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書目：《推特治國：美國的財閥統治與極端不平等》

　　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中，美國共和黨不斷地向右翼的方向轉向，日益變為一個被少數財閥控制、為財閥統治服務的黨。但在美國所謂的“民主”體制之下，這種右翼的、保守主義的政黨面臨著一個根本性的困境，就是如何在維護財閥統治的同時，又能夠在選舉中獲得足夠的選票來支撐他們的統治？即如何實現“保持不平等和達到選舉目標之間的協調”（p118)。共和黨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利用種族、宗教以及移民等議題，激發起白人的種族主義情緒，即“通過強化身份政治保護財閥統治的優先權”（p119）共和黨人在長期的選舉競爭中認識到，“無論是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問題，都遠不如身份認同有力”（p126)。

　　共和黨人的這種選舉策略贏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國的南方曾經是民主黨占據優勢的地區，但共和黨通過白人身份政治的策略，在南方贏得了越來越大的選舉優勢，使得其從民主黨的大本營轉變為了共和黨的大本營。從1958年到1980年，南方地區自稱是民主黨人的白人選民比例下降了20%（p127）；從1980年到2016年，南方地區認同民主黨人的白人選民比例再次下降了20%(p128）。與此同時，南方地區以外的白人選民對民主黨的認同度也急劇下降。

　　這種轉變的發生，離不開共和黨的一系列選舉策略。雅各布·哈克和保羅·皮爾森將共和黨的選舉策略歸結為“3R”路線：即怨憤（resentment）、種族化（racialization）以及操縱選舉（rigging）。

　　共和黨的第一個選舉策略是激發起選民的怨恨情緒。所謂怨憤，是某一群體內部的成員對于外部人員的共同厭惡和仇恨。怨憤反映了人們對于不公平的深刻認識，但這種不公平并不是“財閥統治帶來的經濟上的不公平”（p128）。相反，選民的憤怒針對的是“他們認為正在分享自己那份蛋糕”的同胞。共和黨利用文化憤怒來動員白人工人階級選民，“然后與支持商業的經濟政策結盟”（p128)。在這種怨憤情緒之中，選民們變得越來越“部落化”，他們不僅偏愛自己所屬的政黨，而且也越來越反感他們眼中的對手，從而形成了越來越嚴重的“情感極化”的現象。這種右翼的以及強烈的“情感極化”形式，讓共和黨人能夠更緊密地擁抱財閥統治。因為即使共和黨人的右翼化經濟政策傷害了白人民眾的利益，這些民眾也會選擇忽略這些傷害，而繼續支持共和黨。“種族仇恨是該黨的楔子，因為白人身份認同具有潛在的強大能力。”

　　共和黨的第二個選舉策略是種族化。所謂種族化，就是種族主義話語通過一種更隱蔽的方式展現出來的過程。經過20世紀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法律上的、公開的種族歧視被美國主流社會所禁止，但這并不代表著種族歧視性現象在美國的消失，而是以一種更隱蔽的方式表現出來。比如共和黨人將社會福利、公共支出都進行了種族化的描述。如在共和黨的話語中，“公共支出幫助懶惰者和犯罪分子（即黑人），稅收本質上是對辛勤工作的家庭（即白人）的盜竊，而造成這種腐敗轉移的掮客是華盛頓的受賄政客（即民主黨人呢）”（p135)。公眾對于社會福利的反對，也包含著一種隱蔽的種族偏見：“最反對‘福利’的美國白人夸大了福利的成本，高估了其中流向非裔美國人的比例，并且在形成觀點時動用了對黑人的負面刻板印象。”（p136)

　　共和黨的第三個選舉策略則更為赤裸裸，就是直接操縱選舉，“操縱選舉已經成為共和黨選舉策略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p138)如果說怨憤和種族化是為了保持白人選民的忠誠，那么操縱選舉則是為了防止不那么忠誠的選民（尤其是非白人選民），挑戰白人的選舉影響力。“如果你對此表示懷疑，看看任何一個共和黨人掌權的州，將議員選取劃分疊加到少數民族分布圖上，或者算算那些最有可能違反投票限制規則的族群組合。”（p138)

　　在怨憤、種族化和操縱選舉的3R政策之下，共和黨形成了一種將保守的經濟政策與種族主義的怨憤政治結合起來的獨特戰略，即“財閥民粹主義”。情感極化已經成為共和黨的重要特征。而特朗普則是共和黨的“財閥民粹主義”的化身，他“利用身份政治和情感極化的程度在所有當代總統中前所未有”(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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