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開始談起解放思想，沉思錄也想就這個話題聊一聊。觀察網絡平臺和自媒體，這個話題下面珠玉與泥沙俱下，有真知灼見，也有不少打著幌子塞陳腐私貨的。這個話題實在太大，有很多前置問題需要討論。我們準備了兩篇屬于前置性問題的文章，一篇是聊告別歷史虛無主義的老文，一篇是聊實事求是的根基性和重要性。今天先推送告別歷史虛無主義，關于實事求是的過兩天推送。全文近9000字，思考干貨充足，感謝大家的耐心閱讀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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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五四的論述被錨釘在“救亡”與“啟蒙”兩個矛盾的主題上，從胡適開始將兩者對立，從而成為了當今的一種主流敘事。在這樣的敘述背后，是通過中國傳統思維和舊的文史哲統一研究方法來看當代社會的一種思維。本文則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從現代科學精神與虛無主義的對立出發，簡要的梳理五四精神及其后續的影響，從而嘗試提供另一種解釋的思路。話題深刻，水平有限，權作拋磚引玉，望各位讀者多多指教。

　　虛無主義與科學精神

　　虛無主義和科學精神是當代中國社會思潮當中兩股最具活力的浪潮，兩者脫胎于五四，論辯至今。兩者在思想路線和精神氣質上雖然是對立的，但都是對五四運動所設立的主題的一種回應。它們一個代表了否定性的思想力量，一個代表了建設性的理論探索，

　　所謂虛無主義，尼采曾言：“虛無主義意味著什么?——最高價值的自行貶黜。”虛無主義是一種現代病，世界各個主要民族都有自己的表現形式，在德國表現為哲學的，在法國表現為文藝的，俄國的民粹主義，美國的反智主義，等等等等，都是它的具體表現形式。它深深植根于現代社會當中，其病因、病理和病程尚不明確，治療方案亟待進一步的哲學分析。　　

　　對虛無主義的批判，是當代政治哲學的一條重要的線索，尼采將浪漫主義看作是虛無主義的準備，而虛無主義就是對最高價值的自我否定。施米特則進一步指出，政治上的浪漫主義即使虛無主義，“浪漫主義不想具體體現什么，他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中，通過想象來把玩世界……將一切文化領域變為美學，將一切人類行為化約為情感。這樣一來，孤立的個人就成為了一切行為的中心……結果是絕對的主觀化。”

　　浪漫主義將一切都變成了只是個人情感的事，從而否定了客觀原則，將政治、道德等一切原則任意化。而這種虛無主義則會引起彌漫社會的現代性危機，進一步否定現代社會，美國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就指出“現代性的危機表現或者說存在于這樣一宗事實中：現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

　　寥寥幾代之前，人們還是普遍確信人能夠知道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能夠知道什么是正義(ｊｕｓｔ)或者好的(ｇｏｏｄ)或者最好的(ｂｅｓｔ)社會秩序。”在中國，虛無主義與歷史緊密相連，它體現為一種通過否定歷史來否定中國文明和政治合法性，中國一切的特質，都被視作落后的原因與象征，當作必須否定的對象，務必除之而后快；唯有全盤西化，才能填滿歷史虛無主義者空虛的內心。

　　所謂科學精神，在今天中國扮演著某種半主流意識形態的角色，但恰恰卻從未被真正的定義過。在今天中國的政治話語圖譜中，一方面將科學視作人類認知的典范，另外一方面，將科學視作是“正確的”和“客觀規律性的”加以推崇，并將之運用到社會管理運行當中。但必須看到，“科學精神”并非學術術語，科學社會學中講的是“科學的精神氣質”，可以說“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但是“科學精神”顯然是可疑的。

　　不僅如此，以科學精神為基礎的意識形態，同樣也是可疑的，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那里，科學是資本的同謀，如果說以科學精神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不如直說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阿爾杜塞那里，科學就是和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某種意義上，這個詞和福柯所批判的理性主義最相似，但在今天中國卻取其積極的方面。科學精神從五四開始，一步步的成為當代中國的重要意識形態資源。

　　五四運動設置了的當代中國人的世界政治圖景，即中國與世界的對立。世界是什么樣的？當下我們常開玩笑說，這個世界只有“中國”和“外國”之分，這樣一種反常識的世界觀，強調全世界列強和中國的對立，來自于五四運動。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型塑了中國人的世界政治觀和外交觀。

　　五四之前，考察滿清當時的外交觀，可以看到，滿清并沒有將西方視作是鐵板一塊的，甚至李鴻章曾被一度稱為“東方俾斯麥”，如果對國際外交稍有了解就知道，俾斯麥最擅長的是在各國外交當中縱橫開闔。不僅如此，還有基于白黃兩種人種的世界觀，還有基于東西方的世界觀，等等。巴黎和會西方列強對中國利益的踐踏，對中國尊嚴的蹂躪，在中國人民的怒火當中，終于成為了一種集體性心理創傷的應激反應，最終成就了五四運動，也成就了。這種思維在后冷戰時代，又被重新復活出來。

　　在中國與世界對立的政治圖景之下，“救亡”自然而然的成為當代中國的政治主題。全世界列強和中國的對立，列強對中國抱有極強的領土欲的世界觀基礎之上的判斷。這樣一種強烈危機感，成就了五四運動后一百年，中國各種政治選擇的底色。救亡的目標是推翻一個“舊中國”，建立一個“新中國”。新與舊的對立，一個新的中國興起和舊中國的滅亡相對立，這樣的理念奠定于五四運動，中國作為一個文明概念、政治概念，必須開啟她的政治文明的范式變遷的過程。

　　五四運動中群眾性活動的起點是憤怒，這個憤怒時來源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當中所產生挫折感，中國人民的憤怒變成了知識分子的思索，這個思索最終超越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窠臼，超越了五千年文明燈塔的榮譽，指向自己文化的缺陷。雖然經歷了洋務運動直到1911年走向共和的革命，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讓整個中國絕望。列強的輕蔑是中國自身已然腐化的必然結果。五四運動鑄就了中國人集體的決心，要創造新的中國文化，推翻舊的中國。

　　1942年，顧頡剛先生在《我對于五四運動的感想》一文中講，“五四運動究竟有它的特殊成就，那便是文化建設的奠基。在五四運動以前，反抗強權是一件事，文化建設又是一件事，兩者不生關系。大家只覺得別人以堅甲利兵來攻我，我們也只有用堅甲利兵去對付；可是在文化方面，我們自有歷代祖宗相傳的一套，不應該遷就別人，所以他們喊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但在五四以后，大家知道要反抗強權，這個基礎是要建筑在文化上的，必須具有和列強大略相等的文化，無論是物質的和精神的，方可抵得住列強的侵略，于是激起了‘創造新文化’的呼聲。”

　　也就是說，在面對五四運動設置的中國與世界對立的世界圖景面前，實際上有兩股思想力量，一種是否定性，對舊中國的否定，另一種是肯定性的，對新中國路徑的探討。兩者作為矛盾的統一體，共同構筑了五四精神。

　　站在今天的角度而言，如何建立一個新的中國不言而喻，這種肯定的力量是基于科學精神，從科學精神走向了對人類社會內在規律和人類解放的探討，最終走向了馬克思主義。但是在那個時代，新中國的建立顯然是有多重路徑的，是需要大量理論探索的。這種探索，是從對西方學說的引進介紹開始的。

　　今天我們探討，五四精神常常引用陳獨秀先生在總結五四思想時，所撰文章《本志罪案之答辯書》，其中說：“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來說明科學精神在五四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還原當時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思想資源的認識是多方面的。

　　汪暉教授指出“這一時代的主要思想潮流，激進派如陳獨秀、李大釗受十月革命的影響而向蘇維埃主義轉變，相對溫和的社會民主派如張君勱、張東蓀對資本主義危機有較深認識，希望通過社會政策解決這些問題；梁漱溟的平民社會主義，杜亞泉的新舊調和及獨特的國家主義論，則試圖將中國傳統作為超越資本主義危機的另一參照系。這些思想脈絡都包含著對19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構造的批判。”

　　虛無主義來自于，對舊中國的否定，當這種否定超越了“舊中國”的邊界，而進入到對中國整體的否定時，這種力量就走向自身的對立面。當適時，與建設新中國的路徑模糊不清相比，否定舊中國卻是明晰的。知識分子作為舊中國的異己，舊中國作為一個政治范式就在他們的身邊，時時處處事事，皆可反對。這種否定包含著一定成分的感情上的非理性因素，它變成了一股猛烈的批判精神，批判舊中國的每一個方面，極大的震撼了當時的中國。但這種否定性的力量并未給自己設定概念邊界，這就為這種反對的力量超越其合法性，走到自身的對立面，創造了理論條件。

　　事實也是如此，在后來的無數次的擴張當中，反對舊中國成為了，變成了反對中國，最終變成了“全盤西化”。如歷史學家陳序經所言“西洋文化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們也不及西洋人的講究”，這一段話今天常常被拿出來當做典型的全盤西化論來批判，但是如果理性看陳序經的話就會發現，他所列舉的方面恰恰不是中國與西方差距最大的，差距最大的恰恰是科學、工業、醫療等等方面，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此時這種否定力量的非理性因素。

　　也就是說，五四運動設定的政治主題中，存在著兩個方向。肯定的方向在五四時期是不明晰的，需要長久的理論探索。而否定的方向，雖然有力且直接，卻具有濃厚的非理性因素，最終導致走到了它自身的對立面，成為了虛無主義。

　　科學精神的中國化

　　科學思想的中國化才是那個時期中國思想界的最重要事件，它標志著中國傳統文明之樹，通過嫁接西方科學，獲得了新生。這一事件意味著，五四精神中肯定的方面，凝聚成一條可行的路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革命的實踐中逆轉了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將西方式的科學精神與中國式的實踐先行的思維方式聯系在了一起，最終成確立在歷史當中科學的實踐方法，為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受壓迫的民族找到了解放的路徑。

　　在西方語言當中，實際上“科學”并不是統一的，主要是有英法意義上的Science和德語的Wissenschaft兩層含義。Science一詞起源于拉丁語當中的Scientia，有真知、明智之意，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展開之時，基督教意識形態崩塌，人文主義者用文學作品反對基督教，哲學家則意識到基督教的宇宙觀不管用，必須找到真知識，英語知識分子找到了“實踐和實驗”，法語知識分子找到了“邏輯和數學”，在牛頓那里他第一次把這兩種方法綜合在一起，成就了他的曠世名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從而開啟了科學的大門。

　　但科學中心隨著柏林大學的建立，轉移到了德國，德國知識分子后來居上。德語的Wissenschaft不僅包含著自然科學之意，同時也有本身就包含有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內容,而不僅僅是指自然科學。它甚至還包含哲學的各個部分,如邏輯學、認識論、本體論、形而上學。當然Wissenschaft更強調它在各門知識里共同的認知方法論的層面，而不是它所面對的認知對象的層面。我們面對任何對象，都可以用我們的認知去把握，哪怕這對象不是自然對象,而是人的精神。

　　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所使用的科學的概念無疑也是指Wissenschaft，他稱自己的研究是科學的，他科學的解釋了世界，尤其是他認為《資本論》第一卷是德國科學的典范。在社會主義運動當中，圣西門第一個將科學和社會運行聯系在一起。在圣西門的“事業制度”，理想的社會當中，之下社會由科學家管理和運行，政治學將成為生產的科學，政治將為經濟所包容，對人的統治將變成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恩格斯則某種意義上，在馬克思科學解釋世界的基礎上，進一步科學的預言了未來世界的發展方向，實際上將科學和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了一起。

　　科學真正意識形態化的起點在俄羅斯人那里。在俄羅斯人眼中，科學代表了西方，代表了先進和文明，與之相對應的是野蠻的、東方的俄羅斯。科學不再是與基督教競爭的一種哲學理論，而是把科學和“正確”畫上了等號，比如列寧曾指出：“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

　　真正將科學融入到中國文化，成為中國文化一部分的是毛澤東，并將之正式與正確綁定在一起。在毛澤東那里，科學不再是對自然的數學和實驗的探索，而是實踐當中的正確方法的總結。所以，他在《實踐論》中指出，“主要是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人們能夠對于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把對于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只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于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在面對嚴酷的斗爭環境當中，科學正式成為了正確方法的代名詞，成為了主流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實際上又將科學與辯證法這兩個在西方哲學里相異的概念，統一到了一起。辯證法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那里都屬于本體論問題，但在毛澤東這里卻被轉化為存在論問題，人在歷史當中選擇的正確方法的問題。在實踐論當中，毛澤東主要的目的實際上是強調了基于實踐的認識的辯證運動過程，最終會達到找到科學運動的規律。所以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于為爾后革命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辯證唯物論之所以為普遍真理，在于經過無論什么人的實踐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圍。”

　　當代歷史虛無主義的興起

　　隨著冷戰的結束，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西方自由主義涌入中國，重新開啟了中國當代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而與之相對的則是科學主義對其的反駁，甚至一小部分科學主義青年群體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來尋找自身的思想資源，成為了當代中國思想界的重要的現象之一，這也是對五四時代思想政治主題在當代的回響。

　　九十年代開始，冷戰的結束讓世界重新回到了五四運動所描述的政治圖景中，所有的發達國家與中國相敵對。而在此時，中國資本和市場最原始而迅猛增長的階段，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公共領域知識階層失聲，將對這一引領時代發展主題問題域的主權拱手相讓，自由主義的涌入，成為了歷史虛無主義再次產生的思想源泉。

　　汪暉教授指出，時至“19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問題也已經大大復雜化了。……改革/保守、西方/中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市場/計劃的二元論仍然是具有支配性的思想方式，”在這樣一種二元對立當中，新的兩派開始誕生，一方面是自由主義的興起，“當代啟蒙思想從西方的（主要是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和其它知識領域獲得思想的靈感，并以之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相對抗，是因為由國家推動的社會變革正在經由市場化過程向全球化的歷史邁進。”

　　自由主義這種典型的西方政治話語，挾冷戰勝利余威開始沖擊中國思想和文化。冷戰的勝利導致西方政治話語的沖擊中國政治文化，這種話語在冷戰的過程中，已經變得不再是赤裸裸的宣揚資產階級利益，而是有著精美的包裝，具有極大誘惑性；與以往的西方式話語不同，自由主義同時提供了左右兩派的話語。這種自由主義思想重新歷史虛無主義的大門，但這些思想的本質只有一個，希望通過反中國，反對中國自身特有的文化、歷史、思想、民族和習俗，甚至膚色和血統，來完成現代化，實現和歐美列強緊張關系的和解。歷史虛無主義這占據了主流媒體，諸如《河殤》之流的信息大量傳播。

　　媒體市場化是當代歷史虛無主義發展的關鍵，市場化成功將歷史虛無主義重新推向了輿論場的頂峰，失去國家身份的市場化媒體為了增加自身的權威性，開始刻意塑造的所謂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名單，通過將一部分體系內的知識分子公共化，借以樹立自身的形象。中國99.99999%的知識分子還是要臉的，只有少數人因為無法適應當下科研發展，又不甘心默默無聞，最終跳上了某系媒體的大船。

　　在Web2.0時代，歷史虛無主義真正成為具有全社會影響的思潮。在Web2.0時代，自媒體信息自主用戶生成，把關人的缺失，信息發布門檻的降低；導致自媒體成為各種謠言和虛假信息繁育的肥沃土壤，這是歷史虛無主義信息在自媒體泛濫的根本。信息簡短快捷，受眾理性分析減弱；導致歷史虛無主義信息呈現標題化和碎片化。

　　熟人圈傳播，導致理性論辯的減少；所以歷史虛無主義傳播出現了隱蔽性、弱辨析性和時機針對性等特征。信息通過不斷在自媒體轉發，以幾何級數迅速傳播，從而形成思潮影響整個社會。以往歷史虛無主義論點，往往是某些學者精心構造的歷史觀點和理論不同，這個時期現實傳播中很多歷史虛無主義信息不僅罔顧常識，完全荒誕不經，甚至挑戰人類道德的底線，但還是被一次次的反復轉發。

　　虛無主義與科學精神的當代戰爭

　　于此同時，科學主義意識形態也開始自發的登上歷史舞臺，站到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對立面，并進一步的回到馬克思主義找尋自身的思想資源。

　　大學的科學教育，給予了一部分當代青年科學精神，以科學精神作為群體意識和規范，是這一群體自我統合的第一次嘗試。利用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是他們反擊歷史虛無主義的起點。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培養了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師群體，我國每年培養的工程師數量比世界其他主要工業國家的總和還多。

　　隨著工程師群體的增加，這一群體在中國社會的崛起，他們迫切的需要依照自己的觀點發出自己的聲音，進一步形成自己的政治話語和思想體系。總體而言這一群體具有以下幾個社會學特征：（1）80后，在他們的人生經驗當中，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支保持著飛速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言自明。（2）主要畢業于理工科院校。（3）職業多為一線青年工程和科研人員。

　　在當代互聯網輿論中，青年科學主義的支持者采用一種“非我即敵”的思維方式，將自己定位為“理工男”，反將反方定位為“情懷黨”。所謂情懷黨，就是指以自我的情懷體驗為核心，而不是像理工科男性大學生那樣以科學事實為核心；所以有的時候，情懷黨也被稱為“文科生”、“小資”、“小清新”。這種區分看似有些刻意非政治化，甚至有些學生氣，但是通過進一步考察就可以發現深藏于這種兩分法內部的深刻意蘊。他們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方法也頗為科學化，強調用理論和數據說話。

　　這樣一種“文科”和“理科”思維方式的對立，從學理上說，實際上是深深植根于啟蒙精神當中的當代文化的矛盾對立——浪漫主義和理性主義。羅素在論及十九世紀的最重要的思潮時，曾言“針對思想、政治和經濟中的傳統體系，在哲學上和政治上出現了深沉的反抗，引起了對向來看成是顛撲不破的許多信念和制度的攻擊。

　　這種反抗有兩個迥然不同的形式，一個是浪漫主義的，一個是理性主義的。（我是按廣義使用這兩個詞的）。浪漫主義的反抗從拜倫、叔本華和尼采演變到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理性主義的反抗始于大革命時代的法國哲學家，稍有緩和后，傳給英國的哲學上的急進派，然后在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形式，產生蘇俄這個結果。”

　　青年科學主義的支持者認為，國內的浪漫主義者——情懷黨，正在制造著中國版的現代性危機——歷史虛無主義。理工男之所以反對情懷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浪漫主義會劣化為虛無主義，從而嚴重干擾正常思想和輿論秩序，甚至會產生惡劣的政治后果。

　　強調科學精神自然樹立起一面大旗，從而具備了辨識歷史虛無主義的能力，能夠抵抗歷史虛無主義對史實的玩弄，阻止了歷史虛無主義對社會價值的消解。但是這一抵抗的方式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有賴于長時間的大學科學教育的規訓，有賴于大量科學知識的儲備。用科學精神來抵抗歷史虛無主義，只是某個特定群體的專利，卻無法形成一種話語體系，與公知的論爭，與西方話語體系相對抗。所以，一部分青年科學主義的支持者開始主動向馬克思主義靠攏，通過自發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重塑自己的政治話語和對整個世界的理性認知。

　　與西方意義上，依附于資產階級的律師、教師、醫生、記者和經理人組成的所謂中產階級不同，工程師群體與生產力進步聯系的更為緊密，他們不僅更系統的接受了科學精神教育，而且隨著中國工業的崛起，他們清醒的意識到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以最佳的效率管理中國經濟，從而促進工業的發展，提高工業技術，而工程師階層正是與大工業迅速發展生死與共的；在大工業的實踐中也讓他們清楚的意識到，他們是無產階級的一份子。同時，他們又區別于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他們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接受過最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洗禮，具備獨立理論探索和科學研究能力。

　　青年科學主義的支持者政治話語回歸馬克思主義，根本原因是由于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精神的內在的契合，當馬克思將“改變世界”作為他哲學的核心目的時候，就自然而然的和科學技術、工業發展結合在一起，恩格斯曾言，“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下——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的喜悅，而當他看到那種對工業、對一般歷史發展立即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發現的時候，這種喜悅就非同尋常了。”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工業是展示人的本質的力量。”也就是說，在當今中國工業的發展的過程當中，這種展示人的本質力量的工業及其技術進步，促使中國工程師們開始從自發到自覺的學習、使用馬克思主義，重建被西方話語體系沖擊的世界觀。

　　在理論探索上，出于理工科規訓和自身實踐的原因，青年科學主義的支持者始終強調以科學方法為核心，以政治經濟學為主要研究方法和出發點，科學技術史和經濟數據為依據和旁證，融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強調科學發展和工業化對于社會進步的意義，指出只有經歷大工業有組織的生產，人才能真正融入現代社會。在其背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嚴謹的科學，更加適合工程師的科學思維方式，而科技史和經濟數據更加符合他們對于社會發展歷程的認知習慣。

　　青年科學主義的支持者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視，其本質是科學精神和馬克思主義的契合性。科學精神本質上包含了進步史觀，歷史唯物主義對于社會的發展始終強調，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極大的推動著社會的發展。

　　結語

　　哲學家李澤厚對中國思想發展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從五四運動有兩個主題，救亡和啟蒙，但“救亡壓倒了啟蒙”；我認為并非如此，“救亡既是啟蒙”，在救亡的過程當中，科學精神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深入人心。在漫長的探索當中，終于將科學與中國傳統思維嫁接，最終創造了科學精神。當冷戰結束，世界重新回到五四運動設定的世界圖景的時候，虛無主義者利用西方自由主義話語再一次沖擊中國的時候，科學主義者站在了虛無主義的對立面。五四運動所奠定的中國政治和思想的主題，在今天依然如此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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