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應該樹立社會主義的利益觀

　　分配問題是同人們的利益密切相關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公有制的建立，為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奠定了基礎，但勞動仍然是謀生的手段，還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因而人們仍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個人利益。毛澤東十分重視保護工人、農民的個人利益。他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拿工人來講，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時我們也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的官僚主義。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工資也需要適當調整。”我們需要大力發揚艱苦奮斗精神，“也需要更多地關注解決他們在勞動和生活中的迫切問題。”拿農民來講，毛澤東批評了蘇聯的“義務交售制”等做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把農民挖得很苦”，竭澤而漁，殺雞取卵，這種做法極大地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他主張要照顧農民的利益，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實行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

　　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不僅存在個人利益，還存在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相互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然而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在具體利益問題上仍然存在矛盾的一面。正確處理三者關系是社會主義國家一項重要任務，處理得好，可以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處理得不好，就會引發各種問題，影響經濟的發展和政局的穩定。毛澤東提出了處理這個問題的方針，即“統籌兼顧、統一安排”，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適當的安排。”三者“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那一頭，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他認為，“這是一個關系到六億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反復進行教育。”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利益觀，按照這種利益觀來處理利益矛盾，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協調各方面的利益，切實保證共同利益的實現，形成和諧的利益關系，進而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

　　除了在物質利益方面要講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三者協調外，毛澤東還注意到，社會主義建設還必須把物質作用與精神作用統一起來，兩者不可偏廢。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要有‘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精神鼓勵’拿老子的話來說，就是要‘尚賢’。”這兩方面都不能過頭。物質鼓勵講過頭了，“會變成個人主義”。

　　1950年代中期，隨著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思想的泛濫，一股片面強調物質刺激、忽視思想政治工作，片面強調個人利益、忽視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思潮蔓延開來。這實際上是一種修正主義的利益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就是一個典型。毛澤東在讀這本書時嚴厲批評了這股思潮。

　　毛澤東指出：“這本書很多地方一有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像總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錢能通神。這本書沒有體系，可是在這點上卻有體系。他們說，這個問題和個人物質利益有關，那個問題也和個人物質利益有關。似乎離開了個人物質利益就什么事也辦不成。試問達爾文的進化論是物質鼓勵出來的嗎?這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反映了他們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不靠他們的所謂物質鼓勵，他們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前一句話是講要盡最大努力來生產。為什么要把這兩句話分割開來，總是片面地講物質鼓勵呢?在他們那里，唯物主義者就成為不戰斗的了。”毛澤東認為，這樣反復強調物質刺激，就會“引導人走向個人主義”。“教科書把物質利益片面化、絕對化，不把提高覺悟放在重要位置，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他指出：“強調物質刺激，一定會走向自己的反面”。

　　就物質利益來說，毛澤東還批評只講個人利益、不講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是一種“最近視的個人主義”。他說：“教科書常常把物質利益的原則，一下子變成個人物質利益的原則，有一點偷天換日的味道。他們不講全體人民的利益解決了，個人的利益也就解決了；他們所強調的個人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這種傾向，是資本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隊伍中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表現。”他一再指出，把對“個人物質利益的關心”絕對化起來，一定要出毛病。他說，片面強調個人物質利益的思想，連資產階級革命家都不如。歷史上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家英勇犧牲，他們也不是為個人的眼前利益，而是為他們這個階級的利益，為這個階級的后代的利益。

　　毛澤東認為，關于產品分配問題，蘇聯教科書寫得最不好，應該換一種寫法。“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毛澤東并不反對對個人物質利益關心在生產中的作用，但反對把它絕對化。他認為，教科書的下述提法可以贊成：“在社會主義階段，使工作者從個人的物質利益上關心勞動結果是刺激生產發展的決定因素之一”，“利用每個工作者從物質利益上對勞動結果的關心是社會主義經營的根本方法之一”。說“決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是可以的，但是把它當作唯一的決定性動力，就不對了。他指出：“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的原則，但總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教科書中不也是常說‘精神鼓勵’原則嗎?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他們現在強調的是個人、暫時、局部的利益，不強調集體、長遠和全局利益。”

　　毛澤東還提出，社會主義必須注意集體福利事業。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歸勞動者享受的消費資料，一部分是個人財產，一部分是公共財產，如文化教育、公共醫療、體育等設備，以及如像西湖這樣的游覽地區，而且，這一部分公共財產，會越來越多。”他批評蘇聯教科書“在談到物質利益的時候，不少地方只講個人的消費，不講社會的消費，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業。這是一種片面性。”“社會主義社會不搞社會集體福利，還成什么社會主義??”

　　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毛澤東主張的社會主義利益觀以及他對修正主義利益觀的批判，仍然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在分配問題越來越突出的今天，也許它的意義更為重大了。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侵入，我國一些經濟學家根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經濟人”假設，宣傳人人都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謀求利潤的最大化，進而提出：“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別看這只是一句俗話，卻是千百年來人們對自身經濟行為的總結，揭示的是一個淺白而又深刻的經濟學原理。”公開宣布“人為財死”是人們正常而又合理的追求，把剝削階級的最腐朽的思想推崇為人人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仿佛個人利益是唯一存在的利益，完全否認社會主義條件下除了個人利益，還有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完全否認在分配中應該統籌兼顧三者利益。同時他們還完全否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物質作用，還有精神作用。這種利益觀，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利益觀本質上是一樣的，不過說得更加赤裸裸罷了。遺憾的是，這一套腐朽沒落的剝削階級思想卻堂而皇之在培訓高級干部的課堂上講授，而且得不到應有的批評。這在社會主義中國，豈非咄咄怪事!

　　其實，“人為財死”，這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思想意識(至于說到“利潤最大化”那更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是資本本質的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只有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才有可能去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也才會有追逐最大利潤的動力；而喪失生產資料的工人是沒有條件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他們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人為財死”，并不是抽象的人們經濟行為的總結，不是普遍地適用于一切社會和一切人的“普世價值”，而是私有制基礎上剝削階級經濟行為的總結，同社會主義公有制這種經濟基礎是格格不入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這種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形成的，是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而絕不是追逐利潤最大化，絕不是“人為財死”。一些經濟學家從“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種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出發提出的個人利益最大化，是違反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資產階級利益觀。按照這種利益觀來處理利益矛盾，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就是你死我活的“狼與狼的關系”，沒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那怎么能夠形成和諧的利益關系、實現社會和諧呢?正是在這種資產階級利益觀的影響下，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想泛濫，利益沖突加劇，不僅損害了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而且導致某些人腐化墮落，甚至鋃鐺入獄，壞了風氣、毀了一生。這類教訓值得深思。

　　隨著時間的流逝，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利益觀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真理性，它應該成為我們處理社會主義分配問題的基本原則之一。

　　八、要對按勞分配原則作全面的分析

　　毛澤東根據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論證的分配理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原則。他肯定蘇聯教科書的這一提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分配消費品，只能根據每個社會成員在國民經濟中所付出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生產工作者的報酬也不可能一樣，而應當符合于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但是，他反對教科書中“徹底運用按勞分配的經濟規律”的提法，認為“‘徹底’兩字，帶來個人主義危險。”他指出：“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產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

　　1.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

　　毛澤東對按勞分配原則的肯定，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在生產資料占有方面勞動者都是平等的所有者。“全體公民在同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的關系上處于同等的地位，這就是說，全體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產資料、公共的土地、公共的工廠等進行勞動的同等的權利。”[14]這就排除了個人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無償地占有他人剩余勞動產品的可能，從而為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奠定了基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一方面使得人們向社會提供的，“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人們不可能不勞而獲，只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從社會領得消費品。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生產力還不夠發達，即還沒有達到充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生活需要和生產需要的程度，因而消費品還不可能按照勞動者的實際需要進行分配，換句話說，還不可能實行按需分配原則。加上社會主義是“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著舊社會痕跡的”社會，舊的分工依然存在，城市與鄉村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之間的差別還沒有消滅，勞動還不能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僅僅是謀生的手段。在這種條件下，勞動者取得物質生活資料的多少，同他們付出的勞動之間，必然具有內在的數量依存關系，也就是說，要以勞動為尺度來分配個人消費品。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者“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領回來。”這就叫按勞分配。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按勞分配有兩個含義：第一，任何人只能憑借勞動取得生活資料，其他生產要素都不能參與分配。盡管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是不可缺少的生產要素，它在使用價值的創造中有著自己的貢獻，但卻不是參與分配的一個要素。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社會所生產的總產品，在扣除了用來補償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以后，全部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在勞動者之間進行分配。這是同私有制基礎上的、尤其同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根本不同之處。第二，勞動者獲得消費品的多少，不是根據他實際生活的需要，而是與他向社會提供的勞動量成比例。這是同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原則不同之處。

　　可見，按勞分配這種分配方式，是由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條件、首先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的。只要這些客觀條件存在，它就具有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當然，在社會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上，根據不同國家的具體國情，按勞分配的具體實現形式是會有區別的，但在公有制范圍內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原則，這一點是不能、也不會改變的。

　　2.關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還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按勞分配原則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這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第一次提出來的。資產階級法權的特點是，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實際上是不平等的，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資產階級法權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法權相比較，雖然都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但表現形式卻是不一樣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法權，形式上就是不平等的，奴隸主、封建地主享有特權，“刑不上大夫”。資產階級法權則是不同，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天賦人權”，每個人都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但實際上是不平等的，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決定了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不可能是平等的。然而這種不平等的本質卻被形式上的平等掩蓋著。按勞分配仍然存在這樣的特點。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誰都不能憑借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參與消費品的分配，每一個人只能按照自己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來獲取消費品，排除了剝削，這是平等的。但是，每一個人的勞動能力不一樣，有的人體力強，有的人體力弱，有的人勞動的熟練程度高，有的人熟練程度低，加上每個人贍養的人口多少不一，因此，按勞動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每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實際上還是不平等的。這是把同樣尺度運用到不一樣的人身上必然產生的。這種“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而不是從法權的階級性這個意義上講)，按勞分配原則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這種形式上平等掩蓋著事實上不平等的現象，是按勞分配原則的“弊病”。這種“弊病”，對于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出來的、還帶有舊社會痕跡的社會主義社會來說，是難以避免的，但不能不承認，這種帶有資產階級法權的按勞分配并不是我們理想的分配方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最終是要實行按需分配的。換句話說，按勞分配也具有歷史的暫時性。我們應該看到按勞分配的“弊病”，不能把它理想化、永恒化。毛澤東強調指出這一點是有意義的。

　　貫徹按勞分配，就要使每個人的報酬同他們付出的勞動數量和質量相符合，這里強調的是保障個人的物質利益。然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個人利益要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協調一致，物質利益要同精神鼓勵相結合，不能片面地強調個人物質利益，而不顧集體利益、國家利益，不講政治思想工作。這是毛澤東一貫的主張。如果像某些經濟學家宣揚的那樣，貫徹按勞分配“不僅要斤斤計較，而且要兩兩計較”的話，那的確會導致個人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正是在“斤斤計較、兩兩計較”的思想影響下，有的國有企業借口貫徹按勞分配，引進所謂的“激勵”機制，大大擴大了高層管理人員與普通職工的薪酬差距，導致個人主義泛濫，引發了許多矛盾。所以，毛澤東提出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當然，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解釋成否定按勞分配原則……那是絕對錯誤的，也不是毛澤東的本意。

　　概括起來說，在按勞分配問題上，毛澤東的思想是，第一，肯定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分配領域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但按勞分配原則仍然存在資產階級法權，是有“弊病”的；第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必須把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同維護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同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結合起來，“徹底實行按勞分配”是會導致個人主義的，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第三，按勞分配原則并不是我們的最終理想，隨著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未來是要實行按需分配的。

　　九、小結

　　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做出批注和談話這件事，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在這50多年時間里，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回過頭來，重讀這一文獻，我們仍可以得到許多啟發。實踐表明，毛澤東的經濟思想是正確的，顯示出真理的光芒，至今仍有指導意義。有的論斷幾乎就是針對當前有關經濟學問題的爭論說的，具有強烈的現實性。我們應該認真學習他的經濟思想，并結合新的實際，把它運用到經濟理論研究和實際經濟工作中去。

　　（作者簡介：周新城——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

　　?鐵穆臻學習感想：

　　馬克思說，作為資產階級權利的按勞分配在社會主義社會不可避免，也就是不能完全取消、不能不接受這種弊病的客觀存在。但是又承認這種存在是一種弊病，也就是承認這是一種可以帶來消極影響的東西。所以承認其客觀存在，不等于不限制作為弊病而存在的資產階級權利本身的消極影響，不等于不承認這本身作為非進步的、負面因素相對于進步因素需要處于被限制地位。

　　如馬克思所說，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也是一個變化的過程，是一個逐漸低級到高級的過程，社會主義本身就是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社會主義的內部也必須有共產主義因素，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一個共產主義因素和資本主義因素斗爭的過程，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的因素需要逐漸取代資產階級法權，進步因素需要逐漸取代非進步因素。所以周老師講：“按勞分配原則并不是我們的最終理想，隨著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未來是要實行按需分配的。”

　　堅持馬克思的論斷，周老師加以分析毛主席的思想，從而推理得出毛主席關于限制資法的相關思想的完全正確。周老師精準概括了毛主席關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正確思想，澄清了事實，駁斥了走資派。周老師說：“概括起來說，在按勞分配問題上，毛澤東的思想是，第一，肯定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分配領域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但按勞分配原則仍然存在資產階級法權，是有“弊病”的；第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必須把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同維護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同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結合起來，“徹底實行按勞分配”是會導致個人主義的，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第三，按勞分配原則并不是我們的最終理想，隨著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未來是要實行按需分配的。”這是極其經典、精準的！

　　可見，周老師強調，按勞分配在意識方面會帶來個人主義的弊病——多勞多得者，例如干部階層，居功自傲，自以為是，脫離群眾。頭腦中兼具無產階級革命因素和個人利益因素、頭腦中存在兩大因素相互斗爭的干部，在片面的物質刺激下，在片面的“徹底”按勞分配作用強調下，會產生私人利益欲望打敗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從而占據頭腦中主要地位這樣的思想變化。這樣的變質分子、個人主義者，就會通過一切手段擴大自身特權，擴大人與人之間的差距，背叛無產階級的立場。

　　馬克思承按勞分配是一種可以帶來消極影響的弊端，這種弊端是生產關系分工的重要的一部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有決定性作用，這種有弊端的經濟基礎必然帶來有弊端的上層建筑，所以作為弊端的生產關系領域的按勞分配，必然也會帶來上層建筑弊端。

　　所以主席講：“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產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這是完全正確而且具有遠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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