身肩負重要的軍事任務、國防任務的軍隊一律不準自下而上的辦法進行凈化，保證軍隊穩定、應對當時國際環境下的軍事任務。
1967年2月20日
毛主席對中央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干部的信的批語提到：“照辦。”
信的內容包括：抓革命，促生產，對犯錯誤的干部允許其改錯，絕對不允許圖謀不軌的分子破壞人民之間的團結、挑動宗派糾紛、挑動群眾斗群眾。
1967年3月3日
毛主席提到：“此件可印發軍級會議各同志。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沈陽軍區派遣大批人員進廠做宣傳和做調查的辦法是很好的。二十七軍在無錫，五十四軍在重慶，二十三軍在伊春、葦河等處也有好的經驗。總之，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
1967年3月16日
毛主席對中央轉發北京衛戍區對一些廠礦實行軍事管制的布告指示稿的批語：“照辦。”
布告內容包括：礦廠全體人員必須堅守崗位，積極生產，努力工作，同時在空閑時間進行大規模民主實踐，擺事實、講道理的揭露不公正現象，只能文斗，不能武斗；抓革命，促生產，必須統籌兼顧；群眾之間可以串聯，但是只能在生產工作以外的業余時間串聯；廠礦內外出一切人員，如果長期不貴、影響生產，就要給予必要的紀律處分。
1967年3月18日
毛主席對中央給全國廠礦企業職工、干部的信的批語：“照辦。”
信中要求：建立良好秩序，可以進行大民主，但是不許在生產時間內擅自離開生產工作崗位，必須減少脫產人員，對違紀者要依法懲辦；要保證職工團結，反對、制止別有用心者挑動群眾斗群眾、破壞職工團結；犯錯誤同志要嚴格自我批評同志們也要諒解和幫助他們。
1967年3月18日
毛主席對《齊齊哈爾鐵路局運輸狀況嚴重混亂》材料的批語：“此件請閱。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實行軍事管制，迅速恢復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鐵路局，也應派出軍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經驗，以利推廣。此外，汽車、輪船、港口裝卸，也都要管起來。只管工業，不管交通運輸，是不對的。此事請研究酌處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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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患百姓，憂患革命，憂患黨，是毛主席暮年的重大特點；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預防黨的變質，是毛主席重要的戰略目標。
我們也能看到，毛主席很早就發現了問題，并極其迅速的提出了一系列解決問題的正確意見，在盡力而為。
預防黨的變質、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是毛主席開創的新課題，這一實踐是和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私有制帶來的一切腐朽產物最徹底的決戰，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偉大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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