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書目：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

　　特朗普在2016年的當選，作為當年全球最大的黑天鵝事件，無疑深刻地反映了當代西方和全球政治格局的變化。如今美國即將迎來新一輪大選，特朗普又有卷土重來之勢。特朗普的崛起與西方左派運動之間有什么樣的關聯？應該如何去應對？南茜·弗雷澤的《進步的新自由主義還是反動的民粹主義：一個霍布森選擇》一文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南茜·弗雷澤指出，特朗普的當選與英國脫歐、桑德斯獲競選美國民主黨提名、國民陣線黨在法國支持度日益高漲等一系列“戲劇性政治變亂”一起，“共同宣告著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崩潰”（p71）。盡管這些政治人物和政黨的意識形態各不相同，但卻共同擁有同一個目標：“抵制企業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和作為它們推手的政治體制”（p71）。選民對這些政治人物和政黨的支持，本質上是“對這種資本主義形式的客觀結構性危機的主觀政治反映”（p71）。這些投票支持特朗普、英國脫歐、國民陣線黨和桑德斯的民眾，飽受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壓榨，對“宣揚企業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體制嗤之以鼻，開始站起來反抗“他們政治上的主人”（p72）。

　　但是在弗雷澤看來，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反對的不是簡單的新自由主義，而是“進步新自由主義”（p72）。所謂“進步新自由主義”，是在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新自由主義和進步社會運動的一種政治聯盟。在這個“進步新自由主義”聯盟中，“進步力量與認知資本主義（cognitive capitalism）特別是金融化的力量，有效地扭結在一起”（p72）。在1992年比爾·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后，為了取代由制造業工人聯合會、非洲裔美國人和城市中產階級組成的“新政聯盟”（the New Deal coalition），他組建了一個“由企業家、郊區居民、新社會運動和年輕人構成的新聯盟”，并“通過擁抱多樣性、多元文化主義和婦女權利來宣揚他們現代的、進步的善意。”（p72）克林頓一方面標榜自己在性別、種族、性取向等領域的進步觀念，另一方面則堅定地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犧牲工人階級的利益“討好華爾街”：“將美國經濟轉交給高盛商人的舉措，解除了政府對銀行體系的管制，并商定了加速產業空洞化的自由貿易協定。”（p73）在失控的金融化過程中，美國工人階級遭受了嚴重的打擊，他們的生活條件日益惡化。美國中西部的“銹帶”與南方的新工業中心遭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他們逐漸從“新政社會民主的大本營”，轉變為特朗普的主要票倉。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秉持身份政治理念的“進步力量”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隱蔽的辯護士。在制造業深陷谷底、工人階級生活日益陷入困境的同時，美國的“進步力量”喋喋不休地談論“多樣性”“女性賦權”和“反歧視斗爭”。在弗雷澤看來，這是“識別精英群體而非追求真正平等的過程”，因為這些術語“將解放等同于在贏家通吃的公司等級制中‘有才’的女性、少數族裔和同性戀者的崛起，而不是廢止這種公司等級制”（p74）。“進步力量”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批判消失了，“這種自由個人主義對進步的理解逐漸取代了1960、1970年代興起的對解放運動更普泛的、反等級制的、平等主義的、階級敏感的以及反資本主義的認識。”（p74）。比如工人階級收入的下降和社會保障資金的削減，使得“雙收入家庭”日益增多，這種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后果被“性別解放的虛假魅力所掩蓋”（p74）在“女性主義的勝利”的表象之下，這種“雙收入家庭”的背后是“工資水平、工作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每個家庭的工時數劇增，兩班制工作增多——現在多是三班倒甚至四班倒，女戶主家庭增多，以及拼命要將照顧小孩或老人的工作轉移給他人，尤其是貧窮的、少數族裔的和/或移民的女性。”（p74）

　　特朗普的崛起，就是進步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歷史后果。在弗雷澤看來，進步新自由主義“融合了解放運動被斷章取義的理想和經濟金融化危害極大的形式”，而這種混合“正是特朗普的選民們完全拒絕接受的”（p76）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利益受損的產業工人、小企業主以及“靠銹帶地區和南部地區的工業生產謀生的人與飽受失業和毒品之苦的鄉下人”，一方面遭受著產業空心化對他們的生活所造成的傷害，另一方面又要忍受著“進步的道德主義帶來的侮辱”（p76）。他們變成了特朗普的主要群眾基礎和支持者，在他們眼中，“女性主義和華爾街是一丘之貉”，而這兩者“完美地統一于希拉里·克林頓身上”（p76）。

　　而使這種整合成為可能的，則是“真正意義上的左派的缺席”。盡管美國社會會周期性地爆發一些類似于“占領華爾街”這樣的事件，但這些事件都是曇花一現。“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沒有經濟不衰的左派，也沒有任何全面的左派理論可以一方面激烈批判經濟金融化，另一方面也又有反種族歧視、反性別歧視和反等級制的解放視野，以此來闡明特朗普支持者的政黨不滿。”（p76）直到桑尼斯在民主黨初選中的壓倒性勝利，才打破這種狀況。“桑德斯打破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共識，反對‘受操縱的經濟’”。他喚醒了“占領華爾街”運動以來一直處于休眠狀態的民眾情緒，并“使之成為一場強大的政治叛亂”(p77）。但是，桑德斯的“起義”卻受到“一個遠不那么民主的民主黨”的壓制和審查。等到大選開始之時，桑德斯所代表的左派選項已經“被刪除了”。

　　在桑德斯的選項被刪除之后，圍繞著在特朗普與希拉里之間應該選擇哪一個的問題，在西方左派中曾經引起過一些爭議。弗雷澤將這種選擇稱之為一種在“反動的民粹主義與進步的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霍布森選擇（the Hobson’s choice）”（p78）。當時很多西方左翼秉持著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態度，認為應該選擇危害性較小的希拉里。但是在弗雷澤看來，希拉里所代表的“進步新自由主義”雖然以為女性、少數族裔和性少數群體爭取權益的“進步”面貌出現，但是它事實上代表著華爾街、好萊塢、硅谷等金融資本或服務業資本的利益，是一種“進步力量”與金融資本的聯盟。這個聯盟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事實上將廣大的白人工人階級推到了對立面。弗雷澤據此指出，西方左派在大選中所秉持的所謂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策略，所起到的效果是讓左派繼續“失聲”，從而“實際上成為滋生新的和更可怕的對手的溫床”(p79）。希拉里所代表的“進步的新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并不是完全獨立的事物，而是資本主義的一體兩面，都是“無限制的資本主義的產物”（p79）。

　　因此，弗雷澤認為，盡管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義的種族主義和反移民傾向激起了很多的政治恐懼，但我們也不應當與以希拉里為代表“進步的新自由主義”聯盟以共同反對右翼民粹主義，也不用哀悼“進步的新自由主義”在大選中的崩盤。特朗普的勝利標志著以身份政治為核心議題的左翼力量與金融資本所結成的政治聯盟的失敗，但是他身為總統卻沒有能力提出一個解決當前危機的方案，也沒有形成一個新的牢固的霸權，因此形成了一個“國家權力交接時期的空白，一個可以爭奪民心的開放和不穩定的局面。”(p81）因此弗雷將這種局面視為“建立一個新的‘新左派’的大好時機”（p81）。西方的左派和進步力量應當拒絕在“進步的新自由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之間做出選擇，而應該努力“打造解放和社會保護相結合的新聯盟來反抗經濟金融化”，將被壓迫的痛苦和憤怒轉化為“深刻的社會改革和民主政治‘革命’”（p79）。

　　在弗雷澤看來，當代左派能否崛起，主要取決于一些在大選中支持希拉里的進步人士能否認真反思。他們應當認識到，“在犧牲社會保障事業、物質財富和工人階級尊嚴，并虛構充斥著精英政治、多樣性和賦權的解放理念方面”，他們也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p81）。左派真正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改變金融化的資本主義體制，并建立一個囊括大部分勞動人民的進步政治聯盟。在弗雷澤看來，左派并不應該排斥特朗普的選民，他們既不是種族主義者，也不是狂熱的右翼分子，而是“被操縱的制度”的受傷者，應當相信他們可以而且必定會加入到反新自由主義的左派事業中來。與此同時，反對“進步新自由主義”也不意味著忽視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等問題的關注，“我們應當駁斥主導選舉的那種不正確的‘零和思維’，我們應當把婦女和有色人種所遭受的傷害與那些投票給特朗普的選民自身的痛苦遭遇聯系起來。”（p82）。只有這樣，才能建立一個“致力于為所有人爭取正義的強大新聯盟”（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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